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犯罪构成要件各是什么?定何罪？判何刑？

　　我国刑法规定有四百多种犯罪，从构成要件上进行分析，每一种犯罪都具备四个方面的要件：即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客体。
　　(一)犯罪主体。是指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每一种犯罪，都必须有犯罪主体，有的犯罪是一个人实施的，犯罪主体就是一人，有的犯罪是数人实施的，犯罪主体就是数人。根据刑法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犯罪的，构成单位犯罪，因此，单位也可以成为犯罪主体。
　　(二)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其实施的犯罪行为及其结果所具有的心理状态。犯罪主观方面的心理状态有两种，即故意和过失。比如犯盗窃罪，犯罪人希望将他人财物窃为己有；犯故意伤害罪，犯罪人希望造成他人身体受到损伤的结果。有的犯罪是过失性质的，如失火罪，犯罪人就具有疏忽大意的心理状态。在单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该单位对犯罪行为负有责任的人员也同样具有主观心理状态。
　　(三)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犯罪行为的具体表现。比如犯诈骗罪，犯罪人具有虚构事实、欺骗他人的行为，贩毒罪具有贩卖毒品的行为，等等。
　　(四)犯罪客体。是指刑法所保护而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是不同的，犯罪对象是犯罪行为所直接针对的对象，如杀人罪、伤害罪，犯罪对象是具体的被害人，而犯罪客体是指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人身权利不受非法侵害的这种社会关系。
　　杨某的行为满足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具有社会危害性。
　　根据本条规定，本罪有4个量刑幅度，即：
　　1、犯本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所谓“数额较大”，根据《解释》是指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5百元至2千元以上。盗窃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其数额较大的起点为25份。另外，根据《解释》第9条第1款规定，盗窃国家三级文物的，亦应依本幅度量刑即处3年以下有朔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判处罚金，根据《解释》第7条规定，应当在1千元以上盗窃数额的2倍以下判处罚金；对于依法应当判处罚金刑，但没有盗窃数额或者无法计算盗窃数额的犯罚分子，应当在1千元以上10万元以下判处罚金 （下同）。
　　2、犯本罪，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判处罚金。所谓情节严重，是指数额巨大或者其他严重情节。所谓数额巨大，根据《解释》，是指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5千元至2万元以上。盗窃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其数额巨大的起点为250份。其他严重情节，是指除数额巨大以外的其他严重情节。根据《解释》第6条第3项之规定，盗窃数额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1）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2）盗窃金融机构的；（3）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4）累犯；（5）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6）盗窃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7）盗窃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的；（8）造成其他重大损失的。另外，根据《解释》第9条第l款之规定，盗窃国家二级文物的，亦应依本幅度最刑即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犯本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是指数额特别巨大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所谓“数额特别巨大”，根据《解释》是指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3万元至10万元以上。盗窃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其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为2500份，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是指除数额特别巨大以外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根据《解释》第6条第3项之规定，盗窃数额达到“数额巨大”的起点，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1）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2）盗窃金融机构的；（3）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4）累犯；（5）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6）盗窃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7）盗窃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的；（8）造成其他重大损失的，另外，根据《解释》第9条第1款规定，盗窃国家一级文物的，亦要依本幅度量刑即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4、犯本罪，具有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或者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所谓盗窃金融机构，是指盗窃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和客户的资金等，如储户的存款、债券、其他款物，企业的结算资金、股票，不包括盗窃金融机构的办公用品、交通工具等财物的行为。根据《解释》第9条第3款规定：“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主要是指盗窃国家一级文物后造成损毁、流失，无法追回；盗窃国家二级文物3件以上或者盗窃国家一级文物1件以上并具有该解释第6条第3项第1、3、4、8目规定情形之一的行为。

虽然各个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都有特殊性，但如果将各种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归纳、整理加以概括抽象的话，任何犯罪构成都包括四个方面的要件：犯罪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

【基本案情】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余某，女，1975年1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汉族，高中文化，无业，家住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后大街398号401室。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于2004年7月16日被逮捕。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丁某，男，1963年8月10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家住宁波市江北区戴祠巷7号—7。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于2004年7月16日被逮捕。

原审被告人叶鹰，男，1985年5月7日出生于浙江省天台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家住浙江省天台县龙溪乡柱峰村。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于2004年7月16日被逮捕，同年11月4日被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童某，男，1975年12月27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汉族，高中文化，无业，家住宁波市江东区通途路528弄14号601室。因涉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于2004年7月16日被逮捕，同年11月4日被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余某、丁某犯组织卖淫罪、被告人叶鹰、童某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向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提出公诉。

