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走向衰落的原因是什么?

辩证唯物主义指出，一切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明清时期徽商作为封建势力的依附，注定会衰落解体。然而，徽商的衰落过程并非直线下降，而是螺旋式起伏后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具体说来，徽商衰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清代陶澍盐法变革后，盐商的没落意味着徽商元气大伤；继盐商衰落后，同治、光绪年间出现了茶商的中兴，此后，“追至民国初年，勉强维持的徽商茶叶贸易已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盛势，走向衰落”[8]。而伴随着茶商的衰落，整个徽州商帮开始衰落解体。徽商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其为封建性商帮，没有将资本用于扩大性再生产，而是用于封建性的活动中，这也决定了它无法在清中后期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中国之后保持其原有优势。具体说来，徽商的衰落原因又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
（一）徽商衰落的客观原因分析
客观上，徽商的衰落原因课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封建政权政策的改变给徽商，尤其是其支柱盐商带来的打击。商业作为传统的“末”业，在历朝历代都是被盘剥的重点对象之一，清朝也不例外。开朝时以示贤德而免各省之补赋，然而当时因战争造成社会的千疮百孔是很难愈合的，这部分补赋除了贤明的统治者廉洁执政外，剩下的应该就是取自其他税收。
徽州商帮的衰落是由盐商的失势开始的。而徽州盐商的失势原因主要是受政府政策的直接影响。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由陶澍进行的盐法变革取消了徽商对于食盐销售的垄断权。据《清史稿》载，“时两淮私枭日众，盐务亦日坏”，道光帝任命陶澍进行盐法改革。道光十二年，陶澍先拟行票盐法与淮北，后推及其他地区。票盐法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达到了既定目的，即减少了私盐的销售，却并非长久之策，结果很快得到了印证，不久之后私盐贩运有增无减。这不仅使得徽州盐商从此失去了其世袭的行盐专利权，导致原来官商一体的包销制被打破。而且，由于该法的推行并没有能因地制宜，淮南盐商更是陷入困境。因此，同治三年，曾国藩上疏，“淮南盐务，运道难通，筹办有两难，一在邻盐侵灌太久。西岸食浙私、粤私而兼闽私，楚岸食川私而兼潞私，引地被占十年，民藉以济食，官亦藉以抽厘，势不能骤绝……”。不仅仅是盐商，其他行业商人也因清廷为了摆脱统治危机而进行各方面的政策变革造成了大小不等的损失。
其次，清政府迫于财政困难，开始无休止的对商人进行残酷的剥削。自康乾盛世起，清廷开销日增，此后，政府增设税收名目，巧取豪夺，对商人进行压榨。“康熙年间，淮商有三项大笔浮费：一是程仪。现任或候补官员进京路过淮扬时，不论该官与淮商有无交往，都要索取一笔程仪。二是规礼。本地的文武大小衙门，无论与盐务是否有关，都要向商人收取规礼。三是别敬。先是每年于御史任满时，照例要向商人收别敬钱。后来发展到无论地之远近或与商人是否有交情，只要是达官显贵，在任满时都要向商人索取别敬。这三项浮费，每年盈千上万”。
作为国家岁入大宗，盐商首当其冲。这也是曾国藩所疏盐务弊端之一，即厘卡设立太多。“淮盐出江，自仪征以达楚西，层层设卡报税，诸军仰食，性命相依，不能概撤”。虽有曾国藩等人保护徽商，相继变盐法，成效却不显著。此后，盐纲日坏，盐价日增。“盖两淮正课，初合织造、河工、铜斤等欵，祗百八十余万，每引征银一两余。织造、河工、铜斤者，因盐政运司养廉厚，陋规亦多，每年解送织造银二十二万，捐助河工五万。三藩之变，滇铜阻隔，派各盐差采买捐办，水脚又五万。及雍正中，裁减养廉规费以为正款，嗣复及他项。于是正杂内外支欵随钜,每引增至六七两，自改票后始轻。同治中，引地未复，而以厘补课实过之，正无庸增引也”。由此，盐商负担可见一斑。鉴于此，虽有曾国藩与李鸿章相继变盐法，掺纲法于票法之中，旨在以旧商为主而不易新商，却无法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盐商逐渐没落。仅次于盐商的税收大项茶商也是清廷盘剥的重点对象之一。
此外，徽州一直是中国的重要茶叶产地之一。据《清史稿》所载，“茶之于盐，办法略相似。惟盐为岁入大宗，故掌国计者第附于盐而总核之。其始但有课税，除江、浙额引由各关征收无定额外，他省每岁多者千余两，少祗数百两或数十两。……咸丰以来，各省次第行厘，光绪十二年，福建策报至十九万余两，他省欵亦渐多，未几收数复绌。宣统三年预算表所载，茶税特百三十余万而已”。寥寥数语，却展示了清代茶税的大致演变历程。随着统治危机的加重，各省厘金亦渐涨，这也是导致徽州茶商竞争力低于洋商，进而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连年战争，使得清廷疲于应付，只得不停增加赋税；徽州因战乱也损失惨重，这对于以徽州为根基的徽商而言亦是打击之一。从清中期开始，帝国主义势力相继渗入中国，极大的改变了中国原有的政治经济格局。此外，中国国内动乱频仍，内外交困。尤其是咸丰、同治年间清廷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起义，发动了一场历时17年，波及18省的国内战争，徽商的主要活动区域都被卷入战争之中，连徽州本土都成为主战场，这对徽商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战乱直接造成了徽商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此外，“咸同兵燹”使得长江一线交通受阻，中断了徽商所经营的吴楚贸易，也使得徽商在苏浙地区的商业活动陷入停滞。这一切都使得徽商元气大伤，最终一蹶不振。
最后，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入侵中国，并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以茶商为首的徽商损失惨重。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倾销商品，掠夺原材料，对任何一个商帮的打击都是巨大的。徽商作为封建性商帮，其相较而言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得其在竞争中渐趋劣势。尽管徽州茶商能统观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而洋商利用清廷制定对中国商帮不利的政策，如压低收购茶价；依靠子口半税，“利用自往产茶之地采办的优势，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独操利柄，予包括徽州茶商在内的华商以致命的打击”。再加上进口洋茶的冲击，徽州茶商举步维艰。而徽州茶商的衰落则标志着整个徽商的衰落。正如张海鹏先生所说，“清代徽州茶商的兴衰历程，正是传统的中国封建商人在近代社会中的缩影”。在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徽州商帮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
（二）徽商衰落的自身原因分析
除了外部的因素外，徽商的衰落也有其自身方面的原因，这也是其衰落的根本原因。总的说来，徽商之所以衰落，就在于它是一个封建性的商帮，与统治者联系是否密切直接关系到其命运。此外，徽商的经营利润并没有转化为资本进行扩大再生产，而是用在了非经营性消费上，这种消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徽商所进行的奢侈性消费巨大。以盐商为代表，徽商们大多将多年经营所得积蓄用于奢侈性消费中。“明代徽商在家乡以巨资兴修园林、别墅、住宅的现象已经蔚然成风。歙县的‘果园’、‘砚子园’、‘枣树园’等，都是名噪一时的胜景。徽商的居所盛行斗拱彩绘，追求富丽堂皇”。入清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徽商实力愈发雄厚，其挥霍之风也愈演愈烈。据记载，乔居扬州的盐商不惜重金修建园林别墅等，导致乾隆时期扬州园林甲于天下，这一方面建设了扬州等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挥霍资金的大致流向。除了投资于建筑业外，徽商也将大笔钱财用于精神上的消费，比如建设戏班，收藏图书、古董等等。清代的接驾更使得商人们耗资巨大。正如王守基在《盐法议略·长芦盐务议略》中指出，“若夫翠华莅止，情殷瞻就，供亿丰备，尤为前所未有。……盖盐商际遇之隆，至此而极矣；盐商奢侈之弊，亦至此而深矣”。
