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需要创新土地制度

供稿:hz-xin.com     日期:2024-05-22
为何要进行现代化农业的发展?

据报道,传统农业粗放的生产方式被现代农业高效、低耗的生产方式所取代,但是目前经营规模小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最大制约,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有助于引领适度规模经营,增强农业农村发展的内在动力。

农业经营规模小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最大制约。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核心就是要发挥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引领作用,形成有利于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创新与运用的体制机制。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不断深化,进一步增强了农业农村的内在活力和动力。

分析人士称,稻田综合种养是最切实可行的,还弥补了单纯种粮比较效益低的弊端,由于水稻生产和水生动物之间形成了良性利用,可以少用或不用化肥和农药,改善土壤的面源污染,可谓一举多得。

据悉目前四川崇州市也已初步构建起现代农业经营体系,2016年,崇州市开展稻田综合种养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达38家,稻田综合种养面积达1.2万亩;稻田综合种养水产品实现增收1529万元;又提高水稻附加值50%以上,实现稻谷增收1000余万元。

  一、现代农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当前农业农村发展形势总体上是好的,但也要看到,相对于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相对于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要求,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实现农业现代化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从国内看,我国农业发展相对滞后,尤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不高,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不断加快的现代化进程,在给现代农业发展带来难得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1、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
  十八大提出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实现四化同步发展。在这四化发展中,农业是短腿。改革开放35年,我们的工业化走过了发达国家两百年的历史。全世界最重要的500种工业产品,中国有220多种在世界位居第一,2012年世界粗钢产量不到14亿吨,中国生产了7.2亿吨,铝合金、水泥等产品的产量也占到世界产量的50%以上。
  从城镇化来看,我们的城市建设特别是硬件建设方面不输于发达国家,信息化方面基本和发达国家同时起步,但农业现代化,我们不仅没有用三十多年时间走过发达国家两百年的历史,甚至与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相对于二三产业,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2012年,一个劳动力创造的农业增加值大约是2万元,工业是10万元,第三产业是8.4万元,也就是说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工业的1/5、第三产业的1/4。
  因此,十八大报告对四化提出的要求是不同的,到2020年工业化是目标实现,城镇化是质量提升,信息化水平是大幅提高,农业现代化是成效显著。这也就意味着农业现代化仍然是“四化同步”的短腿,要跟上其他三化的发展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对这个形势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2、如何保障粮食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在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迈进的过程中,13多亿人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这是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围绕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有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区域平衡、进出口平衡等多个平衡问题,其中最关键的仍然是总量平衡。
  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既面临人口增长带来的绝对需求,也同时面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带来的成长性需求。1978年,我国人均GDP是190美元,2012年是6195美元,在190美元的阶段,大家的要求是吃饱,在6195美元的阶段,我们不仅要求吃饱,还要求吃好,吃的安全,这对农产品供给提出了新的要求。
  此外,2.6亿农民工由农产品的生产者变为消费者,这个转变性需求也是巨大的。此外,饲料用粮、工业用粮等间接需求也在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保障13亿人口的粮食安全,必须要有战略考虑。
  3、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何保护农民权益。
  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之中,如何保护好农民的利益,如何让农民平等地参与现代化的进程,这是三中全会的明确要求。全会《决定》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具有丰富的政策内涵,提出了很多突破性、开创性的改革意见。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要给予农民更加充分而合理的保障,要赋予更多的财产权利,比如土地权利,过去主要是占有、使用、收益和流转的权益,可不可以进一步丰富处分权,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深化。
  从国际看,全球一体化发展使中国农业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当前,全球农业产业分工深入发展,农产品贸易规模持续扩大,给我国农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1、如何提升农业的绝对竞争力和相对竞争力。
  国内需求的快速增长和生产成本的持续上升,使农产品进口规模增加、品种增多,农业产业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农业竞争力有绝对竞争力和相对竞争力之分,从资源的层面讲,我们的大豆、棉花等农产品缺乏像美国这样的绝对竞争力,但是我们的畜产品、水产品仍然具有相对竞争力,特别是和日本、韩国等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相比,我们的回旋余地还很大。新阶段,需要更多地从全球范围思考我国农业的竞争优势和战略定位。
  2、如何有效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为了解决农产品供给问题,适度进口是有必要的,关键是把握一个度,哪些是必须确保自给的,哪些可以通过适度进口来缓解供给不足压力。目前,我国大豆进口已经达到5838万吨,棉花540万吨,大约占国内需求的80%和50%,在进口的问题上,我们要坚持三大主粮的基本自给,大豆、棉花可以适当进口一些。
  3、不仅要关注农产品进口,还要关注农业怎么“走出去”,要研究农业“走出去”的政策定位问题。
  比如,对南美国家,可能更多考虑的是重点农产品的进口保障问题,对东盟国家主要是农产品的互利互惠,对非洲国家可能主要是技术援助和扶持,帮助非洲国家提高粮食生产水平,这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是消除中国粮食威胁论的必然选择。对日韩等国家,可能更多的是农产品出口创汇的问题。
  二、现代农业发展的三大任务。
