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诗》和《孔雀东南飞》并称什么

《木兰诗》和《孔雀东南飞》并称并称“乐府双璧”及“叙事诗双璧”。
《木兰诗》是一首北朝民歌，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归入《横吹曲辞·梁鼓角横吹曲》中。
这是一首长篇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叫木兰的女孩，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在战场上建立功勋，回朝后不愿作官，只求回家团聚的故事，热情赞扬了这位女子勇敢善良的品质、保家卫国的热情和英勇无畏的精神。

全诗以“木兰是女郎”来构思木兰的传奇故事，富有浪漫色彩；详略安排极具匠心，虽然写的是战争题材，但着墨较多的却是生活场景和儿女情态，富有生活气息；以人物问答及铺陈、排比、对偶、互文等手法描述人物情态，刻画人物心理，生动细致，神气跃然，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也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高峰之作，后人盛称它与北朝的《木兰诗》为“乐府双璧”。
《孔雀东南飞》取材于东汉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今安徽怀宁、潜山一带）的一桩婚姻悲剧。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因诗的首句为“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故又有此名。

作为古代史上最长的一部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故事繁简剪裁得当，人物刻画栩栩如生，不仅塑造了焦刘夫妇心心相印、坚贞不屈的形象，也把焦母的顽固和刘兄的蛮横刻画得入木三分。

篇尾构思了刘兰芝和焦仲卿死后双双化为孔雀的神话，寄托了人民群众追求恋爱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
拓展内容：
秦有乐府，为少府属官。汉初设乐府令，掌宗庙祭祀之乐。汉武帝立乐府，制作雅乐，采集民歌。汉乐府诗主要保存在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十二类中的七类里，雅乐在《郊庙歌辞》类，《铙歌》十八曲在《鼓吹曲辞》类，民歌主要在《相和歌辞》、《舞曲歌辞》和《杂曲歌辞》类。汉乐府民歌内容丰富，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艺术上刚健清新，其五言、七言和杂言的诗歌形式，是文人五七言诗歌的先声，是中国诗歌史上宝贵的财富。

对得。
乐府双壁一是《孔雀东南飞》一是南北朝的《木兰辞》。
《孔雀东南飞》全诗凡三百五十余句，一千七百余言，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一首长篇叙事诗.这首诗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作者署“无名人”。《乐府诗集》收此诗，题为《焦仲卿妻》，后人则取诗的首句，题为《孔雀东南飞》。它通过曲折波澜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生动的语言、细致逼真的描写，叙述了一对恩爱夫妻为封建家长所逼，不得不割爱分离，最后双双殉情，以生命反抗封建礼教的感人故事，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代表了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成就。
同《孔雀东南飞》并誉为“乐府”“双壁”
的是南北朝的《木兰诗》。该诗以传奇的情节、浪漫的色彩、朴素生动的语言，描述了一名叫木兰的年轻女子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作品重点不在写战争的残酷，而是着意塑造与歌颂木兰形象。木兰形象已经成为后世妇女争取解放的重要精神动力和行动榜样。《木兰诗》在叙述上善用复叠和排比，使行文于和谐中再增动感和气韵。诗的结尾以“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作喻，轻巧智慧，既新奇，又暗合主人公不求封赏爱自在的心境，堪称妙笔。诗中佳句妙喻随处可见，它们如同耀动的飞虹流彩，令诗篇千古生辉。以上供参考。

