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梁祝的评析
供稿：hz-xin.com 日期：2024-05-02
关于梁祝的赏析评价（800字左右）
朱苏力教授在耶鲁大学的讲演（节选）
梁祝的故事表明，制度是否需要变革以及如何变革恰恰是在人们违反制度的行动中
展现出来甚或实现的。如果没有梁祝的悲剧，人们就不会认识到传统的包办婚姻制度的
弱点和局限，就无法看到其他选择的可能性。没有许多青年男女由于偶然相识或长期交
往而自我产生的不符合当时社会婚姻制度的爱情，传统的婚姻制度就将继续保持原样。
在这个意义上，梁祝的悲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充分反映了悲剧的特征，即“历史的必
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
我今天讲的是一部在当代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故
事至少在唐朝就有记载，此后在民间广泛流传，到了元代、明代，梁祝的故事已经大量
进入戏剧，不仅作为单独的一个剧，而且在当时其他戏剧中也为剧中人物提起，由此可
见其在当时就已经成为一种民间经典或大众文化。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社会改革，特
别是50年代的婚姻制度的变革，使得这一戏剧在中国获得了新的社会意义。在当代中国
社会中，就其流传的广泛程度而言，恐怕《红楼梦》也难以与之媲美。
我利用的版本是明代戏剧《同窗记》。我试图从该剧中透视这种婚姻制度在当时社
会存在的根据及其“优点”和“缺点”。更进一步，与此剧相结合，我还试图在抽象层
面上简单讨论制度的特点。我希望通过对法律制度与作为在制度中行动的行动者个体之
间的冲突来展示人类的注定了的悲剧性境遇，进而给我们以某种警醒。
梁祝悲剧何在
梁祝的故事不仅感动了一代代少男少女，而且也令许多多情的成年人伤感。人们如
今已经习惯将这个故事界定为“悲剧”，称其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但这个悲
剧究竟悲在何处？每个读者都必定是而且也只能从自己的经验感受和角度理解戏剧。但
是，如果仔细想一想，这种事情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无论是青年还是中年，甚
至是老人，都有不少人由于种种原因相爱不成，私奔，甚至一起自杀。我们一般并不把
这种事件称之为悲剧。有时一些人甚至会对这种痴情者表示轻蔑，认为其不负责任，即
使死者之间的爱情与梁祝的爱情同样真诚。数年前，北京八达岭长城上，就曾有一对各
有家室的成年男女殉情自杀，人们甚至对此表示了一种鄙视。因此，仅仅因为男女之间
的感情，以及感情无法在现有的社会婚姻制度中得到满足，即使导致双双死亡，并不足
以构成一个悲剧。
有人（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各种改编本，例如，即使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中
也都有一段音乐表现“抗婚”）更强调这一事件中“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的因素
，因为祝英台许配的马家是当地的一个富庶人家（财主），似乎祝员外是因为贪财，不
惜牺牲女儿的幸福。但是，如果仔细看一看这个戏剧的原本，这一点其实并不存在。不
仅祝家与马家同为员外之家（因此两家仅仅是“门当户对”而已，并无高攀之嫌），而
且当梁山伯千里期约来求亲时.祝员外也没有势利地阻碍两人相见。尽管剧作中没有告知
梁山伯的家庭成分，但我们没有理由推定其出身为贫下中农，相反，如果一定要推论的
话，也许更有理由是某个员外的公子。如果不是梁山伯误解了祝英台的暗示，因此未能
如期赴约，至少从故事的前后背景来看，祝家未必会拒绝梁山伯的提亲，未必会仅仅为
了马家的富贵而违背了女儿的心意。他们曾允许好强的女儿孤身远赴杭州求学，如果以
当时的社会标准来看，祝员外父母实际上是相当开明，非常迁就女儿的，他们并不接受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而且，至少原来的剧本中并没有任何地方表现出马家仗势
欺人。相反，仅就迎娶途中允许祝英台祭奠梁山伯这一点，在我以及许多人看来，马家
也还是相当“仁义”的，并不是那么不讲道理———设想一下，今天谁或谁家会在结婚
这一天同意这种行为。是的，马家富庶，也许是个地主，但是，我们也不能仅仅因为马
家富庶，就不允许马家娶亲，就应让马家断子绝孙了吧！马家至少有权利选择祝英台。
因此，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也并不是构成此剧为悲剧的主要因素。
也许，悲剧在于包办婚姻。我想仅仅这一点也并不必然构成悲剧。我将在后面分析
，其实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人类历史上，在近代以前的主要婚姻制度形式都是包
办婚姻。而并非包办婚姻都将导致梁祝之类的悲剧，否则，悲剧就太多了。
从全剧来看，更重要的是，祝英台和梁山伯的言行始终在肯定着传统的以媒妁之言
和父母包办为主要特征的结婚制度。例如，尽管祝英台已经爱上了梁山伯，她还是要将
这种感情掩盖起来。他们俩曾“同床而睡，结脚而眠”，如果真的是反对包办，主张婚
姻自由，他/她们完全可以“把生米做成熟饭”，而且假定梁祝两人是主张婚姻自由的理
想化身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两人会拒绝做熟饭，因为他们是两情相悦，而不是单
相思。但是，祝英台一定要回家，一定要等着梁山伯来提亲。而梁山伯得知祝英台是女
身并已许嫁马家之后，他也仅仅是表示深深的遗憾，还是准备求娶他们分别时祝英台虚
构出来的妹妹；只是当发现这一希望也落空时，梁山伯才“罢休不成”，表示要“前去
寻一个月老冰人，定要把赤绳绾定，定要把赤绳绾定”。同时责备“一来恨贤妹言而无
信（这是可以理解的过激之词），二来恨卑人薄命，三来恨月老注得不均平”。甚至到
了这时候，祝英台还是称“今生料不能够了。我劝你休想也罢了”，坚持尊重传统的婚
姻程序和制度；进而，祝英台以酒做媒证，许愿“今生不和你谐凤侣，来生定要和你结
姻亲”；最后，俩人伤感而别。全剧中完全没有显示出祝员外或马员外对祝英台施加什
么压力和强迫。
因此，如果就剧本本身反映的情况而言，无论祝英台和梁山伯都不反对包办婚姻和
媒妁之言的程序或制度。事实上，他们俩都力求以这种包办婚姻和媒妁之言的程序来实
现自己的梦想，他们希望经过这种“程序正义”的认可。他们在这个意义上是自觉的遵
纪守法者。他/她们不喜欢的仅仅是由于这种程序或制度以及其他因素所造成的这种对于
他们非常残酷的特定结果。即使这时，他们最终还是准备接受这种结果，也没有打算挑
战这种制度。仅仅是由于梁山伯的意外病逝，祝英台才悲感交加，发现了自己的感情之
所据，并决意殉情。因此，所谓梁祝本人要求婚姻自由的说法实际是在近代社会变迁的
背景下，现代中下层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梁祝故事的重新解读。
梁祝两人的年龄
要理解此剧对于古人的悲剧性质，首先要理解戏剧故事发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同时
还要理解此剧写作和演出时所针对的观众的社会和认知参照系，而这个参照系总是由观
众的日常直接生活经验构成的。就《梁祝》而言，我首先讨论的是该剧两位主人翁的年
龄。
在《梁祝》的较早版本的故事和戏剧中没有提及梁祝的年龄。因此在舞台上出现的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年龄实际是由不同时代的观众根据他们的直接生活经验填补的。在现
代观众眼中，由于外出求学、恋爱、结婚这些事基本上都是同20岁左右的年龄相联系的
事，因此，梁、祝两人大致相当于两位离乡在外求学多年回乡的“大学生”或至少是“
高中生”。而且，由于近现代因社会变迁而引发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今天的这些观
众已经基本接受了婚姻自由的观念，因此，当现代观众理解此剧时，尽管不是明确的，
却会自觉不自觉地将主人翁的年龄忽略了，或者是用一个现代大学生的年龄来对梁祝的
婚姻作出判断。
但是，对于古代观众或读者来说，梁祝的年龄会小得多。因为无论是从古代的婚龄
推论还是从戏剧故事本身的细节来推算，梁祝悲剧发生时，他们两人最多也只是青少年
，大约14－16岁之间，甚至可能更为年轻。在中国古代，就法律规定的婚龄而言，大致
在男20岁，女15岁，甚至更早。同样是婚龄，古代与现代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古代一
旦规定婚龄，往往都是（特别是在早期）强制性的，即到这个年龄必须结婚；而如今规
