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塔的建筑结构及其相关信息？
一、感伤历史氛围的营造。文中作者勇敢袒露出民族流血的伤口，展示出被野蛮践踏了的破碎文明，从而使文章弥漫和笼罩着一层淡淡的感伤。 举例：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这里，作者将莫高窟置于朔风凛冽的背景中进行观照，无言的莫高窟中寄寓了他强烈而丰富的思想感情。这种历史沧桑感与悲剧效果，使全文有了一股画的流畅、诗的意韵、史的丰盈。当然，这里不只是在向读者诠释一个有关敦煌文化荣辱兴衰的故事，联系全文，它更深的意义在于告诫国人，应该如何将这段屈辱的历史刻骨铭心，如何从中华民族流泪的双眸中感受力量。二、戏剧叙事模式的引入。《道士塔》摒弃了散文惯常的叙述手法，将小说、戏剧的特点进行了有效的移植，创造了若干灵动逼真的画面，使读者产生了身临其境之感。文章在交代了莫高窟的地形与形状之后，笔锋陡转： 例子：有一座塔，由于建筑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这是《道士塔》典型的叙述风格。作者没有用传统的散文笔法记事抒情，而是刻意营造与追求一种小说化的味道，并更由小说叙述变为剧呈现。三、犀利话语系统的采用。《道士塔》的语言淡化和消解了一般游记散文的模山范水，而代之以幽默犀利的语言陈述，笔锋所至，鞭僻入里。请看这极富讽刺意味的对比：“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为了攫取一两件文物，“他们愿意变卖自己的全部财产”，“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然而当他们来到中国，在这里没有任何关卡和手续，他们就“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前”。这种意外的便捷和容易，使“外国人有点遗憾”。这里，我们读出了作者含泪的幽默以及从沉痛的历史反思中，体味到的酸楚。
战国秦、赵、燕长城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首先，它表明，只有修筑长城，加上一定数量的驻军，才能限制游牧民族的快速机动能力，防止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闪电式的袭击。没有长城，即使有大量的步兵和骑兵，仍然是防御不了的。战国时代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因为长城是有效的军事防御工程，因而后来为秦始皇所采用。秦始皇在驱逐匈奴到漠北以后，下令蒙恬立即修筑新的长城。
其次，战国秦、赵、燕所筑的长城，是相当科学的，它基本上是利用山川形势险要而建，在山口与平原地区，都建筑高厚的城墙，截断匈奴、东胡骑兵进出之路。除了长城之外，内外制高点还建有烽火台，进行侦察敌情和传递消息，让长城上的驻军作好准备；在交通路口和谷口，都建筑障城，派军驻守，以加强长城的防御能力。在长城以内，每隔一段距离，都修建驻军的大城，并设有迅速传递消息的通讯网，以便统一指挥和互相支援。这条三国长城及其烽火台、障、城等配套建筑，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这套军事防御体系是合乎科学的，防卫是有效的。它为后来的军事防御工程提供了样板。蒙恬所筑的秦长城，虽然全系新建，但是很明显，他是在参照战国秦、赵、燕长城建筑的基础上设计的，同时进行了取长补短。例如，他利用山川地形，因其险阻建城筑障。他把长城建于高山之上，尽量利用山脊、峰峦为城，使匈奴骑兵无法越过；尽量利用河流作屏障，尽量把长城建于河流之北，使敌人得不到水源。在丘陵、平原，则筑成高大城墙，或用土石夹筑，或用土夯筑，而把各段长城联结成一条气势雄伟、隔断南北的巨龙。秦长城的烽火台，较三国长城有了改进，都建于长城外开阔的山上，而且根据地形，每隔10里、20里、30里就有一座。障城也有改进，在交通路口或谷口，都修建南北两座障城。驻大部队的城，都建在长城之南，并与长城紧紧相连。可以说，秦长城建筑体系的高度科学性，是战国秦、赵、燕长城建筑体系的继承和发展。
长城上最好的关城：嘉峪关
最后，战国秦、赵、燕长城的历史价值，不仅表现了22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伟大气魄，而且显示了当时中国人民的高度智慧、不怕苦的精神、高超的军事科学水平、高度的科学文化
光绪二十六年(1900)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内藏写经、文书等文物4万多件。1907年英国的斯坦因掠走写本、文书24箱，绘、绣佛画5箱。1914年斯坦因再次从敦煌掠走5箱写本，两次共掠走遗书、写本1万余件。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精品，掠走5000件。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弄走约600件经卷。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又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莫高窟壁画26块。这些盗窃和破坏，使敦煌文物受到极大的损失。