　　《刚强不阿 理性抗争——也谈《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根源
　　代表汉乐府民歌最高艺术成就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一座高峰，刘、焦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极具高度的典型意义，他们的死，历来受到人们的同情和赞颂。笔者试图通过故事当中的“遣归”、“求婚”、“合葬”这几个至关重要的情节的探讨，进一步深思造成刘兰芝、焦仲卿婚姻爱情悲剧的根源，揭示封建社会里的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在封建家长制度下，专制家长的绝对专制使得男女青年婚姻不能自主，青年男女陷入深重的痛苦，尤其是妇女受到最为惨重的迫害，从而再现刘兰芝刚强不阿，理性抗争的正义形象。
　　关键词:
　　悲剧根源 探讨 封建礼教 殉情 理性抗争
　　有汉一代，辞赋盛行，诗坛一度冷落。及至“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民歌出现，使文坛为之一新，大放异彩。它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崭新的形式，为我国古代诗歌增添了光彩，并成为汉代文学的突出成就，它是汉末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面镜子。其中，《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此诗最早见于南朝诗人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后人常以诗的篇首句“孔雀东南飞”作为篇名）。这首代表汉乐府民歌艺术高峰的长篇叙事诗，千百年来，为人们所广泛传诵，交口赞颂，被誉之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叙事诗的“双璧”之一,不少学者专家的许多文章的观点，以现实性、社会性、历史性为原则，切中肯綮，为后代学习研究者所认同，皆已形成共识。每次读《孔雀东南飞》，常读常新，常新常想：刘兰芝那么知书识礼，聪明美丽，勤劳能干，温顺贤慧，简直是一个至纯至孝、十全十美的“淑女”形象，丈夫又与她情深似海，可她的婆婆为什么不喜欢这样的儿媳，为何非休她不可？既然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史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什么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同时，兰芝仲卿他们以自杀殉情的方式向封建礼教进行有力抗争以后，两家会求合葬吗？这一系列困惑，让我更为执着地深思造成刘兰芝、焦仲卿婚姻爱情悲剧的根源。
　　对于这些问题，有人认为，由于刘兰芝嫁到焦家后没有生育，使焦家面临绝嗣的危险。因为在宗法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最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妇女婚后不育，就理所当然地遭到婆家的嫌恶厌弃，因而刘兰芝终被休弃势所难免。然而，我思考再三，总感这一理由难以服众。其一，刘兰芝十七岁嫁到焦家（“十七为君妇”），和焦仲卿仅仅生活了两三年（“共事二三年”），这时她的年龄充其量二十来岁，据此就武断的认为她今后不会再生育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婚后好多年才生育的现象司空见惯，这应该是古人和今人都具备的生活常识。况且，新科技研究证明，生育也与男子有很大关系。其二，刘兰芝被休弃后，先后有县令、太守家走马灯似地遣人上门求婚，如果刘兰芝当时真的被断定不能再生育，像焦仲卿这样门第寻常的普通小吏家尚且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断然休弃，难道声名显赫的堂堂县令、太守家会不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郑重聘娶？这显然更是不合情理。
　　也有论者认为刘兰芝被休弃的原因是诗中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然而，纵观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不仅找不到刘兰芝“无礼节”、“自专由”的依据，恰恰相反，刘兰芝“有礼节”、“不专由”的例子倒比比皆是。例如，当刘兰芝看出“大人故嫌迟”，自知“徒留无所施”，顺从母意，主动向焦仲卿提出“及时相遣归”；临走前，“鸡鸣”、“起严妆”，“上堂拜阿母”，“却与小姑别”。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礼有节。另外，刘兰芝被遣前夕与焦仲卿生离死别时的一段掏心剖腹的表白：“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验之于全诗对刘兰芝的描写，也始终看不出刘兰芝有什么“无礼节”“自专由”的越轨行为。我们透过诗歌的字里行间的表白，看到的只是刘兰芝知书达礼、温顺贤慧的美好品德，让人感到刘兰芝的临行表白句句是真，毫无虚言。可见，焦母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不过是焦母掩盖自己休媳真意的蛮横借口，根本不是刘兰芝被休弃的真正原因。焦母休儿媳是由于“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这一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刘兰芝究竟是什么原因被休弃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看待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背景。《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汉末建安中”），那么，我们就只能从汉代社会中去找寻刘兰芝无辜被休的真正原因。在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由于社会现实的实际需要和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便被尊奉到前所未有的独尊地位。当时儒家学说成了规范人们思想行为和处理日常事物的唯一准绳和依据，这就自然而然地要影响到家庭、婚姻关系的各个方面，而当时在“休妻”这件事上最权威的“法律依据”莫过于儒家学说中的“七出”之律，妇女只要犯有“七出”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婆家合理合法的休弃。在汉代，作为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代表人物焦母，究竟是依据什么把刘兰芝赶回娘家的呢？现在我们来探讨刘兰芝当时横遭休弃的原因，只能从当时被奉为圭臬的“七出”中去寻找根据。
　　“七出”在儒家学说中又叫做“七去”“七弃”，这是在那个妇女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的男权社会中丈夫遗弃妻子的七种借口，也是为维护夫权而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七道枷索。查阅《仪礼·丧服》，里面记载“七出”的内容为；一、无子，二、淫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当时社会的妇女，只要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堂而皇之的出弃。
　　对照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刘兰芝犯了“七出”中的哪一条呢？如前所述，第一条“无子”显然不能成立。由诗中描写的“守节情不移”“女行无偏斜”等句可知，刘兰芝的品行贞洁贤惠，循规蹈矩，无可挑剔。第二条“淫逸”，第五条“盗窃”恐怕也不能成立。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岁嫁到焦家后，又“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门辛”，甚至在因失爱于婆婆，蒙屈受怨，无端遭遣时，临行还再三叮咛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这说明她是一个知书达礼，勤劳能干的善良女性，第四条“口舌”，第六条“妒忌”恐怕也不能成立。至于第七条“恶疾”，卒读全诗，始终看不出她患有什么“恶疾”的蛛丝马迹，这就更不能成立了。“七出”之中，“六出”已被排除，那么，刘兰芝也许是犯了“不事舅姑”（第三条）的大过。
