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袁崇焕的冤和袁崇焕的罪

供稿:hz-xin.com     日期:2024-05-18
(书接上文  明末辽东的大员们(十)己巳之变中袁崇焕的末路狂奔)

二十四日崇祯于平台召见了袁崇焕、祖大寿、满桂等外将和兵部尚书申用懋。原兵部尚书王洽呢?已在前一日被崇祯下狱交刑部论罪了,同日获罪的还有工部尚书张凤翔。负责城防工事的官员多人被罚廷杖,有三人被直接杖毙。

袁崇焕这时想起自己诸多豪言( “五年平辽”、“西虏断不引奴入蓟”、“断不使奴越蓟一步” )也有些不安心,换了一身青衣玄帽进城。入城之后刚见众朝臣就信口开河:“鞑子此来要做皇帝,已卜某日登极矣。”搞得举朝震骇。

崇祯接见袁崇焕时和颜悦色,非但没有任何指责还嘘寒问暖,见袁崇焕穿的朴素单薄就把自己身上的貂裘脱下来披在他的身上。袁崇焕一见圣眷犹在就又提出了一个让崇祯和朝臣都想不到的要求,“ 以士马疲敝,请入休城中 ”。

这个要求非常的不合时宜,之前周文郁就劝过无旨不要入京。现在不但入京了还要求带兵进城,崇祯怎么可能同意。而且还是在人人都怀疑你通敌,我还选择相信你的情况下。可以说是袁崇焕自己一下子激起了崇祯的疑心。而崇祯的性格也是非常相信自己的判断。可以说这一刻注定了袁崇焕后面的悲剧。

那么袁崇焕为什么要求率军进城呢?一种说法是,袁崇焕私下勾连皇太极,入城后里应外合逼迫朝廷和后金议和。这个说法很难站住脚,无论最后议和成功与否,他袁崇焕当何以自处?

去关外割据称王是可以暂时自保,但是乱臣贼子是洗不掉了,而且受蒙古、后金、大明三面夹击,辽西将门的人会跟着他一路走到黑?留在朝廷呢?一样是乱臣贼子啊,死得更快。你如果说他袁崇焕宁愿被全天下人误解也要以死换议和,那我也不好反驳什么了。

一种说法是他想进北京凭坚城用大炮,依托坚固城防大量杀伤后金。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其实一样站不住脚。

第一,北京城很大,并不适合据城死守。袁崇焕就带了不到一万兵马,怎么分散把守北京各门?当年于谦也没有选择据城死守,而是出城作战。历史上像北京这样的巨城就没有死守成功的例子,反而是小城池才适合死守,因为守方可以相对容易的集中兵力,而攻击方却因城小无法展开全力攻城。

如果当年朱文正守的洪都有北京这么大,估计陈友谅三天就攻克了。所以真的想凭坚城用大炮的话,蓟州才是最佳选择。蓟州城不大,被戚继光修建得也很坚固,蓟州既可坚守消耗敌军也可阻挡后金进入京畿,而且背靠北京兵马粮草支援可以源源不断。

袁崇焕军事才能如何不论,作为守过宁远的人,他很清楚北京、蓟州哪个更好防守。然而在蓟州袁督师却让后金轻松越过,只能说他就没有想过凭坚城用大炮。

第二,袁崇焕带来的是重装骑兵,也不适合守城,真用于守城那战斗力起码打对折,这点袁崇焕一样非常清楚。况且他从山海关一路狂奔而来也没有把重炮带过来(北京城不是一线,重炮数量远逊于关外)。

第三,皇太极又不是非要攻北京城。皇太极之前的蒙古人入寇京畿,也没有死攻北京城例子。都是感觉攻击不下就在京畿劫掠一圈然后回家,徒劳的守城又有什么意义呢?

那么袁崇焕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首先他是想借这个机会让后金兵临城下提出议和,这样朝廷不得不正式议论这个话题,不论同意与否,起码可以摆在台面上正式说了,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最终议和成功。

朝廷有些事情没正式说的时候是禁忌话题,一旦正式说破却又不是个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之前有个例子,嘉靖年间的俺答封贡,宣大总督王崇古把事情公开后朝廷不就廷议议和了么?

