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分析徽商繁荣和衰落的原因有哪些
供稿：hz-xin.com 日期：2024-05-04
徽商，又称徽州商帮，即古徽州所辖歙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黟县六县商人的总称。徽商经营范围普遍，“其货无所不居”，且经营方式多样。国内关于徽商的研究的兴起始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并于八十年代后迅速升温，开始成为一门显学，至今已颇具规模。而由于徽商的兴衰轨迹与明清时社会经济发展脉络有着同一性，因此，对徽商兴衰原因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并对现今安徽商人的崛起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具体说来，徽商的发展经历了兴起、暂时性衰落、中兴及衰落解体四个阶段。本文将以徽商发展的基本脉络为线，以其所经营的盐、典、木、茶四大宗，主要是盐业和茶业为例，结合具体史料及相关研究成果，重点分析其兴起与衰落的原因，进而得出徽商兴衰的启示。
一、徽商兴起与兴盛的原因分析
徽人从商的历史由来已久，然而作为一个整体，徽商萌芽于东晋，生长于唐宋，兴盛于明清。具体说来，先有徽人从贾之风兴起于明代的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又因徽州商人经营有道，资本得以迅速积累，并在当时各种条件的推动下结成徽帮，逐渐发展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之一。下面将对徽州商帮形成的原因进行具体分析。
（一）徽人从贾之风兴起的原因
徽州，晋时称新安郡，宋宣和三年（1121年）改称徽州。其地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位于皖南山区，自然资源丰富，种类繁多。正如其民谚所言，“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徽州多山多水，耕地面积较少，且土壤多呈酸性，决定其地质不适应粮食作物的生长，反而适于茶叶、竹木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而徽州“食粮必须由境外供给，土产物不能不和邻近产米之区交换，山路崎岖，陆行虽不便利，但新安江上木筏和小船通行无碍，足以供山区物资运输的需要”[1]，距离全国大市场较近的地理优势也为徽人从事商业贸易提供了有利的地形条件。此外，据记载，徽州自然灾害较为频繁，明代灾害发生频率大约是八年一遇，清代则不足六年发生一次，而徽州人口增长尤为迅速，使得徽人不得不以经商以谋求生计。这些皆为徽人从贾提供了客观条件。
徽人从商之风的兴起，不仅是因为其独特的地理环境，还有着深刻的人文和社会缘由。徽民向来勤劳，不辞劳苦，经商容易致富。自宋朝之后，有着“东南邹鲁”、“理学之邦”之称的徽州倍受人们关注；朱子理学和阳明心学勃发，这也导致了徽人对仕途的渴望。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徽人唯有从事经商这一厚利之“末”业才能支撑其“本”业，为了“业儒”需要，徽民也往往选择经商之路。此外，“因为徽州的耕地有限，地价极贵，单靠兼并土地这一手段很难满足豪门大族的奢侈生活之需，于是经营商业也成为他们扩大财源的一个重要途径”[2]。
除了有经商的动机，当时的政策也为其事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地租大多由实物转为货币，这就大大促进了商品流通及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全国长途贩运业的发展。明中叶对食盐实行“开中折色法”，有着两淮盐场之地利的徽商渐渐排挤了山陕商人，于成化、弘治之际取得了食盐销售的垄断权。“明代的两淮盐利最大，徽商在两淮盐业中取得优势后，便迅速扩充了财力。他们或在经营盐业的同时兼营其他商业，或支持其亲友同乡从事各种商业活动。这对徽州商帮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此外，徽人乡土宗族观念较重，不仅要依靠经商投资族人教育，在外经商者往往依靠宗族关系结成整体便于互相照顾及增强竞争力，这也成为徽人由零散生意的个体凝聚成为一个整体商帮的原因之一。
（二）徽州商帮的形成原因
徽人经商之风既已形成，在明清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徽州商帮于成化、弘治年间逐渐兴起，并且不断壮大，最终成为影响深远的中国十大商帮之一。具体说来，徽州商帮的形成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明清时期社会较为稳定，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商业资本开始膨胀。这一时期，在中国的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同时也刺激了商业贸易的繁荣。其次，成化、弘治年间徽人从贾形成风气，并有了足够的富商成为其中坚力量。再次，全国商业竞争加剧，山陕等商人纷纷结成商帮，这使得徽州商人意识到有必要结成商帮团体以增强竞争力。最后，徽州厚重的乡土和宗族观念深入人心，一人从商往往众多同乡人追随，更容易结成商帮。