　　也许会有人说，至纯至孝的刘兰芝，怎么会“不事舅姑”呢？我们认为，探讨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分析。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是非标准，在刘兰芝生活的男权社会里，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合乎“妇道”，是和我们今天的标准大不相同的，当时衡量“妇道”的是非标准是以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为绳墨的。《礼记·昏义》中说，妇女须“成妇礼，明妇顺”，“妇顺者，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作为女子，与丈夫的亲密程度不可超过与舅姑（即“公婆”）的亲密程度，否则即为“不事舅姑”。《礼记·内则》中说得更明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也就是说，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高兴的，可以休弃。
　　纵览全诗，我们不难看出，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十分恩爱的美满夫妻。他们已经：“共事二三年”，但两人犹觉得“始尔未为久”。一个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一个说“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即或是遭受焦母无端迫害，行将分手之时，他们还是那么情真意切，信誓旦旦——“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可见，他们爱得是多么深沉，多么纯真，多么痴迷，多么坚贞！甚至最后为了忠贞不二的爱情而“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无论是富贵不淫的刘兰芝还是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他们感情的天平都十分明显地倾斜于自己所钟爱的恋人，而不是自己的母亲。他们谁都不能割舍自己对恋人的那种特殊的痴爱而移情于母亲。作为封建社会里一个充满礼教思想的蛮横专制、滥施淫威的婆婆，自儿媳兰芝过门后，一心想使她成为自己任意摆布的驯服工具。儿媳的一举一动必须受家长支配。她看到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独子婚后把爱更多地献给自己的妻子，心中当然不是滋味，当然未免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咎于儿媳对儿子的殷勤承欢和狐媚吸引，甚至会认为是儿媳妇把儿子从自己身边生生抢走了。于是自然而然会迁恨于儿媳妇，自然而然会觉得“失恩义”，自然而然会觉得“大不悦”。而因儿子”甚宜其妻“引起父母心中不悦的，封建礼教明文规定着可以“出”，于是“吾意久怀忿”的焦母自然就要凭借这一条将兰芝驱遣回家。这，就是刚强不阿的刘兰芝失宠于婆婆横遭休弃的真正原因。经过深思熟虑的刘兰芝感到被遣的命运势所难免，尽管她“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也难逃“被遣”的厄运。也只能“自遣”了。
　　在礼教重于“人情”的封建时代，因年轻夫妻过分恩爱而使父母不悦造成的婚姻悲剧又何止刘兰芝、焦仲卿两人？宋朝大诗人陆游也是深受其害者之一。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行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陆游与其表妹唐婉的爱情悲剧跟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何其相似？儿子“甚宜其妻”，夫妻俩人“伉俪相得”竟成为沉浸于爱情幸福中的青年男女的莫大罪名，以致横遭迫害，劳燕分飞，生离死别，各分东西，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在现在看来是何等的荒谬和不可思议，而在那个时代又是何等的平常和合乎礼义！
　　刘兰芝被遣回娘家后，求婚者接踵而来，足见兰芝的品貌不同寻常。但如前所述，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吏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何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呢？在刘兰芝和焦仲卿生活的年代里，择偶配婚已十分讲究门第、容貌、才华、年龄和婚史等。县令家的三郎和太守家的五郎自身条件这么好，为何不向“窈窕艳城郭”的贤女秦罗敷求婚，而偏偏看上被休的刘兰芝？如果说县令和太守是仰慕刘兰芝的聪明美丽、多才多艺和很有教养，那么他们对刘兰芝嫁给府吏，“共事二三年”后被遣该不会一无所知吧！如果我们从反常的心理解释反常的行动，一切就显得万分合乎情理：县令和太守替儿子求婚是假，为己纳妾是真！在封建时代，对于一个被休待嫁的刘家女来说，等待她的将是一条布满陷阱、洒满血泪的路。
　　刘兰芝和焦仲卿反抗封建家长制度的压迫，殉情以后，会“两家求合葬”吗？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其一，焦母和阿兄是封建家长和封建礼教的代表。在他们看来，刘兰芝蔑视封建礼教，反抗兄长之命，新婚之夜“举身赴清池”，让太守一家枉花无数钱财，空欢喜一场，可谓叛经背道，罪不可赦；而焦仲卿饱读诗书，任职台阁，得知刘兰芝自杀，也竟然丢官抛母，“自挂东南枝”，实属不忠不孝，当惩不贷。从焦母和阿兄的思想立场来看，“两家求合葬”是不可能的。其二，阿兄暴戾自私，冷酷无情，而焦母蛮横顽固，独断专行。当初，太守派媒人来求婚，刘兰芝不忘“府吏见丁宁”，一心只盼破镜能重圆，可阿兄对妹妹的事情却无丝毫的理解和尊重，粗暴训斥兰芝“后嫁得郎君”，“足以荣汝身”，“作计何不量”！而焦母一手毁了儿子的幸福，面对儿子殉情的拜别，仍是一副铁石心肠，丝毫不肯回心转意，收回成命。从焦母和阿兄的性格特征来看，“两家求合葬”也是不可能的。其三，富贵不淫的刘兰芝一“举身”，不仅毁了阿兄的高攀梦，还丢尽了阿兄的脸面；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一“自挂”，不仅使焦母日后无靠，还使焦家香火断绝。巨大的打击无疑会激起焦母和阿兄心中的波澜，然而，除了绝望、痛苦、恼怒和怨恨以外，还会有些什么？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从焦母和阿兄的内心感情来看，“两家求合葬”就越加不可能了。笔者认为，刘兰芝夫妇死后的情况，完全出于诗人的想象与幻想。“两家求合葬”和“魂化双飞鸟”都是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诗人借此表达了人们对刘兰芝夫妇不幸遭遇的同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封建礼教的抗议和嘲弄。机械地把“两家求合葬”理解成为写实的手法来看待“合葬”，不仅有悖于焦母和阿兄这两个人物形象，也将大大削弱全诗“揭露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主题。
　　人非木石，熟能无情，刘兰芝、焦仲卿执着纯真的爱情虽为封建礼教所不容，却为世俗人情所赞赏。千百年来，人们同情、赞美这对青年恋人忠贞不渝的爱情，更欣赏钦佩他们为追求爱情和自由而进行的不屈的理性反抗精神，虽是悲剧，却极富正义色彩。这一爱情悲剧，是当时社会的反映和写照，是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控诉。学习欣赏这首凄美的爱情诗，我们认识到了古代社会的罪恶，看到了中国妇女为了争取自由幸福的理性反抗精神，刘焦的自尽，是失败，也是胜利。这种方式的抗争，虽说消极，但毕竟是黑暗当中的一线光明，给后人以积极的启迪，更应思考如何才能真正提高妇女的权利和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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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金伟源 1989.5 生不偕老·死求同穴——《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讲析》 华东师大出版社