而所有这些损失，大部分都与当时莫高窟的主持王道士有关。王道士，即王圆箓，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
当时的情形是，王道士对于敦煌的一切毫不珍惜。庚子年(1900)农历五月二十六日清晨，他发现了藏经洞!但他对于藏经洞中宝物的价值一无所知。随意拣来送人。后来，外国人知道了，用了很少的钱就从王道士手中盗买走了其中的大量宝物。
作者对于这些宝物的损失深感痛心！从中深省酿成那场不堪回首的民族文化悲剧的社会根源。作者即是根据这一思路行文的。 有关资料
一 关于敦煌学
1.庚子年(1900)农历五月二十六日，道士王圆箓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发现了一个复洞(现编号为第17窟)，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这批古代文献总数在五万件以上，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形态有卷子、折本(包括褶叶装、旋风装、蝴蝶装)、册叶本和单片纸叶等;其文字多为汉文，但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和突厥文等其他文字的文献亦为数不少；其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宗教、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诸多学科，但以佛教典籍和寺院文书为主。敦煌文献主要是指这批古代文献。不论从数量还是从文化内涵来看，敦煌文献的出土都可以说是20世纪我国最重要的文化发现。
但是，这些后来引起世界学术界震惊的珍贵文物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致使其中的大部分先后流散到英、法、俄、日等国。我国学术界自1909年得睹敦煌文献之时起，即开始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经过我国学者和日、法、英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以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为发端的学术研究领域逐渐扩大，并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现在，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而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问题始终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郝春文《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2.敦煌学是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一是敦煌石窟，窟内陈列着自十六国到元代一千年间的彩塑和壁画，为宏伟瑰丽、举世无双的艺术博物馆；二是藏经洞出土的缮本图书四五万件。就艺术而言，有绘画、建筑、雕塑、装饰图案、书法、文学等大量文物，是我国美术史、建筑史、文学史、书法史、音乐舞蹈史的珍贵史料。就历史而言，涉及政治、军事、哲学、宗教、民族、语言、科技、民俗、中西文化交流等广泛领域。所以敦煌学研究总体可划为两大部分:一是敦煌石窟研究，一是敦煌遗书研究。(朱政惠《敦煌学发展的三大态势──当代中国史学趋势研究之三》）
3.敦煌学研究的对象，概括讲包括敦煌石窟、敦煌遗书和敦煌史地(实即丝路史地)三大领域。
敦煌石窟包括以莫高窟为主体的古敦煌境内所有石窟，共计550多个，壁画约5万多平方米。时代上起十六国，下迄元明清，绵延1600多年，规模之大，举世无双。单以壁画内容而言，描绘了我国各民族、各阶层、各方面的活动。藏经洞出土的文献约有四五万件，时间上起三国两晋，下迄北宋，历经千余年;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等，英国人称之为“中国文献遗存的大宝库”。总而言之，敦煌学研究所涉，上下两千年，纵横三万里，所称“敦煌学”，实际就是“中国学”。(段文杰《敦煌学回归故里》)
4.据统计，目前收藏敦煌遗书最多的有中国的北京图书馆，藏有遗书1万余号，已整理编目的有9803号;英国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11297号，其中已编目9172号；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6千号，汉文卷子4038号已编目，藏文卷子约2千余号未编目;前苏联列宁格勒亚洲民族研究所藏11050号，已编目2954号;日本人橘瑞超收藏429号。另外，中国的旅顺博物馆189卷;甘肃省图书馆100余卷;甘肃省博物馆137件;敦煌研究院367件;敦煌县博物馆汉文78件、藏文226卷;西北师院历史系文物室22件;上海博物馆182件;天津艺术博物馆300余件;台湾中央图书馆153件;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20余件。