第二，徽商的兴起离不开徽州宗族力量的扶植。因此，一经繁盛，世代相传的宗族思想使得徽商对宗族事务的建设等封建性活动方面历来慷慨不吝。徽商为了宗族的发展，不惜重金修祠堂、修坟墓、叙家谱、设义学、建试馆、开办书院以及购置族产和族田等等。在徽商的大力扶植下，徽州的文化教育等事业飞速发展，也使得徽商的资本迅速流失。
除了耗资于非经营性项目，徽商与政治不再紧密结合也是其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众所周知，徽商之所以兴盛，是因为其“亦儒亦贾”的经营方式以及与封建政权结合紧密的主要手段。而其衰落则也是由于其对清廷的态度，为了求取所谓的“功名”，徽州捐纳之风盛行，而且统治者为了增加收入，千方百计以劝谕商人捐资助饷，徽商半是自愿半是强迫将大笔资财捐给政府，这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负担。此外，清后期徽商与政权结合不再密切，这使得徽商们原有的地主、商人、官僚三位一体的身份无法维持，直接造成了其的衰落。
综上，在主观和客观双重原因的作用下，徽州商帮在清中后期开始衰落。盐商的衰落是徽商衰落的第一个阶段，而茶商的衰落，表明盐商衰落后的徽商已经失去了支撑残局的力量，整个徽州商帮走完了衰落的第二个阶段。与此同时，徽商的其他行业也相继衰惫，如典当、木、丝、米、百货等业，渐渐失去了其在以往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徽州茶商的衰落，标志着徽州商帮的彻底衰落。然而，徽州商帮虽然解体，有一部分徽商跟随上了时代的脚步发展商业资本，改善经营方式，因而在民国初乃至解放前仍活跃于江南的大城市之中。可见“封建性的徽帮衰落后，徽州籍商人在各地的经济生活中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有的竟成为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成员”。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成“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成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喜靖以降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徽商经营达到极盛.从清道光、咸丰时期至清末
民初,徽商渐趋衰落.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显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商的本质是儒商.徽商研究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不配课题,向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
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不仅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与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观环境压力,这正如明嘉靖年间微州一村妇所说的："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
2、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经商；
3、徽人思变精神的内地动力加上当时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机.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质的是徽人的思变精神.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打“重农抑?quot;,冲破世俗偏见,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与正是这种转变才产生了徽商的鼎盛.
当然,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中之翘楚之一,是与它的贾而好儒的本质特点分不开的.
徽商的贾而好儒首先表现在其思想观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县古民居村落西递村有这样一幅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知难不难",从中便可看出徽从对儒与商的看重.徽商贾而好儒还表现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后,或弃贾业儒,或弃贾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选择了一条捐赀买官的道路.
那么,徽商贾而好儒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徽商所在地区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地区；
2、为了获得与经济地位要称的社会地位需要以"儒"为外衣来包装自己.
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得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他们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修方志,邀讲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地方论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国家的杰出人才.自明清以来,徽商以自身的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业绩--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成就,同时形成了一种儒商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徽商的兴衰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但是,"儒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却仍然值得我们总结回味,它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仍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世纪之交,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加快现代化步伐.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制经济,它的基础是经济自由、经济公平、平等竞争.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模仿,而两千多年的封建人治传统造成的是人们的法制观念普遍低下,一些素质不高的商家为利所驱使,采用了不正当的发财之道.近年来假冒、伪劣、坑蒙欺诈、非法牟利常有出现.对此我们一方面需加强法制建设,另一方面加强道德教育,重视商业文明建设也极为重要.历史上徽商铸造的儒商精神,把实践儒学道德规范作为商业理性的自觉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树立,对今天行商富有启迪意义.

