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历史怎么样

近日学习愈发的意识到引导的重要性，读一本书有导论，治一门学亦有其引导学者入境之书目，切不可凭一己拙见埋头书中。而要旨则在寻得一本真正将金针度人之书，而非仅“绣出鸳鸯从君看”，让你徒发叹羡之情，到头来一头雾水。而学界险恶，谁又肯将积年所得之灵犀之处轻易点与你，因此学者大都喜欢拈花微笑故弄玄虚，你要不明白，还落得个慧根不够，如此恍恍惚惚，无疑浪费光阴。 另一所得则在于，历史学之教学，必定不是历史事件的串联，而是心中已经有一个价值判断，史学之所以被列为乙部之学，定有其道理。渐渐感觉唯有立足吾国自春秋以降之西汉汉儒精神，依照这个脉络贯通于事件中间，才能将历史大义讲出，才不致使得史学沦为史料，此大抵也是今文学者治春秋法，微言大义，自然心中有一理路，任何历史事件即是围绕此理路运转得以阐释，因此，治经应为学者第一要务。史学有两头，另一头则是史料运用，或曰文献训诂学，这亦固然重要，然而不应混淆于前者，尤其是将来授人以学，切不可执着史料细节之卖弄，作“绣出鸳鸯”之事。 《三国志》里董昭上疏提到末流之弊端：“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可见，末流之际所显现的征兆是同样的。 如今，国人正是如此，当政者已不去提倡经典的阅读。背诵指定文本，即能获得分数、获得学历、获得体制内的承认。这无疑是一种迫害，而迫害者终仅将所遭受的境遇归咎于其自身的过失。最终其或者进行“趋势游利”融入体制之内，丧失思考能力。或者只能采取极端行为对社会进行报复，报复的对象可以是种种符号，抑或是同样无意识麻木的民众。 而在极权体制之内，行为受到抑制。因此，其途径仅剩下了“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抑或寄托于种种不可知事物之上希求解脱，如无目的的所谓“挑战极限”的游行、对偶像与神灵体验式的崇拜、佛道之淫祠化。而最终则促发群体性疯狂，群体性疯狂的三种结构性要素即是：似是而非的观念信仰，恐惧与暴戾的社会心态，以及超越法治的非常政治机制。这些要素一直潜伏在历史的暗流之中，至今仍然驱之不散。因此，文革和“保钓砸车”其内涵是一致的，就是丧失思考力的后果。 汤因比讲“国家是装在部落主义旧瓶中的新酒”。而“爱国”恰恰给这群人提供了一个不读书当暴民的遮蔽物。 青年的任务在传承国家的文化，不是随着世间的喧嚣起伏而随波逐流。当年抗战，北京高校以人力负笈运书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要的就是保存一国之学统。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言：“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於率兽食人，人將相食，谓之亡天下。”一个朝代之兴衰，这是可以预见的，不足为奇，而一个国家的文化，典章，制度，礼仪的衰亡，如果没有继承，这则是民族之痛，这便是亡天下。越是喧嚣，越是看能不能静下心来苦守书斋，读书是最难的，当暴民去空口呐喊是最易的。现在的大学生本无书可读，有的只是技术的学问，知识的学问，而没有心性的学问，精神的学问，因此本已如丧失灵魂的行尸走肉一般，如今，不振荡其心灵，相反却以种种空洞的口号教导使其沦为民族主义的牺牲品，这无疑是政府之过失。 而显然，如今这一切不可逆转。文革显然还会再来。 丧失思考力才是国家衰亡的根本。 最近在读《经学历史》，随书所得即是经学之变迁，这是一部讲经学的书，然而若是存有着中国史的理路，则会发现学问的盛衰其实与国运是同体的。该书成书的同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经学至此退出政治舞台，这使得《经学历史》对于经学史的叙述成了经学寿终正寝的挽歌。在经学由中心走向边缘化的过程中，对经学史的研究逐渐走向学术化的道路。然而经学终归不是学术，而是治世之道，对经典的抛弃，终归会使我们自身沦为躯壳。 书中尤以周予同所加注为最好。此书先生已于一年前相告，然机缘未到，只觉冗繁一直未翻，近日似乎时机成熟，数日便一气翻完，颇有收获。先前已读过梁任公之《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只觉满篇皆疑，无经不疑。如今读皮氏之书，则贯通而知其渊薮。若有后学者，可先读皮氏，再读梁氏，必能多有斩获。故现将皮氏书札记如下： 善化皮锡瑞虽作此书度人，然其本人力主今学，唯一所失则在于全书多诋古学，且以为孔教救国、六经致用、谶纬足征，学术内部尚可言，然若推及一切事物则未免荒谬。如上古天子之事有三，一曰感生、二曰受命、三曰封禅，今文学者以孔子为素王，故杜撰孔子感、受、封三事以诬世，实在可笑。 经学分三大派：西汉金文学、东汉古文学、宋学。其实对于经学分类颇多，然吾以师伏先生所分为允当。 西汉金文学盛行时段为西汉一代，至古文家出，多加排挤，郑学出而汉学衰、王肃出而郑学亦衰，至兵燹遂尽，直至清代中末时期曾复兴，所谓常州学派、公羊学派即是西汉后裔。 东汉古文学起初因学者觊觎今文十四家官方地位而造伪古文书而起，因有文本，因此亦有相对应解经法及思想之构建，而后俨然成为一派别。