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采用西方民主失灵的原因
新华网专稿：笔者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做记者工作20年，常驻西班牙、巴西、委内瑞拉、智利和尼加拉瓜等五国，多次遇到这些国家进行西方式的大选，也与当地普通百姓谈论他们的民主体系，对西方民主政体有所了解和切身体验。对比中国的民主制度，西方所谓三权鼎立（政府、议会和司法）的民主政体可能适合西方国家，但是，并不适合中国，至少不适合目前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情况下的中国。当前中国的民主政体虽然不能说是完美无缺，但是，事实证明，目前的中国政体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保障经济突飞猛进发展的有力保障。
我想说说我在上述国家遇到的一些有趣的故事。2004年3月，西班牙举行大选，选举新首相。西班牙有国王，是国家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是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司令，但无实权，实权掌握在首相手里。首相四年一选。西班牙是实行代议制民主的典型的西方国家之一。
那次大选是带有戏剧性的。大选前的民意测验结果，执政的人民党首相候选人拉霍伊遥遥领先于工人社会党候选人萨帕特罗。但是，“基地”组织在投票前3天发动的震惊世界的马德里“311”火车连环爆炸事件却改变了大选结果，反对党工人社会党候选人萨帕特罗意外当选。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执政党一直支持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反对党则坚决反对这场战争。西班牙过去没有发生过“基地”恐怖活动，而只有小打小闹的西班牙民族分离组织“埃塔”的恐怖活动。这次造成191人死亡的“311”血案明确告诉选民一个事实，这就是如果人民党候选人继续当选首相，“基地”组织就让西班牙永无宁日，反之，则相反。另一个原因是人民党政府故意错误推断这一事件的主谋，在没有进行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宣布这一事件是“埃塔”所为，引起选民反感。因为从作案手法来看，绝对不是“埃塔”干的，因为“埃塔”都是搞一些小型的爆炸事件，且一般预先1小时通知警方。
笔者就想，这种选举是科学的吗？三天之内怎么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呢？很难让人理解。
新华社驻马德里分社门前有一个报摊，我们常年在那里订报，跟卖报的巴戈父子俩都很熟悉。大选前一天，笔者问儿子巴戈：“你大选投谁的票？”告：“还没有最后定呢。”又问父亲巴戈，答曰：“这是秘密，我不能告诉你。”又问我们小区打扫卫生的保洁员小伙子，告：“这种选举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为不管谁上台，都不会改变我的命运，也不会给我加工资。”又问一名记者，答曰：“这种选举都是政客热心的事情，老百姓不是特别关心。”
笔者就想，这种选举怎么就这么神秘？普通百姓怎么就那么漠然？
1994年2月，委内瑞拉举行大选，选举总统。委内瑞拉是总统制，没有总理，总统是国家元首，同时也是政府首脑。那一年，委内瑞拉选民选举了78岁高龄的卡尔德拉为总统。笔者在参加这位年迈的总统的记者招待会时，只见他精力不济，不断地擦拭眼泪，说话也没有力气。最有趣的是我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黄志良到卡尔德拉总统家里做客时，这位总统居然连呼唤儿子的力气都不足，还是我帮助喊了一嗓子，他儿子才听见。后来，这位总统果然因为精力不济而下台，委内瑞拉的经济也没有搞上去。
笔者就想，这种属于政治家游戏的选举为什么有时候显得那么荒唐？明明知道这位总统年事已高，但为什么还要选他呢？虽然卡尔德拉过去曾经当过总统，并且也使委内瑞拉的经济发生了很大发展，但是，那时的卡尔德拉是精力饱满的相对年轻的总统，而不是现在的年迈总统。
笔者20世纪70和80年代在智利工作7年，一直是独裁者皮诺切特将军执政期间。智利人民经过16年的斗争，终于把皮诺切特赶下了台，换成民选总统。
我曾经问过一些智利朋友，对皮诺切特怎么看？一位女士回答说：“皮诺切特受到智利妇女的欢迎，因为实行宵禁，那些寻花问柳的男士就不得不早早回家陪伴妻子了。”当然这话有些挖苦和揶揄的味道。
另一位智利朋友说，皮诺切特实行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是正确的，因而在皮诺切特执政期间，智利经济得到很大发展，被称作“智利经济奇迹”。智利社会党阿连德执政时期，智利经济濒临破产。
皮诺切特1973年9月11日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实行独裁统治。皮诺切特大力发展经济，组织了一个100人的经济学家顾问团，帮助他制定经济政策。现在看来，智利的经济政策是成功的，目前智利文人政府执行的仍然是皮诺切特的经济政策。智利经济仍在继续发展，在拉美国家中仍算佼佼者。
说句实在话，笔者在西方国家生活这么多年，没有发现西方民主政体究竟有多少优越性，更没有发现资本主义制度有多少优越性。笔者常想，如果西方民主和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优越，远远优越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为什么全世界多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民主政体的国家经济并不全是发达的，而且相当多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状况还是比较落后的。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怎么判断？笔者认为，应该以这种政治制度是否能够促进该国的经济发展为重要标准。