PS：复制的，其实微商很不要脸，明末清初的时候靠着江淮的盐运发家的，死死跟着满清。

我是“非本色”，这个问题算是问对了。

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剧作家汤显祖前往徽州休宁县城附近的汪村，拜会同行汪廷讷。刚进汪家宅院“坐隐园”，汤显祖被眼前一座建筑精巧、富丽堂皇的“梦中之园”所惊呆。一个剧作家，为何建得起如此豪华的园林来？原来，汪廷讷曾是大盐商，当过朝廷的盐运使。汤显沮生发几分“妒忌”这位既有雅兴写剧本、又有头脑赚大钱的世外高人。于是写下了《游黄山白岳不果》一诗：“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显然，这位汪廷讷应该是徽商中的一员。徽商俗称“徽帮”，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于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作为中国商界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黄河流域，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拥有雄厚的商业资本、从贾人数众多、活动区域范围广、经营行业众多，在中国商界称雄三百余年。

然而，这股曾创造辉煌的商业势力，为何在清朝中后期走向衰落了呢？

徽商“特色”

经营行业众多。徽商经营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基本行业包括盐、典当、茶木，其次为米、谷、丝绸、纸、墨、棉布、瓷器等。其中，婺源人以茶、木商为主，歙县人以盐商为主，绩溪人以菜馆业为主，休宁人以典当商为主，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主。

除此之外，还直接办产业。如在芜湖，歙县商人阮弼开设了染纸厂；在福建，休宁商人朱云沾开采铁矿，他们一边生产一边贩卖，工商于一身。

明人撰的《栖溪风上记》载：“官舫连艘，……商货聚集，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渊薮，开典顿米，贸丝开车者，骄臻辐溱。”即这些徽州大贾不但贸丝，而且“开车”漅丝。

有关这方面的史料，汪道昆的《太函集》中也透露了一些。该书卷四七《海阳新溪朱处士墓志铭》记载：“朱处士云治，字天泽，海阳（休宁）新溪人也。……从兄贾闽，盖课铁冶山中，诸佣人率‘多’处士长者，‘争，力作以称。处士业大饶。会岁不登，处士贷诸佣人钱百万。”