  我国农业发展相对滞后、农业竞争力不足的现实背景,要求我们“做大”、“做强”和“做长”我国现代农业。“做大”即是针对我国农产品总量失衡、结构性短缺的状况,要求我们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千方百计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产品供给总量,解决好农产品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问题,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做强”即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市场,发挥农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提升不同区域农业的相对竞争力和绝对竞争力;“做长”即农业重要产业、重要产品,特别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产品如何生命力长久、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是必须坚持的基本方向,在此基础上,标准化、品牌化,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围绕这三个目标,现代农业有三大任务:
  1、确保13亿人的吃饭问题,实现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2、增加农民的收入。
  2012年,农民收入四大来源中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到44.6%,农业仍然是农民收入最主要的来源。在吉林等粮食主产区,家庭经营性收入可能占到农民收入的60%以上,在陕西苹果产区、新疆棉花产区可能要占到60-80%。只有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推动农民持续快速增收,才能调动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的积极性。
  3、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过去发展现代农业,主要是关注供给和增收,现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中去考虑,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现代农业建设过程中对生态文明应该做正面贡献而不是负面贡献,这应该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第三大任务。
  三、建设现代农业要加强体制机制创新。
  实现现代农业建设的三大任务,既要靠发展,也要靠改革。从发展的角度看,我认为价格和补贴是对农民影响最大的政策,价格对农民收入和农产品总量供给具有直接的拉动效应,要按照三中全会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完善农业补贴制度,提高政策效应。从改革的角度看,在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旗帜引领下,怎么破解农业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需要把握五个大的方面。
  1、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完善农村土地制度,要在稳定家庭承包关系的基础上,探索实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离的机制。在工业化、城镇化转移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背景下,进城农民可以保留自己的土地承包权,把经营权流转出去,这有利于推动农地资源的有效配置,有利于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受资源条件制约,我国的农地规模经营不可能达到美国那样的水平,但是与日本韩国相比,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来看,仍然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总体上看,规模经济有利于降低成本、抵御风险,有利于提高科技应用水平,也有利于商品化和市场化。同时,也要研究如何实现规模的适度,使得土地产出效率可以达到一个较高水平。
  2、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从组织属性来讲,把新的经营主体归纳为四类,其中特别有意义的是家庭经营、合作经营和企业经营。种粮大户、家庭农场都可以算作家庭经营的范畴,土地合作、股份合作、流通合作、产销合作等各类合作,都可以算作合作经营的范畴,产业化龙头企业包括其它工商资本等属于企业经营的范畴。
  这些新的经营主体,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特别是商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有效载体,应加以扶持,促使其发展壮大。此外,小规模分散农户仍然是农业生产经营的基础,要通过发展社会化服务,鼓励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从种到收全过程的专业化服务,以此来解决千家万户小生产的问题,解决关键农时、关键环节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解决老人农业的问题。
  3、培养新型职业化农民。
  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是当下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原以为这个问题更多出现在人少地多的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但现在看更多是出现在人多地少的东亚国家,日本是典型代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紧随其后,现在我们这个问题也越来越突显。越是人地关系紧张的地区,谁来种地的问题越突出。
  过去,我们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不高,土地要承载大量农业人口,结果是大家一起受穷。改革开放打开了农业劳动人口的转移通道,在人均农业资源相对不足的地区,外出务工的收入远远高于在本地务农的收入,因此越是人多地少的地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越多、谁来种地的问题越突出。现在看,贵州、四川、湖南、江西、安徽等劳动力输出大省都面临这一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培养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科技、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也就是说,要培养一大批新型的职业化农民。
  一方面,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成功经验,通过提供免费职业化教育、扩大在业培训、提供创业贷款等方式,培养一批有志于从事农业的青年人;
  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职业化农民的培养,实现农业由身份向职业的转变,将来的职业化农民,应该是进入有门槛、收入有保障、经营有效益、职业有尊严的群体,这对于我们农科院校的学生来讲,也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4、推进农村金融保险制度创新。
  现代农业发展离不开金融保险支持。在农村金融方面,我们围绕农村金融的组织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对金融信贷部门在货币、财税、补贴、监管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是政策力度还不够,覆盖面非常有限,对金融信贷部门吸引力还不强。
  在农业保险方面,目前中央财政提供保费补贴的保险品种只有15个,种植业的包括玉米、水稻、小麦、棉花、油料作物、糖料作物、天然橡胶、森林、青稞,畜牧业的包括能繁母猪、奶牛、育肥猪、藏系羊、牦牛。
  现代农业高度发达的美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品种高达200多个。我们一些区域性重要品种如陕西的苹果、南方地区的茶叶、大城市的蔬菜生产,都没有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下一步应逐步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同时,积极探索创新农业保险的体制机制,目前农业保险的保额太低,只能勉强覆盖生产的物化成本,连劳动力成本都不够支付,应进一步丰富农业保险产品,适当提高保额,让农民选择是保成本还是保收益。总之,要有多种选择。
  5、强化试点试验。
  改革既要有顶层设计,也要重视基层的创造。三中全会特别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及时总结经验。通过局部的试点试验,为全面改革创新探索路子、积累经验,一直是我们推进农村改革的重要方法。在这方面,各地还有很大的探索试验空间。