如果这种政治制度再好，但它并不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就不能说这是一种适合这个国家国情的好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经受过曲折和挫折，但是，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建立和摸索的政治体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绝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政体，如果照搬，中国必将大乱。当然，笔者并不是说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就完美无缺了，不需要改进和完善了，中国应该不断发展中国式的民主政体，不断加强监督机制，努力防止官僚武断和腐败的发生。
现在，似乎一说民主，好像中国就比西方国家差似的，其实不然。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政体完全符合中国国情，中国的民主政体不比西方的民主政体差，不仅不差，而且在许多方面有其独特的优越性。今天，举世公认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日益强大，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刘瑞常）
说以下实例吧，更便于说名这个问题，印度是发展中国家，也是照搬西方民主，可照搬西方民主的印度落后中国二十年以上 ！
中国的“神舟”载人飞船在两年来连续发射成功，显示了在世界上仅次于美俄而居第三位的太空技术，受到刺激最大的正是南亚次大陆上的那个大邻国。印度政府和航天部门随后宣称，准备在五年内实现向月球发射飞船的计划，以赶在中国的“嫦娥计划”之前，显示自己在最尖端的空天领域中有更高水准。
印度官方的这番豪言壮语对本国人可能还有自慰作用，熟悉太空技术的人闻之却无不暗笑，因为绕地球载人飞行尚遥不可及时便声言要去月球，无异于不会走路便说要跑步。今年7月印度试射的那枚“烈火Ⅲ”型中程导弹，为本国的火箭技术水准做了最好说明。这枚弹头载运量不足1吨的导弹设计射程为3500公里，假想目标是能打到中国腹地，然而刚飞出几百公里便一头栽进印度洋。印度航天部门事后承认设计存在严重缺陷，要改进并使其发射成功至少还需1—2年。中国发射的“神舟”飞船的火箭载荷量，已经达到了8吨，准备向月球发射的飞船的载荷则需要数十吨。若将中印导弹相对比，印度这次试射未成功的“烈火Ⅲ”型中程导弹，只不过相当于中国70年代前期便已研制成功的“东风一4”的水准。西方核专家认为，中印在核武器方面的差距也至少在20年以上，因为1998年印度试验成功了原子弹、氢弹，中国却早在六七十年代就进行过这种试验。
现代高技术战争中的主角是军用战机，中国自60年代以来已经研制成第二代、第三代战斗机，近几年推出的歼一10已被国际公认达到世界上90年代的战机水准，主要销售到巴基斯坦的“枭龙”战机只经四年时间便研制成功且已大量投产。印度80年代前未自研过战斗机，目前在研的LCA启动已20年，样机试飞仍未完成。其军方认为今后该机即使推出也会落后，已有放弃一说，印度空军今后的装备计划还是靠外购战机。
在海军装备方面，印度长期自吹是战后亚洲最早也是惟一有航空母舰的国家，可惜买的都是英国淘汰品，最近又买了1艘俄罗斯旧舰。中国早在70年代便自制出核潜艇，现在已发展到第三代，近年又自制万吨级的驱逐舰，技术上也接近世界先进水准。印度至今却连常规潜艇都不能自产，仅能生产三四千吨的护卫舰，主要部件还要进口。
对陆军的主战装备坦克和火炮，中国在五六十年代便可自产，80年代研制出国际军贸市场畅销的85一Ⅲ坦克，近年装备的99改坦克又被国际军界认为属于世界先进战车。印度自研第一种“阿琼”坦克已20多年，样车制成后被军方评价为“不适于使用”。印度的大型火炮一直靠进口，中国的火炮全靠自研，国产的PLZ45—155毫米榴弹炮还在军贸竞争中击败美国产品而被科威特等富国采购。
更可悲的是，目前印度连步兵武器都不能实现国产化，其陆军装备的进口步枪有好几种，其子弹有7.7毫米、北约7.62毫米、俄制7.62毫米和5.56毫米等多种标准，多数也要靠外购保障。几年前印军同巴基斯坦在喀什米尔冰川发生规模不大的冲突，便需紧急向西方购买炮弹，更说明其军工保障能力低下。中国的火炮和轻武器早在60年代便全部国产化，改革开放后还行销世界，这20年来美国枪市上也大量充斥着中国所产的步枪、手枪。从尼赫鲁时代起，印度当局就一直以中国为竞争对手，近些年来总是自吹其军工水准如何了得，硬体实在无法夸耀便自诩软体占优势。
一、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失灵”的表现
20世纪后期以多党竞争性选举、三权分立、议会制度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民主化的浪潮开始席卷全球，有90多个国家卷入其中，成为新兴民主国家。其中，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一晃30多年过去了，今天，当我们观察和分析它们的民主实践时就会发现，民主化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失灵。西方民主并没有给这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人们所预期的和平、发展与繁荣，反而带来了不少恶果。主要表现在：
1．带来持续的社会动荡和冲突，甚至战争