徽商兴起后，其对市场规律的准确把握，加上广泛的经营项目，多样的经营方式，使得其在全国的商业竞争中迅速占据了优势地位。而明清时期全国十一大盐场，两淮盐场居主要地位；而徽商据地之利与交通之便，使得其超越山陕商人而垄断两淮之盐利；徽州多红壤，适宜优质茶叶的生长，并且多山的地形也适宜竹木等植物的种植，因此茶、木贸易一直是徽商贸易的重点；典当业多厚利，而“经商和放债是徽商赖以谋利生财的两个主要手段”[4]。故徽商经营的重点则放在盐、典、木、茶四大宗上。正是因为对这四大宗的合理经营，徽商在成化、弘治至万历年间逐渐壮大。
（三）清代徽州商帮发展至鼎盛的原因
值得指出的是，徽商的发展阶段并非一帆风顺。由于朝代的更替，徽商曾于万历后至康熙中期（1662-1722年）一度衰落。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封建政权的横征暴敛；二是战乱波及。具体说来，作为封建时期的末业，商业一直是统治者压榨的对象。明代末期政治腐败，清前期社会尚不稳定，统治者对商人的压榨都是巨大的。《清史稿》上屡有记载王朝建立之初，经常蠲免各省补赋，并出钱赈济自然灾害频发之区域；这部分款项来源则大部出自商税。而明末农民起义和明清战争更是给徽商以巨大打击。“据有关史籍记载，徽州商帮在明末战乱中曾遭到空前的巨创。大顺农民军在攻克北京后，‘谓徽人多挟重货，掠之尤酷，死者千人’。经历了明清之际动乱的徽州名士金声说:徽州商人‘足迹常遍天下。天下有不幸遭虔刘之处，则新安人必与俱。以故十年来天下大半残，新安人亦大半残’”[5]。
康熙中叶至嘉庆、道光之际（1796-1850年）的一百数十年，徽商摆脱了之前的低糜状况，并逐渐兴盛起来。其主要原因有四：首先，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一切经济发展与商业繁荣的原因。经历了康雍乾盛世的休养生息，徽人对从贾又有了信心，商业再度繁荣。其次，统治者部分政策的扶植。摊丁入亩政策的实行，有效的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开始频繁。此外，“清廷又采取了一些‘恤商裕课’的措施”[6]。再次，“徽商在长江流域经营活动范围的扩大。明代国内贩运贸易的绝大部分还集中在沿运河一线的南北贸易上。及至清代，则不但南北贸易继续扩大，而且沿江一线的东西贸易也发展起来”[7]。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徽商亦贾亦儒，儒贾结合，商人、地主、官僚三位一体。他们以儒之理经营商业，讲求商业道德，使得其家业不断做大，反过来又促进了儒、贾各自的发展。正如徽州一古居门前对联所写，“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说明徽人能充分认识到读书与营商之间的关系，并能两者兼顾，以红顶商人胡雪岩为代表，积极参与国家政事，在身份上将商人、地主、官僚所统一。徽商此次的复兴较明中期又有所发展，以盐商为主体迎来其鼎盛时期。
二、徽商衰落原因考察
辩证唯物主义指出，一切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明清时期徽商作为封建势力的依附，注定会衰落解体。然而，徽商的衰落过程并非直线下降，而是螺旋式起伏后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具体说来，徽商衰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清代陶澍盐法变革后，盐商的没落意味着徽商元气大伤；继盐商衰落后，同治、光绪年间出现了茶商的中兴，此后，“追至民国初年，勉强维持的徽商茶叶贸易已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盛势，走向衰落”[8]。而伴随着茶商的衰落，整个徽州商帮开始衰落解体。徽商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其为封建性商帮，没有将资本用于扩大性再生产，而是用于封建性的活动中，这也决定了它无法在清中后期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中国之后保持其原有优势。具体说来，徽商的衰落原因又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
（一）徽商衰落的客观原因分析
客观上，徽商的衰落原因课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封建政权政策的改变给徽商，尤其是其支柱盐商带来的打击。商业作为传统的“末”业，在历朝历代都是被盘剥的重点对象之一，清朝也不例外。开朝时以示贤德而免各省之补赋，然而当时因战争造成社会的千疮百孔是很难愈合的，这部分补赋除了贤明的统治者廉洁执政外，剩下的应该就是取自其他税收。
徽州商帮的衰落是由盐商的失势开始的。而徽州盐商的失势原因主要是受政府政策的直接影响。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由陶澍进行的盐法变革取消了徽商对于食盐销售的垄断权。据《清史稿》载，“时两淮私枭日众，盐务亦日坏”，道光帝任命陶澍进行盐法改革。道光十二年，陶澍先拟行票盐法与淮北，后推及其他地区。票盐法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达到了既定目的，即减少了私盐的销售，却并非长久之策，结果很快得到了印证，不久之后私盐贩运有增无减。这不仅使得徽州盐商从此失去了其世袭的行盐专利权，导致原来官商一体的包销制被打破。而且，由于该法的推行并没有能因地制宜，淮南盐商更是陷入困境。因此，同治三年，曾国藩上疏，“淮南盐务，运道难通，筹办有两难，一在邻盐侵灌太久。西岸食浙私、粤私而兼闽私，楚岸食川私而兼潞私，引地被占十年，民藉以济食，官亦藉以抽厘，势不能骤绝……”[9]。不仅仅是盐商，其他行业商人也因清廷为了摆脱统治危机而进行各方面的政策变革造成了大小不等的损失。