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 张红宇

土地制度是当今农村各项制度的基础,也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发展现代农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我想结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谈几点看法。

一、土地制度是现代农业最重要的制度

大家知道,现代农业是以现代的装备、现代的科技、现代的产业、现代的经营方式、现代的经营理念与具有现代素质的劳动力综合作用而成的一个产业形态。发展现代农业的目的,其一是提高土地产出率,其二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其三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达到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农业抗风险能力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目的。

现代农业要有所发展,有所壮大,我以为土地制度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全国有13.21亿人口,但是现有耕地太少,人均耕地只有1.38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在这么一个耕地资源状态之下,如何集约和节约利用土地事关重大。所以,从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来看,有利于土地集约和节约利用的土地制度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二、土地制度需要创新

中国的国情和现代农业要求提高土地生产率,而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关键是强化对土地的管理。土地制度创新有三个前提:第一要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确保基本农产品供给;第二要确保土地承包农户足够的权益,转包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时能得到补偿;第三要确保土地经营者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配置土地资源。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包括土地制度,要实现“一个稳定、两个转变”,也就是说要给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在这个前提下,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

从土地制度创新的角度来讲,怎样保证农民有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我以为有两方面内容:其一,要给土地承包者更加充分的权益。所谓土地承包者就是原来社区里面获得土地承包权的承包者。这个权益的期限要长久,长久不变既是家庭经营制度长期不变,也是土地承包期限长久不变;承包农户在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时能获得相应的收益,比如实践中转包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要给予相应的补偿。其二,经营者要有在更大范围内获得配置土地资源的权利。实践中这种情况也很多。我们到农村调研时发现,不管在广东、上海还是在中部地区,有很多来自异地的农民,既有从事非农产业的,也有直接从事农业劳动的。这些农民跟原来的生产资料完全没有关系,发生关系的是异地的土地,也就是说他的土地配置效率是在异地实现的。这种异地土地经营,改变了长时期有地无人住、有人无地种的局面,特别是劳动力大量外出区域的粮食生产格局。土地经营权市场在更大范围内流转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所以我们强调经营者能获得土地配置效益其实是最大的创新。

