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立志的故事
史铁生17岁中学未毕业就插队去了陕西一个极偏僻的小山村。一次在山沟里放牛突遇大雨，遍身被淋透后开始发高烧，后来双腿不能走路，回到北京后被诊断为“多发性硬化症”，致使双腿高位截瘫。20岁便开始了他轮椅上的人生。
在最生龙活虎最狂妄的20岁青春年华里，突然没了双腿，史铁生的脾气变得阴郁无比且暴怒无常。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人，总是对母亲发脾气。更为不幸的是肝病夺去了一直陪伴在身边的母亲的生命，母亲猝然的离开仿佛一记闷棍将史铁生敲醒。
史铁生的处女作被发表，他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出一条小路，那是他生存下去的道路和希望。当他被生活的荆棘刺得满心疼痛时，他没有沉沦，而是勇敢的抬头，他看到母亲的眼神是荆棘上开出的美丽花朵，在陪伴他一路前行。
人物评价
史铁生是一个生命的奇迹，在漫长的轮椅生涯里至强至尊，一座文学的高峰，其想象力和思辨力一再刷新当代精神的高度，一种千万人心痛的温暖，让人们在瞬息中触摸永恒，在微粒中进入广远，在艰难和痛苦中却打心眼里宽厚地微笑。
史铁生完成了许多身体正常的人都做不到的事，他对于人的命运和现实生活的冲突，没有停留在表面进行思考，而是去拷问存在的意义。
当时，大夫告诉史铁生，他的病如果是肿瘤，可能还有的救，否则，这辈子就得准备在轮椅上过了。于是，史铁生整天用目光在病房的天花板上写两个字，一个是肿瘤的“瘤”，另一个字就是“死”。史铁生用这种方式祈祷，希望把这两个字写到千遍万遍，或许就能成真，不管是肿瘤还是死，都好。到后来，证实了他的病并非肿瘤之后，他就只写一个字了：“死”。
史铁生的病根是在18岁时落下的。那时他到陕西延川县插队，一次在山里放牛，遭遇暴雨和冰雹，高烧之后出现腰腿疼痛的症状。21岁时，史铁生因为腿疾而住进了医院，那一天是他的生日，从此，他再也没有站起来。这件事似乎再一次证明了生命的脆弱。只是一次淋雨，就无端瘫痪了双腿，让一个本来鲜活年轻的生命，无比地接近枯萎死亡。
但是，生命却又总是在脆弱的同时展现出它的韧性。就如同在地球上的高纬度地区生长着的地衣，在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依然能够存活。尽管它的生长速度慢得惊人，几百年也长不到一个平方厘米，但它却实实在在地生存着，它生存的目的就是不要死去，这是最基本的生命特质。
人的生命同样如此。余华写过两部著名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在《许三观卖血记》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许三观，从年轻到苍老历尽艰辛;每逢家庭变故，他就以卖血来挽救危机，甚至差点为此送命。一次次卖血后，唯一的补偿就是到饭馆里吃一盘炒猪肝，喝二两黄酒。在《活着》里，地主少爷福贵的一生中，败家，中年丧母、丧儿、丧妻，丧女婿，到最后，连唯一的孙子也死了，只剩下老了的富贵伴随着一头老牛在阳光下回忆。无论是许三观还是富贵，他们都没有明确的生存目标，只因为生命的惯性才活着。不管是屈辱还是风光，不管是甜蜜还是酸楚，生命都在静静地活着。生命不是必须承受苦难，但生命确实有足够的韧性承受苦难，“人间的灾难，无论落到谁头上，只要不死，谁都得受着，而且都受得了”。
对于史铁生而言，虽然在瘫痪之初，死亡对于他那么具有诱惑，甚至于他每天早晨醒来，都因为自己依然活着而沮丧;但是，他依然活着。瘫痪后的最初几年，史铁生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就像他文章里写的那样，暴躁易怒。为了逃避现实的世界，在正常人上班之时，他总是摇着轮椅，到那时还人烟稀少的地坛公园里去。自旦至暮，春秋往复，耗在这园子里。他去过了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他都在这园子里呆过。有时候呆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呆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
我们可以想见史铁生那时的孤独苦闷，但是，不管活得多么艰难，多么痛苦，生命却始终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死亡依然被一再耽搁。
所幸的是，在痛苦当中，还有亲友的爱在支撑他。母亲要他“好好儿活”的临终嘱托，一直萦绕在他心头。史铁生母亲的生命，因为儿子的残疾，也承受了无数折磨。史铁生瘫痪时，母亲已不年轻，为了史铁生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他的病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他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
每一回她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最终，却总是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
