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伯 祝英台历史上真有其人吗?

供稿:hz-xin.com     日期:2024-05-06
以前梁山伯、祝英台真有其人吗?

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在我国可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梁祝故事的传播除了口耳相传以外,得益于舞台艺术颇多。举例而言,京剧有《英台抗婚》、山东琴书亦有“梁祝”的剧目,影响最大的是经过整理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流行到全国,特别是由袁雪芬、范瑞娟主演的我国第一部彩色舞台艺术片问世后,梁祝因而“走向世界”,曾有国际友人誉之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但是,历史上是否实有梁祝其人其事?如果有,他们是哪个时代,什么地方人?抑或根本是“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小说家”之所造?这是个聚讼纷纭、饶有兴味的“谜”。


否定有梁祝其人其事者认为:梁祝和《白蛇传》、《牛郎织女》、《孟姜女》合称中国四大民间故事,后来编成戏剧。尽管戏剧和故事十分动人,但毕竟是传说,因此事实上不存在其人其事,进而言曰:梁祝死后岂能化蝶?孟姜女焉能哭倒长城?至于织女和白娘子一为天女,一为白蛇所化,属“子虚乌有”,其理自明。此是一家言,听来颇似有理。


然而持梁祝实有其人其事的也有不少。不久前读到江苏某报的一篇短文,说祝英台本是明代侠女,梁山伯是前朝书生,两人本来毫不“搭界”。只是祝英台为民造福,死后人们为她安葬,挖掘墓穴时发现下有梁山伯墓,遂为之合葬,才敷演出“梁祝”故事来的。这则“轶闻”曾引起人们的兴趣,可惜语焉不详,未说明来源,所据何书,因此无法进一步探索此说的真伪。又据《杭州日报》1958年1月20日报道,杭州市有关部门当年将开发凤凰山旅游风景点,第一期工程则将开辟梁祝故事中的“草桥结拜”、“十八相送”、“梁祝书院”等风景区。报道中虽冠以“民间传说”,但给人的印象是梁祝当在此地活动过。


其实,研究“梁祝”有否其人其事不自今日始。历史上有些严肃的学者亦进行过研究探索,清代乾嘉时著名经学家焦循就是其中一人。他在《剧说》卷二中引宋元之际刘一清的《钱塘遗事》及自己亲身见闻,说全国至少有四座所谓梁祝墓。第一处墓葬地在河北林镇之说,见刘一清的《钱塘遗事》。第二处墓在山东嘉祥县,是焦循曾亲见祝英台墓的碣石拓片。他在《剧说》中说:“乾隆乙卯(1795年),余在山左,学使阮公(即阮元)修山左《金石志》,州县各以碑本来。嘉祥县有祝英台墓,碣文为明人刻石。”第三处墓在浙江宁波,此说是嘉庆元年(1796年)焦循到宁波“闻其地亦有祝英台墓,载于志书者,详其事云:‘梁山伯、祝英台墓,在鄞西十里接待寺后,旧称义妇冢。’”焦循在记载中虽然未说亲见其墓,但据浙江一老新闻工作者告诉笔者,解放前该地除有梁祝墓之说外,还有梁山伯庙,鄞县乡间还流传有“若要夫妻同到老,梁山伯庙到一到”的俗语,而且庙中香火还很盛。焦循进而查考地方志,据方志记载:“晋梁山伯,字处仁,家会稽,少游学,道逢祝氏子同往。肄业三年,祝先返,后山伯归访之上虞,始知祝为女子,名曰英台。归告父母,求姻时,已许郧城西清道原。明年,祝适马氏,舟经墓所,风涛不能前,英台临冢哀痛,地裂,而埋璧焉。事闻于朝,丞相封‘义妇冢’。”第四处扬州祝英台墓,焦循基本持否定态度:“及吾郡城北槐子河旁,有高土,俗亦呼为祝英台坟。余人城必经此。或曰,此隋炀帝墓,谬为英台也。”清代另一著名学者毛先舒在《填词名解》卷二引《宁波府志》,和焦循记梂城(今鄞县)梁祝墓大同小异,只多了“今吴中花蝴蝶,盖橘蠹所化,童儿亦呼梁山伯、祝英台云”。