其次，清政府迫于财政困难，开始无休止的对商人进行残酷的剥削。自康乾盛世起，清廷开销日增，此后，政府增设税收名目，巧取豪夺，对商人进行压榨。“康熙年间，淮商有三项大笔浮费：一是程仪。现任或候补官员进京路过淮扬时，不论该官与淮商有无交往，都要索取一笔程仪。二是规礼。本地的文武大小衙门，无论与盐务是否有关，都要向商人收取规礼。三是别敬。先是每年于御史任满时，照例要向商人收别敬钱。后来发展到无论地之远近或与商人是否有交情，只要是达官显贵，在任满时都要向商人索取别敬。这三项浮费，每年盈千上万”[10]。
作为国家岁入大宗，盐商首当其冲。这也是曾国藩所疏盐务弊端之一，即厘卡设立太多。“淮盐出江，自仪征以达楚西，层层设卡报税，诸军仰食，性命相依，不能概撤”[11]。虽有曾国藩等人保护徽商，相继变盐法，成效却不显著。此后，盐纲日坏，盐价日增。“盖两淮正课，初合织造、河工、铜斤等欵，祗百八十余万，每引征银一两余。织造、河工、铜斤者，因盐政运司养廉厚，陋规亦多，每年解送织造银二十二万，捐助河工五万。三藩之变，滇铜阻隔，派各盐差采买捐办，水脚又五万。及雍正中，裁减养廉规费以为正款，嗣复及他项。于是正杂内外支欵随钜,每引增至六七两，自改票后始轻。同治中，引地未复，而以厘补课实过之，正无庸增引也”[12]。由此，盐商负担可见一斑。鉴于此，虽有曾国藩与李鸿章相继变盐法，掺纲法于票法之中，旨在以旧商为主而不易新商，却无法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盐商逐渐没落。仅次于盐商的税收大项茶商也是清廷盘剥的重点对象之一。
此外，徽州一直是中国的重要茶叶产地之一。据《清史稿》所载，“茶之于盐，办法略相似。惟盐为岁入大宗，故掌国计者第附于盐而总核之。其始但有课税，除江、浙额引由各关征收无定额外，他省每岁多者千余两，少祗数百两或数十两。……咸丰以来，各省次第行厘，光绪十二年，福建策报至十九万余两，他省欵亦渐多，未几收数复绌。宣统三年预算表所载，茶税特百三十余万而已”[13]。寥寥数语，却展示了清代茶税的大致演变历程。随着统治危机的加重，各省厘金亦渐涨，这也是导致徽州茶商竞争力低于洋商，进而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连年战争，使得清廷疲于应付，只得不停增加赋税；徽州因战乱也损失惨重，这对于以徽州为根基的徽商而言亦是打击之一。从清中期开始，帝国主义势力相继渗入中国，极大的改变了中国原有的政治经济格局。此外，中国国内动乱频仍，内外交困。尤其是咸丰、同治年间清廷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起义，发动了一场历时17年，波及18省的国内战争，徽商的主要活动区域都被卷入战争之中，连徽州本土都成为主战场，这对徽商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战乱直接造成了徽商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此外，“咸同兵燹”使得长江一线交通受阻，中断了徽商所经营的吴楚贸易，也使得徽商在苏浙地区的商业活动陷入停滞。这一切都使得徽商元气大伤，最终一蹶不振。
最后，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入侵中国，并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以茶商为首的徽商损失惨重。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倾销商品，掠夺原材料，对任何一个商帮的打击都是巨大的。徽商作为封建性商帮，其相较而言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得其在竞争中渐趋劣势。尽管徽州茶商能统观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而洋商利用清廷制定对中国商帮不利的政策，如压低收购茶价；依靠子口半税，“利用自往产茶之地采办的优势，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独操利柄，予包括徽州茶商在内的华商以致命的打击”[14]。再加上进口洋茶的冲击，徽州茶商举步维艰。而徽州茶商的衰落则标志着整个徽商的衰落。正如张海鹏先生所说，“清代徽州茶商的兴衰历程，正是传统的中国封建商人在近代社会中的缩影”。在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徽州商帮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
（二）徽商衰落的自身原因分析
除了外部的因素外，徽商的衰落也有其自身方面的原因，这也是其衰落的根本原因。总的说来，徽商之所以衰落，就在于它是一个封建性的商帮，与统治者联系是否密切直接关系到其命运。此外，徽商的经营利润并没有转化为资本进行扩大再生产，而是用在了非经营性消费上，这种消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徽商所进行的奢侈性消费巨大。以盐商为代表，徽商们大多将多年经营所得积蓄用于奢侈性消费中。“明代徽商在家乡以巨资兴修园林、别墅、住宅的现象已经蔚然成风。歙县的‘果园’、‘砚子园’、‘枣树园’等，都是名噪一时的胜景。徽商的居所盛行斗拱彩绘，追求富丽堂皇”[15]。入清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徽商实力愈发雄厚，其挥霍之风也愈演愈烈。据记载，乔居扬州的盐商不惜重金修建园林别墅等，导致乾隆时期扬州园林甲于天下，这一方面建设了扬州等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挥霍资金的大致流向。除了投资于建筑业外，徽商也将大笔钱财用于精神上的消费，比如建设戏班，收藏图书、古董等等。清代的接驾更使得商人们耗资巨大。正如王守基在《盐法议略·长芦盐务议略》中指出，“若夫翠华莅止，情殷瞻就，供亿丰备，尤为前所未有。……盖盐商际遇之隆，至此而极矣；盐商奢侈之弊，亦至此而深矣”[16]。