之后也有个例子,崇祯末年,面对李自成的进逼,朝廷已经无力阻挡,崇祯想议和或者迁都,希望朝中能有重臣主动提出,但是朝臣就是不接话茬,结果崇祯只能坐困愁城。

至于要求关宁军入城,还有个目的就是更好的保全他的命根子关宁铁骑。等各地的勤王兵马汇聚后,再围歼或者驱逐后金。实际上后面几天袁率领关宁军就没有主动攻击,只是在尾随。因为一旦这将近一万的关宁铁骑损失了,他的五年平辽就彻底破灭了。

我个人认为我们没必要人为拔高历史人物的能力,他们能史书留名自然是有过人之处,但是不代表他们处处都过人。

朱元璋能从要饭的变成皇帝,自然是能力非凡,但是他在给明朝设计未来时就是不少失误。很多政策本意不坏,但是实际效果和影响却是让皇朝自缚了手脚。

我个人认为己巳之变中袁崇焕各种让人不解的作为并没有什么复杂的原因,都是他自己临时起意、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结果。尤其是他完全没有认识到京畿不是他统辖的蓟辽,这块地界是皇帝和朝廷拿主意、说了算。(议和是一个可选项,但是袁崇焕没有能力把议和变为现实。不过这都是我的个人看法,您若有不同意见也欢迎讨论。)

至此袁崇焕的历史使命可以说已经结束,因为另一个无比刚愎自用的人不想让他继续表演下去了,这个人就是崇祯。

崇祯拒绝袁崇焕的入城要求后,皇太极带领后金军又绕着北京转了几日,这几天后金与明军互有攻防,但是伤亡都不大。后金见不会再有大的战果(主要是劫掠的财物太多已经搬不动了),而明朝的勤王兵马也开始向京师汇集,留下几封求和信后,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开始撤军准备回老家了。

十二月一日正在尾随后金的袁崇焕接到崇祯命令要求他回京议饷,然而回到北京城下后城门却不开,城上守军要求他和祖大寿“ 缒城而入 ”。这时后金军已经远离北京城,袁崇焕不傻,他当然知道这是在防谁,就是防他带着关宁军一哄而入。袁崇焕也没犹豫,就坐着城上放下来的筐子进了城。这也旁证了袁督师没有什么叛逆之心,不然他孤身入城不是送人头么。

崇祯为什么这么做,也不难解释。上次平台召对,他对袁崇焕起了疑心,这几天北京城里疯传的袁崇焕“款奴谋和”传到他耳朵里,听起来就不像谣言而像是在旁证他的疑心了。而朝中的不少官员更是乘机上书弹劾,其中温体仁的奏疏最有杀伤力:

“东奴入犯。皆由袁崇焕以五年灭奴欺皇上,而阴与华亭奸辅,临邑罪枢,密谋款敌。遂引之长驱,以胁城下之盟”。(这里的华亭是钱龙锡的号)

不但戳到了崇祯的痛点,而且他还给袁崇焕扣了顶大帽,边帅勾连朝中大臣(此时崇祯可能没怎么在意,但是这是后来袁崇焕被处死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是在平台召见,但是前两次的礼遇都没有了。崇祯见面就问:“前杀毛文龙, 今逗留何也 ?”这句话很多人觉得这是在质问之前杀毛文龙,是不是就是为了和后金议和。我觉得崇祯并不是这个意思,而且袁崇焕也不是这么理解的,不然他可以很自然地否认、辩解。

我认为崇祯的意思是,你杀毛文龙我替你挡下了,现在你却是这么回报我的。袁崇焕面对这样的责难,也确实是无言以对。而袁崇焕的无言以对,在崇祯看来就是默认了他的指责,自觉被欺骗的崇祯是愤怒的难以自抑。