根据焦循、毛先舒引方志所记,谢安为东晋名臣,是历史上实有之人,那时女子亦未有缠足陋习,为祝英台女扮男装提供了一定的方便,而且志书上记载竟如此详尽,因此不能排除历史上实有梁祝其人其事。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即使有其人其事,还有东晋、明代两说。持祝英台为明人说者,见于今人之著述,披露于报端。而且焦循曾目击山东嘉祥县明人为祝英台所刻的碣石拓片,(可惜他未引碣文,不知还能发现否?)加之明人有传奇《同窗记》(演梁祝故事,现存《访友》等出),焉知不正是演的明代当代时事?又杭州市有关部门准备在凤凰山重建“梁祝书院”,这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传说中的“梁祝书院”所在地确为明代杭州一所著名书院,不过不叫“梁祝书院”,而是叫“敷文书院”。蛛丝马迹,费人猜疑,故此不能就断为祝英台不可能是明代人。然而此说也有站不住脚的地方,因为据元代钟嗣成《录鬼簿》所记,元曲大家白仁甫有《祝英台死嫁梁山伯》的剧目,可惜剧本已佚,无法知其概要。由此上溯,北宋苏东坡的词集《东坡乐府》有词牌《祝英台》,以后辛弃疾、吴文英均有词作。据此又可以推断,至迟在北宋时已有祝英台故事的流传。唐宋词专家龙榆生则认为此调“殆是唐宋以来民间流传歌曲”。故此梁祝究竟是晋人邪?明人乎?由于都有一定的文字依据,难以遽断。再有,梁祝毕竟不是帝王将相,用不着像曹操那样死后造“七十二疑冢”,可是何以至少在山东、河北、浙江都有他们的墓?最后当然不能排除梁祝史无其人其事,确系民间传说,对此焦循在详记他耳闻目睹志书记载时,是有一定保留的:“此说不知所本,而详载志书如此。”我大胆地揣想,梁祝故事会不会本是编撰,由于这一悲剧感人至深,代代相传,后人误以为真的而写入志书的呢?总之,这其间还有一些谜,需要我们去探索、破解!

梁山伯和祝英台在历史上的确存在,但他们根本不可能认识。传说的起源是这样的:有一个盗墓者在梁山伯的坟墓下发现了祝英台的坟墓,于是就有了梁祝的传说,但是事实是祝英台比梁山伯早死了100多年。。。

首先,正史是没有记载这个故事的,因此只能从其他典籍中考证,由于这个故事来自民间,各种记载出入颇多,因此没有定论。 中国许多古代典籍中都记载了梁祝的故事。唐朝张读的《宣室志》中写道:“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 宋代张津在《乾道四明图经》中称:“义妇冢,即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在(鄞)县(西)十里‘接待寺’之后,有庙存焉。……按《十道四藩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明代黄润玉在《宁波府简要志》中说:“义妇冢,县西十六里。旧志,梁山伯、祝英台二人少同学,……。后梁山伯为鄞令,卒,葬此,英台道过墓下,泣拜,墓裂而殒,遂同葬焉。东晋丞相谢安奏封为‘义妇冢’。”明代张时彻在《嘉靖�6�1宁波府志》中云:“晋梁山伯,字处仁,家会稽。……山伯后为鄞令,婴疾弗起,遗命葬于鄮城西清道源。”清代徐时栋在《光绪�6�1鄞县志》中称:“梁山伯、祝英台墓,县西十里接待院后,有庙。” 雍正十一年修《宁波府志》卷三六《逸事》载,梁祝故事发生在东晋谢安执政时期,梁山伯为会稽山阴人,祝英台为会稽上虞人。 《鄞县志》和《宁波府志》都有记载:梁山伯为东晋会稽人,曾任鄞县县令,政绩卓著,被奏封为“义忠王”。宋代大观年间明州(现宁波)知府李茂成所撰《义忠王庙记》记载,梁山伯身为当地县令,英年病逝。宁波市高桥镇梁祝墓地附近,有一处名为“九龙墟”。据碑文记载,梁山伯任县令时,因治水积劳成疾,生前嘱人九龙墟为安葬之地。宁波一带还传说,当年为帮助百姓度过饥荒,梁山伯不顾皇帝禁打令开粮仓赈灾。皇帝听信奸臣谗言将梁山伯处死。除了这个传说,还有梁山伯带领百姓治水的情节,在宁波梁圣君庙的壁画中都有表现,而且庙堂内的三个牌匾分别写着:扶伦植纪、保境爱民、风节超然。 梁祝故事应该确有其事,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男扮女装的故事都发生在南北朝时代,这个时期中国妇女的地位较高,妇女广泛的参与社会活动。比如著名的木兰从军,还有南齐的娄逞,也是女扮男装进京读书“编游公卿,仕至扬州议曹从事。事发(齐)明帝驱令还东”,这件事是记入正史的。因此祝英台女扮男装读书的故事应当是有根据的。