定的婚龄是授权性的，即只有这个年龄，才能结婚或婚姻才得到法律的保护。从剧本来
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相遇时的年龄大约应在11－12岁上下，殉情时大约在15－16岁上下
。因为，首先，即使是古代，人们一般也不会等到16、17岁再上学读书，他们更不是如
同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那样，是20岁左右的大学校园内的姑娘小伙。
其次，一般说来，男女青少年到13－15岁后，就会逐渐对异性敏感起来。而梁祝“
同窗三载”，朝夕相处，甚至两人曾“你当初与我同床而睡，结脚而眠”，而梁山伯完
全没有察觉到祝英台是个女孩子。这种现象，如果从祝英台方面来看，这就意味着祝英
台尚未发育，至少尚未完全发育，否则，无论其体形、动作和说话声音都会发生巨大变
化，就很难在同异性非常亲近的交往中完全掩饰过去。如果从梁山伯一方来看，梁山伯
则可能更不成熟，甚至可能还没有开始发育，未进入青春期，因此，梁山伯才没有表现
出在青年男子身上通常表现得最为强烈的、对于异性的敏感和好奇。
尽管剧本不是历史，角色不是实际人物，因此，我们无法且没有必要细致考证梁山
伯和祝英台的准确年龄，但是我认为，这个关于梁祝年龄的推断大体是站得住脚的。而
这个年龄问题对于梁祝爱情的悲剧具有重要意义。
早婚与包办婚姻
一旦确定了梁山伯祝英台的年龄，我们就会发现，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们之间的
感情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早恋”（这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初中生谈恋爱）。但是，使用“
早恋”这个词，也许不很恰当，因为今天人们已经赋予了该词某种贬义，似乎这种现象
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但如果历史地看，在人类历史上，今天我们所谓的“早恋”一直被
人们视为正常现象，甚至可能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必须。
悲剧因素之一：自然与社会
梁祝的故事以及历史上的许多关于爱情的悲剧故事为我们理解社会和制度提供了一
系列启示。
首先是关于婚姻的社会性质。当代许多知识分子都强调个人自由，在性与婚姻上，
表现为强调婚姻爱情的自由，强调性爱的自然属性，强调所谓的自然法则。作为一种政
治追求，这些努力和宣传在今天显然是不错的，并且是必要的。但是仅仅有这种理解，
其实很可能为这些语词迷住了眼，在语词的丛林中迷路。任何个体都必须在群体中生活
，才可能生活下来，发展起来。包括人的许多本能都需要社会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
制度才能满足。其实自然本身并不像我们许多知识分子所说的那样是美好的，自然就其
本身许多时候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本能的需要。在自然界的狂风暴雨、雷鸣电闪中，我们
会感到恐惧，也许只有许多人的聚居才能减轻这种恐惧。在大自然的灾难中，我们会惊
魂落魄，只有人的相互
关爱才能使我们略有宽慰。甚至性爱，仅仅凭着自然也不能得到满足；在一个生产
水平极为低下，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地区，我们甚至难得找到配偶，或者干脆无法繁
衍后代。如果没有社会文化的发展，我们就无法感受性爱的美感，我们就没有“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就没有“昨夜星辰昨夜风”，没有“相见时难别亦难”，没有“相见
无语，惟有泪千行”。
是的，在热恋中，当我们花前柳下，海誓山盟，我们感到自然的美丽；但是这一切
并不是自然的全部，而且这也是因为有一个现存的社会生活支持之下的自然、一个人文
化了的自然。当我们的恋爱受到种种压抑时，我们甚至想回归自然。但是我们能够吗？
我们已经进入了现代，这一切是不可能退回去的。即使可能，我们又真的愿意吗？除了
在那虚幻的、不加反思的浪漫的一刻。其实，即使在那一刻，我们也未必愿意回到古代
，我们真的愿意只能“人约黄昏后，月上柳梢头”吗？我们真的愿意在车水马龙、摩肩
接踵的人流中“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吗？事实上，只要看看古人的爱情诗
歌中，大多只是花前柳下，明月清风，最多也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或是“所
谓伊人，在水一方”；但请注意即使是今天人们根本不当回事的“汉水”，已经引发了
古人的“汉之广矣，不可泳思”的哀怨。古诗词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在许多当代人的爱情
中经常作为背景出现的高山林野、海浪沙滩（他们怎么去呢———要披荆斩棘、跋涉百
里？即使去了，他们晚上回得来吗？）古人的浪漫几乎注定只能是“杨柳岸，晓风残月
”的浅吟低唱，而不可能是“站成了两个世界”的“白天不懂夜的黑”。这本身就说明
了事实上现代人恋爱活动的自然环境的扩展。现代社会的交通以及其他条件都使得我们
的自然更开阔了，在某些方面或某些时候与大自然更亲近了，而不是如同某些现代学者
认为的那样更遥远了，更狭小了。甚至，由于现代的避孕技术的发展，我们事实上可能
比古人更多享受了性爱，少了很多由于对怀孕、养育之担忧而带来的性爱之压抑和拒绝
。事实上，就总体而言，现代性至少在许多方面使得我们的爱情更为美丽。社会和文化
并不只是压迫我们，而是支持、培育了我们的需求和感受。
不只是，却还是有的。正是在强调人类的社会型之际，强调人类的本能就总体而言
必须在社会中才能得到更好的满足，因此，许多个体的本能在某些情况下也就不得不适
应社会生活的需求，甚至性爱的本能会成为一种被人不断使用的一种生物本能。例如，
用性获取各种资源，维系自己的以及家庭的生活。甚至性会被制度化，这就是家庭，无
论是一夫一妻制，还是多配偶制。但是，无论何种形式，一旦形成了制度，都必然在满
足人们的本能的同时又压抑了这种或其他的人的本能。
但这就是悲剧吗？对于一个个生命有限的个体来说，这也许就是悲剧；但是对于人
类来说，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也许我们能感叹的仅仅是“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
悲剧因素之二：常规与例外
承认一个制度的语境化合理性，并不应由此承认其永恒的合理性，其实，任何社会
实践一旦成为制度，都会有弱点，因为制度回答的都是一个稳定社会中的某一类常规问
题。因此，制度化就完全可能显示出两方面的弱点。一、建立制度的基本前提是社会条
件大致稳定，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条件下，该社会中的这一类问题将呈现出常态，只有这
时，该制度才是有效的和有用的；二、一旦社会条件发生了剧烈、根本，甚或是重大变
化，该社会的某一类问题就会发生变化，就会使这一制度的有用性大打折扣，甚至完全
无用。
例如，在婚姻制度上，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生产生活条
件的变化：交通通讯的改善，人员的大幅度流动，医疗保健的发展，人类预期寿命的延
长，交往对象的流变等。这些变化就使得包办婚姻所针对的问题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
这样的条件下，早婚早育已经不利于这个社会的需求，传统社会中形成的早婚早育习惯
反而成为这个转变了的社会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才可
以看到“早恋”何以从人类的一个自然生理属性成为各个现代社会普遍要以各种方式解
决的社会问题之一。同样，随着这种社会的转变，包办婚姻和媒妁之言作为婚姻制度的
主要机制也失去了正当性。
梁祝的悲剧与制度的这一弱点基本上还没有关系；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在于制度化的
第二个弱点，这就是，任何制度针对的都是常规问题，有常规就有例外，而制度恰恰无
法处理那些常规之外的问题。
这一分析是从个案来看的。是不是对制度就应当完全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呢？
强调包办婚姻的制度神圣性也许并不是一点价值都没有，就当时而言，对于当时的婚姻
制度之稳定，也许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因为人们不应当对一个制度总是采取机会主义的
态度，总是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最终必定导致不仅是婚姻制度而且可能包括其他制度的
