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中，曾经有一支被日军封锁了交通线，被国民党部队封锁了补给线，还被蒋介石宣称为“叛军”。在没有给养和粮饷、还不被承认合法性的情况下，还不盘搞剥百姓的那一套旧军阀作风的部队，前方打着仗，后方硬生生的靠做生意逐渐发展成为一支名扬天下的军队-----新四军。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中国进入到了全面抗战阶段，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琼崖除外）等地的游击队，合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由叶挺担任军长、项英担任副军长、张云逸担任参谋长。

刚开始，新四军还可以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那里领取到微薄的军饷和少量的补给。到了1940年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还被国民党部队围追堵截，军长叶挺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

为了在华南地区继续打击日本侵略者，中共中央军委决定重建新四军，陈毅被任命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兼任第二师师长。

重建之后，没有补给和军饷成了新四军目前最大的困难，作为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肯定不能像日军和国军那样劫掠百姓，收取苛捐杂税生存。

当时候只有靠淮南根据地的农民交的农业税采购装备和补给，一百个农民才能养活一个兵，八亩地的收成交的钱仅仅够一发炮弹，新四军的日子越来越难，仅仅撑了一年多，新四军实在揭不开锅了。

新四军为了自己更生，决定自己开荒种植水稻、小麦、蔬菜等农作物，开设了被服厂、毛巾厂、印刷厂等企业，以解决日常消耗品的供应，基本得以自给自足。可是打仗需要枪支弹药、轻重武器，而且周边淮南根据地的青年们得知新四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纷纷要加入新四军一起打击日本侵略者。

加入新四军要给发枪，发子弹，不可能一人发一把大刀去砍敌人的坦克吧，靠缴获的话也只能解决一部分，自己制造的话还得购买机器设备。而这些费用在当时候也是一笔天文数字。

陈毅和张云逸两个人每天为了新四军如何问题焦头烂额。没想到张云逸在一次会议中获得了“灵感”，发现了“商机”。

当时新四军军部在江苏盐城，一次张云逸赶往军部开会，会议室门窗大开但是烟雾依然缭绕。与会的官兵们大多数都在一边吸烟，一边讲话。一辈子不吸烟的张云逸被呛得连连咳嗽。

说是吸烟其实是就是把干枯的树叶磨碎用草纸卷的那种喇叭烟，气味很难闻而且烟气很呛人，但是那个时候连饭都吃不饱还哪有钱买正经的香烟呢？爱吸烟官兵们为了解乏，只能靠吸烟这种方式来解决。

张云逸看到战士们每天出生入死，今天还在一起谈笑风生，第二天也许就在战场上牺牲了，最后连一支香烟都抽不到，张云逸的心里有点微微发酸。

张云逸当场决定，新四军自己搞自己的烟厂，自己抽自己生产的烟！因为那个时候香烟属于特殊军需用品，在战争中是参战军人的必需品之一，所以张云逸想通过开设一个卷烟厂，生产一部分供应新四军，剩下的可以流向市场利用销售香烟的利润来对新四军的军费进行补充。

于是他找到了新四军供给部部长胡弼亮，希望能在新四军建一做卷烟厂。胡弼亮支持张云逸的想法，但是又给张云逸提了一个问题，钱从哪里来？张云逸翻了翻自己的口袋，身上还剩下42块钱，表示全部捐出来支持建厂。

胡弼亮一看笑着说：“老张啊，你这42块钱只能买几盒香烟，建厂那零头都不够啊。”

新四军后来在作战中攻占了天长县的桐城镇，小镇上有一家叫做“群众烟草有限公司”的民营的卷烟厂，因为不堪忍受国民党政府的各种盘剥与勒索，再加上当时民族工业竞争不过外国企业的倾销，几个合伙人入不敷出，厂子濒临倒闭的边缘。

不过这个濒临倒闭的厂子倒是厂房、机器设备、技术工人、销售渠道等部门都很完整，而几个合伙人也十分认同我党的相关政策和拥护新四军的各项主张。

最后张云逸和群众烟草有限公司的几位股东一拍即合，新四军提供部分资金和人员、群众烟草提供全部生产资料和人员、双方合作开设新四军自己的卷烟厂。新四军负责生产制作和经营、而几个老股东不管参不参与新烟厂的经营和管理，一共可以获得利润中的20%作为分红。

1943年5月，群众烟草生产出了合资以来第一包新四军自己的香烟。陈毅知道了这个事情，决定将卷烟厂的名字改为“飞马”牌象征‘革命事业如骏马飞腾。

陈毅对新四军的飞马烟厂付出了不少心血，从原料到配方、卷烟生产环节都提出了严格要求，严把质量关。投产初期每天可以制作600多条飞马牌香烟，除了可以解决新四军官兵的日常需求之外，其余的全部流向淮南根据地市场，以打破外国高价烟草的垄断地位。