东汉兴，郑玄、王肃虽混淆家法，亦偏袒之。六朝南北学、隋唐义疏派起，亦延续东汉古文派。后庆历宋学行，遂消寂。至顾炎武提“舍经学无理学”复兴古文学，清代三百年遂为古文时代，惠栋之吴派与戴震之皖派分立天下。 宋学其实在唐经师啖助、陆淳已开端绪，北宋庆历后，经学之怀疑派崛起使得古文衰。宋学中也可分三：陆九渊之演绎；朱子之归纳；叶适、陈傅良之批判。元明以来因朝廷提倡，朱学遂为正统，而陆派王阳明亦以非主流形态发展陆九渊哲学，然明代末期，姚江学派流于虚妄，故消亡，清古文复兴。 简单而言： 今文以孔子为政治家，主微言大义，六经为致治之说，流弊为狂妄。 古文以孔子为史学家，主名物训诂，六经为史料之作，流弊为繁琐。 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主心性理气，六经为载道工具，流弊为空妄。 经学开辟时代 按今文经学的理路，经学起源自然是孔子，孔子之前，未有“经”之称呼。“六经”文本虽有，然未经孔子手订，如《易》者，有卦而无辞，则仅为卜筮之用。《春秋》者，仅如晋乘、楚梼杌，为记事之书。《诗》本三千首，《书》本三千二百四十篇，未经删定，则未必每篇皆有义可为法戒。《礼》者，则多散乱琐碎。至孔子出，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而六经始被赋予灵魂。今文者以为“后之为人君者，必尊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国”、“循者则治，违者则乱”。自汉武帝听董仲舒言则“朝廷议礼、议政、无不引经，公卿大夫士吏，无不通一艺以上”。 然而，汉以后古文学盛，其尊孔子，仅奉以虚名，其崇经学，仅视以故事，而不实行其学以治世。以为孔子所作之《易》仅十翼，且陈抟又杂以道家图书，易义始大乱。将《诗》、《书》仅作为《昭明文选》一般看待，至于朱熹三传弟子王柏更恣意质疑、删改，《诗》《书》遂大乱。以《春秋》为周公所做，则孔子之于《春秋》仅如《汉书》之于《史记》，仅抄录增损而已，至宋王荆公更以之为“断烂朝报”，《春秋》遂废。对六经文本横加质疑，孔教不尊者，非自文革，其由来久矣。 以诗书礼乐授士之事，孔子之前诸国已略有。礼记王制中已有言“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而《易》虽用于卜筮，其精微义理非初学者可语，《春秋》虽公其记载，而策书亦非民庶所尽窥。因此孔子之前，诸国之教未必六者皆有。故自孔子删定笔削后，六经方传习滋广。因此，若孔子之前已有卦辞、爻辞，则早已应传授天下也。而《诗经》关雎为首，乃是因“周渐将衰，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关雎以乐而不淫，爱而不失仪也讽刺时政康王晏起，此更见删诗书之时代当于孔子之时。 孔子出，以六经教人始广行于世，故有言：“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所谓“经”者，即是孔子删定之时，以其道可常行，正名为经。后世西汉哀平间，有相对六经之“六纬”传世，是不知“经”之义也。 既有六经，何故孝经亦称为经？此因孔子有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故《汉志》言“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郑注孝经序言“孝为百行之首，经者，不易之称。”按碑志知，盖以诗、书、易、礼为孔子所修，春秋、孝经乃为孔子所作也。而郑玄《六艺论》则更言“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足见孝经之地位。 先前读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其叙先秦诸子渊源则以其皆为应对周文疲敝而发，而孔子之所以删定六经，亦可知即是因周室衰微，礼乐废而诗书缺，故自肩负起重建礼乐之任务。而夏、商去孔子已久，礼不足征，故依于周文。删定之后，孔子复以诗、书、礼、乐教弟子三千，以六经教弟子七十二。 六经之中，《春秋》之大义为孔子政治思想所发，“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然而，正如程子所说：“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岂是一简单褒贬也！至于《左传》者，纯以史学训诂之角度解经，经义大失。 春秋大义，为三科九旨，三科者，异内外、存三统、张三世。异内外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其义在“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存三统者，即新王受天命后对先王之礼仪进行损益，然而随天命转移，新王也会变为先王。而新起之王必以前三王之礼为基础进行损益，如果不存三统，则后起之王无三王之礼可参考，先王之道，传承亦难。张三世即据乱世、生平世、太平世为人类社会的三个状态，渐进而至太平。 