虚无。
但是，这样说，只有假定制度本身已经完美、永远不可改变，才能成立。问题在于
确立制度的最终目的恰恰是要能满足人类的福利；如果尊重一个制度仅仅因为其是制度
，完全不考虑这一制度是否满足了社会的福利，那么这个制度最终必定会失去其作为制
度的正当性和活力，并且会压制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断产生的新的制度需求。因此，从
这一点上看，像梁祝的情况，只要不走极端（不完全否定当时的一般的婚姻制度），社
会和人们就应当允许他/她们作为特例，即允许他/她们自由恋爱和结婚，尽管这种允许
未必能保证他们今后的一生中都能情投意合，白头偕老。
悲剧因素之三：制度何时变化
我在上面分析了早婚早育、父母包办和媒妁之言制度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必须注
意两点：第一，这种制度的合理性是在历史中展开的，是历史性的，而不是如同我在上
面的文字中展现的那么简单。我在文字上构建的该制度的合理性是一种马后炮，是当我
们同历史拉开距离之后对历史的反观。这种马后炮有助于理解历史，却往往无助于生活
。我们既无法在理解了历史之后才开始按部就班地生活，也无法通过理解历史来比较精
确地把握未来。
第二，尽管我们在上面分析了梁祝爱情的合理性，但是也仍然是在今天的条件下。
根据我们今天的信息，才确认了这种合理性，而梁祝两人以及当时的其他人都没有可能
认识。
人类永远是要在一种对现有和未来境况无法具有完全信息的条件下作出影响甚至是
决定自己未来的决定。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在一定意义上，总是不断同这类问题
相遇，并作出各种选择。我们会提出种种理由，会用各种历史事实和各个学科的现有知
识来支持自己的要求，但是，我们其实未必真正了解满足这些要求可能带来什么后果，
特别是我们不希望的后果。
梁祝的故事表明，制度是否需要变革以及如何变革恰恰是在人们违反制度的行动中
展现出来甚或实现的。如果没有梁祝的悲剧，人们就不会认识到传统的包办婚姻制度的
弱点和局限，就无法看到其他选择的可能性。没有许多青年男女由于偶然相识或长期交
往而自我产生的不符合当时社会婚姻制度的爱情，传统的婚姻制度就将继续保持原样。
在这个意义上，梁祝的悲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充分反映了悲剧的特征，即“历史的必
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如果不是发生在梁山伯
祝英台身上，就可能发生在祝山伯梁英台身上。社会必须支付这个代价之后，才能使人
们逐步有所体悟，这也是人类的悲剧。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梁祝的悲剧的意义至
少对于农业社会的中国人来说就在于它以艺术的方式展现了制度作为规则与现实世界中
特殊问题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法理学上的一个永恒的问题。梁祝一剧的动人之处，
如果从我的、法学的眼光看来，就在于它强烈体现了这个至少到目前还没有解、也许永
远不可能有解的法理学问题。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足可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莉叶故事媲美。有人声称，它是中国古典悲剧的颠峰，最完美地表达了东方男女的纯洁忠贞的情感。这个立场就是数百年以来梁祝故事阐释的主流。
梁祝传奇始见于唐代的《十道志》和《宣室志》等，尽管文字比较简略，但五官眉目都已成型。而更为详尽地叙述其细枝末节的，当推清代俞樾《茶香室四钞》援引的《祝英台小传》，它这样告诉我们说，东晋时代有个女子祝英台，小名九娘，出身于浙江上虞富家，“生无兄弟，才貌双绝”，父母想要为她择偶，她却推辞说，女儿应当出外游学，去寻找真正的贤士。于是就改扮男妆，自称“九官”，云游江湖，路上遇到会稽（今绍兴）人氏梁山伯，惺惺相惜，于是一同到江苏宜兴善权山的碧藓岩下搭建书房，刻苦读书，同居同睡长达三年之久，而梁竟不知道祝是个女子。分手时，祝英台嘱咐梁山伯，要他务必在指定日子里来家里赴约，他会告知父母，把自己的妹妹“九娘”嫁他，这其实就是以身相许的秘密承诺。
但梁山伯却因家贫自卑，不敢前往，拖过了约定的日期。于是祝英台父母就跟富豪马家订下女儿的婚事。后来梁山伯当了鄞县的县长，赴任时途经祝家，查询“九官”这个人，家僮回答说，家里只有“九娘”，并没有“九官”这个人。梁山伯这才惊悟，便以同学友情为由，恳求相见。英台以罗扇遮面，出来作了一揖，仅此而已。梁山伯追悔莫及，思念成疾，竟然不久就病死在任上。
《小传》进而描述说，第二年英台出嫁马家，下令水手绕道前往梁山伯的墓地凭吊。抵达时风涛大作。英台在山伯墓前失声痛哭，大地忽然裂开，英台坠入墓穴，外面仅留下她的衣裙，却也化作蝴蝶飞散而去。宰相谢安听说了这个故事，上奏朝廷，皇帝感念英台的忠贞情爱，封她为“义妇”。如今山上杜鹃花盛开的时候，常有大碟双飞不去，相传是两人的灵魂所化，所以世人称这种大蝶为祝英台。明代陈仁锡的《潜确类书》称，南齐建元二年，当地人在当年读书的老宅上建了“碧藓庵”，刻有“祝英台读书处”字样，来纪念这个不同凡响的女性。至此，梁祝悲剧变得情节曲折，委婉动人，已大致完成了其叙事结构的发育过程。
同性恋语法下的梁祝传奇
然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情感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并不是寻常的 “男欢女爱”。尽管祝英台爱上梁山伯，确乎是女人对男人的传统爱慕，无须大惊小怪，但梁山伯对祝英台的感情，却是大有蹊跷，很值得我们细加玩味。十五年前我就曾撰文，指认它是经过伪饰的同性恋范例，显示了中国同性恋文化和美学的基本特征，但这一长期流传于吴越乃至长江流域的悲剧，同时也是话语误读（或掩蔽）的一个范例。从被言说和传播起，直到在越剧中扩充与定型，“梁祝”一直遭到异性恋话语的阐释，以致它的真实语义被长期歪曲，并且以后还将被继续歪曲下去。
梁祝故事之所以遭到误读，乃是由于其主要角色是一对男女。消除这一语误的方式，就是运用同性恋语法对文本展开重读。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在“梁祝”文本的入口，伫立着梁山伯的英俊身影，他正形单影只地行走于访学的道路，这时，另一个出门访学的婀娜“男子”（由祝英台假扮）出现在他孤寂的视界里。这个陌路相逢的“男子”用“他”的秀丽、娇羞和温柔，点燃了梁山伯的情火，促使他以“友谊”的名义与之同行乃至结庐共居。他们同宿一室，朝夕相处，感情日益深厚，而梁则在等待一个感情出击的适当时机。
祝英台化妆成男子后究竟是怎样的形象，这点可以从越剧《梁祝》中获得启示。由女演员扮演的祝英台，尽管一身文士装束，却依旧是眉黛含春，从骨头里散发出女人的妩媚。但不同寻常迹象在于，这种“娘娘腔”不但没有触发梁山伯的反感，反而令他对前者产生了一段非凡的“友情”。
祝英台并未意识到梁的“友情”中所隐含的特殊意味。她私下爱慕着梁，以为只要她还原为女妆，梁一定会加倍欣喜和娶她为妻。在分别之际，她含蓄地向梁山伯发出了隆重邀请，希望他能准时到家里迎聘她的妹妹（她本人的一个代码） “九娘”。这是一个旧时代女子向男人所发出的暧昧而动人的呼吁。
然而，梁山伯并并未如期赴约。他事后对人辩解说，因为家境贫寒，无钱置办聘礼和婚仪。这显然是一种推脱之辞。而更符合逻辑的推断是：他对娶一个女人没有任何兴趣。他仅仅喜爱哥哥“九官”而已。为避免“娶亲”造成的“麻烦”，他压抑下了与祝英台重逢的强烈渴望。他的计划是先拖过下聘礼的约期，使婚姻成为不可能，然后再登门造访，以了却对祝英台的无限思念。但这一举动严重打击了祝英台。她的父母不容许女儿继续为一个贫穷弟子耗费青春，决定将其许配给富豪马家。祝英台找不到任何理由推诿，只能应允这种父母之命。
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双双“觉醒”
此后的事件发展变得越来越富于戏剧性。当梁山伯在赴宁波当官途中专门前往探视祝英台时，家童声称府上只有“九娘”而没有“九官”，这使梁猛然意识到他犯了一生中最严重的错误——爱上了一个真正的女子。震惊之余，他要求亲眼见一下祝，以证实家僮的说法。祝英台用罗扇遮着脸腮，出来向他袅袅作了一揖。梁又惊又怒，以为受了莫大的欺骗——这个女人，竟然伪装成男子欺骗他，把他置为感情的掌上玩物！这再度证实了世上女人的险恶。然而，祝的妩媚形象却继续纠缠和折磨着梁，使之无法从往事的甜蜜追忆和残酷现实中摆脱出来。尽管担任县令符合他大济苍生的理想，但致命的精神楚痛，最终竟把他推向了病魔、伤痛和死亡。
惊悉梁山伯病逝的噩耗，祝英台最初的反应是难以言喻的悲伤和悔恨。她把梁见到她“真身”时又惊又怒的情形，当作梁热恋和追悔的证据。她后悔当初未能及时揭破自己的性别，以致对他心灵造成了无可挽救的致命打击。但这时一些有关梁山伯同性恋的风闻可能已经断续传来。她半信半疑，亦悲亦恼，心情复杂地踏上了出嫁的道路。