至于满桂告状说袁崇焕要谋害他,崇祯应该是不信的,因为当时一个在德胜门,一个在广渠门,开炮、射箭的是城墙上的兵,而崇祯又没允许关宁军入城。只是既然要处理袁崇焕,也就犯不着为他脱罪。最后崇祯下旨晓谕全军时也没提满桂的事。

“袁崇焕自任灭胡,今胡骑直犯都城,震惊宗社。夫关宁兵将,乃朕竭天下财力培养训成,远来入援。崇焕不能布置方略,退懦自保。致胡骑充斥,百姓残伤,言之不胜痛悼。”

此时崇祯的愤怒始终还是在于,他以国士对待袁崇焕,而袁崇焕却一直在忽悠、敷衍他。袁崇焕被锦衣卫抓入南镇抚司(俗称天牢)监候。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成基命的劝阻,其称“临敌易将,兵家所忌”,要求崇祯慎重考虑,然而崇祯还是太年轻,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如此情绪化的后果,不做理会。结果恶果很快就来了。

消息传出后,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为袁崇焕抱不平,就去找兵部尚书梁廷栋理论,要求兵部为袁崇焕申辩。早在袁崇焕开市卖粮时就上奏弹劾的梁廷栋,怎么会听余大成的,就斥责余大成不要为一个叛逆之人说话。

情急之下余大成只得告诉梁廷栋,不放袁崇焕关宁军必乱。原因就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袁崇焕落狱,作为其亲党的祖大寿肯定惶恐,又怎么会安心带兵打仗?!”

此事非同小可,梁廷栋就去找辅臣周延儒汇报。周延儒把余大成叫来又详细地问了一次,这次余大成直接说祖大寿三日内必反,具体原因是:

袁崇焕始落狱的第一天,祖大寿会认为朝廷只是找袁崇焕调查相关问题,问题调查清楚,就会放人;第二天,祖大寿还会认为朝内群臣为袁崇焕说情。一旦过了三日,袁崇焕还没获得自由,他就会断定圣上之意不会更改,袁崇焕有死无生了。祖大寿为袁崇焕左右手,功罪一体,袁崇焕既获死罪,他祖大寿的罪责也不会轻,那就只有叛乱一条路了。

周延儒不置可否,只吩咐兵部派人密切关注辽兵的动静。十二月初三消息传来,祖大寿率兵从山海关出。初四梁廷栋将祖大寿叛乱消息写成奏疏,向崇祯隆重推荐说:“臣司官余大成能先见,乞诏问之。”崇祯于是召余大成询问对策。余大成觉得这是袁崇焕一个将功赎罪的好机会,结果却是把袁崇焕送上了死路。

余大成表示祖大寿目前没有胆量谋反,他只是怕袁崇焕的罪牵连到他,所以才出走逃亡,要其回来,只要袁崇焕亲笔写封书信就行了。崇祯听后就示谕梁廷栋不要惊惶,照余大成说的做。表面淡定的崇祯怕是心里已起波涛,一支耗费朝廷巨资的军队居然不听命于朝廷,不听命于他这个帝王,而是听命于袁崇焕,崇祯对袁崇焕的看法怕是更差了。

于是梁廷栋与阁部九卿及余大成一起到狱中找袁崇焕写信。一开始袁崇焕心里明白这事儿的厉害并不愿意,只是推脱他之前是督师,祖大寿听他的,现在他成了一个罪人,怎么命令得了祖大寿。

众人百般劝说,他又说皇上没下旨就是不肯动笔。余大成忍不住了,大声对袁崇焕说:“阁下孤忠请命,只手擎辽,生死惟命,天下谁人不知?臣子之义,生杀惟君,苟利于国,不惜发肤。皇上的圣旨虽然未下,但使我等前来,用意就是这样,你自己看着办!”

