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后期货币贬值到底有多严重？
法币大幅度贬值，变得"一钱不值"！ 国民党政府大量发行法币。1．中国长期的极为紊乱的货币制度迫切需要改革。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本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本来就不统一的货币制度，变得更加复杂化了，到三十年代还是多种不同的银两、银元、铜币和形形色色的纸币并行流通，严重阻碍了商品交换和贸易的发展。清王朝和北洋军阀等历届政府，虽有过改革的设想却未付诸行动。国民党政府成立后，改革币制已迫在眉睫。1929年，中国曾聘请美国普林斯敦大学凯未尔教授率一批专家来华，帮助国民党政府讨论制定了《金本位制条例草案》，但因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具备而未实现。
中国在实行法币政策以前，一直是银本位国家，银两和银元是货币的主体，银两是中国几千年的货币制度，以白银重量计值，以两为计算单位，故称银两。但银两的成份极为复杂，使用也很不便，所以，到后来只作记账单位而不做为货币到市场流通了。银元是一种铸币，有一定的模式、重量和质量，较银两使用方便，是由墨西哥输入的；光绪年间，中国开始自铸，到民国时代，已成为全国通用的银币了。为了统一币制，国民党政府在1933年4月6日，公布了《废两改元》的训令。训令规定：“自四月六日起，所有款项之收付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1凡手中持有现银或银两者，可请中央造币局代铸，也可将银两拿到中、中、交三行兑换银币使用。兑换率为一元银币等于规之银七钱一分五厘。银两的废止，完成了对币制真正而有效的简化工作，促进了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并为法币政策的实施扫清了障碍。
2．美国高价购银造成中国白银外流，金融紧缩和经济萧条，迫使中国必须放弃银本位而谋划新的改革。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美国为了转嫁危机和垄断世界金融，其要点是放弃金本位，使美元贬值，货币准备金改“金三银一”，为达到这一比例，就得高价购银十三亿银元。这样，它在金银的储备量上，均可居世界首位，即可“实现垄断世界金融之大权，藉以执世界盟主之企图”，又可刺激用银国的购买力倾销它的过剩商品，摆脱经济危机。美国的高价购银，促使银价暴涨，如伦敦的银价1935年5月已上升到每盎斯为33.75便士，远远超过了1929年1月每盎斯为26.25便士的水平；纽约的银价，亦由1933年3月的每盎斯27.50美分升为1935年的每盎斯74.69美分3。银价的上涨为投机家们造成了牟取暴利的良机，一时间投机商、冒险家趋之若鹜；外国在华的银行家更甚，他们用轮船甚至兵舰装运白银出口，仅1934年就达25,600余万元4。其中八月份最严重，高达7,900余万元，仅8月21日这一天，单汇丰银行就交英国轮船“拉浦伦号”从上海运出白银1,500万元。为了遏制白银外流，国民党政府于1934年10月15日开征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但因走私猖撅，效果甚微。尽管1935年白银正式出口数减至5,90O余万元，但加上大量走私出口，仍接近两亿元5。
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严重恶果：一是人心浮动，在京、津等大城市，相继出现白银挤兑风潮，迫使许多银行停业或倒闭；二是由于美国商品廉价倾销，造成中国贸易严重入超；三是由于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通货紧缩，物价跌落。仅以上海为例：1932年跌11.4%，1933年跌7.7%，1934年跌6.5%，1935年跌0.74%，总共1935年比1932年下跌23.94%6。由于物价下降导致商业萧条，金融恐慌，工厂倒闭，整个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仅上海一地1935年就有14家银行停业，资本额达2,700万元；9家钱庄倒闭，资本额达210万元；工厂倒闭共达238家；改组的839家；全国主要工业营业额大为下降7。财政金融是国家政权的重要支柱之一，为了巩固国家政权，蒋介石政府必然放弃银本位而谋求新的改革。