《孔雀东南飞》通过刘兰芝与焦仲卿这对恩爱夫妇的爱情悲剧，控诉了封建礼教、家长统治和门阀观念的罪恶，表达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爱情自主的合理愿望。女主人公刘兰芝对爱情忠贞不二，她对封建势力和封建礼教所作的不妥协的斗争，使她成为文学史上富有叛逆色彩的妇女形象，为后来的青年男女所传颂。

这首叙事诗共350多句，1700多字，故事完整，语言朴素，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结构紧凑完整，结尾运用了浪漫主义手法，是汉乐府民歌的杰作。“五四”以来，被改编成各种剧本，搬上舞台。

因为是叙事诗，不但有人物，作者还以白描的手法极其生动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从现在的内容看来，这首长诗在它出世以后似乎经过一个时期的传唱，人物的性格正是在传唱过程中逐渐地丰富起来的，因而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渗透着劳动人民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仅表现为爱憎分明，而且显示了铢两悉称。作者否定了一切应该否定的东西，也肯定了一切应该肯定的东西，然而无论是否定或者肯定，都不是遵循一个简单的公式，而是通过复杂的和具体的描写，暗示人物的社会地位和个性特点，给予他们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从作者所把握的生活深度而论，不能不说，这是现实主义艺术创造在我国古典文学中一个杰出的范例。

试以焦仲卿、刘兰芝两人为例。仲卿出身于官宦人家，自己又在太守府里作吏，虽然职阶卑微，但在严格的门阀社会里已经具有被“品”的资格，所以他母亲说：“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将来还要凭借靠山飞黄腾达。很显然，他是笼子里长大的金丝鸟，养成了拘谨懦弱的个性，一个比较善良的白面书生。作者基本上肯定他的斗争，但描写时却又紧紧地扣住了他的特点——人物经历和性格上的特点。仲卿是深爱妻子的，当他知道母亲要驱逐兰芝的时候，先是婉“启”，继是“跪告”，等到母亲“槌床便大怒”，他就“默无声”的退了出来，回到自己房里，对着兰芝“哽咽不能语”，说什么“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一面劝兰芝低声下气，暂回娘家，约定将来再去接她，但他其实只有一点幻想的期待，并无什么实际办法。兰芝被逼将嫁，他声言要独个儿自杀，甚至还把这个计划去告诉自己的母亲；兰芝死后，以他爱兰芝之深，终于以身殉情，作者写他在“庭树下”“徘徊”了一阵，然后上吊，活活地画出了这个怯弱的书生的性格和面貌。

兰芝便和他不同。尽管诗篇以古典作品特别是民间文学里惯用的夸张的笔法，描写了她的知书达理，描写了她的妆奁和打扮，但在门阀社会里，“生小出野里”就说明她的家世还不入“九品中正”之眼。她是一个在小康人家生长起来的有主见的女子，美丽、聪敏、能干，虽然作者也极力写她的善良和温顺，但在善良和温顺中别有一种掩盖不住的具有反抗意味的刚性——人民想像中的被压迫者自觉意识的一种原始形态。这种刚性不一定要从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上去理解，而是更广泛地散布在兰芝的全部行动细节里。当她明白了焦母的意图以后，不等对方开口，便自请：“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仲卿对着她哭不成声，一筹莫展，她便说：“勿复重纷纭。”他劝她暂回娘家，再图后会，她便说：“何言复来还!”她看清问题，明白自己所处的环境，表现了一个普通人的人格的尊严。不过作者也不是简单地片面地处理这一点。兰芝了解仲卿的性格，然而她爱仲卿，也知道仲卿爱她。儿女深情使她对冷酷的现实仍然不得不抱着一点幻想，仲卿和她告别，她这样叮咛：“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这是在具体条件下必然会产生的她的惟一的希望。县令差人做媒，她这样婉拒：“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最后她哥哥说出了“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刚性又立刻占据了兰芝的灵魂，处于弱者和被压迫者地位的那种凛不可犯的尊严感在她心底升华，她决定以生命来表示最后的抗议，所以“仰头”回答，很快应允了。

离开焦家的时候，拜母别姑，她的态度是十分从容的；再嫁期定的时候，裁衣作裳，她的态度是十分从容的；乃至最后“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也不表示一点迟疑和犹豫。她从来没有向环境低头。很难考查有多少人在传唱过程中丰富了刘兰芝的性格，然而这的确是一个弱者和被压迫者光辉人格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美的表现。环境的残酷和转变提高了人物的精神。作者以朴素的描写，将细节一丝一缕地扣入行动，使作品在真实的基础上产生了追魂摄魄的感染力——诗的感染力。

locke158评点《木兰诗》
开头两段，写木兰决定代父从军。诗以“唧唧复唧唧”的织机声开篇，展现“木兰当户织”的情景。然后写木兰停机叹息，无心织布，不禁令人奇怪，引出一问一答，道出木兰的心事。木兰之所以“叹息”，是因为天子征兵，父亲在被征之列，父亲既已年老，家中又无长男，于是决定代父从军。

第三段，写木兰准备出征和奔赴战场。“东市买骏马……”四句排比，写木兰紧张地购买战马和乘马用具；“旦辞爷娘去……”八句以重复的句式，写木兰踏上征途，马不停蹄，日行夜宿，离家越远思亲越切。这里写木兰从家中出发经黄河到达战地，只用了两天就走完了，夸张地表现了木兰行进的神速、军情的紧迫、心情的急切，使人感到紧张的战争氛围。其中写“黄河流水鸣溅溅”“燕山胡骑鸣啾啾”之声，还衬托了木兰的思亲之情。

第四段，概写木兰十来年的征战生活。“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概括上文“旦辞……”八句的内容，夸张地描写了木兰身跨战马，万里迢迢，奔往战场，飞越一道道关口，一座座高山。“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描写木兰在边塞军营的艰苦战斗生活的一个画面：在夜晚，凛冽的朔风传送着刁斗的打更声，寒光映照着身上冰冷的铠甲。“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概述战争旷日持久，战斗激烈悲壮。将士们十年征战，历经一次次残酷的战斗，有的战死，有的归来。而英勇善战的木兰，则是有幸生存、胜利归来的将士中的一个。

