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后外交政策是如何发展变化的

供稿:hz-xin.com     日期:2024-05-09
二战后日本的外交政策

二战后日本的外交政策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冷战开始前和冷战时期前半段,日本奉行基于经济中心的外交战略。
第二阶段是冷战结束前后,日本奉行基于“政治大国”理念与“正常国家论”的“国际国家”诉求的外交路线。
第三阶段日本奉行基于“大国化”政治诉求的战略性外交和价值观外交。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日本从维护本国自身利益出发,对自己的外交战略也进行了定位,以摆脱“战后体制”、承担“国际责任、”“价值观外交”等方式追求日本对外战略目标,力求实现与日本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政治大国地位等体现要求自主外交的新特点。

扩展资料: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战后日本70 年:轨迹与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在议题为“战后日本70 年:外交轨迹与走向”的分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室主任、研究员吕耀东概括分析了战后日本外交政策三个阶段的变化。
吕耀东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日本外交同样深受内政及其外交决策机制的影响。正如日本学者五百旗头真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一书中所言:主导战后日本的主要基本路线有社会民主主义、经济中心主义和传统的国家主义三条政治外交路线。
足见外交必然是日本国内政治需要的产物。本文认为,战后日本外交有着自身特有的发展路径和特征,经历了以经济外交,改变战败国形象,通过“亲美入亚”,力求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论”的“大国化”政治诉求等三大发展阶段。
吕耀东将日本战后外交路线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冷战开始前和冷战时期前半段,日本奉行基于经济中心的外交战略。从占领期的日本外交准备来看,盟军总司令部单独占领日本后,日本大致确立了日后依托于美国的庇护,回归国际社会,发展壮大国力的“重建日本”外交战略意图。
历史事实证明,这一外交战略得到了充分展现与发挥。战后日本积极主动发展日美关系,得到美国的宽大媾和条件和安全保障措施,日方从日美基轴路线中得到的“外交便利”是显而易见的。
五六十年代日本奉行吉田主义的经济外交。基于二战的惨败经验,日本确定了与美国结盟的国家发展战略,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这就叫吉田主义。吉田路线不仅使日本经济在1952年恢复到战前水平,还在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而成为西方阵营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注重经济的同时,日本的“经济中心主义”不排斥加强国际交往的外交互动。日本“回归国际社会”加入联合国相关组织的愿望,还必须获得作为常任理事国的苏联的最终同意。为了减少吉田内阁时期对美—边到政策给日本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鸠山一郎内阁于1956年实现了日苏邦交,并顺利加入联合国。
日本外务省于1957年首次发布《外交蓝皮书》,其中确认了“外交三原则”,即:联合国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国家相协调、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日本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和经济大国地位确立,日本外交路线变成加强自主外交,力求参与主导亚洲事务。
日本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前提下进入了自主外交的探索时期,基本特点是追求自主性和外交渠道多元化。具体表现在加强自主外交以取得战略主动及扩大国际社会发言权,同中国邦交正常化,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提出福田主义,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的经济外交成为缓解本国能源危机的重要手段,经济问题成为事关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政治问题。
第二阶段是冷战结束前后,日本奉行基于“政治大国”理念与“正常国家论”的“国际国家”诉求的外交路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确立起作为“国际国家”的政治大国理念,力求在新的国际秩序构建中发挥主导作用,希望成为与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参与国际事务的国际国家,经济优先的观念转变为经济政治并重。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外交已在全球铺开,重点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把自己提升到日美欧三极中的一极,寻求欧洲对日本大国化战略的支持。
冷战后的日本的国家发展理念分为两个立场,一是继续走经济中心路线的立场,二是重视日美同盟关系,参与国际事务,走政治大国道路。
1995年8月15日,“村山谈话”承认殖民和军国主义侵略并道歉,尚属坚持和平主义的范畴,但是这种官方立场最后还是发生了不能信守承诺的反复,导致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不确定性。倾向于政治大国的“正常国家论”一类理念的出现,对日本的整体外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三阶段日本奉行基于“大国化”政治诉求的战略性外交和价值观外交。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日本从维护本国自身利益出发,对自己的外交战略也进行了定位,以摆脱“战后体制”、承担“国际责任、”“价值观外交”等方式追求日本对外战略目标。
力求实现与日本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政治大国地位等体现要求自主外交的新特点。强调制定对外战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战后日本外交政策的三阶段