第二，徽商的兴起离不开徽州宗族力量的扶植。因此，一经繁盛，世代相传的宗族思想使得徽商对宗族事务的建设等封建性活动方面历来慷慨不吝。徽商为了宗族的发展，不惜重金修祠堂、修坟墓、叙家谱、设义学、建试馆、开办书院以及购置族产和族田等等。在徽商的大力扶植下，徽州的文化教育等事业飞速发展，也使得徽商的资本迅速流失。
除了耗资于非经营性项目，徽商与政治不再紧密结合也是其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众所周知，徽商之所以兴盛，是因为其“亦儒亦贾”的经营方式以及与封建政权结合紧密的主要手段。而其衰落则也是由于其对清廷的态度，为了求取所谓的“功名”，徽州捐纳之风盛行，而且统治者为了增加收入，千方百计以劝谕商人捐资助饷，徽商半是自愿半是强迫将大笔资财捐给政府，这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负担。此外，清后期徽商与政权结合不再密切，这使得徽商们原有的地主、商人、官僚三位一体的身份无法维持，直接造成了其的衰落。
综上，在主观和客观双重原因的作用下，徽州商帮在清中后期开始衰落。盐商的衰落是徽商衰落的第一个阶段，而茶商的衰落，表明盐商衰落后的徽商已经失去了支撑残局的力量，整个徽州商帮走完了衰落的第二个阶段。与此同时，徽商的其他行业也相继衰惫，如典当、木、丝、米、百货等业，渐渐失去了其在以往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徽州茶商的衰落，标志着徽州商帮的彻底衰落。然而，徽州商帮虽然解体，有一部分徽商跟随上了时代的脚步发展商业资本，改善经营方式，因而在民国初乃至解放前仍活跃于江南的大城市之中。可见“封建性的徽帮衰落后，徽州籍商人在各地的经济生活中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有的竟成为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成员”[17]。
三、徽商兴衰原因之启示
徽商活跃的时代距今已有百年之久，然而其兴衰成败之迹却从各方面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以其为鉴，可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笔巨大财富。
徽人有着厚重的宗族观念，外出经商总是按血缘、地域聚居，且外出经商时，一经定居，宗族中的其他人也会随之而来，而后乡党也会随之而来。这种以亲情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参与市场竞争的方式是结成商帮的直接原因，且它在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及统一行动方面等都有很强优势。然而，这种方式也会有内在缺陷，徽商却懂得趋利避害，因此他们注意用契约的方式来限定这种人情的关系，这点从徽州地区留下的很多徽州的契约文书中可以看出。此外，徽商在处理内部或者外部的商业问题时，有一个专门的组织，即徽商会馆。明清时期徽商会馆遍布全国，它们代表商人与官府交涉商业事务，为徽人举办公益事业，有的会馆还延师教习同乡子弟，也代为传递乡人信函和官府文告。会馆经费由会馆所在地徽商提供。这不仅说明徽州宗族势力与商人联系之紧密，也说明了徽商懂得利用法律的力量来保护自己。
徽商的兴起与兴盛从很大程度上而言与其“尚儒”的传统密切相连，这也说明教育事业的发展可以有力的推动社会经济的繁荣。而徽商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亦是其最为人称道的“儒贾”精神。徽商经营有其自身的信条和准则，诸如“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等，正可谓是其在各地立业的精神之所在。而其的成功壮大，活跃时间之长，正是由徽商“左儒右贾”的特点所决定的。由于“儒”，使他们在理解经营之道、顺应时势等方面，比其他商人境界高出许多。以儒学为本的徽商始终把“薄利生财、甘为廉贾”原则作为经营道德的基本准则之一。此外，创业难，守成更难，徽商贵有“廉贾”之心，即在任何时候都胸怀善心和良知。徽商的代表红顶商人胡雪岩曾经对商人的“良心”作过高度概括，“对朝廷守法，对主顾公平，就是讲良心”。“廉贾”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正确看待钱财，强调人对财富的主体意识和自我觉悟，既不视金钱为“万恶之源”，又不被金钱所累，强调钱财要“取之有道”，“仁中取利，义中求财”等等。这些都是奠定徽商兴盛的文化底蕴。
而徽商的衰落原因和其他商帮一样，主要是其封建性的经营方式。挣来的钱财并没有作为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诸多非经营性消费上。徽商此举发展了当地的教育科技文化等事业，却把自己推向衰落的道路。总之，其兴是因为能准确把握市场规律，衰则是因为未能更上时代潮流以改进技术，发展商业资本。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引以为鉴的地方。
结 语
徽州商帮萌芽于东晋，发展于唐宋，兴盛于明清，并在清后期伴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而衰落。从其兴衰历程中可以窥视明清社会经济发展路线的蛛丝马迹。