第五段，写木兰还朝辞官。先写木兰朝见天子，然后写木兰功劳之大，天子赏赐之多，再说到木兰辞官不就，愿意回到自己的故乡。“木兰不用尚书郎”而愿“还故乡”，固然是她对家园生活的眷念，但也自有秘密在，即她是女儿身。天子不知底里，木兰不便明言，颇有戏剧意味。

第六段，写木兰还乡与亲人团聚。先以父母姊弟各自符合身份、性别、年龄的举动，描写家中的欢乐气氛；再以木兰一连串的行动，写她对故居的亲切感受和对女儿妆的喜爱，一副天然的女儿情态，表现她归来后情不自禁的喜悦；最后作为故事的结局和全诗的高潮，是恢复女儿装束的木兰与伙伴相见的喜剧场面。

第七段，用比喻作结。以双兔在一起奔跑，难辨雌雄的隐喻，对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十二年未被发现的奥秘加以巧妙的解答，妙趣横生而又令人回味。

这首诗塑造了木兰这一不朽的人物形象，既富有传奇色彩，而又真切动人。木兰既是奇女子又是普通人，既是巾帼英雄又是平民少女，既是矫健的勇士又是娇美的女儿。她勤劳善良又坚毅勇敢，淳厚质朴又机敏活泼，热爱亲人又报效国家，不慕高官厚禄而热爱和平生活。一千多年来，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在我国家喻户晓，木兰的形象一直深受人们喜爱。

这首诗具有浓郁的民歌特色。全诗以“木兰是女郎”来构思木兰的传奇故事，富有浪漫色彩。繁简安排极具匠心，虽然写的是战争题材，但着墨较多的却是生活场景和儿女情态，富有生活气息。诗中以人物问答来刻画人物心理，生动细致；以众多的铺陈排比来描述行为情态，神气跃然；以风趣的比喻来收束全诗，令人回味。这就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古人评点《木兰诗》

1．《诗薮》：木兰歌是晋人拟古乐府，故高者上逼汉魏，平者下兆齐、梁。如“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尚协东京遗响；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齐梁艳语宛然。又“出门看火伴”等句，虽甚朴野，实自六朝声口，非两汉也。

2．谢榛《四溟诗话》：《木兰诗》云“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北市买长鞭。”此乃信口道出，似不经意者，其古朴自然，繁而不乱。若一言了问答，一市买鞍马，则简而无味，殆非乐府家数。“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等绝似李白五言近体，但少结句耳 。“雄兔脚扑朔……”此结最着题，又出奇语，若缺此四句，使六朝诸公补之，未必能道此。

诗外话
我国北方民风彪悍,不少妇女同样豪迈尚武.北魏时期的李波小妹英勇善战,十分著名,当时流传着一首《李波小妹歌》：
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霜，妇女尚如此，男儿安可逢？
可见作为北方乐府民歌代表作的《木兰诗》，是有着一定的生活依据的。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与北朝的《木兰诗》并称“乐府双璧”。取材于东汉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治舒县，汉末迁皖县，均在今安徽境内）的一桩婚姻悲剧。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南朝陈代徐陵（507-583）编《玉台新咏》卷一，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乐府诗集》载入“杂曲歌辞”，题为《焦仲卿妻》。现今一般取此诗的首句作为篇名。《孔雀东南飞》原为建安时期的民间创作，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可能经过后人的修饰。
《孔雀东南飞》赏析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这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其中，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为焦母、刘兄的本意，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妹妹。这从刘、焦死后，“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举动可以看出。——尽管这是他们对刘兰芝、焦仲卿生死不渝爱情的晚到的认可与祝福。他们主观上的出发点虽有利己的打算，但也有把维护自己亲人的终身幸福与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愿望。焦母刘兄是要在自己与焦仲卿、刘兰芝的利益之间找到一块平衡的绿地而共处。然而，他们没有成功。这里，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刘兰芝、焦仲卿毕竟是直接通过他们的手被害死了。焦母、刘兄同时又成了封礼教的帮凶。这种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正是当时封建制度罪恶本质的必然反映。

刘焦之死在当时有必然性。因为他们面临的抉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刘、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造反第三个可能。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刘、焦之死，固然有外来的压力，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他们自身的思想也不能摆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焦母迫害刘兰芝用的是第一条。《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母压制焦仲卿用的就是孝顺这一条。刘兰芝回娘家后，也遭到家长制的威压。那么刘兰芝、焦仲卿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这些封建教条呢？没有。刘、焦两人所反复辩解的是他们并没有违反这些封建规范。他们的认识不能不受时代的局限。刘兰芝、焦母刘兄则以为坚守这些封建教条才能真正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幸福。显然，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焦母、刘兄是强者，而刘兰芝、焦仲卿注定是被吞食的弱者。他们并不是处于打倒孔字店的五四时期，而是处于中国地主阶级还有着远大前途，封建制度正处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刘兰芝、焦仲卿的抗争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且没有出路的冲突。因此，他们的死，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产物。他们的死，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思想上的局限，并不能转移或否定实践意义上的客观作用。刘兰芝、焦仲卿不愧是封建礼教的早期叛逆者，因为他们没有逆来顺受地屈从。死与屈从，都是封建礼教对他俩的毁灭。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毁灭。如果他们屈从了，那么虽然他俩的肉体还活着，但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爱情理想却不复存在了。而死，却表现了他俩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赢得后世人民对他俩的同情与尊敬，成为后代粉碎封建枷锁的精神鼓舞。所以，刘、焦之死，已冲破个别人、个别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义，揭出了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