经学流传时代 孔子之后，儒学分立，韩非子有儒分为八之议。陶潜则更详，有“颜氏传《诗》，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疏通致远之儒；漆雕氏传《礼》，为恭俭庄敬之儒；仲良氏传《乐》，为移风易俗之儒；乐正氏传《春秋》，为属辞比事之儒；公孙氏传《易》，为洁静精微之儒。” 而其实至于孔子弟子之学问，则惟有子夏之《诗》学与曾子十八篇可知。其《诗》有“子夏——高行子——薛苍子——帛妙子——大毛公——小毛公”之传承体系。而曾子十八篇现有十篇存于大戴礼记中。其余有颜氏之学，子思子之学，公孙尼子之学皆不可见。 孔学之遥传发扬，则在孟子、荀卿，孟子遵夫子之业而润色，服膺春秋之学，以学显于当世，而其传承不清。荀卿则传经之功甚巨，其传大《毛诗》之学、申公之《鲁诗》、《韩诗》、左丘明-曾申-吴起-子期-铎椒-虞卿一系之《左传》、谷梁春秋、二戴之礼于后世。 《王制》为小戴《礼记》之第五篇，为今学大宗。《周官》为《周礼》旧称，为古学大宗。今古之争，尤其激烈。（郑玄欲和同今古文，以王制为殷制，周官为周制，调停其说。）然而其实，六经为孔子于尼山所定，孔子之后，七十二门徒分流，究其根本，实际皆为鲁东家三四传也。圣人灭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墨子引书传，每异孔门，吕氏之着春秋，本殊周制，九流竞胜，诸子争鸣，虽有古籍遗留，并非尼山手订。秦政晚谬，乃至焚烧，汉高宏规，未遑庠序。 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秦文学博士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但有《易》卜，未有他书。 至汉惠帝时，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 至汉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秦文学博士伏生受《尚书》。田何、申公传《易》、《诗》之学。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朝之儒，惟贾生而已。 至汉武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齐力编一经。此时已距汉兴七八十年，足见困窘之境。 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弟子展转相授谓之说。 《易》之《系辞》附经最早，《史记》称为传，以《系辞》乃弟子作，义主释经，不使与正经相混也； 《礼》之《丧服》附经亦早，《史记》称为传，以《系辞》乃子夏作，义主释礼，亦不当与丧礼相混也。 《论语》记孔子言而非孔子所作，出于弟子撰定，故亦但名为传。 《孝经》虽名为经，而汉人引之亦称传，以不在六艺之中也。 汉人以《乐经》亡，但立《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后增《论语》为六，又增《孝经》为七。唐分三《礼》、三《传》，合《易》、《书》、《诗》为九。宋又增《论语》、《孝经》、《孟子》、《尔雅》为十三经。皆不知经传当分别，不得以传记概称为经也。 经学昌明时代（歆创立古文诸经，倡立十四博士、汨乱今文师法，学行于王莽，已然是衰败，之后“经学衰败时代”再言郑玄混合古今，王肃混淆郑学，则更为末流。） 汉武即位，赵绾、王臧受鲁诗于申公。自是之后，鲁燕齐三家今文诗，于鲁则申公，于齐则辕固，于燕则韩婴。然汉初又有毛苌自云有子夏传《诗》，其作训诂传，而有毛诗古学。（鲁齐燕为今文，毛诗为古文） 言《尚书》，自济南九十岁伏生所壁藏，亡数十篇，仅二十九篇，译为今文，当时教授诸生。孔安国以今文读之，故起家，后孔安国又得逸书古文十六篇，逐渐又传此十六篇为孔安国释孔子经文所作之，即孔安国传。（伏生传为“今文”，孔安国为古文） 言《礼》，自鲁高堂生。传言礼只有《仪礼》，而无《周礼》。（仪礼为今文，周礼为古文） 言《易》，自菑川田何。史记言其传承为“孔子——鲁商瞿——楚人轩臂子弘——江东矫子庸疵——燕人周子家竖——淳人光子乘羽——齐人田子庄何”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而另外，汉初又有东莱费直传易，其本皆古字。（田何为今文，费直为古文） 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另有左传为古文。（公羊、谷梁为今文，左传为古文） 关于博士，困学纪闻有转载言： 文帝始置一诗经博士，申公、韩婴以《诗》为博士，五经列于学官者，唯《诗》而已。 景帝以辕固生为《诗》经博士，而余经未立。（案《史记儒林传》，董仲舒、胡毋生皆以治《春秋》，汉景时为博士，则景帝已立《春秋》博士，不止汉文时《诗》一经矣。） 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经博士。《儒林传》赞曰：‘武帝立五经博士，《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经而独举其四，盖《诗》已立于文帝时，今并《诗》为五也。”