从明成化、弘治之际徽州商帮的兴起到清后期的衰落，历经四百余年，其发展路途并不平稳，然而对徽州的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确实十分重大的。徽商的兴与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亦带给我们诸多启示，这些都值得我们将其作为一个课题进行具体探讨。
作为封建性的徽州商帮虽然衰落，现今的徽州商人却正在崛起，因此，对徽商兴衰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无疑对现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徽商兴起与兴盛的原因分析
徽人从商的历史由来已久，然而作为一个整体，徽商萌芽于东晋，生长于唐宋，兴盛于明清。具体说来，先有徽人从贾之风兴起于明代的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又因徽州商人经营有道，资本得以迅速积累，并在当时各种条件的推动下结成徽帮，逐渐发展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之一。下面将对徽州商帮形成的原因进行具体分析。
（一）徽人从贾之风兴起的原因
徽州，晋时称新安郡，宋宣和三年（1121年）改称徽州。其地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位于皖南山区，自然资源丰富，种类繁多。正如其民谚所言，“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徽州多山多水，耕地面积较少，且土壤多呈酸性，决定其地质不适应粮食作物的生长，反而适于茶叶、竹木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而徽州“食粮必须由境外供给，土产物不能不和邻近产米之区交换，山路崎岖，陆行虽不便利，但新安江上木筏和小船通行无碍，足以供山区物资运输的需要”[1]，距离全国大市场较近的地理优势也为徽人从事商业贸易提供了有利的地形条件。此外，据记载，徽州自然灾害较为频繁，明代灾害发生频率大约是八年一遇，清代则不足六年发生一次，而徽州人口增长尤为迅速，使得徽人不得不以经商以谋求生计。这些皆为徽人从贾提供了客观条件。
徽人从商之风的兴起，不仅是因为其独特的地理环境，还有着深刻的人文和社会缘由。徽民向来勤劳，不辞劳苦，经商容易致富。自宋朝之后，有着“东南邹鲁”、“理学之邦”之称的徽州倍受人们关注；朱子理学和阳明心学勃发，这也导致了徽人对仕途的渴望。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徽人唯有从事经商这一厚利之“末”业才能支撑其“本”业，为了“业儒”需要，徽民也往往选择经商之路。此外，“因为徽州的耕地有限，地价极贵，单靠兼并土地这一手段很难满足豪门大族的奢侈生活之需，于是经营商业也成为他们扩大财源的一个重要途径”[2]。
除了有经商的动机，当时的政策也为其事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地租大多由实物转为货币，这就大大促进了商品流通及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全国长途贩运业的发展。明中叶对食盐实行“开中折色法”，有着两淮盐场之地利的徽商渐渐排挤了山陕商人，于成化、弘治之际取得了食盐销售的垄断权。“明代的两淮盐利最大，徽商在两淮盐业中取得优势后，便迅速扩充了财力。他们或在经营盐业的同时兼营其他商业，或支持其亲友同乡从事各种商业活动。这对徽州商帮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此外，徽人乡土宗族观念较重，不仅要依靠经商投资族人教育，在外经商者往往依靠宗族关系结成整体便于互相照顾及增强竞争力，这也成为徽人由零散生意的个体凝聚成为一个整体商帮的原因之一。
（二）徽州商帮的形成原因
徽人经商之风既已形成，在明清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徽州商帮于成化、弘治年间逐渐兴起，并且不断壮大，最终成为影响深远的中国十大商帮之一。具体说来，徽州商帮的形成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明清时期社会较为稳定，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商业资本开始膨胀。这一时期，在中国的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同时也刺激了商业贸易的繁荣。其次，成化、弘治年间徽人从贾形成风气，并有了足够的富商成为其中坚力量。再次，全国商业竞争加剧，山陕等商人纷纷结成商帮，这使得徽州商人意识到有必要结成商帮团体以增强竞争力。最后，徽州厚重的乡土和宗族观念深入人心，一人从商往往众多同乡人追随，更容易结成商帮。
徽商兴起后，其对市场规律的准确把握，加上广泛的经营项目，多样的经营方式，使得其在全国的商业竞争中迅速占据了优势地位。而明清时期全国十一大盐场，两淮盐场居主要地位；而徽商据地之利与交通之便，使得其超越山陕商人而垄断两淮之盐利；徽州多红壤，适宜优质茶叶的生长，并且多山的地形也适宜竹木等植物的种植，因此茶、木贸易一直是徽商贸易的重点；典当业多厚利，而“经商和放债是徽商赖以谋利生财的两个主要手段”[4]。故徽商经营的重点则放在盐、典、木、茶四大宗上。正是因为对这四大宗的合理经营，徽商在成化、弘治至万历年间逐渐壮大。
（三）清代徽州商帮发展至鼎盛的原因