土地的经营模式除了常年经营流转以外还有季节性流转,包括生产环节的流转,形式多种多样。我在浙江调研时就发现,很多地方的原承包农户把早稻生产转给新的经营者经营,到种植晚稻的时候,新的经营者再把经营权返给原来的承包户经营。这种季节性的经营权分割也是一种创新,有利于经营者在更大范围内配置土地,形成农业的专业化、规模化,特别形成土地的集约型经营。由此我认为土地创新的关键是怎么样进行土地承包和经营不同权利的分割。

三、政府在土地制度创新中要有所作为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再一次明确提出,18亿亩耕地再也不能减了,同时还提出节约利用耕地的原则。我认为,在这方面政府负有重大责任。其一,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我国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县级党委政府,在粮食安全、耕地保护、生态环境维护方面具有重大的责任,要形成一种考核机制。这是一种组织保障,政府在土地保护,包括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方面有了明确的要求。其二,政府也可以通过保护农民的承包权,让农民获得承包性的收益。比如说,承包土地者可以获得收益,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土地征占制度改革上继续了过去政策的稳定性,而且还有创新。从创新的角度讲,包括逐步实施城乡土地同地同权同价。其三,政府更大的作为应该体现在鼓励经营权的流转方面。比如浙江、上海等地,最近几年为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为了避免土地撂荒,积极支持规模化种田大户、规模化养殖大户,并且提供相关补贴,这本身就是倡导土地在更大范围内流转的举措。其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方方面面遇到困难的情况下,扩大农村的消费,包括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突破,在这个方面政府应该发挥作用。农田水利改造,耕地质量提升,本身也为经济发展下一步提供很好的契机和很广阔的市场,使政府在土地制度创新方面可以有所作为。

四、要有三方面的保障

(一)要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

经过30年的发展,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农业技术推广、农业风险抗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都离不开农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家庭经营和社会化对接之间必须有一个有效的载体。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农业经营要向多元化多模式转变,组织化程度提高本身也是节约土地的一个必然要求。专业化和规模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现在农村从事农业的老龄化现象,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农业副业化现象,因为农村劳动力出去了以后不能让农业生产率下降。组织化程度提高后,农业技术推广、农业风险抗衡的操作成本就会降低,费用就会节省,效果要好得多。

(二)要分工分业

我国有5亿农村劳动力,在现有技术条件、机械装备条件和科技水平之下,我们18.2亿亩耕地大概需要1.7亿农业劳动力,还有3000万人从事畜牧业、渔业和林业,此外有2.3亿人完全从事与农业无关的非农产业的劳动。这2.3亿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中,有1.5亿在乡镇企业就业,还有1.26亿是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工,也就是春节前回乡、春节以后出来的农民工,两者相加是2.76亿,其中有1/3是重复计算的劳动力。就劳动力来讲,真正处于剩余状态的大概不到1亿。最近几年国家实行“阳光工程”,解决了外出务工农民的培训问题,大幅度提升了他们的务工收入。但在推动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培养一大批留在农村内部的新型农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所谓让职业化农民从事农业劳动,让四川的农民到广东去、到上海去没关系,到异地同样可以从事农业生产,这是一个职业化的过程,但是遗憾的是,目前很多年轻人对务农没有什么兴趣,农村里面青年人最优秀的上大学,相对优秀的去当兵,再其次的去打工,文化水平相对比较低的人留在农村务农,长久下去对农业生产力发展极为不利。所以分工分业可以从5亿农村劳动力中产生出农业企业家、职业农民和不同产业的大户,这项工作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鼓励向青年农民提供长期低息贷款

一个有文化的青年人加上一笔贷款,可以承租更多的土地,那么,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以后形成的农业土地经营空白,可以由新型农民来填补,我们的农业就稳定了。因此,现代农业建设要以土地制度创新为基础,同时其他各项制度创新也要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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