（然而此五经博士之大事，《史记》不载；只有写：“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公孙弘为学官，乃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者，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此汉世明经取士之盛典，亦后世明经取士之权舆。） 其后五经博士分为十四：《易》立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博士；《书》立欧阳生、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诗》立鲁申公、齐辕固、韩韩婴三博士；《礼》立戴德、戴胜二博士；《春秋》立严彭祖、颜安乐二博士；共为十四。（《后汉儒林传》云：“《诗》，齐、鲁、韩、毛。”则不止十四，而数共十五矣。） 而其实，皮氏认为其实除鲁、齐、韩《诗》本不同师，必应分立外；其余四经的十一博士其实不必分，因为共一位老师而已。若施雠、孟喜、梁丘贺同师田王孙，大小夏侯同出张生，张生与欧阳生同师伏生，夏侯胜、夏侯建又同出夏侯始昌，戴德、戴圣同师后仓，严彭祖、颜安乐同师眭孟，其皆以同师共学而各颛门教授，不知如何分门，是皆分所不必分者。 因此，经解分立，实为不应，因分立者同宗一师，而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又岂会分派？因此，汉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独守遗经，不参异说，法至善也。即使传承，怎会别处各支？故所谓分支十四，必是背离师说也。故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也。 然而，实际分立是如何产生？此是因从汉初至宣帝、元帝、平帝逐渐网罗轶失之书，广兼而并之所生。而尤其是刘歆倡立十四家中古文诸家，则是别有用心。皮氏对此广置十四博士认为，“义已相反，安可并置；既知其过，又何必存；与其过存，无宁过废。强词饰说，宜博士不肯置对也。博士于宣、元之增置，未尝执争；独于歆所议立，力争不听。盖以诸家同属今文，虽有小异，尚不若古文乖异之甚。然防微杜渐，当时已少深虑。”即因增置，使学风败坏，异说歧出，乃至王莽之时，复假以成祸患也，遂至光武之时，十四博士之分立皆罢免之。 古文之产生，《汉书艺文志》曰：“鲁共王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皆古字也。”据此，则共王得孔壁古文，不止《逸礼》、《尚书》，并有《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论语》古二十一篇，《孝经》古孔氏一篇，皆明见《艺文志》。其余几书，大抵为伪，故汉之后断续亡佚。 而对于古文左传者，《史记》称《左氏春秋》，不称《春秋左氏传》，盖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之类，别为一书，不依傍圣经。《汉书》刘歆传曰：“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足见，所谓古文之左传，实在为刘歆之矫作强饰而已。 而当古文未兴之前，未尝别立今文之名。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学官，必创说解。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递为增补，以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许慎《五经异义》有《古尚书说》、《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古毛诗》说、《今诗》韩鲁说，《古周礼》说、《今礼》戴说，《古春秋》左氏说、《今春秋》公羊说，《古孝经》说、《今孝经》说，皆分别言之，非惟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矣。 治经必宗汉学，而汉学亦有辨。前汉今文说，专明大义微言；后汉杂古文，多详章句训诂。章句训诂不能尽餍学者之心，于是宋儒起而言义理。此汉、宋之经学所以分也。 惟前汉今文学能兼义理训诂之长。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学极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当时之书，惜多散失。传于今者，惟伏生《尚书大传》，多存古礼，与《王制》相出入，解《书》义为最古；董子《春秋繁露》，发明《公羊》三科九旨，且深于天人性命之学；《韩诗》仅存《外传》，推演诗人之旨，足以证明古义。学者先读三书，深思其旨，乃知汉学所以有用者在精而不在博，将欲通经致用，先求大义微言，以视章句训诂之学，如刘歆所讥“分文析义，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者，其难易得失何如也。