扬州大盐商的徽商代表江春，因其“一夜堆盐造白塔，徽菜接驾乾隆帝”的奇迹，而被誉作“以布衣结交天子”的“天下最牛的徽商”。当年徽商多有钱，连乾隆都惊叹”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左儒右贾”。徽商之所以能区别于其他商帮，主要在于保持独特的“左儒右贾”风格，正所谓“躬虽服贾，有儒者风”。

在徽州，儒学之根很深，朱熹被徽州人视为圣人，因朱熹的故乡在徽州而骄傲，心悦诚服于他的学说，正如清《茗洲吴氏家典序》中载“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朱子之风传子若孙也”。

明清时期，这里有书院54所，社学562所。举人明298人、清698人，进士明392人、清226人。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徽商从小就熟读诗经，非常重视教育，“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

较高的文化素质成为他们与士大夫们交往的“基石”，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可以通过“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攫取官位，还可重资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如果本人不能跻身于官商，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此外，还可以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使自身商业的发展，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

诚信贾道。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这些都十分平常。在他们看来，诚信是商人的立命之基，以义为利是生财之大道。因此，他们坚持“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的信条。歙县徽商舒遵刚曾说：“钱，泉也，泉有源方有流”，“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自当广开财源”，“狡诈生财者，自塞其源也。”

徽商自己编撰《士商十要》，作为约束帮众的行为准则，做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贸迁货居、市不二价”。休宁县徽商陈世谅：“尝远服南粤，与岛夷为市，以至诚相感召，夷亦敬而惮之。”靠诚信，徽商实现了名利双收，威服海外。

衰落之源

家族经营，环境巨变。徽商经营模式中的典型模式就是家族经营，即利用家族关系、宗族制度，在全国各地结成一个严密而有效的网络。徽商外出经商，每落脚于一城，其族人即刻前来“招呼”，由于都在当地经商，逐渐垄断了市场。徽商发明的“积聚经济”，换成现代经济学就是产业积聚，不过他们只是家族、宗族、乡族的积聚。徽商利用这种家族经营，走向了鼎盛。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加上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外国资本主义抢占到经济特权，晋商最终内外交困。

抱残守旧，缺乏开拓。曾借着“亦儒亦贾”，徽商的地位得以提高，也促进了自身的发展。但是，儒家思想原本是“服务”封建传统社会的，徽商的经营理念、活动一时还难以跳出封建思想的栅栏，向近代商人的转变。1843年上海开埠，资本主义工商业迅猛发展，上海成为新兴的工商业中心和进出口基地。面对大量外资、外企的涌入，徽商仍抱残守旧，缺乏开拓精神，难以适应新市场的需求。

当然，这也不能一味指责徽商，因为当时的徽商是“亦官亦商”的，虽然享受朝廷的很多优惠，但也更多受到官府的压榨勒索，造成资本大量流失。在清末，这种状况尤甚，徽商将所有希望寄托于正在走向没落的清政府，自己也开始没落了。

官本位。在古代的中国，一般“学而优则仕”，“官（士）”为四民之首，“商”为四民之末。这些徽州子弟，通过雄厚的财力“获得”高官，在一定程度上徽商的政治话语权“很有效”，其商业利益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官”与“商”的结合非常紧密。如徽商世家出身的徐承宣官工科掌印给事中时，“扬州五塘关政滋弊，承宣谓此关外之关，税外之税也。慷慨力陈，一方赖之”。可见，徽商基本摆脱底层农民的身份，跻身于精英化的士大夫阶层。因此，在太平盛世，徽商利用这种将巨资“投入”官场，没有和产业结合的经营方式“钱”途不可限量；一旦进入乱世，这样的非理性经济行为，势必会消磨官本位徽商的整体竞争力，最终走向衰落。最典型的就是官盐经销制度的废除，徽商在盐业的优势顿时土崩瓦解。

地理因素。1843年上海开埠，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成为新兴的工商业中心和进出口基地，并“带动”整个长江三角洲以及周边区域。但是，周围的传统工商业城市却开始不断衰落，大批官宦豪门、商贾名流从这些地方迁往上海，还带去了大量资金、巨大市场份额；不仅如此，大批劳动力、人才也从这些地区迁往上海。