3．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金融统治网的建立和加强，为币制改革提供了物质条件。
美帝国主义制造的白银危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相反却给国民党政府完成金融垄断和掠夺人民财富造成了千载一时的良机。1935年3月18日，蒋介石政府借口解救金融恐慌，发行了一亿元的“金融公债”，用其中的3,00O万元加强中央银行，使资本达到一亿元，成了全国银行之冠。用1,500万元作作“官股”加入中国银行，使资本增加到4,000万元，官股资本占了50%，并以宋子文为董事长；用1,000万元作“官股”加入交通银行，使资本达到2,000万元，宫股占其资本的总额55%，并派四大家族的附庸胡笔江去担任董事长。这样四大家族不仅把中、交两行掠夺过来，以增加豪门财富，而且更加强了对两行的统治，使其和中央银行完全打成一片，变成三位一体的“国家”银行；通过经理国库、经募公债、经收税款、买卖金银外汇及经营存放款等金融业务活动。来搜刮人民膏血，聚敛社会财富，是四大家族扩充官僚资本最主要之工具。中国农民银行是1933年为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而特设的，开始资本只有250万元，到1935年资本增到1,000万元。除四行外，国民党政府还成立了以经营进口军火为主的“中央信托局”和以吸收小额储蓄、经营居民汇兑业务为标榜
通货膨胀是贯穿于中华民国最后几年中的突出事件，也是影响人民生活的关键要素。在国民政府人为制造却无力控制的通货膨胀下，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由紧张、骚乱而最终陷于绝望。物价漫无限制的飞涨，使广大人民在对日常生活产生恐慌的同时，也对国民政府失去了最后的信任与希望。一个连其人民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的政府，怎能不被它的人民所抛弃？而且，通货膨胀下的人心恐慌与社会动荡，也预兆了国民政府的即将终结。以往学者们谈到过通货膨胀与国民政府覆亡的关系[1]，但多数是就宏观与理论而言，对二者的具体过程则语焉不详。本文试图通过通货膨胀下广大人民的具体生活这一切入点，细致地展现国民政府覆亡前的社会景象。
一、物价飞涨与生活困难
连续十多年的抗战与内战，使通货膨胀成为中华民国最后几年中的突出特征。抗战进入中后期以后，长期的战争损耗以及大片富庶国土的沦陷，已经使国民政府的财源日益枯竭。为支持日益庞大的财政开支，国民政府大量发行纸钞，从而引发了国统区的通货膨胀。抗战胜利后，为了筹集发动内战的资本，国民政府以更大的力度发行纸币，从而也将通货推到了恶性膨胀的程度。根据经济周报所发表的数据，上海的物价指数，1945年9月为346，1946年12月为9713。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内，物价上涨了28倍。当时有人预言，“只要为支付庞大军费的通货膨胀不停止，游资不纳入生产事业，物价绝对没有不上涨的道理”[2]。确实如其所言，此后的物价更如脱缰的野马，越发不可收拾。以战前的1937年6月为标准，截至1948年8月，法币贬值400万倍，物价上涨近500万倍[3](208-209)。1948年8月的金圆券改革，虽然以1元金圆券兑换300万法币重新调整了物价，但仅仅70天后，物价又以更加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飞涨。顾颉刚在日记中对金圆券贬值的过程进行了记述。仅以银圆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来说，在最初的时候，“银圆二合金圆券一，未及二月，而金圆券七合银圆一”。1949年1月18日，“一切物价比刚发金圆券时加一百倍”。3月3日，“近日银圆二千七百元”。3月31日，“上午银圆价一万三千元，下午即达一万七千元”。银圆与金圆券的比价，4月5日为二万八九千，10日六万，15日13万，16日18万，22日46-49万，27日130万，30日400万。到了5月19日，“国行挂牌为九百六十万，然实际之价已为一千四百万”。翌日“下午升至二千三百万，及傍晚则升至三千万矣”[4](231,237-2381)。仅仅半年多的时间，金圆券竟贬值6000万倍，国民政府的经济已完全崩溃。