值得指出的是，徽商的发展阶段并非一帆风顺。由于朝代的更替，徽商曾于万历后至康熙中期（1662-1722年）一度衰落。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封建政权的横征暴敛；二是战乱波及。具体说来，作为封建时期的末业，商业一直是统治者压榨的对象。明代末期政治腐败，清前期社会尚不稳定，统治者对商人的压榨都是巨大的。《清史稿》上屡有记载王朝建立之初，经常蠲免各省补赋，并出钱赈济自然灾害频发之区域；这部分款项来源则大部出自商税。而明末农民起义和明清战争更是给徽商以巨大打击。“据有关史籍记载，徽州商帮在明末战乱中曾遭到空前的巨创。大顺农民军在攻克北京后，‘谓徽人多挟重货，掠之尤酷，死者千人’。经历了明清之际动乱的徽州名士金声说:徽州商人‘足迹常遍天下。天下有不幸遭虔刘之处，则新安人必与俱。以故十年来天下大半残，新安人亦大半残’”[5]。
康熙中叶至嘉庆、道光之际（1796-1850年）的一百数十年，徽商摆脱了之前的低糜状况，并逐渐兴盛起来。其主要原因有四：首先，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一切经济发展与商业繁荣的原因。经历了康雍乾盛世的休养生息，徽人对从贾又有了信心，商业再度繁荣。其次，统治者部分政策的扶植。摊丁入亩政策的实行，有效的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开始频繁。此外，“清廷又采取了一些‘恤商裕课’的措施”[6]。再次，“徽商在长江流域经营活动范围的扩大。明代国内贩运贸易的绝大部分还集中在沿运河一线的南北贸易上。及至清代，则不但南北贸易继续扩大，而且沿江一线的东西贸易也发展起来”[7]。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徽商亦贾亦儒，儒贾结合，商人、地主、官僚三位一体。他们以儒之理经营商业，讲求商业道德，使得其家业不断做大，反过来又促进了儒、贾各自的发展。正如徽州一古居门前对联所写，“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说明徽人能充分认识到读书与营商之间的关系，并能两者兼顾，以红顶商人胡雪岩为代表，积极参与国家政事，在身份上将商人、地主、官僚所统一。徽商此次的复兴较明中期又有所发展，以盐商为主体迎来其鼎盛时期。
二、徽商衰落原因考察
辩证唯物主义指出，一切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明清时期徽商作为封建势力的依附，注定会衰落解体。然而，徽商的衰落过程并非直线下降，而是螺旋式起伏后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具体说来，徽商衰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清代陶澍盐法变革后，盐商的没落意味着徽商元气大伤；继盐商衰落后，同治、光绪年间出现了茶商的中兴，此后，“追至民国初年，勉强维持的徽商茶叶贸易已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盛势，走向衰落”[8]。而伴随着茶商的衰落，整个徽州商帮开始衰落解体。徽商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其为封建性商帮，没有将资本用于扩大性再生产，而是用于封建性的活动中，这也决定了它无法在清中后期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中国之后保持其原有优势。具体说来，徽商的衰落原因又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
（一）徽商衰落的客观原因分析
客观上，徽商的衰落原因课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封建政权政策的改变给徽商，尤其是其支柱盐商带来的打击。商业作为传统的“末”业，在历朝历代都是被盘剥的重点对象之一，清朝也不例外。开朝时以示贤德而免各省之补赋，然而当时因战争造成社会的千疮百孔是很难愈合的，这部分补赋除了贤明的统治者廉洁执政外，剩下的应该就是取自其他税收。
徽州商帮的衰落是由盐商的失势开始的。而徽州盐商的失势原因主要是受政府政策的直接影响。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由陶澍进行的盐法变革取消了徽商对于食盐销售的垄断权。据《清史稿》载，“时两淮私枭日众，盐务亦日坏”，道光帝任命陶澍进行盐法改革。道光十二年，陶澍先拟行票盐法与淮北，后推及其他地区。票盐法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达到了既定目的，即减少了私盐的销售，却并非长久之策，结果很快得到了印证，不久之后私盐贩运有增无减。这不仅使得徽州盐商从此失去了其世袭的行盐专利权，导致原来官商一体的包销制被打破。而且，由于该法的推行并没有能因地制宜，淮南盐商更是陷入困境。因此，同治三年，曾国藩上疏，“淮南盐务，运道难通，筹办有两难，一在邻盐侵灌太久。西岸食浙私、粤私而兼闽私，楚岸食川私而兼潞私，引地被占十年，民藉以济食，官亦藉以抽厘，势不能骤绝……”[9]。不仅仅是盐商，其他行业商人也因清廷为了摆脱统治危机而进行各方面的政策变革造成了大小不等的损失。
其次，清政府迫于财政困难，开始无休止的对商人进行残酷的剥削。自康乾盛世起，清廷开销日增，此后，政府增设税收名目，巧取豪夺，对商人进行压榨。“康熙年间，淮商有三项大笔浮费：一是程仪。现任或候补官员进京路过淮扬时，不论该官与淮商有无交往，都要索取一笔程仪。二是规礼。本地的文武大小衙门，无论与盐务是否有关，都要向商人收取规礼。三是别敬。先是每年于御史任满时，照例要向商人收别敬钱。后来发展到无论地之远近或与商人是否有交情，只要是达官显贵，在任满时都要向商人索取别敬。这三项浮费，每年盈千上万”[10]。