新四军生产的香烟以军工品质为标准，确保生产质量，生产的香烟以物美价廉的优势在革命淮南根据地老百姓中口耳相传，成为了市场上的新宠。曾经有段时间制作的香烟根本无法满足淮南根据地的市场需求，张云逸决定购买新机器扩大生产规模。

一时间在新四军控制的竹镇、古城等地建了四个分厂，还专门让《淮南日报》的美编设计了几套精美的烟盒图案。由于新四军的印刷厂产能不足无法满足烟厂的生产需求，新四军联系了上海地下党开设的大型印刷厂一起帮忙印刷。

再到后来，烟厂的销售额蒸蒸日上，新四军穿过日军盘踞的津浦铁路，从安徽凤阳、定远等地采购优质烟叶进行产能升级。

优质的原料加上军工品质的保证，飞马香烟不仅在淮南淮南根据地一炮走红，而且名声传到了南京、上海、浙江一带。许多南京上海的烟草商人不惜铤而走险穿过日军的封锁线前往新四军的飞马烟厂批发香烟，一时间飞马烟厂门口车水马龙，有的经销商甚至为了能够拿到飞马牌的独家经销权而在烟厂门口排队好几天。

火热的市场也让新四军赚得盆满钵满，那个时候的飞马烟厂每个月可以为新四军带来30万法币的纯利润，极大的解决了新四军经费紧张的问题，购买了一大批先进的装备，药品等军需用品，从此驰骋江南所向披靡。

新四军飞马烟厂通过不断地提高产能，也解决了新四军淮南根据地的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种植烟叶的农民们得到了稳定的收入，淮南根据地的军属和老百姓在烟草做工挣钱，一举多得。

可是，新四军的烟草生意被日军发现了，下令在沦陷区全面封锁市场上的飞马牌香烟的流通，但是名满江南的飞马牌香烟岂能被日本人彻底封杀，聪明的烟草商将手里的飞马牌换个盒子，继续拿到市场上售卖。

飞马牌香烟竟然还成为了新四军情报员手中的“秘密武器”，在另一个战场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新四军的侦查员到安徽嘉山县（今明光市）一带进行侦查活动时得知当地的伪军队长陆建华是个著名的烟鬼，每日烟不离手。侦查员居玉华决定用当时很紧俏的飞马牌来收买他。

一开始居玉华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找到了陆建华说自己是个话剧演员，演出需要用他们的军装，愿意用自己刚刚买的五包飞马牌来换一身军装。没想到眼前的这个“演员”竟然能弄到当时很紧俏的飞马牌香烟，于是就答应了居玉华的要求，从军械库里找出来一套崭新的伪军军装交到了居玉华手里。

居玉华一看有门儿，于是想在不暴露自己身份的情况下通过飞马牌逐渐拉拢他。没过几天，陆建华的飞马牌抽完了，找到了居玉华想继续弄免费的烟抽。

这一次居玉华提出想用两条飞马牌来换一把手枪玩玩，陆建华二话不说把自己的手枪递给了居玉华，然后拿着两条烟高兴地回去了。后来，居玉华经常请伪军队长陆建华吃饭，送他紧俏的飞马牌香烟。最后在居玉华的攻势下，陆建华同意为新四军提供情报。

有一天，陆建华找到了居玉华报告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情报。嘉山东北部的津里据点的日军要趁着秋收秋的时候去和盱眙、龙山一带抢粮。

居玉华把这个情报汇报到了新四军总部，新四军副军长罗炳辉派遣了新四军二师的两个营在日军经过的路上设下了埋伏，全歼了这个小分队。

1943年，张云逸作为新四军副军长前往延安开会的时候，专门给爱好吸烟的毛泽东带了两条飞马牌香烟。毛泽东抽了一根之后对张云逸说： “这个飞马烟真不错啊，而且还是我们新四军自己制造的，你这个工厂办得好啊，不仅解决了战士们的需要，而且还给部队挣了钱，你可真是个做生意的好料子啊！”

1944年秋天，华北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新四军二师从销售飞马牌香烟的利润里拿出1600万元法币（折合8万两黄金）送到了华北灾区。

与张云逸的新四军二师相比，张鼎丞率领的新四军第七师曾有着“富七师，甲全军”的说法。也就是说张鼎丞率领的新四军第七师，就有养活新四军将近几十万人的能力。

在抗战期间，就算是八路军、新四军军费最紧缺的时候，新四军七师作为军费最充足的部队， 每个人都有十块钱的伙食费，一日三餐吃的是白米饭，每个月还会发一管牙膏、三条香烟，而且军装都是采用的进口龙头细布缝制，3万人马清一色全日式装备。可以说是全军装备给养、福利待遇最好的部队之一。

据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的记载，1942年12月到1945年3月期间，仅新四军七师一个师，给上缴了总计法币5300万元（折合黄金26.5万两）其中1944年1月到1945年1月，上缴法币4400万元。按照当时国民党军队的标准，可以供20个甲种师一年的开销。