国外的一些图书馆、博物馆也藏有部分遗书，如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765件藏文文书;日本大合大学38卷;龙谷大学7卷;日本私人收藏者中村不折163件;其他人共有28卷;丹麦皇家图书馆东方部14卷;法国吉美博物馆还藏有绢画220幅。还有一些图书馆收藏的图书数目不详，如中国甘肃河西地区博物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的一些私家收藏者也有数十卷，英国牛津大学金德利图书馆、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图书馆以及西德柏林科学院所藏的6千余件汉文文书，韩国汉城博物馆藏有的2千余件原朝鲜总督文书、日本约3千件大谷文书中都有数目不详的敦煌文书。印度德里博物馆还藏有一些藏文文书。瑞典、奥地利、原东德等国也都各有所藏。(卢秀文《敦煌遗书知多少》，《文史知识》）
二 余秋雨散文评价
1.余秋雨在类似《道士塔》《阳关雪》《上海人》《一个王朝的背影》等散文中，所表现的诚然是一种“感性体验”，同时又包容着他的理性思辨。他的“感性体验”发自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典章经籍、山川风物、世俗人情的领略、体悟，他以双重文化人格对它们予以谛视与观照，既是深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积淀文化传统基因的大学教授，又是受西方文化思潮碰撞、为当今改革大潮与商品大潮所拥抱的现代人。于是他以继承文化传统、又批判文化传统的悖论，导入他的审美观照，因而生成某一种文化的与哲学的焦虑，一种浸濡历史沧桑感的困扰，以及走出困扰的使命意识，即他自己所称谓的“文化苦旅”。其实这正是余秋雨既与历史“撞击”、又与现实“撞击”，既欲走出历史、又欲走出现实的思想的“苦旅”。(吴周文《90年代:中国散文现在时》）
2.余秋雨散文对当代散文的超越，不仅表现在思想文化境界上，还表现在强烈的主体意识方面。余秋雨的散文之所以有很强的感召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家把自己鲜活的文化生命融入了笔端，而这个具体的文化生命又是由深厚而沉重的现实历史积淀而成的。现实历史的重压，使作家的文化生命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于是，一处处人文景观便成了历史的浓缩，再由历史显现出文化，最终由文化而透显出民族的存在状态。就这样，余秋雨的散文终于摆脱了以往40年散文的樊篱，从“小体会”“小摆设”“小哲理”等小家子气的审美规范中走出来，树立起了一座真正高大独立的主体形象。……余秋雨散文中鲜明的主体意识固然来自作家渊博的文史知识和良好的文学天赋，但如果只靠这些，也只能写出掉书袋式的怀古悼亡之作，决不会将一座“精神道场”弥漫于天地之间。因此，真正纯净的主体意识，需要对历史的洞察，对现实的忧患，对未来的执着，对人生的定力以及对整个人类文化的感悟，借用先贤的话说，就是要摆脱“小人儒”而达到“君子儒”的境界。余秋雨的散文对俗常生活乃至社会政治层面上的东西已无所关注，而是从更高的层次上对现实历史进行着极其深切的眷顾，其中的欢愉、忧思、欣慰、苦恼都与历史、现实和未来紧密契合，与当前处境中的高尚与卑微、深刻与虚浮息息相关，由此而构成了散文的多维结构立体化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以其丰富、高大和纯净的特质把当代散文推向了一个新的里程。(冷成金《论余秋雨散文的文化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3.如果说余秋雨从人生的角度给出了文化以丰富生动形象的涵限，是从微观角度出发的话，那么立于民族、国邦角度的关切，则是宏观上对文化的构架。
这种关切体现于作者把祖国山水、民族感情、华夏文化三者交融浑然为一体。他视文化为民族的魂灵，把对民族的情感又付之于山水之上。《道士塔》中作者由莫高窟的文物遗藏联想到外夷入侵、民族劫难，“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何止是几箱文物被运走了，作者分明看到了一个民族的精灵──文化，在列强刺刀下伤痕累累、血迹斑斑，一个高大的文化巨人在时代面前痛苦着、呻吟着。
透过余秋雨散文把祖国河山、民族情感与华夏文化融为一体的形式，我们会看到隐含着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那就是华夏文化的精髓和内核──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们仿佛看到作者那颗拳拳赤子之心，充满了对民族文化的珍视和对祖国的深厚情感，他那凄切的乞求和呼唤，不仅仅要保存莫高窟的文化遗产，而且更深刻地蕴藏着爱国的内涵。
……余秋雨的苦旅“文化”，不仅有着强烈的人生感、民族感，而且更富有历史感。余秋雨散文的精邃的思辩、丰富宏魄的内涵，都导源于他的渊博精湛的史家修养。他的“文化”所富有的历史感，并不是对过去僵死的白描，而是把历史作为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用文化把过去和现在紧密相连。在他那里，文化如同充满着旺盛生命力的滚滚浪涛，推动着中华民族勇往直前。