为证实民间的传言，她下令船夫专门绕道清道山，并以风浪太大为由停 顶顶 顶啊 顶顶 顶啊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足可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莉叶故事媲美。有人声称，它是中国古典悲剧的颠峰，最完美地表达了东方男女的纯洁忠贞的情感。这个立场就是数百年以来梁祝故事阐释的主流。
梁祝传奇始见于唐代的《十道志》和《宣室志》等，尽管文字比较简略，但五官眉目都已成型。而更为详尽地叙述其细枝末节的，当推清代俞樾《茶香室四钞》援引的《祝英台小传》，它这样告诉我们说，东晋时代有个女子祝英台，小名九娘，出身于浙江上虞富家，“生无兄弟，才貌双绝”，父母想要为她择偶，她却推辞说，女儿应当出外游学，去寻找真正的贤士。于是就改扮男妆，自称“九官”，云游江湖，路上遇到会稽（今绍兴）人氏梁山伯，惺惺相惜，于是一同到江苏宜兴善权山的碧藓岩下搭建书房，刻苦读书，同居同睡长达三年之久，而梁竟不知道祝是个女子。分手时，祝英台嘱咐梁山伯，要他务必在指定日子里来家里赴约，他会告知父母，把自己的妹妹“九娘”嫁他，这其实就是以身相许的秘密承诺。
但梁山伯却因家贫自卑，不敢前往，拖过了约定的日期。于是祝英台父母就跟富豪马家订下女儿的婚事。后来梁山伯当了鄞县的县长，赴任时途经祝家，查询“九官”这个人，家僮回答说，家里只有“九娘”，并没有“九官”这个人。梁山伯这才惊悟，便以同学友情为由，恳求相见。英台以罗扇遮面，出来作了一揖，仅此而已。梁山伯追悔莫及，思念成疾，竟然不久就病死在任上。
《小传》进而描述说，第二年英台出嫁马家，下令水手绕道前往梁山伯的墓地凭吊。抵达时风涛大作。英台在山伯墓前失声痛哭，大地忽然裂开，英台坠入墓穴，外面仅留下她的衣裙，却也化作蝴蝶飞散而去。宰相谢安听说了这个故事，上奏朝廷，皇帝感念英台的忠贞情爱，封她为“义妇”。如今山上杜鹃花盛开的时候，常有大碟双飞不去，相传是两人的灵魂所化，所以世人称这种大蝶为祝英台。明代陈仁锡的《潜确类书》称，南齐建元二年，当地人在当年读书的老宅上建了“碧藓庵”，刻有“祝英台读书处”字样，来纪念这个不同凡响的女性。至此，梁祝悲剧变得情节曲折，委婉动人，已大致完成了其叙事结构的发育过程。
同性恋语法下的梁祝传奇
然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情感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并不是寻常的 “男欢女爱”。尽管祝英台爱上梁山伯，确乎是女人对男人的传统爱慕，无须大惊小怪，但梁山伯对祝英台的感情，却是大有蹊跷，很值得我们细加玩味。十五年前我就曾撰文，指认它是经过伪饰的同性恋范例，显示了中国同性恋文化和美学的基本特征，但这一长期流传于吴越乃至长江流域的悲剧，同时也是话语误读（或掩蔽）的一个范例。从被言说和传播起，直到在越剧中扩充与定型，“梁祝”一直遭到异性恋话语的阐释，以致它的真实语义被长期歪曲，并且以后还将被继续歪曲下去。
梁祝故事之所以遭到误读，乃是由于其主要角色是一对男女。消除这一语误的方式，就是运用同性恋语法对文本展开重读。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在“梁祝”文本的入口，伫立着梁山伯的英俊身影，他正形单影只地行走于访学的道路，这时，另一个出门访学的婀娜“男子”（由祝英台假扮）出现在他孤寂的视界里。这个陌路相逢的“男子”用“他”的秀丽、娇羞和温柔，点燃了梁山伯的情火，促使他以“友谊”的名义与之同行乃至结庐共居。他们同宿一室，朝夕相处，感情日益深厚，而梁则在等待一个感情出击的适当时机。
祝英台化妆成男子后究竟是怎样的形象，这点可以从越剧《梁祝》中获得启示。由女演员扮演的祝英台，尽管一身文士装束，却依旧是眉黛含春，从骨头里散发出女人的妩媚。但不同寻常迹象在于，这种“娘娘腔”不但没有触发梁山伯的反感，反而令他对前者产生了一段非凡的“友情”。
祝英台并未意识到梁的“友情”中所隐含的特殊意味。她私下爱慕着梁，以为只要她还原为女妆，梁一定会加倍欣喜和娶她为妻。在分别之际，她含蓄地向梁山伯发出了隆重邀请，希望他能准时到家里迎聘她的妹妹（她本人的一个代码） “九娘”。这是一个旧时代女子向男人所发出的暧昧而动人的呼吁。
然而，梁山伯并并未如期赴约。他事后对人辩解说，因为家境贫寒，无钱置办聘礼和婚仪。这显然是一种推脱之辞。而更符合逻辑的推断是：他对娶一个女人没有任何兴趣。他仅仅喜爱哥哥“九官”而已。为避免“娶亲”造成的“麻烦”，他压抑下了与祝英台重逢的强烈渴望。他的计划是先拖过下聘礼的约期，使婚姻成为不可能，然后再登门造访，以了却对祝英台的无限思念。但这一举动严重打击了祝英台。她的父母不容许女儿继续为一个贫穷弟子耗费青春，决定将其许配给富豪马家。祝英台找不到任何理由推诿，只能应允这种父母之命。
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双双“觉醒”
此后的事件发展变得越来越富于戏剧性。当梁山伯在赴宁波当官途中专门前往探视祝英台时，家童声称府上只有“九娘”而没有“九官”，这使梁猛然意识到他犯了一生中最严重的错误——爱上了一个真正的女子。震惊之余，他要求亲眼见一下祝，以证实家僮的说法。祝英台用罗扇遮着脸腮，出来向他袅袅作了一揖。梁又惊又怒，以为受了莫大的欺骗——这个女人，竟然伪装成男子欺骗他，把他置为感情的掌上玩物！这再度证实了世上女人的险恶。然而，祝的妩媚形象却继续纠缠和折磨着梁，使之无法从往事的甜蜜追忆和残酷现实中摆脱出来。尽管担任县令符合他大济苍生的理想，但致命的精神楚痛，最终竟把他推向了病魔、伤痛和死亡。
惊悉梁山伯病逝的噩耗，祝英台最初的反应是难以言喻的悲伤和悔恨。她把梁见到她“真身”时又惊又怒的情形，当作梁热恋和追悔的证据。她后悔当初未能及时揭破自己的性别，以致对他心灵造成了无可挽救的致命打击。但这时一些有关梁山伯同性恋的风闻可能已经断续传来。她半信半疑，亦悲亦恼，心情复杂地踏上了出嫁的道路。
为证实民间的传言，她下令船夫专门绕道清道山，并以风浪太大为由停
很凄美，却让生活在现代的我们羡慕。
听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有感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静静地聆听着经典的梁祝，好像看到所有的花朵都悄然地绽放在遥远的琴音里，所有的蝴蝶都以爱情的姿势美丽地起舞翩飞。 “彩虹万里百花开，蝴蝶双双对对来，地老天荒心不变，梁山伯与祝英台……” 我知道，许多如花的美丽都来自春天，许多如歌的爱情都来自传说。从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个音符开始，我就以聆听的姿势遥望着梁祝的春天。 在琴声飘去的地方，只看见黛青的远山盈盈地含笑；春水的绿波倒映着小桥，来往的行人走在阳关道，摇晃的酒帘儿高挂在红杏梢，绿荫的深处传来一声声的啼鸟，柔软的柳丝拂动着心绪在暖风中轻摇…… 传说中的那座古老的杭州城，被一根细细的琴弦就这样拉近。被琴弦拉近的，还有从学堂里传来的那一阵朗朗的读书声。在燕影掠过的天空上，那一阵阵的读书声，使江南的春天更温暖，也使春天的江南更明媚。 这样的春天，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春天，在摇曳的烛光旁赋诗弹琴，在如水的月色下对歌吟诵。同窗三载，情深似海。十八相送，长亭接短亭。楼台话别，情切切，意绵绵……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好像早就在预料之中。花飘叶落，楼台摇晃。琴弦如丝，牵动着我的心在瑟瑟地颤抖。琴声好长，沉重地萦绕着我远望的目光。我的目光和心情，在暴风雨的袭击中总渴望着晴朗。 在晴朗的天空上，蝴蝶渐渐地飞近，飞过了岁月的时空，从千年的传说中飞进了我的梦里。有蝴蝶翩飞的梦，是一个美丽斑斓的梦，陷入在这样的梦境里，我宁愿一生长眠不醒。 琴声渐渐地飘远，飘入了历史。在历史的枝头上，梁祝是永远的花朵，是永远绽放的爱情的千古绝唱。 “碧草青青花盛开，彩蝶双双久徘徊。千古传诵深深爱，山伯永恋祝英台……”
古琴曲欣赏《梁祝》弹奏-片段mv
朱苏力教授在耶鲁大学的讲演（节选）
梁祝的故事表明，制度是否需要变革以及如何变革恰恰是在人们违反制度的行动中
展现出来甚或实现的。如果没有梁祝的悲剧，人们就不会认识到传统的包办婚姻制度的
弱点和局限，就无法看到其他选择的可能性。没有许多青年男女由于偶然相识或长期交
往而自我产生的不符合当时社会婚姻制度的爱情，传统的婚姻制度就将继续保持原样。
在这个意义上，梁祝的悲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充分反映了悲剧的特征，即“历史的必
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
我今天讲的是一部在当代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故
事至少在唐朝就有记载，此后在民间广泛流传，到了元代、明代，梁祝的故事已经大量