最后母亲终于也绝望了。于是，每次史铁生要动身出门，母亲便无言地帮他上轮椅，看着他摇车拐出小路。每一次她都是伫立在门前默然无语地看着儿子走远。有一次，他想起一件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然站在原地，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地站着，仿佛在看儿子的轮椅摇到哪里了，对儿子的回来竟然一时没有反应。她一天又一天送儿子摇着轮椅出门去，站在阳光下，站在冷风里。后来，她猝然去世了，因为儿子的痛苦，她活不下去了。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希望儿子能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她没有能够帮助儿子走向这条路。她心疼得终于熬不住了，她匆匆离开儿子时只有49岁。
史铁生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写道：“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史铁生说，正是这样的爱，耽搁了他的死亡。
无论如何，既然活着，就不免就进入了另一些事情。就像小河里的水慢慢丰盈了，你难免就顺水漂流，漂进大河里去了，四周的风景豁然开朗，心情不由得也就变了。终于有一天，当史铁生又想到死的时候，心里说：“算了吧，再试试，何苦前功尽弃呢?凭什么我非得输给你不可呢?”这时候，他已经开始对死亡有一种幽默的态度了。
启发史铁生的，是卓别林的一部电影，名字叫《城市之光》。片中女主人公要自杀，却被卓别林救了。这女的说，“你为什么救我?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死?”而卓别林的回答令史铁生终生难忘。他说，“急什么?咱们早晚不都得死?”这句话让史铁生心中怦然一动：是啊，咱们早晚不都得死?
死是一件无需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既然如此，何不先看看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于是，左右苍茫、四顾无路之际，史铁生想到了写作，想到用笔杆代替自己的双腿，来继续人生之路：“写作，在我的希望中只是怀疑者的怀疑，寻觅者的寻觅……写作不过是为心魂寻一条活路，要在汪洋中找到一条船。”
当时友谊医院有位老大夫对他说：“你一生都未必能有这样闲在的时候，你何不用这样的时间来读点书，整理整理自己的思绪?”史铁生说，这话对他来说终生受益。他初中二年级时赶上“文革”，没有好好读过什么书，很多世界名著等等都是在双腿残疾之后读的。他每天摇着轮椅去地坛，不是读书，就是思考。作家邵燕华在读史铁生的作品时曾不由感慨：“史铁生的随笔也让我拷问起自己的阅读。说来惭愧，他书中提到的诸多国外的思想家、作家有不少是我不知道的。”
1974年，史铁生为了生计，在北新桥街道工厂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在这里上班既没有公费医疗，也没有任何劳保，所干的活儿是在仿古家具上画山水和花鸟，有时还画彩蛋，如出满勤每月30元工钱，但他为了看书和尝试写作，每天只干半天，一月下来只能领到15元，这活儿他一干就是7年。可是第二年史铁生又患上了严重的肾病，这次医生只给他留下了一个受损的左肾。由于体力的原因，他不得不辞去了街道工厂的临时工作，呆在家中一门心思地写作。
1979年，由于下肢麻痹、肾功能受到严重破坏，不得不造漏排尿。紧接着，由于肌肉萎缩，血液循环受阻，再加上每天长时间地坐压，褥疮发作，前景是败血症。1986年，前列腺引起的疼痛，使他不得不停止写作整天卧床……冬天，他那毫无知觉的腿，经不起寒冷，如果冻了，就有坏死的可能;夏天，全身的热量只能从上身排出，额头的痱子从来不断……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1980年，他创作出的小说《我们的角落》被田壮壮改编成了电视剧，在当时的影视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83年，他创作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本年度“青年文学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4年，他的作品《奶奶的星星》又获该年度“作家文学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小说《命若琴弦》还被改编成电影《边走边唱》，经过陈凯歌的精心导演，引起了强烈反响。
苦难似乎还在继续试探史铁生生命的韧度。1998年，下肢瘫痪的史铁生，由慢性肾损伤演变为尿毒症。从那时起，史铁生就只能靠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透析的病人需要做手术，把肾部的动脉和静脉引到表层。透析时需要在三个点轮流针刺。长达9年，1000多次的针刺，使得史铁生的动脉和静脉点隆起成蚯蚓状。体内渗毒的血液从隆起的动脉出来，经过透析器过滤掉毒素，再由隆起的静脉回到体内。一个星期3次，在每次4个半小时的透析过程中，把全身的血液过滤几十遍——这就是史铁生日常的生活。
先生本身就是一个励志故事，他残疾了双腿，到患上尿毒症，靠透析维持生命，却依然不放弃，写下了诸如《我与地坛》《病隙碎笔》《我的丁一之旅》《务虚笔记》《扶轮问路》《妄想电影》等等经典之作。2010年，12月31日，突发脑溢血，先生留遗嘱将自己的器官捐给需要的人和医学研究！先生的一生都是励志的故事！
还记得先生的那句经典的话，对于苦难，我先对它说是，接受它，然后与之周旋，最后即使失败，失败也是成功，这就是先生，这就是达观，这就是励志！