在战后的日本外交中 经济外交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五十到六十年代,经济外交发挥了为经济腾飞开拓海外市场的功能。七十年代 经济外交成为“ 经济安保” 的有力手段。八十年代,经济外交在围绕“ 综合安保” 和争当政治大国而展开的外交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尤其是在冷战后争当政治大国的新阶段中经济外交仍在旧本的对外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军事外交手段之欠缺 即被用以追求政治、 安全上的目的 。以致于使整个战后日本外交带上了经济外交的特征。 3这又可以称之为“ 经济外交的政治化” 而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趋势 就在于这种政治化倾向的不断发展经济外交之所以在战后日本外交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由日本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日本自身外交决策所决定的。 这种特征的形成原因 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战后的国内外环境,否定了日本在对外关系上运用军事外交手段的可能性从国际环境看,战后出现的“ 雅尔塔体制” 旨在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 后来 日本虽加入勺日金山体制” 并重建起“ 自卫队” 这一武装力量 但国际社会反对 日本重开军事外交的状况并未改变。 从国内条件看,战后新宪法第 条规定 “ 日本国民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 、 武力威胁或以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 为此 “ 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 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上述国内外条件 加上战后高涨起来并已深入人心的和平主义思潮和舆论 对日本重蹈军事外交覆辙起到了抑制作用。

二 ,由于战败国的地位,战后的日本在政治外交上的回旋余地变得十分狭小,在战后的国际社会中,日本是一个发动过侵略战争的战败国,并被打着盟军旗号的美军占领达6年之久 。 今天的联合国正是由雪时战胜日本等法西斯势力的盟国所创立,其宪章第53条“ 强制行动” 中至今保留着有关“ 防止敌国的侵略政策重演的地区性协定” 的内容,其107条“ 有关敌国的行动” 中则规定着’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为本宪章签署国之敌国的行动”。这些针对日本等国而制定的内容被称为“ 敌国条款”。以这种身份恢复外交权的日本,在重新跻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圈子的过程中探受西方各国的抵制和“ 歧视’ 在与亚洲邻国的交往中则难以被身受其害的各国所信任。
三,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外交方针,使日本推行独立自主外交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大为降低。在战后的冷战格局下 美国力图把日本筑成遏制苏联阵营的防波堤,而日本统治集团也主动倒向美国一边。战后两度执政的吉田茂与美方积极配合 通过缔结《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确立了以对美协调为基轴的外交方针。 在此方针下日本在安全上仰仗美国的核保护伞在国际事务上追随美国的全球战略。其结果日本与西方各国的关系难以克服与日美关系的反差对社会主义各国二的关系则倍受美国“ 遏制” 政策的制约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往往因受制于美国而陷于被动。
四,在战后所处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外交成了日本得心应手的外交形态。在战后各种条件的制约下,日本以追求经济繁荣为立国之本,把经济外交作为其主要外交手段。 吉田内阁以来的历届政府都以经济发展和对美协调作为外交的核心 在国际事务中主动保持低姿态 并以经济外交为经济增长拓展了国际环境。 不仅如此,在政治外交和军事外交能力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日本在处理政治、 安全等间题时也往往以经济外交为重要手段。 于是,经济,外交的功能超出了纯经济间题的范畴,而成为战后日本外交的显著特征。
日本外交主要建基于日美安保条约,或美日防卫协定。作为美国于亚洲关系最密切的同盟国,以及战后几十年美国对日的军事协助,日本的外交政策在某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影响。安倍晋三与麻生太郎内阁自2006年起即为倡议强调已与日本同样具有尊重和平、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等基本价值的国家强化合作的价值观外交与自由与繁荣之弧。

摘自《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作用及其演变》

战后日本外交大体分4个阶段:
①战后初期的“追随外交”。当时日本被美国占领,丧失外交权。当务之急是争取美国帮助,重返国际社会。1951年9月,签订片面和约,恢复了主权国家地位。1951年和1954年同美国签订《日美安全条约》和《共同防御援助条约》,驻日美军合法化,并组建日本防卫力量。1956年12月,加入联合国,此前,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②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实行“经济外交”。此时,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但国内资源稀缺,岸信介政府提出“经济外交”口号,即在美国庇护下以经济力量为手段向外发展,达到发展经济、培育国力的目的。经济外交的重点是东南亚。日本通过战争赔偿、贸易、投资等向东南亚实行经济渗透。同时还不断加强与美欧的经济交流。
③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经济实力增长,推行“多边自主外交”。当时,面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石油和美元危机的冲击,美国战略收缩及调整亚洲政策,日本田中内阁改变了向美国“一边倒”的政策,走“多边自主外交”路线。具体内容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借助中国,抗衡苏联,1972年9月,中日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78年8月签订了《中日友好和平条约》;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联系,如制定了“新中东政策”,多方开展对中东、东南亚和非洲国家的经贸联系与合作。
④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开始“政治大国外交”。1981年5月,铃木首相访美,关于“第三次远航”的谈话是个标志,紧接着1982年中曾根内阁公开举起“要做政治大国”的旗帜。此后,历届政府都把“政治大国”当作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为此,日本作了一系列的努力: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实行“科技立国”代替原来的“贸易立国”;增强日元的国际货币职能;扩充军费,由“专守防卫”,转向“攻势防卫”;坚持“西方一员”的基本立场,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稳定、发展中日关系,继续与苏联对抗,同时不放弃对话。
⑤冷战结束后开始全力推进“积极进取”外交,加快向政治大国迈进,“政治大国外交”有新发展。主要表现在:提出以美日欧三极为主导形成世界新秩序;利用日美政治军事同盟与国际维和行动这两个框架实现军事大国化,加强军事力量,日本军队装备是亚洲最先进的,而军事开支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在法律上制定国际和平合作法,积极突破向海外派兵的禁区,并且还与美国签订《防卫合作指针》,把“日本有事”改为“日本周边有事”,为日本今后介入地区争端埋下伏笔;积极开展联合国外交,为争取跻身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做准备;调整和改善与中国、俄罗斯的关系,在发展中日关系的同时,防范中国的倾向在加强,日俄关系有所突破,双方达成暂时搁置北方领土问题,加强经济合作的协议,但进展缓慢。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目标,既有许多有利因素,又有许多不利因素,根本问题在于它实行什么样的政策,能否正确处理大国关系,能否正确对待世界人民维护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愿望,能否正确对待曾经发动过侵略战争的历史