历史上确实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真人。不过,二人所处的年代不同。

资料这样记载:梁是明代人,祝是南北朝人,两者相隔千年。祝本是侠女,劫富济贫,曾三去马太守家盗银,最后中马之子马文才埋伏死于乱刀之下。

百姓将其厚葬并在坟前立碑,正面刻“祝英台女侠之墓”,背面详记其事。

年久,该碑下沉于地下。梁为浙江宁波府银县县官,清正廉洁,中年丧妻,无子,死后入葬时刨出祝之墓碑,众惋惜之余又不忍拆除祝墓,可是,为梁择地而葬又似不妥,故合葬,立碑,黑者为梁,红者为祝 。

扩展资料

最早记载“梁祝”传说的是南朝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但原书已散失。到晚唐张读的《宣室志》时,对这个故事的描述是:祝英台回家两年后梁山伯才想起去看看她,知道英台是女孩子之后便想要提亲。

但当知道祝英台已被许配给马氏之子后,梁山伯比较豁达,既然一时不能成家,那就先立业,所以他努力求取功名,当上了县令,谁知道身体不好,没多久病死了。

而祝英台拒绝了提亲的梁山伯,之后两人再没见过面。而后来她在出嫁路上忽遇风浪阻船,得知梁山伯墓在此,前去祭奠,遇到墓地前的地面突然裂开下陷,遂把祝英台埋入墓中。这一结果实属偶然,可以归为志怪小说。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梁山伯与祝英台