进入戏剧，不仅作为单独的一个剧，而且在当时其他戏剧中也为剧中人物提起，由此可
见其在当时就已经成为一种民间经典或大众文化。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社会改革，特
别是50年代的婚姻制度的变革，使得这一戏剧在中国获得了新的社会意义。在当代中国
社会中，就其流传的广泛程度而言，恐怕《红楼梦》也难以与之媲美。
我利用的版本是明代戏剧《同窗记》。我试图从该剧中透视这种婚姻制度在当时社
会存在的根据及其“优点”和“缺点”。更进一步，与此剧相结合，我还试图在抽象层
面上简单讨论制度的特点。我希望通过对法律制度与作为在制度中行动的行动者个体之
间的冲突来展示人类的注定了的悲剧性境遇，进而给我们以某种警醒。
梁祝悲剧何在
梁祝的故事不仅感动了一代代少男少女，而且也令许多多情的成年人伤感。人们如
今已经习惯将这个故事界定为“悲剧”，称其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但这个悲
剧究竟悲在何处？每个读者都必定是而且也只能从自己的经验感受和角度理解戏剧。但
是，如果仔细想一想，这种事情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无论是青年还是中年，甚
至是老人，都有不少人由于种种原因相爱不成，私奔，甚至一起自杀。我们一般并不把
这种事件称之为悲剧。有时一些人甚至会对这种痴情者表示轻蔑，认为其不负责任，即
使死者之间的爱情与梁祝的爱情同样真诚。数年前，北京八达岭长城上，就曾有一对各
有家室的成年男女殉情自杀，人们甚至对此表示了一种鄙视。因此，仅仅因为男女之间
的感情，以及感情无法在现有的社会婚姻制度中得到满足，即使导致双双死亡，并不足
以构成一个悲剧。
有人（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各种改编本，例如，即使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中
也都有一段音乐表现“抗婚”）更强调这一事件中“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的因素
，因为祝英台许配的马家是当地的一个富庶人家（财主），似乎祝员外是因为贪财，不
惜牺牲女儿的幸福。但是，如果仔细看一看这个戏剧的原本，这一点其实并不存在。不
仅祝家与马家同为员外之家（因此两家仅仅是“门当户对”而已，并无高攀之嫌），而
且当梁山伯千里期约来求亲时.祝员外也没有势利地阻碍两人相见。尽管剧作中没有告知
梁山伯的家庭成分，但我们没有理由推定其出身为贫下中农，相反，如果一定要推论的
话，也许更有理由是某个员外的公子。如果不是梁山伯误解了祝英台的暗示，因此未能
如期赴约，至少从故事的前后背景来看，祝家未必会拒绝梁山伯的提亲，未必会仅仅为
了马家的富贵而违背了女儿的心意。他们曾允许好强的女儿孤身远赴杭州求学，如果以
当时的社会标准来看，祝员外父母实际上是相当开明，非常迁就女儿的，他们并不接受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而且，至少原来的剧本中并没有任何地方表现出马家仗势
欺人。相反，仅就迎娶途中允许祝英台祭奠梁山伯这一点，在我以及许多人看来，马家
也还是相当“仁义”的，并不是那么不讲道理———设想一下，今天谁或谁家会在结婚
这一天同意这种行为。是的，马家富庶，也许是个地主，但是，我们也不能仅仅因为马
家富庶，就不允许马家娶亲，就应让马家断子绝孙了吧！马家至少有权利选择祝英台。
因此，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也并不是构成此剧为悲剧的主要因素。
也许，悲剧在于包办婚姻。我想仅仅这一点也并不必然构成悲剧。我将在后面分析
，其实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人类历史上，在近代以前的主要婚姻制度形式都是包
办婚姻。而并非包办婚姻都将导致梁祝之类的悲剧，否则，悲剧就太多了。
从全剧来看，更重要的是，祝英台和梁山伯的言行始终在肯定着传统的以媒妁之言
和父母包办为主要特征的结婚制度。例如，尽管祝英台已经爱上了梁山伯，她还是要将
这种感情掩盖起来。他们俩曾“同床而睡，结脚而眠”，如果真的是反对包办，主张婚
姻自由，他/她们完全可以“把生米做成熟饭”，而且假定梁祝两人是主张婚姻自由的理
想化身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两人会拒绝做熟饭，因为他们是两情相悦，而不是单
相思。但是，祝英台一定要回家，一定要等着梁山伯来提亲。而梁山伯得知祝英台是女
身并已许嫁马家之后，他也仅仅是表示深深的遗憾，还是准备求娶他们分别时祝英台虚
构出来的妹妹；只是当发现这一希望也落空时，梁山伯才“罢休不成”，表示要“前去
寻一个月老冰人，定要把赤绳绾定，定要把赤绳绾定”。同时责备“一来恨贤妹言而无
信（这是可以理解的过激之词），二来恨卑人薄命，三来恨月老注得不均平”。甚至到
了这时候，祝英台还是称“今生料不能够了。我劝你休想也罢了”，坚持尊重传统的婚
姻程序和制度；进而，祝英台以酒做媒证，许愿“今生不和你谐凤侣，来生定要和你结
姻亲”；最后，俩人伤感而别。全剧中完全没有显示出祝员外或马员外对祝英台施加什
么压力和强迫。
因此，如果就剧本本身反映的情况而言，无论祝英台和梁山伯都不反对包办婚姻和
媒妁之言的程序或制度。事实上，他们俩都力求以这种包办婚姻和媒妁之言的程序来实
现自己的梦想，他们希望经过这种“程序正义”的认可。他们在这个意义上是自觉的遵
纪守法者。他/她们不喜欢的仅仅是由于这种程序或制度以及其他因素所造成的这种对于
他们非常残酷的特定结果。即使这时，他们最终还是准备接受这种结果，也没有打算挑
战这种制度。仅仅是由于梁山伯的意外病逝，祝英台才悲感交加，发现了自己的感情之
所据，并决意殉情。因此，所谓梁祝本人要求婚姻自由的说法实际是在近代社会变迁的
背景下，现代中下层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梁祝故事的重新解读。
梁祝两人的年龄
要理解此剧对于古人的悲剧性质，首先要理解戏剧故事发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同时
还要理解此剧写作和演出时所针对的观众的社会和认知参照系，而这个参照系总是由观
众的日常直接生活经验构成的。就《梁祝》而言，我首先讨论的是该剧两位主人翁的年
龄。
在《梁祝》的较早版本的故事和戏剧中没有提及梁祝的年龄。因此在舞台上出现的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年龄实际是由不同时代的观众根据他们的直接生活经验填补的。在现
代观众眼中，由于外出求学、恋爱、结婚这些事基本上都是同20岁左右的年龄相联系的
事，因此，梁、祝两人大致相当于两位离乡在外求学多年回乡的“大学生”或至少是“
高中生”。而且，由于近现代因社会变迁而引发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今天的这些观
众已经基本接受了婚姻自由的观念，因此，当现代观众理解此剧时，尽管不是明确的，
却会自觉不自觉地将主人翁的年龄忽略了，或者是用一个现代大学生的年龄来对梁祝的
婚姻作出判断。
但是，对于古代观众或读者来说，梁祝的年龄会小得多。因为无论是从古代的婚龄
推论还是从戏剧故事本身的细节来推算，梁祝悲剧发生时，他们两人最多也只是青少年
，大约14－16岁之间，甚至可能更为年轻。在中国古代，就法律规定的婚龄而言，大致
在男20岁，女15岁，甚至更早。同样是婚龄，古代与现代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古代一
旦规定婚龄，往往都是（特别是在早期）强制性的，即到这个年龄必须结婚；而如今规
定的婚龄是授权性的，即只有这个年龄，才能结婚或婚姻才得到法律的保护。从剧本来
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相遇时的年龄大约应在11－12岁上下，殉情时大约在15－16岁上下
。因为，首先，即使是古代，人们一般也不会等到16、17岁再上学读书，他们更不是如
同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那样，是20岁左右的大学校园内的姑娘小伙。
其次，一般说来，男女青少年到13－15岁后，就会逐渐对异性敏感起来。而梁祝“
同窗三载”，朝夕相处，甚至两人曾“你当初与我同床而睡，结脚而眠”，而梁山伯完
全没有察觉到祝英台是个女孩子。这种现象，如果从祝英台方面来看，这就意味着祝英
台尚未发育，至少尚未完全发育，否则，无论其体形、动作和说话声音都会发生巨大变
化，就很难在同异性非常亲近的交往中完全掩饰过去。如果从梁山伯一方来看，梁山伯
则可能更不成熟，甚至可能还没有开始发育，未进入青春期，因此，梁山伯才没有表现
出在青年男子身上通常表现得最为强烈的、对于异性的敏感和好奇。
