梁章钜的子女后代
“孟母三迁”“岳母刺字” 等等，同样展现着良好的家风。“非淡澹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等教子中的古训至今为世人尊崇。
治家者最忌者奢。--清·梁章钜《退庵随笔·家诫》
有意义的生活必有计划。--陶行知《湘湖教学做讨论会记》
为妻子儿女制造幸福的炉边气氛，是真正崇高热情的人生。--[英]彭斯《致布赖克劳克医生》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答客诮》
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为一个完全的人。--鲁迅《随感录三十三》
兄须爱其弟，弟必恭其兄。勿以纤毫利，伤此骨肉情。--《古今图书集成·家范典》
"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鲁迅《上海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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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出哪种制度比科举制的影响更为重大而深远的了。科举制对隋唐至明清1300年间中国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具有重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科举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形态与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形象。而且为东亚国家的科举制和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对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教育也还有深刻的影响。
所谓科举，就是中国和东亚国家帝制时代设科考试、选才任官的制度。自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建立进士科以后，特别是唐代以后，科举制逐渐发展壮大。到中晚唐时期，绝大部分年份都开科取士。甚至到唐昭宗时，唐朝已摇摇欲坠，战乱不断，还年年开科，认真对待科举取士。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6《乾宁复试进士》说：“是时国祚如赘疣，悍镇强藩请隧问鼎不暇，顾惓惓若此”。唐王朝至昭宗时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但还是念念不忘科举取士。晚唐80年间，只有4年停举，除非万不得已，科场年年照开。这4次停举皆因战乱，政局动荡不安，有时连唐皇室性命都难保才无暇顾及开科。
在“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的五代十国时期，战乱频仍，烽火连天，政局动荡不安，在短短的52年中经历了5次改朝换代，前后有14个皇帝走马灯似地登上中原政治舞台。但就是在这样动乱年代，除了后梁有3年因考虑“举子学业未精”等原因、后晋有2年因“员阙少而选人多”而停举外，其他年份一如既往照样不断开科取士。而且，各个地方割据政权多数也举办科举考试。可见，朝代可以改，皇帝可以换，但科场却不可不开，这说明科举制在唐代以后已带有强大的历史惯性，能够与时迁徙，与世偃仰，成为跨越时代的一种基本政治和文教制度，科举已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人文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宋代以后，科举制已成为“帝制时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项政治及社会制度”。经历过元代的反复比较，到明清两代，科举制进入成熟阶段，更为稳固和连续，开科成了几乎是雷打不动的社会大事。即使遭遇战乱和大灾等不可预测的事件，也要易地开科或次年补行。例如1900年发生庚子之变，无法正常举行科举考试，但就是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在河南的情况下，1901年12月还下令次年要补行辛丑(1901年)恩科和壬寅(1902年)正科乡、会试。因此有人曾感叹道：“在如此仓黄播越之中，而对下年之乡、会试，尚复兢兢注意，足见当时视取士之典尚为郑重。”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科举是中国古代社会最为特殊的方面。
1864年12月，在狄更斯主编的周刊《一年到头》上，刊载了一篇《中国的竞争考试》的文章，谈到科举制的稳定性和独特性，指出科举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科举这个教育机器几乎是从不间断地实施其功能：它是唯一没有被动摇过基础的制度，是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唯一能维持全面而广泛的影响的制度，当其他帝国统治的代表一次又一次被推翻并被践踏为尘土时，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却是神圣的唯一避难所。”1866年12月，有位西方人士也指出：“中国的竞争性文士考试制度是该国特有的制度，并且持续了一千多年。长期以来，它得到每一个朝代每一位皇帝的认可和支持，得到人民普遍的赞同和接受。”
科举制的稳定性和规律性是如此之强，周而复始贯串各朝，连一般皇帝都不敢或不能随意改变其制，或者短暂改变之后又不得不恢复原状。明清时期，每逢子、午、卯、酉年的八月都举行乡试，而八月十五考第三场，几乎是500余年一贯制，以至于科举这种社会活动的出现，有点类似于日月和季节变化的自然现象。这是极为独特的。当一种社会制度的运行，任何人都无法凭个人意志加以改变的时候，便说明其体现了某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在科举时代，因为考试选官比其他选举取士方法更适应社会的需求，所以各个朝代皆将其作为拔取人才的首要途径。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中国的那些大将军们，成功的侵略者和不可一世的帝王们都在这强有力的科举等级制度无法抗拒的进攻面前，或顽强的抵御之下，为之折服。”包括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政权如明末李自成建立的政权、清代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也都实行了科举制，连中国周边国家如古代韩国和越南，也模仿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科举考试系统。科举制跨越了中国不同朝代和政权以及东亚不同民族和国家而被广泛实行，说明它在古代社会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科场关系大典，务期甄拔真才。” 就像战争意义非常重大因而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科举在古代实在太重要，对其作重大的变革并不是主管部门如礼部所能决定，而是帝制时代最高决策层，通常需要交由中央各相关部门和宰相商议，最后由皇帝本人作出决断。在1300年科举史上，曾经发生六次有关科举存废的争论，虽然也有过几次中断，不过少则几年，至多30余年便重新复活了，因而清代学者梁章钜以为“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确实，在各种选拔人才的方式之中，科举制是最适应古代中国社会的选才制度。
然而，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坚船利炮的冲击，欧风美雨强劲东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起了急剧的变化。特别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求变的要求日趋强烈，科举制也陷入空前的危机，终于在1905年9月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梁章钜的夫人郑齐卿为进士郑光策长女，两人于嘉庆元年（1796年）年底结婚。
梁章钜共有五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分别为：长子梁逢辰、次子梁丁辰、三子梁恭辰、四子梁映辰、五子梁敬辰；长女梁兰省、次女梁兰台、三女梁兰芳、四女梁兰衡。
民国时期政治人物梁鸿志是梁章钜的曾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