抗战胜利之后，经过计算，新四军七师所有的固定资产加上流动资金足足有 法币1亿元以上，折合50万两黄金。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七师，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可以为新四军提供如此多的经费呢？

那就得从新四军供给部副部长叶进明讲起了。

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发现新四军七师所在的安徽巢湖、芜湖一代自然环境条件好，适合农作物生长，再加上日伪势力相对其他地区来说比较薄弱，再加上运输条件方便，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新四军筹粮筹款的重点地区之一。

叶进明在几个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了新四军七师的驻地安徽无为一个叫做团山的小村庄里。

经过叶进明的了解，七师并不缺粮食，而是如何把粮食换成钱和军需，虽然附近汤沟镇的贸易比较发达，伪军对于新四军暗中买卖粮食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这样小打小闹速度太慢，而且很难得到急缺的军需物资。

这时候叶进明想到了一个合适人选来帮忙替新四军“做买卖”，他就是曾经留学日本的汪子东。汪子东和当时伪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是绍兴同乡，两人祖上曾经还有交集。

汪子东毕业回国之后由于这个原因于是被任命为“商业部粮食科副科长兼任芜湖军粮收购站站长”此人到芜湖之后与日本人还有国民党混的很熟悉，一来二去在芜湖城里也办起了商铺和公司。

经过叶进明的了解，虽然汪子东投靠了日本人，但是没有做过多少坏事，于是想争取汪子东为新四军做事情。

正巧汪子东母亲因病刚刚离世，叶进明以汪子东堂哥的名义去汪公馆吊唁，试图打开突破口，叶进明耐心的给汪子东分析了目前的形势和新四军的计划。经过汪子东的深思熟虑，最后答应了和新四军见面以商量后续的计划。

双方约定第二天晚上11点在汤沟镇的南街大河沿见面，讨论进一步的计划。

结果汪子东因为害怕同新四军做生意被日本人报复，所以未能前往约定好的地点商讨计划，而是派了一个传话人将自己的意思告诉了新四军。

叶进明见软的不行，只好来硬地让汪子东乖乖就范。第二天一早，一艘装有大米的轮船在前往芜湖的路上被炸了，所有押运粮食的伪军和附近下乡抢粮的伪军一同被新四军俘获，所有大米也成了新四军的战利品。

与此同时，新四军封锁了汤沟镇的水陆各个要道，连续好几天不让一粒粮食流出汤沟镇，汪公馆的电话线被切断，彻底断绝汪子东和外界的一切联系，最后汪子东在新四军强大的攻势下不得不提出求和。

最后汪子东和新四军达成了如下协议：

新四军用粮食和山货向汪子东换取军火、金属材料、工业品等军需物资。

就这样汪子东成为了新四军七师的“地下供给部长”。

经过与汪子东的协商，新四军七师在芜湖开设了“利德”杂粮部，名义上是汪子东负责，实际上是由新四军七师的地下党汪仑以副经理的名义开展工作。后来日军第13军知道了这个消息，也打上了这个“利德”杂粮部的主意，派了一名中级军官担任副经理。

一家粮店，三名政府经理，一个代表汪伪政府、一个代表日本军队、一个代表共产党军队，如此戏剧性的场面也只有在剧本上能够出现。 好在那个日本军官和汪子东平时不参与粮店的管理，实际上负责的还是汪仑。

汪仑把这家店经营的也是红红火火，买卖颇多，每个月都能抽出25根金条交到七师师部。

通过汪子东的关系，新四军七师在汤沟镇的生意是越做越大，截止1945年2月，新四军七师的米行增加到10家，油盐店20多家、木材店15家、煤炭店将近20家，无一例外这些门店的老板都是七师的干部担任，以至于整个汤沟镇的商铺都成了七师的产业。

到后来，叶进明为了将各种军需物资运到新四军总部，还利用汪子东的关系在南京、芜湖、镇江等地建立了转运站，这些挂着汪伪政府牌子的转运站其实都是新四军的，新四军的地下党可以自由进出日本的相关机构购买各种军用物资，小到布匹、大到武器装备，都可以光明正大的将这些物资源源不断的送往新四军军部。

1944年春天，新四军皖江根据地和七师在无为修建了抗战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最大的水利工程-------黄丝滩大江堤工程。此堤坝在皖中水利委员会主任吕惠生的率领下经过几十万工人，200多天的努力，先后花费了5000多万大江币（皖江抗日根据地使用的货币）修建完成。根据现在水利部门的测算，如果现在修建同等规模的水利工程至少需要伍亿元人民币。

新四军作为我党在华东、华中地区建立的抗日武装，面对着不仅仅是日军的袭扰，还有国民党和伪军的封锁。尽管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在陈毅、张云逸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和关心下，新四军各师在皖南事变之后，通过各种方式来自给自足，队伍不断壮大，实力不断提升。截止到1945年9月，新四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发展到31万人，建立了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等地的华中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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