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卷四，沈德潜按语）。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样的，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而仲卿的情况自然与兰芝不同，诚如上述引文的分析。又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简短对话，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点。诗中，简洁的人物行动刻划，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焦仲卿的形象刻划也是如此，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在整篇诗中，类似上述的动作刻划还有一些，笔墨虽不多，却极精粹。兰芝死时，一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寥寥几笔已极传神。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焦、刘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诗篇开头，“也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一段，在刘、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焦夫妇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由现实的双双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爱情与幸福的松柏、鸳鸯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自由幸福必然到来的信念，这是刘焦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

《孔雀东南飞》结构完整、紧凑、细密。其情节的组织，采取双线交替推进的方式。其中，一条线索由刘兰芝、焦夫 焦母刘兄之间展开。这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仲卿求母一段，是第一次冲突，刻画了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兰芝辞婆一段，是第二次冲突，反映了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兰芝拒婚，是第三次冲突，在兰芝与其兄之间展开，突出了兰芝宝贵不能淫的坚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别母一段，写出了阿母的顽固与仲卿的守约。这四次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特别是主角兰芝，她的坚决抗争，影响与决定了仲卿的态度与斗争。

兰芝与仲卿的感情纠葛是在上述矛盾冲突的基础上展开的。第一段兰芝的诉苦，表现了她对仲卿的信赖，也交代了矛盾冲突的背景。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的话别，反映了仲卿的不舍、兰芝的温情。第二次冲突兰芝辞婆后，仲卿的送别，充分抒写了他们夫妇之间的真挚感情。第三次冲突兰芝拒婚一段，仲卿的怨怼，兰芝的表白，他们之间的诀别，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生死不渝的爱情。由此可见，上述两条线索，有主有从，互为因果，交替发展，完整紧凑地完成了故事的叙述、人物命运的交代。

此诗在结构上的细密还表现在呼应映衬上。《采菽堂古诗选》曾指出：“凡长篇不可不频频照应，不则散漫。篇中如十三织素云云、吾今且赴府云云、磐石蒲苇云云及鸡鸣之于牛马嘶，前后两默无声，皆是照应法。然用之浑然，初无形迹故佳。乃神化于法度者。”诗中在不同场合中两次出现的蒲苇磐石的比喻，的确加深了读者对刘焦夫妇爱情坚贞的认识，也加强了阅读这篇作品时浑然一体的感觉。此外，兰芝别仲卿时对其兄“性行暴如雷”的担忧，焦母“东家美女”的引诱，也在诗中有暗伏、有照应，显示了结构上的精细和诗思的缜密。

《孔雀东南飞》细针密线的结构特色，得力于繁简得当的剪裁。刘兰芝、焦仲卿的故事，头绪纷繁，若不加剪裁，使之集中，就会散漫无所所归统。清代诗评家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道：“作诗贵剪裁。入手若叙两家家势，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恸，岂不冗漫拖沓？故竟以一二语了之。极长诗中具有剪裁也。”《采菽堂古诗选》看法更深入：“两家闻二人之死，仓皇悲恸、各怀悔恨，必有一番情事。然再写则沓拖，故直言求合葬，文势紧峭，乃知通篇之缕缕无一闲语也。前此不写两家家势，不重其家势也。后此不写两家仓皇、不重其仓皇也。最无谓语而可以写神者，谓之不闲；若不可少，而不关篇中意者，谓之闲。于此可悟裁剪法也。”裁剪中最易引人误入迷途的就是这些所谓若不可少却不关篇意的材料。其实，一些表面看来必不可少的材料，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材料和最需花费笔墨的材料。有些只需略作交待就行了，如诗中两家家势、死后家人悲恸后悔等等。这里，关键是抓住“篇中意”对诗材加以选择，组织，突出主要线索、主要情意。

诗中对详写部份的处理是极为出色的。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话别，兰芝辞婆和太守迎亲等，都是浓笔重彩的段落。这些段落在整个长诗中都是直接关系到刘焦爱情悲剧的关键内容，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感情的渲泄，对题意的显示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更妙的是，这样的浓笔重彩，在全诗自然、朴实、流畅的基本风格中，起到了丰富色彩的作用，使整个描述的节奏疏密有致，快慢有度。沈德潜的这段评语具有真知灼见：“长篇诗若平平叙去，恐无色泽。中间须点染华缛，五色陆离，使读者心目俱炫。如篇中新妇出门时‘妾有绣罗襦’一段，太守择日后，‘青雀白鹄舫’一段是也。”

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是我国诗歌遗产中的瑰宝。诗篇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向为人们所称道。本文仅就诗篇结构的缜密、完整以及艺术结构在表现主题思想、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等问题，试作一些分析。

^^双线结构 交替发展

诗篇的全部叙事是以仲卿、兰芝与封建家长的矛盾、冲突和他们两人间的感情纠葛组织起来的。这是两条主要的线。这两条线交替发展，使诗篇的结构显得非常严整。

先谈焦、刘与封建家长间冲突的这条线索。在兰芝被遣归之前的一大段里，写这条线的有仲卿向母求情与兰芝告辞焦母两小段。仲卿向母求情一段，刻画了焦母的专横自私，也表现了仲卿性格有软弱的一面。兰芝辞别焦母的一段，是悲剧主角与压迫者之间的第一次正面冲突，诗篇通过兰芝的装束、举止、话语，表现了她那特有的比较含蓄的反抗性。

在兰芝被遣归之后，对立双方的冲突则有刘兄的逼婚和仲卿自杀前辞母两大段。刘兄的逼婚是兰芝与压迫者间第二次正面冲突。诗篇通过“仰头答”的动作，表现了兰芝的刚强不屈；通过她针锋相对的揭露性语言“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表现了她对自己处境的清醒认识。她知道自己没有选择的自由，因而在被迫允婚的同时准备以死相抗。