尽管剧本不是历史，角色不是实际人物，因此，我们无法且没有必要细致考证梁山
伯和祝英台的准确年龄，但是我认为，这个关于梁祝年龄的推断大体是站得住脚的。而
这个年龄问题对于梁祝爱情的悲剧具有重要意义。
早婚与包办婚姻
一旦确定了梁山伯祝英台的年龄，我们就会发现，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们之间的
感情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早恋”（这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初中生谈恋爱）。但是，使用“
早恋”这个词，也许不很恰当，因为今天人们已经赋予了该词某种贬义，似乎这种现象
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但如果历史地看，在人类历史上，今天我们所谓的“早恋”一直被
人们视为正常现象，甚至可能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必须。
悲剧因素之一：自然与社会
梁祝的故事以及历史上的许多关于爱情的悲剧故事为我们理解社会和制度提供了一
系列启示。
首先是关于婚姻的社会性质。当代许多知识分子都强调个人自由，在性与婚姻上，
表现为强调婚姻爱情的自由，强调性爱的自然属性，强调所谓的自然法则。作为一种政
治追求，这些努力和宣传在今天显然是不错的，并且是必要的。但是仅仅有这种理解，
其实很可能为这些语词迷住了眼，在语词的丛林中迷路。任何个体都必须在群体中生活
，才可能生活下来，发展起来。包括人的许多本能都需要社会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
制度才能满足。其实自然本身并不像我们许多知识分子所说的那样是美好的，自然就其
本身许多时候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本能的需要。在自然界的狂风暴雨、雷鸣电闪中，我们
会感到恐惧，也许只有许多人的聚居才能减轻这种恐惧。在大自然的灾难中，我们会惊
魂落魄，只有人的相互
关爱才能使我们略有宽慰。甚至性爱，仅仅凭着自然也不能得到满足；在一个生产
水平极为低下，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地区，我们甚至难得找到配偶，或者干脆无法繁
衍后代。如果没有社会文化的发展，我们就无法感受性爱的美感，我们就没有“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就没有“昨夜星辰昨夜风”，没有“相见时难别亦难”，没有“相见
无语，惟有泪千行”。
是的，在热恋中，当我们花前柳下，海誓山盟，我们感到自然的美丽；但是这一切
并不是自然的全部，而且这也是因为有一个现存的社会生活支持之下的自然、一个人文
化了的自然。当我们的恋爱受到种种压抑时，我们甚至想回归自然。但是我们能够吗？
我们已经进入了现代，这一切是不可能退回去的。即使可能，我们又真的愿意吗？除了
在那虚幻的、不加反思的浪漫的一刻。其实，即使在那一刻，我们也未必愿意回到古代
，我们真的愿意只能“人约黄昏后，月上柳梢头”吗？我们真的愿意在车水马龙、摩肩
接踵的人流中“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吗？事实上，只要看看古人的爱情诗
歌中，大多只是花前柳下，明月清风，最多也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或是“所
谓伊人，在水一方”；但请注意即使是今天人们根本不当回事的“汉水”，已经引发了
古人的“汉之广矣，不可泳思”的哀怨。古诗词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在许多当代人的爱情
中经常作为背景出现的高山林野、海浪沙滩（他们怎么去呢———要披荆斩棘、跋涉百
里？即使去了，他们晚上回得来吗？）古人的浪漫几乎注定只能是“杨柳岸，晓风残月
”的浅吟低唱，而不可能是“站成了两个世界”的“白天不懂夜的黑”。这本身就说明
了事实上现代人恋爱活动的自然环境的扩展。现代社会的交通以及其他条件都使得我们
的自然更开阔了，在某些方面或某些时候与大自然更亲近了，而不是如同某些现代学者
认为的那样更遥远了，更狭小了。甚至，由于现代的避孕技术的发展，我们事实上可能
比古人更多享受了性爱，少了很多由于对怀孕、养育之担忧而带来的性爱之压抑和拒绝
。事实上，就总体而言，现代性至少在许多方面使得我们的爱情更为美丽。社会和文化
并不只是压迫我们，而是支持、培育了我们的需求和感受。
不只是，却还是有的。正是在强调人类的社会型之际，强调人类的本能就总体而言
必须在社会中才能得到更好的满足，因此，许多个体的本能在某些情况下也就不得不适
应社会生活的需求，甚至性爱的本能会成为一种被人不断使用的一种生物本能。例如，
用性获取各种资源，维系自己的以及家庭的生活。甚至性会被制度化，这就是家庭，无
论是一夫一妻制，还是多配偶制。但是，无论何种形式，一旦形成了制度，都必然在满
足人们的本能的同时又压抑了这种或其他的人的本能。
但这就是悲剧吗？对于一个个生命有限的个体来说，这也许就是悲剧；但是对于人
类来说，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也许我们能感叹的仅仅是“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
悲剧因素之二：常规与例外
承认一个制度的语境化合理性，并不应由此承认其永恒的合理性，其实，任何社会
实践一旦成为制度，都会有弱点，因为制度回答的都是一个稳定社会中的某一类常规问
题。因此，制度化就完全可能显示出两方面的弱点。一、建立制度的基本前提是社会条
件大致稳定，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条件下，该社会中的这一类问题将呈现出常态，只有这
时，该制度才是有效的和有用的；二、一旦社会条件发生了剧烈、根本，甚或是重大变
化，该社会的某一类问题就会发生变化，就会使这一制度的有用性大打折扣，甚至完全
无用。
例如，在婚姻制度上，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生产生活条
件的变化：交通通讯的改善，人员的大幅度流动，医疗保健的发展，人类预期寿命的延
长，交往对象的流变等。这些变化就使得包办婚姻所针对的问题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
这样的条件下，早婚早育已经不利于这个社会的需求，传统社会中形成的早婚早育习惯
反而成为这个转变了的社会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才可
以看到“早恋”何以从人类的一个自然生理属性成为各个现代社会普遍要以各种方式解
决的社会问题之一。同样，随着这种社会的转变，包办婚姻和媒妁之言作为婚姻制度的
主要机制也失去了正当性。
梁祝的悲剧与制度的这一弱点基本上还没有关系；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在于制度化的
第二个弱点，这就是，任何制度针对的都是常规问题，有常规就有例外，而制度恰恰无
法处理那些常规之外的问题。
这一分析是从个案来看的。是不是对制度就应当完全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呢？
强调包办婚姻的制度神圣性也许并不是一点价值都没有，就当时而言，对于当时的婚姻
制度之稳定，也许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因为人们不应当对一个制度总是采取机会主义的
态度，总是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最终必定导致不仅是婚姻制度而且可能包括其他制度的
虚无。
但是，这样说，只有假定制度本身已经完美、永远不可改变，才能成立。问题在于
确立制度的最终目的恰恰是要能满足人类的福利；如果尊重一个制度仅仅因为其是制度
，完全不考虑这一制度是否满足了社会的福利，那么这个制度最终必定会失去其作为制
度的正当性和活力，并且会压制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断产生的新的制度需求。因此，从
这一点上看，像梁祝的情况，只要不走极端（不完全否定当时的一般的婚姻制度），社
会和人们就应当允许他/她们作为特例，即允许他/她们自由恋爱和结婚，尽管这种允许
未必能保证他们今后的一生中都能情投意合，白头偕老。
悲剧因素之三：制度何时变化
我在上面分析了早婚早育、父母包办和媒妁之言制度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必须注
意两点：第一，这种制度的合理性是在历史中展开的，是历史性的，而不是如同我在上
面的文字中展现的那么简单。我在文字上构建的该制度的合理性是一种马后炮，是当我
