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如何根据主客观条件来论证中国的革命道路和建立新中国的
毛泽东指出：“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7]。”1982年9 月邓小平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8]。”1984年10月，邓小平又一次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六年来，中国农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取得成功的。最近通过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的决定，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8]。”
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但是马列主义的传入和传播并不意味着中国革命面临的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批评和抛弃了“城市中心论”的错误思想，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革命家的智慧，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发展道路，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发展道路理论。
首先，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旧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如何对待农民，是中国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1]。”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农民运动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2]。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3]。”“中国的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我们讲的人民主要就是农民[4]。”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强调说：“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5]。”其次，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中国再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必须另辟新径。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开始了创建根据地的斗争。毛泽东深刻分析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完整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出工农武装割据，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基地，三者密切结合的思想。毛泽东认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2]。”最后，形成了完整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已经得到全党的认可，相反，在党内仍然盛行着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思想，为此毛泽东批评了“城市中心论”的错误思想，科学地论述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3]。”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必须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把落后的农村造成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的敌人，借以在长期的斗争中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强调农村斗争并不是忽视城市斗争，必须正确处理农村斗争和城市斗争的关系，使它们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证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惟一正确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所犯严重错误主要有三：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些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损失。但这些错误都是在探索中发生的，失误原因也很复杂，要具体、细致地分析。
相关的历史概况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日夜思考的最大问题，就是加快建设速度，而且是加快、加快、再加快。为此，他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带领全国人民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作出了极大努力。但对如何才能加快这个问题没解决好，于是形成了这一段曲折又不失悲壮的历史。这段历史，从1955年下半年至1958年中期的冒进、“反冒进”、批评“反冒进”开始，经过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直到1958年至1960年连续三年的“大跃进”，共历时五年。其间在理论与实践上，成功与挫折、正确与错误错综交织。但总的说，这次经济建设急于求成的整个过程，由于不按客观规律办事，违背科学方法，不但造成人力、财力的极大浪费，而且打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无论是当时的反“反冒进”也好，“大跃进”也好，尽管在客观上造成巨大失误，但都倾注着毛泽东强烈的尽快改变国家落后面貌、尽快超过欺侮过我们的西方国家、尽快使人民过上好日子的美好愿望。这个愿望并没有错。那么，错在哪里呢?
从根本上说，就错在对什么是真正的高速度、怎样达到高速度，缺乏正确认识，所以搞了三年脱离实际的高指标、高速度，严重违反经济建设规律，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后果。首先，“大跃进”运动从“全民炼钢”开始，以为只要钢产量翻一番就能把整个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本身就是缺乏经济科学依据的。其次，在如何才能把钢产量搞上去的问题上，又以为不惜工本、“土法上马”，就可以使钢产量一年间翻一番，这同样是不顾技术要求，缺乏科学依据的。再次，又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全国大规模展开，这种办法是不科学的。最后，过分夸大主观能动作用，从方法论来讲是不科学的。所以今天看来，以下教训值得总结：(1)指标要定在客观条件许可的高度，才是能实现的，因而才是真正的高速度。当时恰恰违背了这个原则，各项指标是主观规定的，以为高速度仅凭愿望即可实现，以为想多快就能多快，以为不这样想倒是错误的，是保守右倾。(2)按比例才能高速度，最优化的比例就是最适宜的速度。这方面的正面经验是“一五”时期，对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安排是合理的。而“大跃进”中的最大问题，就是国民经济的各项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如积累与消费、工业与农业、工业交通内部各行业之间、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等，比例都严重失调。这是对经济建设规律的严重违反。(3)切实搞好综合平衡才能高速度。这是经济工作中一个根本问题。本来，有计划按比例、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是党的八大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
“大跃进”恰恰违背了这个正确方针，反而把按综合平衡要求办事当作消极平衡来批判。(4)要稳定增长而不能大起大落。这是陈云反复强调的，前进的步子要稳，必须避免反复和大的马鞍形，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损失。①但在反“反冒进”、“大跃进”、“反右倾”时期，违背了这一规律，结果受到惩罚。(5)要提高效率而不能拼人力物力财力，才能实现真正的高速度。“大跃进”也是反其道而行之，片面追求速度、产值、产量，却不惜工本、不计消耗，拼体力、拼设备、高消耗、低质量，不顾经济效率和效益。表面看来速度不低，实际上社会财富并未相应增加，人民所得实惠不多，国家损失很大。这样的高速度，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正如毛泽东所说：“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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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过三百美元。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小国，但是又可以说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算一个。中国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是名副其实地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我们多次讲过，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起来了，还是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现在还比较低，同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大的国家的地位不相称。我们建国三十五年来取得的成就是大的。但是中间经过一些波折，耽误了一些时间。最大的波折是“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这些波折，中国的面貌肯定不一样了。最近六年来，我们改变了过去一些“左”的政策。现在我们一心一意地搞经济建设。六年中，我们取得的成就超过了预想。看来，我们确定的在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八百美元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为了使中国发展起来，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是热爱和平的。