（古文学出刘歆，而古文训诂之流弊先为刘歆所讥，则后世破碎支离之学，又歆所不取者。） 案今古文皆述圣经，尊孔教，不过文字说解不同而已；而其后古文家之横决，则有不可训者。如尊周公之古文派以《左氏》昭二年传：“韩宣子来聘，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其实，夫鲁《春秋》即孟子与《乘》、《梼杌》并称者，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既无其义，不必深究；否则，则周公之例多，孔子之例少；周公之功大，孔子之功小。夺尼山之笔削，上献先君；饰冢宰之文章，下诬后圣。故唐时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孔子止配享周公，不得南面专太牢之祭。然则，今古文各说其是，如何判别？故应以太史公书为信，其书成于汉武帝时经学初昌明、极纯正时代，间及经学，皆可信据。 经学极盛时代（后汉经学盛于前汉，而后汉之学亦衰于泛滥。） 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经学极盛原有有二： 一、汉初之汉景帝时不任儒者，武帝始以公孙弘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元帝尤好儒生，韦贤、匡衡、贡禹、薛广德，并致辅相。自后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后汉光武帝时桓荣为太子少傅；杨震、子杨秉、孙杨赐世作三公。宰相须用读书人。故由汉武开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继其轨。经学所以极盛。 二、武帝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罢免徭役。昭帝增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罢免徭役。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增弟子员三千人。平帝时，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岁课甲乙丙科，为郎中、太子舍人、文学掌故。后世生员科举之法，实本于此。经生即不得大用，而亦得有出身，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汉末太学诸生至三万人，为古来未有之盛事。 经学盛时，援之经术以饰吏事。 武帝罢黜百家定孔教于一尊。然武帝、宣帝皆好刑名，不专重儒。盖宽饶谓以法律为《诗》、《书》，不尽用经术也。 元、成以后，刑名渐废。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一时循吏多能推明经意，移易风化，号为以经术饰吏事。汉治近古，实由于此。盖其时公卿大夫士吏未有不通一艺者也。 后世取士偏重文辞，不明经义；为官专守律例，不引儒书。既不用经学，而徒存其名；且疑经学为无用，而欲并去其实。观两汉之已事，可以发思古之幽情。 皮氏以孔子之教，皆为垂世实行，故曰：孔子道在《六经》，本以垂教万世；惟汉专崇经术，犹能实行孔教。虽《春秋》太平之义，《礼运》大同之象，尚有未逮；而三代后政教之盛，风化之美，无有如两汉者。降至唐、宋，皆不能及。尊经之效，已有明征。 天人之学之谶纬之学 汉亦有天人之学，儒家复借此警醒君王。此天人之学，尤以西汉初年齐人传经为盛。如伏生尚书大传，其第三卷为洪范五行之说，如齐诗之中亦有“五际之说”混合阴阳。如公羊春秋中亦多言灾异。此皆为齐学。此外，《易》有象数占验，《礼》有明堂阴阳，不尽齐学，而其旨略同。当时儒者以为人主至尊，无所畏惮，借天象以示儆，庶使其君有失德者犹知恐惧修省。此《春秋》以元统天、以天统君之义，亦《易》神道设教之旨。而后世不明此义，谓汉儒不应言灾异，引谶纬，于是天变不足畏之说出矣。 王莽时谶云：“刘秀当为天子”，尤为显证。故光武以赤伏符受命，深信谶纬。五经之义，皆以谶决。贾逵以谶纬之学解《左氏》，曹褒以此而定汉礼。于是五经为外学，七纬为内学，遂成一代风气。故皮氏解释为：天人本不相远，至诚可以前知。 纬书起源甚早，如《秦本纪》云：“亡秦者胡也”，“明年祖龙死”，皆为此。 图谶本方士之书，与经义不相涉。汉儒增益秘纬，乃以谶文牵合经义。其合于经义者近纯，其涉于谶文者多驳。故纯驳互见，未可一概诋之。其中多汉儒说经之文：如六日七分出《易纬》，周天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出《书纬》，夏以十三月为正云云出《乐纬》；后世解经，不能不引。 后汉一朝，经学盛衰，《后汉书儒林传》曰：： 光武中兴，爱好经术。建武五年，修起太学。中元元年，初建明堂、辟雍、灵台三雍。 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搢绅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授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案永平之际，重熙累洽，千载一时，后世莫逮。 