们同历史拉开距离之后对历史的反观。这种马后炮有助于理解历史，却往往无助于生活
。我们既无法在理解了历史之后才开始按部就班地生活，也无法通过理解历史来比较精
确地把握未来。
第二，尽管我们在上面分析了梁祝爱情的合理性，但是也仍然是在今天的条件下。
根据我们今天的信息，才确认了这种合理性，而梁祝两人以及当时的其他人都没有可能
认识。
人类永远是要在一种对现有和未来境况无法具有完全信息的条件下作出影响甚至是
决定自己未来的决定。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在一定意义上，总是不断同这类问题
相遇，并作出各种选择。我们会提出种种理由，会用各种历史事实和各个学科的现有知
识来支持自己的要求，但是，我们其实未必真正了解满足这些要求可能带来什么后果，
特别是我们不希望的后果。
梁祝的故事表明，制度是否需要变革以及如何变革恰恰是在人们违反制度的行动中
展现出来甚或实现的。如果没有梁祝的悲剧，人们就不会认识到传统的包办婚姻制度的
弱点和局限，就无法看到其他选择的可能性。没有许多青年男女由于偶然相识或长期交
往而自我产生的不符合当时社会婚姻制度的爱情，传统的婚姻制度就将继续保持原样。
在这个意义上，梁祝的悲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充分反映了悲剧的特征，即“历史的必
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如果不是发生在梁山伯
祝英台身上，就可能发生在祝山伯梁英台身上。社会必须支付这个代价之后，才能使人
们逐步有所体悟，这也是人类的悲剧。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梁祝的悲剧的意义至
少对于农业社会的中国人来说就在于它以艺术的方式展现了制度作为规则与现实世界中
特殊问题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法理学上的一个永恒的问题。梁祝一剧的动人之处，
如果从我的、法学的眼光看来，就在于它强烈体现了这个至少到目前还没有解、也许永
远不可能有解的法理学问题。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足可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莉叶故事媲美。有人声称，它是中国古典悲剧的颠峰，最完美地表达了东方男女的纯洁忠贞的情感。这个立场就是数百年以来梁祝故事阐释的主流。
梁祝传奇始见于唐代的《十道志》和《宣室志》等，尽管文字比较简略，但五官眉目都已成型。而更为详尽地叙述其细枝末节的，当推清代俞樾《茶香室四钞》援引的《祝英台小传》，它这样告诉我们说，东晋时代有个女子祝英台，小名九娘，出身于浙江上虞富家，“生无兄弟，才貌双绝”，父母想要为她择偶，她却推辞说，女儿应当出外游学，去寻找真正的贤士。于是就改扮男妆，自称“九官”，云游江湖，路上遇到会稽（今绍兴）人氏梁山伯，惺惺相惜，于是一同到江苏宜兴善权山的碧藓岩下搭建书房，刻苦读书，同居同睡长达三年之久，而梁竟不知道祝是个女子。分手时，祝英台嘱咐梁山伯，要他务必在指定日子里来家里赴约，他会告知父母，把自己的妹妹“九娘”嫁他，这其实就是以身相许的秘密承诺。
但梁山伯却因家贫自卑，不敢前往，拖过了约定的日期。于是祝英台父母就跟富豪马家订下女儿的婚事。后来梁山伯当了鄞县的县长，赴任时途经祝家，查询“九官”这个人，家僮回答说，家里只有“九娘”，并没有“九官”这个人。梁山伯这才惊悟，便以同学友情为由，恳求相见。英台以罗扇遮面，出来作了一揖，仅此而已。梁山伯追悔莫及，思念成疾，竟然不久就病死在任上。
《小传》进而描述说，第二年英台出嫁马家，下令水手绕道前往梁山伯的墓地凭吊。抵达时风涛大作。英台在山伯墓前失声痛哭，大地忽然裂开，英台坠入墓穴，外面仅留下她的衣裙，却也化作蝴蝶飞散而去。宰相谢安听说了这个故事，上奏朝廷，皇帝感念英台的忠贞情爱，封她为“义妇”。如今山上杜鹃花盛开的时候，常有大碟双飞不去，相传是两人的灵魂所化，所以世人称这种大蝶为祝英台。明代陈仁锡的《潜确类书》称，南齐建元二年，当地人在当年读书的老宅上建了“碧藓庵”，刻有“祝英台读书处”字样，来纪念这个不同凡响的女性。至此，梁祝悲剧变得情节曲折，委婉动人，已大致完成了其叙事结构的发育过程。
同性恋语法下的梁祝传奇
然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情感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并不是寻常的 “男欢女爱”。尽管祝英台爱上梁山伯，确乎是女人对男人的传统爱慕，无须大惊小怪，但梁山伯对祝英台的感情，却是大有蹊跷，很值得我们细加玩味。十五年前我就曾撰文，指认它是经过伪饰的同性恋范例，显示了中国同性恋文化和美学的基本特征，但这一长期流传于吴越乃至长江流域的悲剧，同时也是话语误读（或掩蔽）的一个范例。从被言说和传播起，直到在越剧中扩充与定型，“梁祝”一直遭到异性恋话语的阐释，以致它的真实语义被长期歪曲，并且以后还将被继续歪曲下去。
梁祝故事之所以遭到误读，乃是由于其主要角色是一对男女。消除这一语误的方式，就是运用同性恋语法对文本展开重读。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在“梁祝”文本的入口，伫立着梁山伯的英俊身影，他正形单影只地行走于访学的道路，这时，另一个出门访学的婀娜“男子”（由祝英台假扮）出现在他孤寂的视界里。这个陌路相逢的“男子”用“他”的秀丽、娇羞和温柔，点燃了梁山伯的情火，促使他以“友谊”的名义与之同行乃至结庐共居。他们同宿一室，朝夕相处，感情日益深厚，而梁则在等待一个感情出击的适当时机。
祝英台化妆成男子后究竟是怎样的形象，这点可以从越剧《梁祝》中获得启示。由女演员扮演的祝英台，尽管一身文士装束，却依旧是眉黛含春，从骨头里散发出女人的妩媚。但不同寻常迹象在于，这种“娘娘腔”不但没有触发梁山伯的反感，反而令他对前者产生了一段非凡的“友情”。
祝英台并未意识到梁的“友情”中所隐含的特殊意味。她私下爱慕着梁，以为只要她还原为女妆，梁一定会加倍欣喜和娶她为妻。在分别之际，她含蓄地向梁山伯发出了隆重邀请，希望他能准时到家里迎聘她的妹妹（她本人的一个代码） “九娘”。这是一个旧时代女子向男人所发出的暧昧而动人的呼吁。
然而，梁山伯并并未如期赴约。他事后对人辩解说，因为家境贫寒，无钱置办聘礼和婚仪。这显然是一种推脱之辞。而更符合逻辑的推断是：他对娶一个女人没有任何兴趣。他仅仅喜爱哥哥“九官”而已。为避免“娶亲”造成的“麻烦”，他压抑下了与祝英台重逢的强烈渴望。他的计划是先拖过下聘礼的约期，使婚姻成为不可能，然后再登门造访，以了却对祝英台的无限思念。但这一举动严重打击了祝英台。她的父母不容许女儿继续为一个贫穷弟子耗费青春，决定将其许配给富豪马家。祝英台找不到任何理由推诿，只能应允这种父母之命。
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双双“觉醒”
此后的事件发展变得越来越富于戏剧性。当梁山伯在赴宁波当官途中专门前往探视祝英台时，家童声称府上只有“九娘”而没有“九官”，这使梁猛然意识到他犯了一生中最严重的错误——爱上了一个真正的女子。震惊之余，他要求亲眼见一下祝，以证实家僮的说法。祝英台用罗扇遮着脸腮，出来向他袅袅作了一揖。梁又惊又怒，以为受了莫大的欺骗——这个女人，竟然伪装成男子欺骗他，把他置为感情的掌上玩物！这再度证实了世上女人的险恶。然而，祝的妩媚形象却继续纠缠和折磨着梁，使之无法从往事的甜蜜追忆和残酷现实中摆脱出来。尽管担任县令符合他大济苍生的理想，但致命的精神楚痛，最终竟把他推向了病魔、伤痛和死亡。
惊悉梁山伯病逝的噩耗，祝英台最初的反应是难以言喻的悲伤和悔恨。她把梁见到她“真身”时又惊又怒的情形，当作梁热恋和追悔的证据。她后悔当初未能及时揭破自己的性别，以致对他心灵造成了无可挽救的致命打击。但这时一些有关梁山伯同性恋的风闻可能已经断续传来。她半信半疑，亦悲亦恼，心情复杂地踏上了出嫁的道路。
为证实民间的传言，她下令船夫专门绕道清道山，并以风浪太大为由停 顶顶 顶啊 顶顶 顶啊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足可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莉叶故事媲美。有人声称，它是中国古典悲剧的颠峰，最完美地表达了东方男女的纯洁忠贞的情感。这个立场就是数百年以来梁祝故事阐释的主流。
梁祝传奇始见于唐代的《十道志》和《宣室志》等，尽管文字比较简略，但五官眉目都已成型。而更为详尽地叙述其细枝末节的，当推清代俞樾《茶香室四钞》援引的《祝英台小传》，它这样告诉我们说，东晋时代有个女子祝英台，小名九娘，出身于浙江上虞富家，“生无兄弟，才貌双绝”，父母想要为她择偶，她却推辞说，女儿应当出外游学，去寻找真正的贤士。于是就改扮男妆，自称“九官”，云游江湖，路上遇到会稽（今绍兴）人氏梁山伯，惺惺相惜，于是一同到江苏宜兴善权山的碧藓岩下搭建书房，刻苦读书，同居同睡长达三年之久，而梁竟不知道祝是个女子。分手时，祝英台嘱咐梁山伯，要他务必在指定日子里来家里赴约，他会告知父母，把自己的妹妹“九娘”嫁他，这其实就是以身相许的秘密承诺。