向先生致敬！！！
史铁生简介
史铁生（1951—），北京人。初中毕业后于1969年到陕北延安地区“插队”。三年后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在北新桥街道工厂工作，后因病情加重回家疗养。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
初期有的小说，如《午餐半小时》等，带有暴露“阴暗面”文学的特征。发表于1983年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既是史铁生，也是当时小说创作的重要作品。它在多个层面上被阐释：或说它拓展了“知青文学”的视野，或称它在文学“寻根”上的意义。在“寻根”问题上，作者表达了这样的见解，“‘根’和‘寻根’又是绝不相同的两回事。一个仅仅是，我们从何处来以及为什么要来。另一个还为了：我们往何处去，并且怎么去”。关于后者，他认为“这是看出了生活的荒诞，去为精神找一个可靠的根据”（《礼拜日·代后记》，华夏出版社1983年版）。
史铁生肉体残疾的切身体验，使他的部分小说写到伤残者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困境。但他超越了伤残者对命运的哀怜和自叹，由此上升为对普遍性生存，特别是精神“伤残”现象的关切。和另外的小说家不同，他并无对民族、地域的感性生活特征的执著，他把写作当作个人精神历程的叙述和探索。“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史铁生《我与地坛》）。这种对于“残疾人”（在史铁生看来，所有的人都是残疾的，有缺陷的）的生存的持续关注，使他的小说有着浓重的哲理意味。他的叙述由于有着亲历的体验而贯穿一种温情、然而宿命的感伤；但又有对于荒诞和宿命的抗争。《命若琴弦》就是一个抗争荒诞以获取生存意义的寓言故事。
著有长篇小说《务虚笔记》，短篇小说《命若琴弦》，散文《我与地坛》等。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分别获1982年、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老屋小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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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找史铁生
我在新年的头上专程去一次北京，为的是和史铁生做个谈话，用在《收获》的专栏上。本来早该去了，因为年底忙乱，因为他和我的身体都要挑一个恰当的时候，还因为我说的等2001年再去飞机栽下来也是21世纪的作家啦。反正我是去了，谈了，回来了。
我和史铁生谈的话题是"生存还是不生存"，也就是"爱与死是永恒主题"中的那个"死"。我相信我俩对死的心得要比别人多一些。去的那天正好是他生日，本来要打开的话头因客人的来访未能展开。那样也好，死总是排在生的后面的，明天再谈。当日晚上我们去一个叫孔乙己的饭店吃饭。来接他的是《人有病，天知否》的作者陈徒手等哥们，到了那里还有我热爱的姜文和他的朋友。反正就是一桌子的人吧，在中国式的环境中，祝贺一声他的50大寿就开始吃了。他那天抽烟，喝一点点酒，说一点点话。他说一上午不敢动弹，把精力攒下来了。他说座山雕也是50岁。他说要健康不说长寿了吧。
这些年，我到北京必去
我与地坛”，“秋天的怀念”。“病隙碎笔”
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
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
一个人质报复一场阴谋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把自己杀死。
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
____________________感动:
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
现在我可以断定，以她的聪慧和坚忍，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她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要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
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
我不知道她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决意不喊她——但这绝不是小时候的捉迷藏，这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或羞涩?但这倔只留给我痛侮，丝毫也没有骄傲。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
这是“我与地坛”的节选。你可以到百度“史铁生”吧中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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