一、历史上确实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真人。
不过,二人所处的年代不同。
资料这样记载:梁是明代人,祝是南北朝人,两者相隔千年。祝本是侠女,劫富济贫,曾三去马太守家盗银,最后中马之子马文才埋伏死于乱刀之下。百姓将其厚葬并在坟前立碑,正面刻“祝英台女侠之墓”,背面详记其事。年久,该碑下沉于地下。梁为浙江宁波府银县县官,清正廉洁,中年丧妻,无子,死后入葬时刨出祝之墓碑,众惋惜之余又不忍拆除祝墓,可是,为梁择地而葬又似不妥,故合葬,立碑,黑者为梁,红者为祝 。
二、美丽传说:
明朝时期,鄞州(今浙江宁波)有一县官叫梁山伯。他为官清正,秉公办案,为民除害。当时鄞县境内一无强盗,二无窃贼,三无命案,百姓们能安居乐业。大家对梁知县赞不绝口。称他为赛包公、梁青天。
那时做官3年一任。由于梁山伯官声好,3年任满之时,皇帝要提升他到别处上任,当地百姓得知这个消息,都舍不得梁山伯走。许多人跪在县衙门口,恳求其继续留下。梁山伯见百姓如此热情,便向皇帝写了奏章,不愿升迁。皇帝同意后,梁山伯仍旧留在鄞县。
原先梁山伯来鄞县上任时,妻子早已亡故,膝下并无子女,到了鄞县也没有续弦。人们劝他再娶个妻子,将来也好接替香火。梁山伯笑说:“鄞县的百姓不是都把我敬若父母吗,我何必续弦娶妻呢!”
他就一心为老百姓办事,在鄞县连接3任,当了9年知县。最后一年,他受了风寒,竟一病不起,离开了人间。
梁山伯死后,鄞县百姓都十分伤心。地方长老为他择基做坟。人们选中胡桥镇(现宁波鄞州区高桥镇)这个地方,因该地山清水秀,风景美丽;再加上是水陆要道,便于后人瞻仰,便把梁山伯的坟做在那里了!
动土挖地之时,发现下面已有一穴坟,一块石碑的正面凿着“祝英台女侠之墓”七个大字,反面镌着墓志铭,大意是:祝英台是南北朝陈国的一位女侠,生前劫富济贫,专杀贪官污吏,后遭马文才父子的毒手。原来马文才是贪官马太守之子,从小习武,祝英台为了济贫,曾三次上门盗银。第三次中了马文才埋伏的暗箭,不幸被捕,马文才本是花花公子,自恃有些武艺,对祝英台欲强行非礼,祝英台奋起反抗,一脚踢中马文才要害,马文才口吐鲜血,一命呜呼。马太守大怒,命兵丁将祝英台乱刀分尸,血染阶石,弃尸野外。穷百姓把祝英台的尸体收拢起来,凑钱给她购置棺木做坟安葬,后又镌石记事。因为祝英台是为百姓流血死的,所以正面墓碑用红漆写了她的名字,以示纪念,后来年深日久祝英台的坟墓渐渐陷入地下。
这是座女侠的墓,怎么可以拆毁呢?若不拆迁,难道再为梁山伯另择墓基吗?一时之间要找好的墓基也有困难。当时有个老人提出:既然梁山伯和祝英台这两个人都是为咱们穷百姓办事的好人,且又都是单身只影的,我们何不替他俩合造一座大坟呢。众人都赞同老人这个建议,于是大家动手把梁山伯和千年前的祝英台合葬在一座坟里。坟前竖了块大石碑,凿了两排字。祝英台的名字用红漆写,表示她是为人民流血而死的女侠。梁山伯的名字用黑漆写,表示他是包龙图式的清官。
百姓们还凑钱在附近造了个梁山伯庙,作为鄞县百姓对清官梁山伯的纪念。几经传说,一再演变,又产生出许许多多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优美动人的故事来。