物价的飞涨超乎了普通百姓的接受能力，带给他们犹如隔世的感觉。战前一封平信的邮价是5分钱，到1948年4月增长到五千元，还严重低于物价的指数。按照当时的物价指数，“算起来应该是一万六千五百元”。一枚五万元的邮票，连寄一封到国外去的航信都不够（后者至少十万元以上），却“约等于战前一个普通银行的基金”[5]。一口上好的棺木，战前不过四百元，战后却增长到200万元。带给老百姓的反差，是“能在十年前买大楼房二十所”[6]。然而，通货膨胀带给百姓的影响不仅仅是难以接受的感觉，还包括了他们具体生活的日益艰难。随着物价的飞涨，人民的收入虽有增长，但始终不能与物价同步，因而导致了他们实际收入的持续下降。以天津警察为例，当时报纸感叹，“警察一年来薪饷虽有增加，然而赶不上野马一般的物价。他们的生活委实太苦了”[7]。在这种情况下，物价的飞涨不但造成了人们手中原有货币的贬值，更造成了收支方面的入不敷出。时人声称，通货膨胀对“靠薪水和工资吃饭的人最不利”[2]。
对大多数平日节衣缩食方能勉强维持生计的普通民众来说，物价上涨所带来的实际购买能力的削弱，使他们贫困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当时报纸在叙述了物价上涨之后，每每以感伤的口吻作出总结：“商民莫不叫苦连天，薪水阶级更苦不堪言”[8]，“一般贫民大受威胁”[9]。语言虽然抽象，但却是现实生活真实的写照。食粮与煤是生活的必需品，正因如此，也最容易受到物价飞涨的侵袭。食粮一日几涨的事情在当时相当普遍，“已不成新闻”。1947年4月15日是河北静海县城的集市，由于粮食供不应求，“价格遂随风上涨。清晨玉米开价为七万五千元一石，至午时涨至九万元。小麦每石由十六万元涨至二十二万元，指身为业之平民及薪水阶级之公务员，闻讯均感恐慌”[10]。在天津市区，“百元烧饼，逐渐缩小，已缩至不可再小之程度，前日起已改卖二百元”。“一般市民已痛感生活压迫之不堪再忍受”，一洋车夫竟愤然大呼，“干脆来个原子弹，大家玩完”。记者认为这虽为气话，却“道尽市民苦闷心情”[11]。
煤荒也是困扰百姓的一大难题。受战争影响，煤炭运输不畅，造成了生产与消费的严重脱节。以开滦煤矿为例，由于铁路运输的阻挠与破坏，“矿场存煤七十八万多吨”，而“青岛只能用粮食当煤烧”[12]。进入1946年后，受内战影响，各地煤荒已相当严重。开封粮价的增长，一定程度上竟导源于煤炭的缺乏。“官办的电灯公司，因无煤，停止供电；面粉公司无电停磨”，遂至土面价格飞跃增长[13]。天津郊县的唐官屯，“入冬以来，天气日寒，煤荒以愈趋严重。本镇之五家煤厂，存底为数过少，煤价乃一日数增，十日前尚卖百元一斤之煤球，今则售百五十元，烟煤末售百五十元，过筛煤块二百元，月前七十元一斤之山芋干，曾一度作燃料代用品，今山芋干亦超出百元以上”。记者感叹，“无衣无食的穷人们，又将怎样过这严寒的冬天呢？”[14]不但一般市民买不起过冬的煤炭，连高校的知名教授也对此犯难。1947年9月记者走访北大的教授宿舍时，特别提到了煤的问题。“每家窗前的存煤石栏里大多空空如也，只有少数‘节余’，而且小心地洒上石灰防贼”[15]。研究西域史的向达教授，为了购买冬天的三四吨煤，“他说要在休假一年中到南京中央博物院去坐坐办公室，多拿一份薪水，来供家里还债过冬”[16]。教法文及诗歌的闻家驷先生的太太，不无感慨地向记者抱怨：“一个小火五百斤煤球是多少钱呢，这叫什么日子！”[17]，季羡林在回忆往事时说，在政治经济完全崩溃的解放前夕，“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18](126)。显然，大家都愿意以煤为例来说明生活贫困的程度，一方面与煤炭对生活的重要性有关，一方面也与当时煤价的高昂密不可分。
国共战事的进展是民国最后几年中的突出事件，但对普通百姓来说，他们更关心物价。因为他们一家老小的性命，往往维系在物价的涨落上。连具有文化蕴涵的知识阶层，有时也不得不因生计问题而将注意力集中到物价上来。1946年12月山西战事正酣，“烽火燎原于全晋”。面对中共军队的“攻城掠地”，太原各界民众“均认此严重之局面，尚属次要问题”。他们心中的首要问题，是“太原物价有涨无落，人人感到生活的重压与前途之危殆，咸恨贪污无门，囤积无资，点金乏术”。连阎锡山都不得不从战事中分出一部分精力，专门处理物价问题[19]。其原因，由于物价竞涨，“普通公务员及平民已陷饥寒交迫之苦境”，“设若物价再继续上涨，治安亦将成问题”[20]。1947年5月中旬一篇来自河南开封的报道，真实地反映了物价飞涨下的民不聊生：