在焦、刘已相约同死之后，诗篇安排了仲卿辞母的情节，集中抒写仲卿与焦母之间的冲突。仲卿、焦母的冲突也有两次。第一次围绕着休弃不休弃兰芝的问题进行，结果仲卿在焦母的淫威下屈服了；第二次（即辞母的一次）冲突，围绕着仲卿的生与死的问题进行。在蛮横的焦母面前，仲卿发出了这样的怨言：“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你当初打错了算盘，就不要去抱怨鬼神了），这就明白指出焦母是悲剧的制造者，说明仲卿的态度有了转变。诗篇把仲卿与母亲的诀别插在悲剧的结束之前，表明了封建礼教毒害的普遍性和残酷性。焦母、刘兄主观上并不想酿制悲剧，可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和庸俗腐朽的人生观，终于使他们充当了杀害自己亲人的刽子手。

诗篇的另一条线索是兰芝与仲卿的感情纠葛。诗篇一开始便交待了人物间的关系。兰芝对仲卿，可说是怨其家而爱其人。她信赖地向仲卿诉说了所受的虐待，怨愤地说出遣归的话。一个尖锐的家庭矛盾便在仲卿的面前出现了。在这之后，诗篇安排了三段，即三个离别的情节，表现了两人间感情的纠葛。

首先一段是仲卿求告不允，回到房中与兰芝痛苦地话别。仲卿心存幻想，而兰芝则清楚破镜难以重圆。她交待留下的衣物，说到“不足迎后人”实有所怨；说到“久久莫相忘”又实有所爱。短短的对话，写尽了兰芝交织着怨与爱的痛苦的心情。

其次一段是焦、刘在大道口的离别。诗篇着意抒写了二人缠绵不尽的情谊。通过同车、耳语、互誓等一系列的动作与语言，展现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描写焦、刘间真挚的爱情，对于刻画人物性格，突出主题都有重大的关系。试想如果焦、刘间缺乏真挚的爱情，那么兰芝的宁死不肯改嫁，就可能被解释成“从一而终”的“贞烈”行为（旧注有此说）。

第三段写兰芝被迫允嫁，仲卿赶来作最后的诀别。这一段以焦、刘的生离死别、郑重相约同命渲染了全篇的悲剧气氛。这时，兰芝用反激语言试探、考验仲卿：“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而仲卿则态度坚决，愤激地回答：“贺君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韧，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这充满挖苦、责难的话，使兰芝的疑虑涣然冰释，誓言得到重证，他们决定以死来控诉封建压迫，以死来维护爱情的忠贞。

诗篇通过两条线索的交替发展，将矛盾不断推向前进，使人物性格不断丰富，主题不断深化。

^^穿插巧妙 繁简得宜

诗篇在相当整饬的布局中作了一些巧妙的穿插。如写兰芝辞别焦母之后，插入了与小姑的告别。兰芝告别小姑时，“泪落连珠子”，与辞母的情景适成对照。兰芝对小姑讲了一些感情真挚的话，可见姑嫂间平日亲密的关系。这一插曲很好地表现了兰芝善良，温柔的性格。又如在兰芝被迫允婚之后，插写了太守家准备迎娶的热闹。诗篇以民歌的高度夸张的手法，铺叙了舟车的华丽，礼品的丰盛。这样的描写，对于兰芝的不慕富贵的高尚品格起了映衬作用，而且欲抑先扬，喜庆气氛与悲剧结尾接踵而至，使诗篇起伏跌宕，更加摇曳多姿。

诗篇繁简适宜，表现了作者的剪裁能力。比如它一开始在写兰芝的自述“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后，紧接着就来了一个跳跃：“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心中常苦悲”一句有力地概括了平日所受的种种折磨，其后也只讲了故嫌作迟一事，别的便都省略了。诗篇集中写了休弃的事件，已充分说明焦母施加给兰芝的种种不幸。又如兰芝归家后便暂时不提仲卿，以便集中笔墨来写兰芝，这也是裁剪的功夫。又如写兰芝回到娘家的情形，也只用其母的惊痛和兰芝“儿实无罪过”这样一句辩解匆匆带过，接着便立即展开了新的矛盾。用笔十分经济，转换十分迅速。

诗篇对于重要情节，往往不惜笔墨作多重的描写。如兰芝被休离开焦家，这是人物命运转变的关键，诗篇便详加描写。作者写兰芝以不同方式分别与焦母、小姑、仲卿辞别，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人物形象。又如兰芝回到娘家以后，诗篇安排了两次逼婚。这是人物命运的又一次大变化。求婚者一次比一次来头大，家庭的矛盾则一次比一次尖锐。先是县令家求婚，母亲以“汝可去应之”表示了埋怨的情绪；然后太守家求婚，阿兄提出了“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这样严重的责难。诗篇对逼婚的过程，如媒人的种种活动，母、兄的催逼和兰芝的态度，都作了详尽的描写。这两次逼婚互为补充，深刻地揭露了这一悲剧的社会根源，并为兰芝的暂时允婚和终于自杀提供了充足的根据。

^^前后呼应 互为映衬

诗篇有许多地方前后呼应，起了很好的映衬作用。如开头和结尾都借鸟以为比兴，分别写徘徊留恋的孔雀和永不分离的鸳鸯，渲染了悲剧的气氛，象征性地概括了全部故事情节。

再如在开头两句比兴后，诗篇写兰芝自赞“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而当兰芝回到娘家，其母又复述了这几句话。一呼一应，强调了兰芝德、才兼备，完全符合当时对从事家庭劳役的妇女的全面要求。可是她竟然被休弃了。说明了她是无辜的，蒙受了不白之冤。