作者站在人类历史的高阔视角之上来看待文化，文化成了历史的积淀，文化和历史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的“山水”是“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悠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在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自序》）。《莫高窟》一文中的描述更具典型，“大凡至今轰传的历史胜迹，总有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秉赋”,“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历史的韵味可谓浓矣!《莫高窟》一文哪里是对文物古迹的欣赏，实在是对中华几千年沧桑历史的活生生的再现。他从画像的色流中，竟将几千年文明看了个玲珑剔透。历史在他那里与文化相结合，便没有了冷漠和严峻，历史的生气驱除了“文化苦旅”的单调和干枯，呈现给我们的则是活泼与洒脱，或许这也正是“文化苦旅”津津有味的原因之一吧！（张昭君等《血凝·精灵·积淀──〈文化苦旅〉的文化观》，《社会科学探索》）
4.余秋雨走出了书斋，走出了都市繁华，一个人，悄悄地，从秋风塞北到春雨江南，一任唐朝的风沙宋朝的烟尘的扑打，又黑又瘦，一路探寻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苏生力量和文化更新的鲜活血脉，而对自然山水、风物，面对一堆堆文化的断壁残垣，余秋雨发出了苍凉的人生浩叹。这是真正的大忧患大悲怆，说是历史的泼墨一点都没夸张。你看整个“文化苦旅”，从大西北的敦煌起步，转到大西南的武侯祠、都江堰，再到东南的吴越春秋，最后的落脚点竟是南洋的垒垒丛冢。起初，你还会拥有一份自豪，一丝安慰，因为我们毕竟拥有过一个大唐盛世以及大唐盛世所创造下的辉煌的敦煌文明，尽管后世不肖子孙是如何地把她糟踏了。接着你便感到了寒冷，因为文人的孤魂野鬼出现了，慢慢地你会沉默，你会忧伤，你会呜咽，最后面对一群黑头发、黄皮肤的华裔却不再操华语的异乡故人，你能不悲鸣?中国的文化啊，难道你真的就断送于此吗?难道你真的最终也像古埃及、古希腊一样文明沉沦了吗?不，不会的！
《道士塔》《莫高窟》应是劫后的苏醒。《阳关雪》则早已跳出了“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圈子。《上海人》是在祭奠古上海文明的同时对今上海文明又作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小市民”“大市民”的概念。
余秋雨是那种乐意把笔浸润在历史沧桑之中，眼睛却时时关注着今天，也眺望着明天的文人，经历着山一程、水一程的坎坷，领纳着风一更雪一更的寒冷，这里面怎能没有沧桑?一座破旧斑驳的牌坊，一堵朱红剥落的庙宇的断壁残垣，一条海岸边被风霜侵蚀的废船，那是岁月的层层结痂的痕迹，那是岁月无声却残酷的铁蹄，人类所无法承受的无奈。在这里，沧桑成了一种人文景观，该需要多么高品位的审美心境啊！(田崇雪《大中华的散文气派──余秋雨散文从〈文化苦旅〉到〈山居笔记〉印象》)
5.《道士塔》中，当我们随着作者愤懑冲激，也意欲随作者横立沙漠中，喝阻那些西方的文化强盗浩劫敦煌文物典籍的车队时，忽然又被作者“拦下了车队，又怎么办”的提问所震慑，情感的痛苦转瞬间转为思想的痛苦。
《道士塔》写到了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一个早晨“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开始他的粉刷”。我们甚至完全可以在这里读出黑色幽默，因为王道士粉刷的是千年流传的敦煌壁画!──这种生动又时时转换感情内涵的描述，充满在全部的余氏散文中，且经常是写得更精彩。
(偌大的中国句)如此忧愤之语，道出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深爱以及对文化命运的无奈，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道士塔》正好印证了鲁迅的一段话:“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
“故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显然是一条有效的流水生产线。
(以上各段文字均摘录自萧朴编《感觉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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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中国古代木塔的相关资料
答：二层由于八面来光,一主佛、两位菩萨和两位胁从排列,姿态生动。三层塑四方佛,面向四方。五层塑释迦坐像于中央、八大菩萨分坐八方。利用塔心无暗层的高大空间布置塑像,以增强佛像的庄严,是建筑结构与使用功能设计合理的典范。文化积淀: 木塔自建成后,历代名人挂匾题联,寓意深刻,笔力遒劲,为木塔增色不少。其中: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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