“汴垣从本月起，红粮每市斗已从五千元涨到一万一千五百元，除了少数官僚资本家和收钞票或经手钞票的机关的主官或主管等人外，都深感到了‘活’的困难。河南大学教授从三日起罢教，省垣各中小学亦再四酝酿着。各级公务员们则自己饿着肚，妻儿挂起嘴，表面没有罢‘班’，实际早巳怠工。辅导处进修班因为受额外学生三百名的影响，九日起已实行停炊，弄得这八百多无家可归的青年，为了活，向各机关奔走呼号。求活声掩蔽了纸烟大王周锦堂吸食鸦片被捕的新闻；压小了省参议会大会的民意表现，并且弄得顾不到过问国共两军的谁胜谁败”[21]。
总之，物价飞涨是民国最后几年中的时代特征，“士农工商皆在涨的环境中谋生活”[22]。物价飞涨、货物短缺与收入减少的综合，已使百姓的生活极为艰难。“穷苦的小民发愁的连泪都流不出来了！坐在办公室的‘老实公务员’都呆得一声不响，即便有话，也是含着泪的”[23]。他们对生计的恐惧，超过了对战事的关心。“人民街谈巷议，咸以物价为话题”[24]。他们并不是对政治麻木不仁，而是出于现实生活的逼迫。在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如果强要他们对政治有所关心的话，那往往也是因生计艰难而对政府产生出不满与怨恨。面对生活必需品漫无限制的涨价，“万千家无宿粮的为人夫为人父的薪水阶级及穷苦群众陡然色变，心头像压着万斤重的铅块。神经脆弱的人互相在探问：天不会快塌了吧？”[23]政府的威信，就在这忽视百姓饭碗的过程中逐渐丢失了
按照经济学的原理，一个国家每年发行的货币总量要根据实际的经济情况，然后根据一定的计算方式得出一个数字。如果发行得少了，就会通货紧缩，造成货币升值，而发行得多了，就会造成通货膨胀，货币贬值。
而很多国家为了缓解财政赤字问题，会大量增发货币，这样一来固然能填补财政的亏空，但也会带来全国范围的通货膨胀，让所有人手中的钱越来越不值钱，让许多有钱人一夜之间变成穷光蛋。
在历史上，很多朝代或者政权末期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拿民/国时期来说，民/国末期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货币贬值最严重的时代之一。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最初发行法币，目的是防止白银外流，将银元收归国有，是一件好事。
然而想法虽好，但也要能按照想法执行才行，随着战争的爆发，南京国/民/政/府财政愈发吃紧，于是决定大量增发法币，在整个抗战期间，法币的发行总额达到5569亿，增长了接近400倍。
如果这段时间的经济增长也有几百倍的话，那当然不成为他，但因为战争原因，这几年的经济增长几乎陷入了停滞，这样一来，法币已经开始大幅贬值了。
然而在战后重建时，南京国/民/政/府又开始昏招迭出，最终导致法币彻底陷入崩溃。最开始，规定，法币与沦陷区汪伪发行的中储券的兑换比例为1∶200，并且规定沦陷区人民每人只能兑换5万法币。这种政策可以说是完全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时间，无数的法币都汇集到上海，展开大抢购，供不应求的结果，就是物价飞涨，法币一夜之间沦为废纸。
眼看法币陷入崩溃，于是国/民/政/府开始试图挽救，决定采用抛售黄金的方式来回收法币，在一年时间内，用库存流程的黄金回收了接近1万亿法币。其实这样确实能够缓解法币贬值的情况，然而在同一段时间内，它们却又新发行了3万亿元，超过了回收总额的3倍。
在这种情况下，法币终于在贬值的深渊一去不返，据统计，从法币发行开始到1949年，因为法币贬值的影响，上海的物价上涨了490万倍。生动点讲，就相当于490万块钱在十多年时间内变成了1块钱。
后期货币贬值可以达到1万%，这在当时的社会当中造成了非常大的恐慌，很多老百姓一麻袋的钱只能买到一个饼子。
滥印钞票，通货膨胀，1937年，100法币可以买两头牛，过了十年，只能换一个鸡蛋。当时，人们买东西都要提一大摞钞票出去，一捆捆的。