仲卿与兰芝在大道口分别时，兰芝曾设誓说：“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而当仲卿闻变赶来与兰芝相会时，便仍从蒲苇磐石的比喻提出了责问。这一呼应强调说明焦、刘双方爱情的坚贞。他们确实象蒲苇那样坚韧，象磐石那样难以转移。

当仲卿送别兰芝时，兰芝曾说道：“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作为伏线，已预示出人物将来的命运。归家后，其兄果然施加很大压力强迫她改嫁。前后比照，可以看出兰芝对于生活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而且具有面对现实的勇气。

当仲卿向焦母求情时，焦母曾说：“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企图以此来打动仲卿，要他抛弃兰芝。在焦刘已下定同死的决心，仲卿登堂同母亲诀别时，焦母却仍然重复说出这样的话：“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这又是前后呼应，表现了焦母的庸俗、专断、顽固。

总之，《孔雀东南飞》的结构异常紧密，可以说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地步。这是它在艺术上取得的一个突出成就。（郭维森）

《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被称为“乐府双璧”
“乐府双璧” 即《木兰诗》和《孔雀东南飞》的喻称。《木兰诗》又名《木兰辞》，是北朝民歌；《孔雀东南飞》又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古乐府民歌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
《木兰诗》，北朝民歌，也是我国古典诗歌中不可多得的优秀叙事长诗之一，选自宋代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长达三百余字。内容写少女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奔赴疆场、屡立战功而又不失劳动人民本色的女英雄形象。这种艺术形象，打破了“女不如男”的封建传统观念。它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篇。诗的语言丰富多采，有朴素自然的口语，有精妙工整的律句。句型或整或散、长短错落，排句的反复咏叹，譬喻的新颖出奇，都加强了诗的音乐性和表现力。
《孔雀东南飞》，汉乐府诗篇名，因其首句为“孔雀东南飞”，故名。最早见陈代徐陵《玉台新咏》，题名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全诗一千七百多字，是保存下来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它通过焦仲卿、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同时热烈歌颂了兰芝夫妇为了忠于爱情宁死不屈地反抗封建恶势力的斗争精神。《孔雀东南飞》艺术成就较高，成功地塑造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这些来表现反封建礼教的主题思想。全诗语言朴素通畅，叙事中兼有浓厚抒情，描写上铺张排比，是当时五言叙事诗的代表作品。
这两首叙事长诗，以其震撼人心的英雄故事和强烈的反抗精神，以及深广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成为我国诗歌宝库中一双放射奇光异彩的宝石，被称为“乐府双璧”，受到历代人民的喜爱

孔雀东南飞原文及翻译
答：《孔雀东南飞》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沈归愚称为“古今第一首长诗”,是我国古代民间文学中的光辉诗篇之一,《孔雀东南飞》与南北朝的《木兰辞》并称“乐府双璧”及“叙事诗双璧”。后又把《孔雀东南飞》、《木兰诗》...

"孔雀东南飞"出自那篇文章,谁写的,这句话什么意思
答：“孔雀东南飞”出自《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而“南风知我意”出自西洲曲。孔雀东南飞(相关资料)语句特点资料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开头这句既是起兴，又是作比。诗人因物起兴，以孔雀的美丽喻兰芝。“五里”表示大体...

文言文阅读孔雀东南飞
答：4. 《孔雀东南飞》这篇文言文的翻译 《孔雀东南飞》文言文白话译文如下: 东汉末年建安年间,庐江府小吏焦仲卿的妻子刘氏,被仲卿的母亲驱赶回娘家,她发誓不再改嫁。 但她娘家的人一直逼着她再嫁,她只好投水自尽。焦仲卿听到妻子的死讯...

《孔雀东南飞》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答：《孔雀东南飞》简介: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也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高峰之作,后人盛称它与北朝的《木兰诗》为“乐府双璧”。 《孔雀东南飞》取材于东汉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的一桩婚姻悲剧。原题为《古诗为...

有关中西比较文学的论文:可以将《孔雀东南飞》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进 ...
答：从冲突双方的性质来看，一方追求美好的合乎人性的爱情理想，它是正常的，自然的，健康向上的，但是却处在被压抑的地位；一方则代表腐朽陈旧的封建伦理道德秩序，在《孔雀东南飞》中表现为封建家长制权威，在《罗密欧与朱丽叶》...

求《孔雀东南飞》赏析
答：《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

《孔雀东南飞》的内容
答：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乐府诗集》载入“杂曲歌辞”,题为《焦仲卿妻》。现今一般取此诗的首句作为篇名。《孔雀东南飞》原为建安时期的民间创作,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可能经过后人的修饰。 故事...

《孔雀东南飞》全文
答：1924年,梁启超为了欢迎印度诗人泰戈尔,在北京作了一次演讲,提到《孔雀东南飞》的写作年代问题,他说:“像《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一类的作品,都起于六朝,前此却无有。《佛本行赞》现在译成四本,原来只是一首诗。 六朝人几于人人...

谁能说一下《孔雀东南飞》的文章大意!
答：1.生:“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明确:“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以孔雀徘徊起兴,有统摄全诗,引起故事的作用;以美禽恋偶比喻夫妻分离,用具体的形象渲染悲剧气氛,奠定全诗哀怨悱恻的感情基调。 比兴手法在现代的一些流行歌曲中...

《孔雀东南飞》文言文文章谢谢了,大神帮忙啊
答：序曰：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