民主搞得好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搞不好，就会带来动乱。但遗憾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往往是后者。伴随着西方民主的引进，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了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和冲突。非洲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非殖民化的过程中，在实行多党制的26个国家中，发生军事政变的就有17个，占85%。进入90年代，伴随多党制民主化高潮，党派斗争、部族仇恨、宗教冲突、边界争端，引发了大规模的内战、内乱，很多国家成了硝烟滚滚的战场。在40个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中，有30多个国家政局不稳。进入21世纪，民主化动荡仍然在不少国家延续。近年来，肯尼亚、黎巴嫩、孟加拉、菲律宾、格鲁吉亚、斯里兰卡、尼日利亚等发展中国家危机频繁、动荡不止。2007年12月,肯尼亚总统大选引起种族矛盾大爆发，暴力、骚乱造成至少近500人死亡，25万人无家可归。可以说，民主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社会无序的代名词。曼斯菲尔和施耐德在其合著的《选举到厮杀：为什么新兴民主国家走向战争》一书中指出，整个20世纪90年代许多国家举行自由选举后，便立即进入战争状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厄瓜多尔和秘鲁、埃塞而比亚和厄立特里亚都在选举民主的旗帜下兵戎相见，引发内部冲突或外部战争，民主不是以常态出现，而是与“暴政”相伴生，面目狰狞、令人恐怖。
2．内耗严重，治理效能低下
拉里·戴蒙德认为，民主存在“同意与效率”的矛盾。民主需要同意，但要征得同意需要一个相对复杂的程序和过程，这就可能要牺牲效率。[1]民主伴随着低效率、相互扯皮等现象，这是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中普遍遇到的问题。无论是决策还是执行，效能低下。不同政党、利益集团间无休止地论证争辩并相互掣肘，议而不决，往往延误时机，影响发展。同时，由于相互牵扯，政令不畅、难以集中力量办事，造成执行效能低。最具代表性的是印度。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报告称，在印度开办一项业务所花的时间是在中国的两倍，注册资产在印度要用67天，而在中国只需32天；履行合约在印度要用425天，而在中国只需241天。印度社会基础设施要比中国落后几十年，这也是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在印度，几乎每一项关乎资金土地动用的议题都要充分讨论再讨论，很多时候由于分歧太大，议题只能搁置，而且工作效率低下，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不了了之。要建一条高速公路，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任务，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印度也只有几条高速公路的原因。印度曾想仿效中国搞几百个经济特区，但各方争吵不休，至今一个特区也没建起来。
3．引发政治腐败
民主有利于遏制腐败，所以人们对民主防腐的预期很高。但民主转型国家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清廉，相反却充斥着严重的腐败。非洲是腐败的重灾区，其贪腐问题和艾滋病问题一样严重。拉美国家也是腐败严重的地区，据“透明国际”2010年全球国家清廉指数排名，被统计的26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中，有20个国家在5分以下（评分采用10分制，10为最清廉，分值越低越腐败）。这些地区的国家大部分是民主化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亚洲的民主转型国家的腐败同样严重，早就是民主体制的菲律宾、印度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典范，但提起菲律宾，腐败是其主要标签。印度则是举世公认的腐败国家的典型。在印尼，腐败几乎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2010年亚太最腐败地区的调查中，印尼得分9.07(总分10)，列第一位，柬埔寨第二，泰国第五。[2]我国台湾省自搞民选开始，民进党腐败速度空前，陈水扁的执政团队几乎无人抽身事外。西亚的阿富汗、伊拉克“被民主化”后也迅速腐败，在“透明国际”2010年腐败程度排列榜上，两国分列第三、第四位。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颜色革命后民选政府迅速腐败，被反对派赶下台，2010年的全国性骚乱也主要是由严重腐败引发的。民主转型带来的严重腐败令人困惑，以至于有人提出为什么会“越民主、越腐败”的疑问。[3]
4．影响经济发展，造成贫困落后
民主是否促进经济发展是个争议性的话题。其中，民主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民主增长论”是一个重要观点。西方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一个诱人的借口就是“民主增长论”，许多发展中国家接受西方民主也希望民主能给他们带来富裕。但第三世界许多民主化实验结果却是“反增长的”，属于“非增长友好型”。[4]民主化并未带来预期的增长“红利”，反而影响了经济发展，导致了贫困。非洲一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在世界上最不发达的48个国家中，非洲占了33个，达2/3。贫穷的原因很多，但民主化造成的混乱影响是重要因素。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众多拉美国家实现了“民主化”，然而同时期也是拉美经济停滞和迷失的时期，到现在拉美贫困人口比例高达40％，是世界上贫富分化、社会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亚洲，长期实行西方民主的印度、菲律宾，没有一个进入到新兴工业国的行列。菲律宾50年前是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富国，实行美式民主50多年后的今天，它已经成为亚洲最不发达的经济体之一。印度实行民主已60多年，但据联合国公布的2010年度多维贫困指数(MPI)显示，印度约有55%的人口是穷人。[5]在民主化20年后的蒙古，有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被民主”后的伊拉克、阿富汗一直在战火中生存，根本谈不上发展。吉尔吉斯是中亚五国民主化最深的国家，却也是中亚五国最贫穷的国家。2011年经济成长率2.7％，是五国中最低的。希望西式民主带来西式发达，这是民主转型国家和地区的良好愿望，但客观事实往往给出的是相反的答案。以至于有人说：“在全世界，你找不出一个不属西方殖民体系，光凭‘民主’发达的例子。”[6]