因为法币贬值的影响，上海的物价上涨了490万倍。生动点讲，就相当于490万块钱在十多年时间内变成了1块钱
几亿的法币只能买到半两米，通货膨胀超级严重，货币变得极其不值钱
人民币会越来越贬值吗
答：据国海证券研报分析，在贬值压力下，本轮人民币的压力或将持续到2023年第一季度中。因此人民币还会跌一个季度。业内专家普遍认为，美联储加息后，美元有升值趋势，对人民币汇率会有所影响，人民币存在一定的贬值压力。但相...
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到底有多可怕?
答：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基本上是属于同一或者相关性的金融现象，按照当前国际上普遍的通货膨胀率来看，即使在不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前提下，在处在经济上升中其中的一部分国家，他们的年化通货膨胀率基本上也维持在5%~7%左右。换句...
一国货币贬值对经济有何影响?
答：简单来说，货币对外贬值的危害就是进口商品需要多交本币。大量外国投资者抛售本国货币，造成本国货币进一步贬值，企业成本上升，物价上涨。居民实际上是去银行提取现金，并通过购买储备物资来抵御物价上涨，这给他们的国内经济和...
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究竟有多可怕呢?两者有何区别呢?
答：实际上比较严重通货膨胀是指货币购买力大幅降低，原因就是由于物价的上涨过快所致的。物价增涨过快，立即会让大家收不抵支，假如不断这样的事情持续下去得话，大伙儿生活的非常紧张，进而会引发一系列问题。经济增长率一定会...
人民币贬值带来得后果是什么?
答：人民币贬值对经济、生活、工作都有影响：1、进口会减少，以进口为主的企业，其利润会下降：因为进口货物时，须先用人民币到银行兑换成美元等外币，然后再从国外购买货物。人民币贬值后，相同的人民币换得的美元更少，所购买...
民国后期法币贬值原因
答：法币大幅度贬值，变得"一钱不值"！ 国民党政府大量发行法币。1．中国长期的极为紊乱的货币制度迫切需要改革。自从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本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本来就不统一的货币制度，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货币贬值的好处与坏处有哪些
答：1、市场因素。比如，美元大幅升值，就会带来货币的被动贬值；市场对中国经济未来持负面态度，国际投资者大量出售货币，货币贬值。2、宏观调控。是一种主动的货币贬值现象。任何国家在汇率影响到本国经济正常发展的时候，都会有所...
人民币为何大幅贬值?对普通人的影响有哪些?
答：人民币贬值对于普通人也会造成很多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居民们的生活成本会有明显的增加，而且人民币贬值对于股市也有很严重的影响。贬值之后的人民币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么值钱了，因为受到了疫情的影响，所以国内很多...
说明国货币贬值对该国进,出口方面的影响?
答：②本币贬值对物价也有影响。一方面，出口扩大，引起需求拉动物价上升；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国内生产成本推动物价上升，货币贬值对物价的影响会逐步扩大到所有商品，易引发通货膨胀。3、世界影响：①小国的汇率变动只会对贸易伙伴国的...
人民币贬值,有什么意义?
答：中国人民币不贬值,国际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对亚洲作出的贡献,阻止了危机的进一步蔓延。而一旦人民币贬值,舆论将是另一个调子,认为中国的贬值是主动的有意的行为,旨在搞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加剧亚洲各国的恶性竞争并极可能引发新一轮的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