最近，我们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现在经济体制的改革重点在城市。城市的改革比农村的改革复杂得多。改革中，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小毛病，但是不要紧。再过三年五年，可以证明我们中央全会通过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按照决定所制定的方针走下去，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加快 。
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六年来，中国农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走自己的路，取得成功的。最近通过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的决定，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今后我们可能还会犯错误。但是，第一不能犯大错误，第二发现不对就赶快改。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时谈话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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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之际，毛泽东提出的外交方针有：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
1949年春夏，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先后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大外交决策。这些方针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新中国在独立自主基础上开创新型外交关系的重要思想和战略指导，对新中国外交乃至国际关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曾经以通俗的方式阐述了，未来新中国的三条外交方针。其中“另起炉灶”就是，同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彻底决裂，不承认旧中国同其他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彻底清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残余势力之后，再请客人进来，以免敌对者“钻进来”捣乱。“一边倒”即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扩展资料：
1949年6月底到8月中旬，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在中苏关系问题上，斯大林表示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刻承认。10月1号，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告，我国同外国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
当天下午，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即以公函的形式向各国政府发出了这一公告。周恩来把公告和信件交给了工作人员打印时，兴奋地说，“这将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是通过使馆向外国政府发出的第一个照会。
10月2号晚9点45分，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致电周恩来，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同日苏联宣布，断绝同国民政府的外交关系。
10月3号，中苏正式建交，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在苏联的影响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在两个月的时间内，相继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到1950年初，中国通临近的缅甸、印度、锡兰、阿富汗先后达成了建交协议。随后又先后同英国、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和荷兰等国展开了建交谈判。苏联作为与美国抗衡的大国，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对于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是巨大的支持，有利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张勉励：毛泽东在1949年三大外交决策中的形势判断
客观条件是：
1.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
所谓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指中国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地方性农业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半封建国家，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不前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若干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以及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地方性农业经济的特点是农村可以相对脱离城市，农村不依赖城市可以维持简单的生活和再生产。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愈发展，农村对城市的依赖性就愈大。而中国则不同，中国的农村，尤其是山区、偏远地区，其衣食住行可以完全不依赖于城市。在敌人经济封锁的条件下，农村可以自力更生长期坚持战争。
经济上的不平衡决定了政治上的不平衡：
一是帝国主义及其扶植的中国反动势力主要集中在城市，偏僻的农村是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环节；
二是各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各派军阀混战，形成进攻革命的不一致，给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以可乘之机。最早建立并能生存下来的根据地大多在两省或三省交界之地。
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得弱小的革命力量能够在反动统治势力之间的间隙和裂缝中求得生存与发展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革命力量在农村获得基本的生存条件
2.革命的广泛影响和良好的群众基础
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还因为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近代中国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革命爆发于南方，由南向北发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并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是受第一次大革命影响的南方地区，如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这是大革命时全国工人、农民运动最发达的地区。
3.全国革命形势的不断向前发展
全国革命形势的不断向前发展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毛泽东认为，小块地区的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并发展壮大，取决于中国革命整个形势的发展，如果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那么红色政权的发展则是没有疑义的。
大革命失败后，新军阀统治取代了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引起中国革命的各种矛盾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而只要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存在，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就永远不会泯灭，革命形势必然不断向前发展。毛泽东说：“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星星之火，必将成为燎原之势。
4.有相当力量的正式革命武装
有相当力量的正式革命武装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一个必要的主观条件。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革命武装，便不能造成割据局面。在革命的武装中，必须要有相当力量的红军作骨干。如果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将难以打败敌人的军事“围剿”，红色政权则不能坚持和发展。当时作为革命武装骨干力量的红军发展很快，请看一段录像。
5.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正确的政策
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又一个必要的主观条件是共产党组织有力量的坚强领导和正确的政策。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动员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产党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根据地的党组织，其成员构成基本上是农民，有人担心无产阶级政党可能变成“农民党”。毛泽东认为，中国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大量吸收农民党员是不可避免的。要使共产党组织成为有力量的坚强领导并采取正确的政策，关键的问题在于要对农民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使之克服农民意识，实现无产阶级化。毛泽东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成功地解决了在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保持共产党无产阶级先进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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