但梁山伯却因家贫自卑，不敢前往，拖过了约定的日期。于是祝英台父母就跟富豪马家订下女儿的婚事。后来梁山伯当了鄞县的县长，赴任时途经祝家，查询“九官”这个人，家僮回答说，家里只有“九娘”，并没有“九官”这个人。梁山伯这才惊悟，便以同学友情为由，恳求相见。英台以罗扇遮面，出来作了一揖，仅此而已。梁山伯追悔莫及，思念成疾，竟然不久就病死在任上。
《小传》进而描述说，第二年英台出嫁马家，下令水手绕道前往梁山伯的墓地凭吊。抵达时风涛大作。英台在山伯墓前失声痛哭，大地忽然裂开，英台坠入墓穴，外面仅留下她的衣裙，却也化作蝴蝶飞散而去。宰相谢安听说了这个故事，上奏朝廷，皇帝感念英台的忠贞情爱，封她为“义妇”。如今山上杜鹃花盛开的时候，常有大碟双飞不去，相传是两人的灵魂所化，所以世人称这种大蝶为祝英台。明代陈仁锡的《潜确类书》称，南齐建元二年，当地人在当年读书的老宅上建了“碧藓庵”，刻有“祝英台读书处”字样，来纪念这个不同凡响的女性。至此，梁祝悲剧变得情节曲折，委婉动人，已大致完成了其叙事结构的发育过程。
同性恋语法下的梁祝传奇
然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情感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并不是寻常的 “男欢女爱”。尽管祝英台爱上梁山伯，确乎是女人对男人的传统爱慕，无须大惊小怪，但梁山伯对祝英台的感情，却是大有蹊跷，很值得我们细加玩味。十五年前我就曾撰文，指认它是经过伪饰的同性恋范例，显示了中国同性恋文化和美学的基本特征，但这一长期流传于吴越乃至长江流域的悲剧，同时也是话语误读（或掩蔽）的一个范例。从被言说和传播起，直到在越剧中扩充与定型，“梁祝”一直遭到异性恋话语的阐释，以致它的真实语义被长期歪曲，并且以后还将被继续歪曲下去。
梁祝故事之所以遭到误读，乃是由于其主要角色是一对男女。消除这一语误的方式，就是运用同性恋语法对文本展开重读。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在“梁祝”文本的入口，伫立着梁山伯的英俊身影，他正形单影只地行走于访学的道路，这时，另一个出门访学的婀娜“男子”（由祝英台假扮）出现在他孤寂的视界里。这个陌路相逢的“男子”用“他”的秀丽、娇羞和温柔，点燃了梁山伯的情火，促使他以“友谊”的名义与之同行乃至结庐共居。他们同宿一室，朝夕相处，感情日益深厚，而梁则在等待一个感情出击的适当时机。
祝英台化妆成男子后究竟是怎样的形象，这点可以从越剧《梁祝》中获得启示。由女演员扮演的祝英台，尽管一身文士装束，却依旧是眉黛含春，从骨头里散发出女人的妩媚。但不同寻常迹象在于，这种“娘娘腔”不但没有触发梁山伯的反感，反而令他对前者产生了一段非凡的“友情”。
祝英台并未意识到梁的“友情”中所隐含的特殊意味。她私下爱慕着梁，以为只要她还原为女妆，梁一定会加倍欣喜和娶她为妻。在分别之际，她含蓄地向梁山伯发出了隆重邀请，希望他能准时到家里迎聘她的妹妹（她本人的一个代码） “九娘”。这是一个旧时代女子向男人所发出的暧昧而动人的呼吁。
然而，梁山伯并并未如期赴约。他事后对人辩解说，因为家境贫寒，无钱置办聘礼和婚仪。这显然是一种推脱之辞。而更符合逻辑的推断是：他对娶一个女人没有任何兴趣。他仅仅喜爱哥哥“九官”而已。为避免“娶亲”造成的“麻烦”，他压抑下了与祝英台重逢的强烈渴望。他的计划是先拖过下聘礼的约期，使婚姻成为不可能，然后再登门造访，以了却对祝英台的无限思念。但这一举动严重打击了祝英台。她的父母不容许女儿继续为一个贫穷弟子耗费青春，决定将其许配给富豪马家。祝英台找不到任何理由推诿，只能应允这种父母之命。
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双双“觉醒”
此后的事件发展变得越来越富于戏剧性。当梁山伯在赴宁波当官途中专门前往探视祝英台时，家童声称府上只有“九娘”而没有“九官”，这使梁猛然意识到他犯了一生中最严重的错误——爱上了一个真正的女子。震惊之余，他要求亲眼见一下祝，以证实家僮的说法。祝英台用罗扇遮着脸腮，出来向他袅袅作了一揖。梁又惊又怒，以为受了莫大的欺骗——这个女人，竟然伪装成男子欺骗他，把他置为感情的掌上玩物！这再度证实了世上女人的险恶。然而，祝的妩媚形象却继续纠缠和折磨着梁，使之无法从往事的甜蜜追忆和残酷现实中摆脱出来。尽管担任县令符合他大济苍生的理想，但致命的精神楚痛，最终竟把他推向了病魔、伤痛和死亡。
惊悉梁山伯病逝的噩耗，祝英台最初的反应是难以言喻的悲伤和悔恨。她把梁见到她“真身”时又惊又怒的情形，当作梁热恋和追悔的证据。她后悔当初未能及时揭破自己的性别，以致对他心灵造成了无可挽救的致命打击。但这时一些有关梁山伯同性恋的风闻可能已经断续传来。她半信半疑，亦悲亦恼，心情复杂地踏上了出嫁的道路。
为证实民间的传言，她下令船夫专门绕道清道山，并以风浪太大为由停
很凄美，却让生活在现代的我们羡慕。
音乐会鉴赏论文
答：《梁祝》赏析论文:(给我高分啊)一个千古传颂的故事,一段柔美、深情地旋律,打动了多少爱乐人的心。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这样一首令欣赏者为之倾倒的我国优秀的音乐作品之一。作品创作背景简析:这是一部以广泛流传的...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专家考证
答：10、有关梁祝的古迹,现已发现17处包括读书处6个,坟墓10处,庙1座。专家普遍认为,梁祝读书处是受梁祝传说的影响后形成的,不能反证其源头。 已赞过 已踩过<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评论 收起 ...
关于梁祝最美诗句
答：5.求一首与梁祝有关的诗 序: 慵懒午后阳光的照耀 雨水的味道还没有退却 茫然走在路上 一曲梁祝飞入耳间 小提琴的飞奔 大提琴的哀怨 化蝶间的山崩地裂 我驻足倾听着 一:相识(梁祝爱情主题) 音乐的总起总是让人向往 管弦乐的齐奏...
关于梁祝的经典传说
答：梁祝化蝶是一个美丽、凄婉的民间爱情传说故事,多少年以来就流传在上虞的曹娥江畔、流传在俊美的龙山脚下。以下是我为你整理的关于梁祝的经典传说,欢迎大家阅读。 关于梁祝的经典传说 故事讲述的是上虞祝家庄才女祝英台,女扮男装赴杭求学,...
关于“梁祝”这首歌有个故事,那故事是什么哈?
答：(本文尚有百余字,但是说梁显神兴亡的事,觉得与世所传的梁祝故事无关,从略。) 从这篇记,可以知道李氏把梁祝故事,加以扩大。自然,后代的读者,都认为很满意。不过还有一位知县叫魏成忠的,在明万历三十三年,作了一篇"义忠王庙碑志...
梁祝传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
答：上述地方，“梁、祝、马”三姓至今禁婚，有关的梁祝戏曲、电影等在“梁、祝、马”三村历来禁演，他人在当地“梁、祝、马”三姓氏之人前也避而不谈梁祝。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恰恰证明了梁祝故事发生在当地的真实性。梁...
初中八年级音乐教案【三篇】
答：《梁祝》 一、说教材 (一)本课教学内容 欣赏《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学唱爱情主题《化蝶》。 (二)本课地位和作用 《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是在借鉴欧洲协奏曲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的基础上,以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格,塑造了鲜明、感人的音乐形象...
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赏析600字以上
答：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是非常有名的戏曲,根据流派的不同,唱词也略有不同,分析一下范派和傅派.在戏曲的第一场,叙述了一位待字闺中的小姐祝英台,非常渴望女子也能和男子一样有着相同的身份和地位,为了争取,她想去读书...
梁山伯是哪里人
答：梁山伯是浙江宁波府鄞县的县官，一辈子两袖清风，清正廉洁，没有孩子，到了中年的时候，他的结发妻子去世，后来他也因为疾病而死去。传说梁知祝为女人后，提娶不成而终，祝感其挚情，过墓而入，合而为一。是为传说大概...
关于梁山伯化蝶的诗句有什么
答：有关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诗《梁祝》: 月白风清花袭人,纱窗青灯透双影。 夜阑万类尽无语,犹闻西楼读书声。 风雨共济长相伴,互助互勉同路人。 青梅竹马俩无猜,心心相印是知音。 朝夕相伴几度春,莫知英台女儿身。 待到芙蕖出水日,方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