中国许多古代典籍中都记载了梁祝的故事。   宋代张津在《乾道四明图经》中称:“义妇冢,即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在(鄞)县(西)十里‘接待寺’之后,有庙存焉。……按《十道四 藩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明代黄润玉在《宁波府简要志》中说:“义妇冢,县西十六里。旧志,梁山伯、祝英台二人少同学,……。后梁山伯为鄞令,卒,葬此,英台道过墓下,泣拜,墓裂而殒,遂同葬焉。东晋丞相谢安奏封为‘义妇冢’。”明代张时彻在《嘉靖·宁波府志》中云:“晋梁山伯,字处仁,家会稽。……山伯后为鄞令,婴疾弗起,遗命葬于鄮城西清道源。”清代徐时栋在《光绪·鄞县志》中称:“梁山伯、祝英台墓,县西十里接待院后,有庙。”   雍正十一年修《宁波府志》卷三六《逸事》载,梁祝故事发生在东晋谢安执政时期,梁山伯为会稽山阴人,祝英台为会稽上虞人。   《鄞县志》和《宁波府志》都有记载:梁山伯为东晋会稽人,曾任鄞县县令,政绩卓著,被奏封为“义忠王”。宋代大观年间明州(现宁波)知府李茂成所撰《义忠王庙记》记载,梁山伯身为当地县令,英年病逝。宁波市高桥镇梁祝墓地附近,有一处名为“九龙墟”。据碑文记载,梁山伯任县令时,因治水积劳成疾,生前嘱人九龙墟为安葬之地。宁波一带还传说,当年为帮助百姓度过饥荒,梁山伯不顾皇帝禁打令开粮仓赈灾。皇帝听信奸臣谗言将梁山伯处死。除了这个传说,还有梁山伯带领百姓治水的情节,在宁波梁圣君庙的壁画中都有表现,而且庙堂内的三个牌匾分别写着:扶伦植纪、保境爱民、风节超然。   梁祝故事应该确有其事,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扮男装的故事都发生在南北朝时代,这个时期中国妇女的地位较高,妇女广泛的参与社会活动。比如著名的木兰从军,还有南齐的娄逞,也是女扮男装进京读书“编游公卿,仕至扬州议曹从事。事发(齐)明帝驱令还东”,这件事是记入正史的。因此祝英台女扮男装读书的故事应当是有根据的。[2]   其他史籍记载:   1、唐初(公元705-732年)梁载言《十道四番志》记载:“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2、晚唐(公元851年)张读《宣室志》记载:“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忍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表其墓曰‘义妇冢’”。   3、唐初(公元705-732年)梁载言《十道志》记载:“善权山南,上有石刻曰‘祝英台读书处’。”   4、据山东省济宁市文物局副局长、济宁市梁祝研究会会长、著名的梁祝文化专家樊存常先生考证, 梁山伯与祝英台包括马文才,历史上确有其人,他们之间的故事为历史真实事件,而且他们的籍地都在孔孟之乡。唐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济宁市邹县(今微山县)马坡,有梁祝合葬墓,并立有“梁山伯祝英台之墓”的石碑,元代济宁市梁祝读书处邹县峄山上有梁祝石像,陈云琴游峄山写有七绝《万寿宫梁祝像》云:“信是荣情两未终,闲花野草尽成空。人心到此偏酸眼,小像一双万寿宫”,明朝皇帝钦差大臣、南京工部右侍郎、前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崔文奎巡视济宁马坡时发现唐朝修建的老梁祝墓破旧不堪,奉旨重修梁祝墓。 马坡是祝、马的故里,在古邹邑西邻微山湖北岸的马坡村,唐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济宁市邹县(今微山县)马坡有梁祝合葬墓,并立有“梁山伯祝英台之墓”的石碑,明朝皇帝钦差大臣、南京工部右侍郎、前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崔文奎巡视济宁马坡时发现唐朝修建的老梁祝墓破旧不堪,奉旨重修梁祝墓,墓碑历经淤积长期深埋,2003年10月27日,山东省济宁市梁祝文化研究会和微山县人民政府,隆重举行了“重修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的复出仪式,这是全国现有九处梁祝墓中,惟一的一块墓碑,立碑人崔文奎身份为明朝皇帝钦差大臣、南京工部右侍郎、前督察院右副都御史,为中国历史上见证梁祝故里官方人物之中官位最高、职位最重、权威性最大的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贺学君女士,山东省民俗学会原会长李万鹏先生,山东省民俗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民俗研究所所长叶涛先生等专家学者参加了出土仪式。