袁崇焕,默然良久,说道:“公言是也。”提笔命墨。袁崇焕虽然某些地方比较蠢,但是背叛明朝那倒是不至于。信使追上祖大寿时,他已经跑到锦州一天多了(这速度真是没谁了)。接到袁崇焕的亲笔信,全军尽哭,后经祖大寿母亲劝说,祖大寿决定择机带兵入关,将功补过(还是要先观望一阵再决定)。

后金这边,十二月十六日,回程中的皇太极听闻明军大乱,一下觉得机会来了,就指挥大军回师准备重新进攻北京。先是在卢沟桥击败申甫所部七千兵卒,申甫战死。然后十七日在永定门南与满桂、孙祖寿、黑云龙、麻登云四总兵大战,结果满桂、孙祖寿战死,黑云龙、麻登云被俘,明军虽然大败,但是后金也未能攻破城门。

皇太极觉得目前还是没有能力攻占北京,于是又写了两封议和信,然后移营北京城西北。之后三个月里后金不再进攻北京而是分别攻克张家湾、永平、榛子镇、沙河驿、迁安、滦州等并建立和维护蓟州、遵化、龙井关的出关通道,开始向关外源源不断的搬运劫掠的物资和人口。而明军并不能统一有效地指挥各地勤王兵马,结果导致多路勤王兵被后金一个个分别消灭,大量将官战死。

到了崇祯三年三月初二,皇太极留下小股部队驻守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自率大军从冷口关出边墙返回沈阳。五月祖大寿觉得时机成熟开始率军攻打后金的留守部队。五月十二日攻克滦州,兵袭永平。阿敏等人觉得兵少不可守,就屠光城中百姓,弃城出关。

至此,历经七个月之久的“己巳之变”宣告结束。崇祯原本可在后金撤回辽东后再抓捕袁崇焕,结果一时激动折腾出这些事端。当然他是皇帝,无人敢问罪于他,但是他真的就不用承担责任吗?想必大家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己巳之变”对于此时的大明来说(后面皇太极又来了好几次,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一点不亚于正统的土木堡、嘉靖的庚戌之变。损失惨重、颜面尽失的大明王朝,必然要给所谓的祸首袁崇焕定罪。

那么袁崇焕冤不冤?首先是舆论方面。当时舆论几乎是公认他私通后金,欲入城强逼朝廷接受议和。主要依据就是袁崇焕处死毛文龙后就上疏朝廷要求“ 特疏请增三百万,谓五年之后,全辽皆复,并从前所加各项,皆可蠲余,此一劳永逸之计也。 ”

朝廷否决其申请后,就出现了“己巳之变”,朝廷上下皆传这三百万两就是替后金要的媾和赔款;十一月十五日后金已经打到通州,京师哗然,好巧不巧这个时候袁崇焕那个“ 必不令奴越蓟西一步 ”的奏疏正好送到京师,你让大家怎么议论?而袁崇焕于蓟门分散勤王兵马、不主动拦截、绕个弯抢先到达北京城下则更让阴谋之论甚嚣尘上。

但是你说位高权重的督师,主动屈身向一个边陲苦寒之地的原始部落投降也委实没有什么说服力,袁督师逼迫朝廷议和之后自己能捞到什么好呢?

为袁崇焕喊冤的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兵科给事中钱家修等人也是从袁崇焕生活作风、个人履历、日常言行等多方面去辩解袁崇焕根本就没有谋叛之心。钱家修据此写《白冤疏》,大打感情牌,搞得崇祯看完也情不自禁,批复:“览卿奏,具见忠爱,袁崇焕鞫问明白,即著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擢用。姚宗文、原抱奇先已有旨了。”

另一个方面袁崇焕就不冤了,朝廷给袁崇焕定的正式罪名:付托不效、专恃欺隐、市米资盗、谋款诱敌、斩帅践约、纵敌长驱、顿兵不战、遣散援兵、潜携喇嘛、坚请入城。这其中市米资盗、纵敌长驱、顿兵不战、遣散援兵、坚请入城就不用解释很好理解。