作为国家岁入大宗，盐商首当其冲。这也是曾国藩所疏盐务弊端之一，即厘卡设立太多。“淮盐出江，自仪征以达楚西，层层设卡报税，诸军仰食，性命相依，不能概撤”[11]。虽有曾国藩等人保护徽商，相继变盐法，成效却不显著。此后，盐纲日坏，盐价日增。“盖两淮正课，初合织造、河工、铜斤等欵，祗百八十余万，每引征银一两余。织造、河工、铜斤者，因盐政运司养廉厚，陋规亦多，每年解送织造银二十二万，捐助河工五万。三藩之变，滇铜阻隔，派各盐差采买捐办，水脚又五万。及雍正中，裁减养廉规费以为正款，嗣复及他项。于是正杂内外支欵随钜,每引增至六七两，自改票后始轻。同治中，引地未复，而以厘补课实过之，正无庸增引也”[12]。由此，盐商负担可见一斑。鉴于此，虽有曾国藩与李鸿章相继变盐法，掺纲法于票法之中，旨在以旧商为主而不易新商，却无法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盐商逐渐没落。仅次于盐商的税收大项茶商也是清廷盘剥的重点对象之一。
此外，徽州一直是中国的重要茶叶产地之一。据《清史稿》所载，“茶之于盐，办法略相似。惟盐为岁入大宗，故掌国计者第附于盐而总核之。其始但有课税，除江、浙额引由各关征收无定额外，他省每岁多者千余两，少祗数百两或数十两。……咸丰以来，各省次第行厘，光绪十二年，福建策报至十九万余两，他省欵亦渐多，未几收数复绌。宣统三年预算表所载，茶税特百三十余万而已”[13]。寥寥数语，却展示了清代茶税的大致演变历程。随着统治危机的加重，各省厘金亦渐涨，这也是导致徽州茶商竞争力低于洋商，进而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连年战争，使得清廷疲于应付，只得不停增加赋税；徽州因战乱也损失惨重，这对于以徽州为根基的徽商而言亦是打击之一。从清中期开始，帝国主义势力相继渗入中国，极大的改变了中国原有的政治经济格局。此外，中国国内动乱频仍，内外交困。尤其是咸丰、同治年间清廷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起义，发动了一场历时17年，波及18省的国内战争，徽商的主要活动区域都被卷入战争之中，连徽州本土都成为主战场，这对徽商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战乱直接造成了徽商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此外，“咸同兵燹”使得长江一线交通受阻，中断了徽商所经营的吴楚贸易，也使得徽商在苏浙地区的商业活动陷入停滞。这一切都使得徽商元气大伤，最终一蹶不振。
最后，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入侵中国，并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以茶商为首的徽商损失惨重。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倾销商品，掠夺原材料，对任何一个商帮的打击都是巨大的。徽商作为封建性商帮，其相较而言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得其在竞争中渐趋劣势。尽管徽州茶商能统观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而洋商利用清廷制定对中国商帮不利的政策，如压低收购茶价；依靠子口半税，“利用自往产茶之地采办的优势，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独操利柄，予包括徽州茶商在内的华商以致命的打击”[14]。再加上进口洋茶的冲击，徽州茶商举步维艰。而徽州茶商的衰落则标志着整个徽商的衰落。正如张海鹏先生所说，“清代徽州茶商的兴衰历程，正是传统的中国封建商人在近代社会中的缩影”。在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徽州商帮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
（二）徽商衰落的自身原因分析
除了外部的因素外，徽商的衰落也有其自身方面的原因，这也是其衰落的根本原因。总的说来，徽商之所以衰落，就在于它是一个封建性的商帮，与统治者联系是否密切直接关系到其命运。此外，徽商的经营利润并没有转化为资本进行扩大再生产，而是用在了非经营性消费上，这种消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徽商所进行的奢侈性消费巨大。以盐商为代表，徽商们大多将多年经营所得积蓄用于奢侈性消费中。“明代徽商在家乡以巨资兴修园林、别墅、住宅的现象已经蔚然成风。歙县的‘果园’、‘砚子园’、‘枣树园’等，都是名噪一时的胜景。徽商的居所盛行斗拱彩绘，追求富丽堂皇”[15]。入清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徽商实力愈发雄厚，其挥霍之风也愈演愈烈。据记载，乔居扬州的盐商不惜重金修建园林别墅等，导致乾隆时期扬州园林甲于天下，这一方面建设了扬州等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挥霍资金的大致流向。除了投资于建筑业外，徽商也将大笔钱财用于精神上的消费，比如建设戏班，收藏图书、古董等等。清代的接驾更使得商人们耗资巨大。正如王守基在《盐法议略·长芦盐务议略》中指出，“若夫翠华莅止，情殷瞻就，供亿丰备，尤为前所未有。……盖盐商际遇之隆，至此而极矣；盐商奢侈之弊，亦至此而深矣”[16]。
第二，徽商的兴起离不开徽州宗族力量的扶植。因此，一经繁盛，世代相传的宗族思想使得徽商对宗族事务的建设等封建性活动方面历来慷慨不吝。徽商为了宗族的发展，不惜重金修祠堂、修坟墓、叙家谱、设义学、建试馆、开办书院以及购置族产和族田等等。在徽商的大力扶植下，徽州的文化教育等事业飞速发展，也使得徽商的资本迅速流失。