此碑的出土,引起了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大众日报》、《齐鲁晚报》等众多的国内新闻媒体与韩国、日本、新加坡、美国等外国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轰动,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这是全国现有九处梁祝墓中,惟一的一块墓碑,全文843个字,与神话传说戏曲截然不同,不仅载明了二人合葬的地方,还点明了地方官员指令二人合葬的原因。根据碑文记载得知,作为独生女的祝英台,女扮男装外出到邹城峄山求学读书,自九曲村过吴桥东遇梁山伯,二人偕同,峄山授业,昼则同窗,夜则同寝,三年衣不解,可谓笃信好学者。一日英台思乡回家,山伯得知真相,往其门拜访,别后不一载,疾终于家,葬于吴桥东(据邹县志载此桥在明隆庆年间被淹没),英台眼见马家迎亲将至,苦思山伯,情深意切,遂舍身取义,悲伤而死,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 根据碑文记载和实地考察,传说中的梁祝故事原地为济宁市。其理由是:在时间上马坡石碑是记录梁祝故事最早的。不要说该碑根据外纪所记,即便是立于正德十一年,也大大早于晚清时期的《宁波府志》、《宜兴志》;从地理方位来看符合实际,梁祝合葬墓位于马坡村西南,距北面祝英台所在的九曲村约三公里,而距东南梁山伯所在的薄梁村约十公里,如果祝英台到峄山求学过吴桥与山伯相遇是合情合理的。 关于梁祝故事的产生年代问题,樊存常认为,根据梁祝墓祭碑碑文推测,此故事最早应产生于汉代。三国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没有产生此类故事的社会背景,选官制度也不可能让梁祝去追求读书做官之路,唯有社会安定,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汉代才有梁祝故事产生的土壤。 济宁为中国汉代碑文出土文物最多的城市,全国大部分汉碑出自济宁,作为孔孟故里的济宁,汉墓众多、规模之大,陪葬品之多在全国闻名,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嘉祥武氏家族墓群、曲阜九龙山汉墓群、任城王汉墓群等,这些都是当时注重厚葬的社会风俗的反映,另外,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关考古专家在对梁祝墓周围的墓地进行勘探发掘时,发现有很多汉代墓葬,并出土有陶罐、泥人、动物兽等。据此,可进一步推断此墓为梁祝汉代合葬墓。以上均为“梁祝觅踪”节目组电视台采访马坡梁祝墓的真实现场视频报道。同时祝英台所在村庄九曲村发现了大量汉代石碑,微山县马坡乡政府党委宣传干事吴琦,是梁祝文化研究的发烧友,一直在当地民间探访搜集梁祝的有关材料,至今已经有10多年。就在“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出土后,吴琦又发现了新的重要线索,他从九曲村找到了一小块残破的汉代石碑,上面刻有几个祝姓字样。这块小碑令他很兴奋,这说明汉代九曲村的确曾经有祝姓人氏生活过。这是梁祝为济宁汉代人极为有利的证明。
此外,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两个人,有其他版本传言:梁是明代人,祝是南北朝人,两者相隔千年。祝本是侠女,劫富济贫,曾三去马太守家盗银,最后中马之子马文才埋伏死于乱刀之下。百姓将其厚葬并在坟前立碑,年久,该碑下沉于地下。梁为浙江宁波府鄞县县官,清正廉洁,中年丧妻,无子,死后入葬时刨出祝之墓碑,众惋惜之余又不忍拆除祝墓,可是,为梁择地而葬又似不妥,故合葬,立碑,黑者为梁,红者为祝……从此敷衍出动人的传说,据查证,此记载最初版本为82年报刊山海经搜集的浙东民间百姓口头故事,并非历史资料记录,该文作者曾于86年从慈溪给编者来信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两个朝代的人,祝英台是女侠,梁山伯是清官,两者墓穴碰巧在一块的传说故事”是年轻时曾做小贩的同村的民间医生讲给他听的,而这位乡村医生又是从宁波中山公园听一位老人讲的这个故事。当时公园内有好几个人在讲梁祝爱情故事,这个鄞县老翁摇摇头说:‘都是乱话!'这位乡村医生便上前动问:‘ 老伯,他们讲的是乱话,那真话究竟是怎样的呢?'鄞县老翁便讲了这个故事。”,因此该文作者便将这位宁波公园老翁讲述的故事刊登在了报刊山海经上,而事实上根据晋代谢安有感于梁祝故事上报朝廷,封祝英台墓为“义妇冢”的历史事实以及早在唐朝、宋朝、元朝均有众多权威史籍及名家的文学著作明文记载两人姓名及生平事迹,且梁祝传说早已于唐宋年间传入高丽,宋朝高丽史籍中明文记录两人姓名及生平故事的情况看来,此“梁祝属于两个朝代”的说法并非历史文献记载,而是民间百姓的主观臆想,其可信度有待商榷。

梁山伯和祝英台在历史上的确存在,但他们根本不可能认识。传说的起源是这样的:有一个盗墓者在梁山伯的坟墓下发现了祝英台的坟墓,于是就有了梁祝的传说,但是事实是祝英台比梁山伯早死了100多年。。

没有。只是民间传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