二、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失灵”的主要原因
不同的国家“民主化失灵”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但从总体上说，是在如何认识和发展民主上出了问题。民主的发展状况既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也受主观民主化策略的影响。如果不能把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结合好，民主就很难健康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往往民主化客观条件不充分，又没有选择正确的民主发展道路，必然导致“民主化失灵”。
（一）主观原因
“民主化失灵”的主观原因，主要是民主转型国家没有认清民主发展的规律，没有找到民主化的正确策略和方式，没有找到正确的民主发展道路。
1．没有根据自己的国情探索民主之路，简单照搬“西方民主”模式
民主要与本国国情相适应，包括要与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历史文化传统相适应。不从这些国情出发，只简单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注定是失败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模式及发展程度是由这些国家的思想文化条件、历史传统及发达的经济水平所决定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而形成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既无民主的历史传统，也缺乏西方民主所必备的社会条件，可以说民主的土壤非常贫瘠，在这样的土壤上，如果非要移植“西式民主”，其结果要么难以存活，要么因营养不良而成为病态的民主。
2．对民主内容的理解片面，把竞争性选举看成是民主的唯一本质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民主的理解几乎都来自西方的经验，而西方对民主的定义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约瑟夫·熊彼特到塞缪尔·亨廷顿倡导的程序性定义：民主是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由此，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走向了“选举主义”误区，它们天真地认为大家一起来参与选举就是民主了。其实，民主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必须有选举之外的许多制度保证才能实现。如果只抓住选举，不及其余，必然漏洞百出。
3．推进民主的方式、策略失当，采用“休克疗法”的激进的民主化策略
民主转型能否成功，选择恰当的民主的时机、速度和方式是关键。民主时机、速度和方式的选择不是任意的，而是有条件的，需要从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出发，要考虑这些国家制度、历史、文化、国民素质等实际状况。任何超越发展阶段和水平，脱离实际，过早、过快地推行民主，都会造成民主的挫折或失败。“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出现了问题，主要是那里的激进民主化所致。”[7]如前所述，多数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前提条件并不具备，但却不顾条件地急于民主化。结果，政治参与的迅猛扩大超过了政治制度化水平就会引发混乱。
（二）客观原因
民主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任何先于一定程度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水平的民主都不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民主。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大都是在条件不具备或不充分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样的民主都带有“早产儿”的特征，早产的民主变革必然带有太多的副作用。
1．经济发展水平低，贫困问题严重，民主的经济条件不充分
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民主的必要经济基础。任何先于这种经济程度而产生的民主都是先天不足的民主，其在后天的发展中必然会出问题。现代政治学的研究大多认定，向民主过渡需要有“中等或中上等经济发展水平”是有道理的。向民主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普遍贫穷落后，根本达不到“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其民主化必然面临着贫困的威胁。无论是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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