除了耗资于非经营性项目，徽商与政治不再紧密结合也是其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众所周知，徽商之所以兴盛，是因为其“亦儒亦贾”的经营方式以及与封建政权结合紧密的主要手段。而其衰落则也是由于其对清廷的态度，为了求取所谓的“功名”，徽州捐纳之风盛行，而且统治者为了增加收入，千方百计以劝谕商人捐资助饷，徽商半是自愿半是强迫将大笔资财捐给政府，这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负担。此外，清后期徽商与政权结合不再密切，这使得徽商们原有的地主、商人、官僚三位一体的身份无法维持，直接造成了其的衰落。
综上，在主观和客观双重原因的作用下，徽州商帮在清中后期开始衰落。盐商的衰落是徽商衰落的第一个阶段，而茶商的衰落，表明盐商衰落后的徽商已经失去了支撑残局的力量，整个徽州商帮走完了衰落的第二个阶段。与此同时，徽商的其他行业也相继衰惫，如典当、木、丝、米、百货等业，渐渐失去了其在以往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徽州茶商的衰落，标志着徽州商帮的彻底衰落。然而，徽州商帮虽然解体，有一部分徽商跟随上了时代的脚步发展商业资本，改善经营方式，因而在民国初乃至解放前仍活跃于江南的大城市之中。可见“封建性的徽帮衰落后，徽州籍商人在各地的经济生活中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有的竟成为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成员”[17]。
三、徽商兴衰原因之启示
徽商活跃的时代距今已有百年之久，然而其兴衰成败之迹却从各方面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以其为鉴，可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笔巨大财富。
徽人有着厚重的宗族观念，外出经商总是按血缘、地域聚居，且外出经商时，一经定居，宗族中的其他人也会随之而来，而后乡党也会随之而来。这种以亲情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参与市场竞争的方式是结成商帮的直接原因，且它在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及统一行动方面等都有很强优势。然而，这种方式也会有内在缺陷，徽商却懂得趋利避害，因此他们注意用契约的方式来限定这种人情的关系，这点从徽州地区留下的很多徽州的契约文书中可以看出。此外，徽商在处理内部或者外部的商业问题时，有一个专门的组织，即徽商会馆。明清时期徽商会馆遍布全国，它们代表商人与官府交涉商业事务，为徽人举办公益事业，有的会馆还延师教习同乡子弟，也代为传递乡人信函和官府文告。会馆经费由会馆所在地徽商提供。这不仅说明徽州宗族势力与商人联系之紧密，也说明了徽商懂得利用法律的力量来保护自己。
徽商的兴起与兴盛从很大程度上而言与其“尚儒”的传统密切相连，这也说明教育事业的发展可以有力的推动社会经济的繁荣。而徽商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亦是其最为人称道的“儒贾”精神。徽商经营有其自身的信条和准则，诸如“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等，正可谓是其在各地立业的精神之所在。而其的成功壮大，活跃时间之长，正是由徽商“左儒右贾”的特点所决定的。由于“儒”，使他们在理解经营之道、顺应时势等方面，比其他商人境界高出许多。以儒学为本的徽商始终把“薄利生财、甘为廉贾”原则作为经营道德的基本准则之一。此外，创业难，守成更难，徽商贵有“廉贾”之心，即在任何时候都胸怀善心和良知。徽商的代表红顶商人胡雪岩曾经对商人的“良心”作过高度概括，“对朝廷守法，对主顾公平，就是讲良心”。“廉贾”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正确看待钱财，强调人对财富的主体意识和自我觉悟，既不视金钱为“万恶之源”，又不被金钱所累，强调钱财要“取之有道”，“仁中取利，义中求财”等等。这些都是奠定徽商兴盛的文化底蕴。
而徽商的衰落原因和其他商帮一样，主要是其封建性的经营方式。挣来的钱财并没有作为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诸多非经营性消费上。徽商此举发展了当地的教育科技文化等事业，却把自己推向衰落的道路。总之，其兴是因为能准确把握市场规律，衰则是因为未能更上时代潮流以改进技术，发展商业资本。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引以为鉴的地方。
结 语
徽州商帮萌芽于东晋，发展于唐宋，兴盛于明清，并在清后期伴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而衰落。从其兴衰历程中可以窥视明清社会经济发展路线的蛛丝马迹。
从明成化、弘治之际徽州商帮的兴起到清后期的衰落，历经四百余年，其发展路途并不平稳，然而对徽州的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确实十分重大的。徽商的兴与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亦带给我们诸多启示，这些都值得我们将其作为一个课题进行具体探讨。
作为封建性的徽州商帮虽然衰落，现今的徽州商人却正在崛起，因此，对徽商兴衰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无疑对现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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