潜携喇嘛实际指的是他不上报朝廷就私自接触容留喇嘛(蒙古人信奉黄教喇嘛,喇嘛实际就可以充当外交使节);付托不效主要指五年平辽,结果才两年不到就平到北京城下了;专恃欺隐主要是指“西虏断不引奴入蓟”和“必不令越蓟西一步”,这都是白纸黑字无法抵赖的;谋款诱敌指的就是袁修锦州那段时间与皇太极的私自议和之事;斩帅践约是唯一可以说说的,但是能说的也只是“践约”(我个人也相信袁崇焕不是应皇太极的要求杀毛文龙),斩帅他能赖么?这十款罪名,可以说袁崇焕无从抵赖。

实际袁崇焕唯一能喊冤的地方我相信朝廷的高官们都知道,但是没人会说。就是这些罪里很多罪名为什么拖这么久才处罚?先前明知而不处罚是什么意思,不就是意味着无罪么?

例如市米资盗、谋款诱敌、斩帅践约,事发当时无事,现在却成了死罪。我觉得袁崇焕死罪没有问题,但是崇祯的做法在朝廷官员们看来也太刻薄寡恩了,作为帝王既然选择了圆滑处事以让臣下卖命,就不能干出好结果就既往不咎,干不出好结果就一件也不放过。

这样只会让臣子们为了自保选择不干,事实上后面的历史证明大家就是这么选择的。而崇祯犹不自知,只是一味埋怨诸臣误国、误他。

袁崇焕的罪名是定好了,但是更重要的问题却是无人提及。己巳之变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朝廷,每年耗费巨资的关宁锦防线根本就防不住后金入关(后金唯恐大明不信,后来又来了五次,每次都不走关宁锦这条线),那这条防线还需要每年拿出五六百万两白银往里填么?

一些人说关宁军战斗力强,但是也得看看他们的待遇。同为边军一个关宁军普通士兵一年军饷是24两(不包括战马、武器、衣裳等费用),而同期的宣大、蓟镇一个普通士兵一年军饷还不到一半,而且欠饷很严重(欠一年都不稀奇)。都已经穷得快饿死了,还能有什么战斗力?这么多军饷砸到宣大,宣大军战斗力一样会是大明第一。

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关宁军的私军化已经很严重了,开始不听朝廷指挥,祖大寿不就是个活脱脱的例子?花费巨资还指挥不了,要了有什么用?如果朝廷借这个机会重拾熊廷弼的策略,撤回关内重编军队、节约开支,也许大明帝国还能求得一线生机。

至于说放弃了关宁锦防线会让京师和皇帝直面北虏,这就抬杠了。这次关宁锦防线完好无损,北虏不是直面了京师和皇帝?再说了不是号称“天子守国门”么,还怕这个?

但是这一切都是假设,朝廷的官僚们无暇顾及这个问题,这时正在为争夺至高权力斗争着。

温体仁和周延儒想搞垮由钱龙锡、韩爌、李标、成基命组成的内阁,研究一番后他们发现突破口就是袁崇焕。因为韩爌是袁崇焕的老师(袁崇焕进士及第时的主考官);而钱龙锡方面,袁崇焕杀毛文龙后自辩时说了句“ 辅臣龙锡为此一事低徊过臣寓 ”。

于是乎这两人就开始利用袁崇焕的斩帅、谋和大做文章,弹劾内阁成员两项罪名,一是参与斩帅、谋和(最起码也是知情不报),二做为内阁大臣勾连边帅,图谋不轨。最终斗争的结果就是钱龙锡下狱判斩立决(后崇祯免其死罪改监禁),其余三人致仕。

而此时已沦为棋子的袁崇焕也迎来了他的终局,“ 磔示(俗称千刀万剐),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

袁崇焕忠心为国却落个死无全尸,不可谓不凄凉。然而其一意推行孙承宗的错误政策,一定程度上耗尽了明朝本就不多的国力,自以为是的防御策略导致后金入寇京畿肆意劫掠,无数家庭家破人亡,让人不能不恨。他的悲剧在于他有报国之志,却无报国之才;无将帅之能,却为四镇督师。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袁崇焕被行刑,京师百姓拍手称快,争啖其肉。不过朝廷也知道这除了能娱乐一下臣民,并不能解决辽东问题。于是孙承宗被起复,接替袁崇焕督师蓟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