安帝以后，博士倚席不讲。 顺帝更修黉宇，增甲乙之科。梁太后诏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入学。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古来太学人才之多，未有多于此者。而范蔚宗论之曰：“章句渐疏，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是汉儒风之衰，由于经术不重。经术不重，而人才徒侈其众多；实学已衰，而外貌反似乎极盛。于是游谈起太学，而党祸遍天下。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实自疏章句、尚浮华者启之。 议礼、制度、考文，皆以经义为本，汉朝两次结集据皮氏推断皆是以今文为主。 西汉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石渠议奏》今亡，仅略见于杜佑《通典》。） 东汉章帝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着为《通义》；为旷世一见之典。（《白虎通义》犹存四卷，集今学之大成。）十四博士所传，赖此一书稍窥崖略。国朝陈立为作《疏证》，治今学者当奉为瑰宝矣。（章帝时，已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榖梁》、《左氏春秋》，而《白虎通义》采古文说绝少，以诸儒杨终、鲁恭、李育、魏应皆今学大师也。） 灵帝熹平四年，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蔡邕自书丹，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后儒晚学，咸取则焉。尤为一代大典。使碑石尚在，足以考见汉时经文。惜六朝以后，渐散亡，仅存一千九百余字于宋洪氏《隶释》。 后汉尊经必尊实行而非空议 后汉取士，必经明行修；盖非专重其文，而必深考其行。前汉匡衡、张禹、孔光、马宫皆以经师居相位，而无所匡救。光武有鉴于此，故举遁世隐居之人，宾处士，褒崇节义，尊经必尊其能实行经义之人。后汉三公，如袁安、杨震、李固、陈蕃诸人，守正不阿，视前汉匡、张、孔、马大有熏莸之别。顾炎武以范氏为知言，谓：“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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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意义
在政治上，皮氏反对革命而力主清政府推行新政，《经学历史》一书正是皮氏这种政治立场的产物。1905－－1907年，章太炎正以古文经学为武器，大倡排满革命，与当时宣传保皇的康有为进行论战。章氏见到《经学历史》后立刻明白了皮氏政治含义，是故章氏将皮氏视为康有为之同道，而对其《经学历史》痛加批驳，1907年章太炎作《驳皮锡瑞三书》，谓《经学历史》“钞书原委，故妄以己意裁断，疑《易》《礼》皆孔子所为，愚诬滋甚”，为“牧竖所不足道”， “然而，章太炎仍纠缠于孔子喜《易》制《礼》的古老争论上，并不能否定皮氏”，并没有辨明《易》与《春秋》是否是经学之重镇，也即清代今文家的理论到底能否成立。但是，章氏为革命派领袖，学界泰斗，他能够注意到《经学历史》，从一个侧面反应了《经学历史》一书在当时的影响。
文化上的意义
《经学历史》成书的同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经学至此退出政治舞台，这使得《经学历史》对于经学史的叙述成了经学寿终正寝的挽歌。在经学由中心走向边缘化的过程中，对经学史的研究逐渐走向学术化的道路，《经学历史》对此有一定的推动作用。1907年《经学历史》刊行后，同年刘师培作《经学历史教科书》，刘氏将经学历史的发展分为四期，其所重在经学典籍的传衍，刘氏身为古文家，他的经学立场与皮锡瑞大异其趣，书中多次强调了古文典籍之可信，显然系针对《经学历史》及《经学通论》而发，以纠皮氏之偏颇。这种论辩实际上推动了经学史研究的发展。1927年，日本人本田成之的作《支那经学史论》， 本氏将中国经学发展分为七个时期，显然受到《经学历史》的启迪。本氏述先秦述儒学典籍的流传完全取法《经学历史》；其有关两汉今文经师的“师法”与“家法”之说也全由皮氏之论脱胎而来。1936年，马宗霍作《中国经学史》，马氏在自序明谓：“晚世有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始自具裁断”，肯定了皮氏在经学史研究的首创之功，但认为皮书“与但事抄书者稍殊，持论既偏，取材复隘”。 马氏之书实是对皮氏之书得纠偏，但在分期（马氏分为十二期，按朝代裁断）上下限于皮氏分法大同小异，在内容上，也借鉴了皮氏的会通思想，体例上，马氏在书中史论结合，在章节体已走向普及的时期（马氏书成于1936年），仍然与皮氏之书的形式无大改动，足见皮氏是在纠正皮氏，同时也看出其受皮氏影响之深。马书于皮氏之书相比，无论从观点上、材料上都比皮书客观充分，但与皮氏之书的关系来看，不能不想到皮书对经学史研究的推动作用。