这样一来，当地的传统市场萎缩得更快。

上海的外贸几乎呈几何级增长，如江浙一带的生丝出口，已由浙江丝商早早转移到上海。长江流域的土产桐油、猪鬃等成为大宗出口物资，也依托上海口岸，迟到的徽商更是没分到什么份额。纺织品、日用品、药品等基本由机器生产或进口取代了手工生产。

在新的经营方式和商业网络冲击下，徽商节节败退，取而代之的是闽越商人、江浙商人迅速崛起。

按照传统的陆路商道，徽州还是一个交通要道，但是新修的交通路线，以及新引进的交通方式大大地改变给了徽州的传统交通格局，徽商也受到致命打击。如从西方传入的海运轮船，比运河的运输快捷方便；而后通车的津浦铁路，也拧断了运河漕运的最后一根稻草。

随着津浦路沿线的中小城市迅速发展，盛极一时的沿运河城镇临清、王家营、清江浦，以至扬州，一派萧条。聚居在那里的徽商从此衰落，就是有勇气转迁上海等地，留给他们的时间和空间已十分有限了。当然徽商还有其他一些自身的弱点。

当中国逐渐步入近代社会后，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人都能投资产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大批徽商却还在纠结于儒、商、官三位一体以及相互转换，迟迟迈不出浓厚封建小农意识、强烈依靠封建势力这一步而陷入日趋衰落的绝境。

写了这么多，飘过的也给个苦力赞呗。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主义夺取了经济特权，最终晋商遭受了内忧外患，所以主宰商界三百余年的徽商才会衰落。

主宰商界三百余年的徽商，走向衰落也是正常的。

因为时代的发展，徽商还保持着一些传统，没有适应。

经营模式的问题，家庭经营，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徽商商业模式的典型模式是家族管理，它利用家族关系和宗族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严格而有效的网络。徽商商人外出经商时，每次定居在一个城市时，他们的人民立即来“打招呼”，因为他们都在当地经商，并逐渐垄断了市场。徽商商人发明的“积累经济”被现代经济学所取代，它是工业的积累，但仅仅是家庭，宗族和村庄的积累。徽商在这个鼎盛时期一直利用这个家族企业。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向中国敞开了大门，外国资本主义夺取了经济特权，最终晋商遭受了内忧外患。

晋商和徽商靠什么起家
答：从此走上了衰落之路。当然，晋商、徽商之衰败还有别的因素，但上述原因是为始发之因，由此而一蹶不振。这样计之，晋商大约从明初到清末活跃商界500余年，徽商从明中叶到清道光年间活跃商界近300年。 满意请采纳！！！

都说海内十分宝,徽商藏三分,那么徽商到底有多辉煌?
答：民间流传的“海内十分宝，徽商藏三分”可谓是直接明了地写出了徽商之富，着实引人遐想。那么在历史上，徽商到底有多辉煌呢？徽商来自徽州，包括歙县、黟县、休宁、婺源、祁门、绩溪六县，又称徽州商人、新安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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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和徽商靠什么起家
答：当时，由于“开中法”出现了弊端，明朝政府将其改为“折色”，允许商人用银两交换盐引进行盐的贩卖。徽商因地理位置接近两淮盐场的集散地扬州，得以在两淮地区大显身手，从而在商界崭露头角。3. 晋商的衰落发生在清朝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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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商人:文化传承造就不朽徽商
答：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不仅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徽商之所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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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三百余年的辉煌,成为中国商界的奇迹。明朝中叶,社会经济有长足的进展,在我国东南部出现了许多贸易重镇。徽商除了将本地的竹、木、瓷土和生漆、茶叶等土产运销外,也以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

明朝中期,徽商,晋商纷纷暴富的社会原因是什么
答：徽商民居以规模和院落面积来说则难以与晋商民宅相比拟，如宏村汪氏承志堂，为徽商中大型民宅，占地面积2800平方米。余三立堂为600平方米、乐贤堂为411平方米、树人堂为266平方米，西递村徽商胡氏敬爱堂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要...

第十九章 徽商的崛起
答：> > 徽商崛起于明 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三百余年的辉煌，成为中国商界的奇迹。明朝中叶，社会经济有长足的进展，在中国东南部出现了许多贸易重镇。徽商除了将本地的 竹、木、瓷土和生漆、茶叶等土产运销外，也以歙砚...

八大菜系之徽菜的饮食文化及历史渊源
答：以致一批批外地人，一查三代、四代都是“祖籍徽州”。徽州人，“十三在邑”守家园，“十七在外”闯天下。在这种形势下，徽菜，也就作为菜系在全国出现了。古徽州也是徽商的发祥地，明清时期徽商称雄中国商界300多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