我给你1972年以后的吧,因为45年-72年间,他一直在和美国联手遏制中,苏发展。

田中角荣 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多边自主外交” (1972年7月--1974年11月)背景——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扩大经济活动空间,回应“日本是经济动物”的国际舆论;——尼克松冲击波,中美关系改善的影响,日本获得了一定的外交自由度。主要内 ① 日美基轴不变② 亚洲外交③ 新中东政策 ④ 日苏对话⑤ 中日邦交正常化 三木武夫 “等距离外交”(1974年12月-1976年12月)背景三木执政时期正值中日谈判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苏联为了阻止中日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不断向日本施工加军事压力,同时极力宣扬日苏经济合作,并频频向日本建议缔结绕过领土悬案的日苏睦邻合作条约。 面对苏联的外交攻势,三木主张在加强日美关系、继续依靠美国核保护的同时,利用中苏矛盾,左右逢源,在中苏之间推行“等距离外交”。后果中日缔约谈判由于三木内阁的拖延而中断,缔结日苏睦邻合作条约也因领土问题而告吹,同时引起美国的不满和批评。‘等距离外交’是神话”。“洛克希德”案的发生,三木政权垮台。 福田赳夫 以日美协调为基础的“全方位外交” (1976年12月-1978年12月)纠正了三木的中苏“等距离外交”,为70年代末期中美日三国在亚太地区共同抗衡苏联扩张的反霸格局的客观形成起了促进作用。内容日本不做军事大国,“并从这一立场出发,为东南亚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日本与东南亚各国之间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广泛的领域,“作为真正的朋友建立起心心相印的相互信赖关系”;日本从“对等合作者”的立场出发,“对于东盟及其成员国加强团结合作与坚韧性的自主努力”,给予积极合作。以这三根支柱为核心的日本对东南亚政策被称为“福田主义”。 评估第一次规定了日本和东盟双边关系的政治原则,确定了今后日本对东盟外交的基调,标志着日本已经开始从全球观点出发,把对东盟政策纳入了日本对外总体战略之中,并构成80年代日本推行大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福田主义的出台,调整了日本复兴时期推行的掠夺东南亚国家资源、抢占东南亚市场的“经济外交”,表明日本要改变以往对东盟只追求经济实惠的那种“物质和金钱”的关系。 大平正芳 以“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为核心的大国战略(1978.12-1980.6)“今天已迎来了‘地球社会的时代’,地球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如果不从全地球社会考虑,都不能制订有效的对策。特别是对资源和市场大多依靠海外的日本来说,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不论发生什么纠纷,都容易对日本的生存产生威胁。”“日本必须建立以和平战略为基础的综合安全保障体制”。(经济发达的日本已有了全球意识) 80年代日本外交的特点一切外交活动立足于扩大日本的政治影响,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增大日本在世界上的发言权。外交的主题以“政治大国”为目标,以“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为核心,外交的性质逐步由“追随外交”变为“自主外交”,从偏重经济转为注重政治;外交的范围从有利害关系地区扩展到全世界;外交姿态也不断由低向高转变。日本外交出现重大转折的背景国际背景①美国实力相对下降②苏联南下战略对日本海上石油通道构成威胁,远东地区军力的增强威胁日本本土。80年代初,苏在远东部署了大量的SS-20中程导弹。谋求大国地位的日本,便利用“北方威胁”和美国的压力,加快了扩军的进程。③中东地区局势动荡,日本稳定的石油供应和海外市场面临威胁。国内背景①经济崛起后的日本大国意识滋长,谋求发挥大国作用、追求大国地位的愿望日益强烈。国际范围内的“日本热”进一步刺激了日本。②经济大国地位的脆弱性,使日本深切感受到经济大国地位的巩固需要政治大国地位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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