历史对我们的重要意义
答：1. 历史使我们明智：学习历史对个人成长、社会进步、民族凝聚和国家发展至关重要。通过历史，我们可以汲取经验教训，探索未知，增强民族自豪感，并预见未来趋势。历史不仅是过去的镜子，也是未来的指南。2. 历史的真相追求：尽管...

学习历史的意义有哪些?
答：1、增强理解和分析能力：历史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学问，通过学习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思想、信仰、文化、社会和政治制度等。这种理解将有助于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做出明智的决策，无论是个人还是政治层面。2、拓宽视野：历...

学习历史有什么意义呢?
答：学习历史的意义：1、可以以史为鉴，古为今用。2、认识历史的发展规律，设计发展社会的理想蓝图。3、可以揭示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预见未来，为人类设计发展社会的理想方案。4、增强参与意识，参加社会决策。5、进行爱国主义...

学习历史的意义
答：2、学习历史，使你了解先人的生活，学习先人创造的知识，激发自己的创造思维，不断创新，不断改进，推进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人类就是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的，我们在生活的过程中，也在创造着历史。3、学习历史，不...

学习历史的意义是什么
答：学习历史的意义：学习历史可以增强民族认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学习历史才能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了民族文化的认同，才能真正认同自己的民族。民族认同让民族更有凝聚力。共同的历史会形成共同的信仰，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能够把...

学习历史的意义有哪些?
答：对于中职生来说，学习历史不仅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还可以培养历史意识、文化自信和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学习历史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历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的...

学习历史对于个人有哪些重要意义?
答：1、历史的作用在于使人明智晓理、通古博今、修身养心，学习历史对于个人、社会、民族以及国家都是很重要的，可以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可以从历史中，探索未知世界，可以从历史中，树立民族自尊，可以从历史中，考虑将来...

学习历史的重大意义是什么
答：③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研究历史的目的更重要是在于揭示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预见未来，学习历史可以让我们为人类设计发展社会的理想方案。④学习历史可以让我们增强参与意识，参加社会决策。⑤学习历史可以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

学习历史的意义是什么?
答：2、学习历史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历史是前人的实践和智慧之书。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坚持不懈的创业史和发展史，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包含着许多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

学习历史的意义是什么?
答：通过对历史的学习，能增强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增强整个民族的凝聚力。民族的凝聚力是促进国家发展，弘扬爱国主义的重要条件，民族凝聚力的丧失会使国家陷入动荡和内乱。“欲灭一国，必先去其史”，可见学习和了解民族历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