四被告人对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被告人余某的辩护人提出，余某没有实施犯罪行为，仅是一种犯意表示，不构成组织卖淫罪。被告人丁某的辩护人提出，本案中多数女青年系被告人余某招募，且系犯罪未遂，请求减轻处罚。被告人叶鹰的辩护人提出，叶鹰认罪态度好，请求从轻处罚。被告人童子俞的辩护人提出，童子俞与其他被告人之间无共同的犯罪故意，难以认定童某的行为是协助组织卖淫行为，即使从为打击犯罪的角度考虑，也应对童某从轻判处。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查明：2004年4月至6月12日期间，被告人余某、丁某策划招募女青年去文莱从事卖淫。在被告人余某招募下，女青年罗卯年、袁艳娜、罗雪芹、王静、高迎新、汪彩群、胡美娟、陈建美、鲍海亚等人与被告人余某商定跟从余某去文莱从事卖淫等活动，其中女青年王静系被告人余某通过被告人丁某招募，被告人叶鹰明知被告人余某、丁某在招募女青年并欲带她们出境从事卖淫活动仍将女青年王静介绍给被告人丁某，并与被告人余某商定前往文莱国帮助其管理从事卖淫活动人员的事务。而后被告人余某为上述女青年及叶鹰办理出境手续。被告人童某明知被告人余某欲带她们出境从事卖淫活动，仍以宁波新康辉旅行社组团旅游的名义为上述人员办理护照、签证并为余某及胡美娟、罗卯年、陈建美、罗雪芹、袁艳娜、王静购买好了去文莱国的机票。被告人余某、丁某计划分三批将上述人员带往文莱国从事卖淫活动。由被告人余某带领第一批人员先去文莱，后两批人员未办完的出境手续由被告人丁某负责办理。2004年6月12日，被告人余某带着第一批人员罗卯年、袁艳娜、罗雪芹在由宁波往上海准备出境的高速公路段塘入口处被公安机关当场查获。

【法院审判】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余某、丁某采用经人介绍、招募等手段，组织多名年轻女子从事卖淫活动，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被告人叶鹰、童某明知被告人余某、丁某正在组织年轻女子从事卖淫而提供帮助，其行为均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告人余某的辩护人提出余某仅有犯意表示，没有实施犯罪行为的意见与事实和法律不符，不予以采纳。四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因意志以外原因而尚未实施完毕，系未遂，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丁某的辩护人提出的请求从轻处罚的意见予以采纳。被告人叶鹰、童某辩护人提出的从轻处罚的意见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余某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一万元；二、被告人丁某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七千元；三、被告人叶鹰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三千元；四、被告人叶鹰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二千元；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叶鹰、童某服从判决。被告人余某、丁某不服，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余某上诉称，其对原判认定的事实经过并无异议，但其仅是犯意表示，并未实施犯罪行为，不应构成犯罪，如确实构成犯罪，则也是一种犯罪预备行为。丁某上诉称，其与第一被告人相比，作用地位次要，应系从犯，原判对其量刑明显偏重。

二审法院认为，原判认定上诉人余某、丁某犯组织卖淫罪，原审被审告人叶鹰、童某犯协助组织卖淫罪的事实清楚，证明以上事实的证据符合刑事证据合法性、关联性、客观性的基本特征，且均经一审法院庭审质证、认证，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对事实经过亦均无异议，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上诉人余某伙同丁某策划招募女青年去境外从事卖淫，且为部分女青年办妥护照、签证，购买好飞机票，余某已着手实行犯组织卖淫罪，因意志以外的原因，尚未得逞，系犯罪未遂。故上诉人余某的行为并非犯意表示，故意犯罪的形态亦不属于犯罪预备，其上诉理由与法律的规定不符，不能成立。上诉人丁某与余某共同预谋、分工合作、密切配合，不能认定丁某在本案中属从犯地位，因本案系犯罪未遂，原判依法适用从轻处罚，以犯组织卖淫罪，判处丁某有期徒刑五年，在法定刑之内，并无不妥，故丁某的上诉理由与在案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不符，不能成立。原判根据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所作出的判决、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一）争议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犯罪的的形态问题。该案在审理中，对认定被告人余某、丁某组织卖淫罪定性无异议，但在认定该两被告人是犯罪既遂、未遂还是预备存在三种不种的认识。

第一种意见是组织卖淫既遂。理由是组织卖淫罪属行为犯，不是结果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以卖淫为目的的组织行为，不论犯罪者所追求的犯罪后果是否发生，都应视为犯罪既遂。本案中的被告人已经实施了招募行为，应当认定为犯罪既遂。

第二种意见是组织卖淫未遂。理由是组织卖淫罪是指以招募、雇用、强迫、引诱、容留等手段，控制多人从事卖淫的行为，虽系行为犯，但这种行为不是单一的行为，而由数个行为组成的复杂行为，行为犯是以法定犯罪行为是否完成，作为犯罪是否得逞的标志，本案中被告人的行为尚未使被组织者在组织者的控制下具备卖淫的条件，犯罪行为尚未完成，因而认定为犯罪未遂。

第三种意见是组织卖淫预备。理由是预备是为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行为状态。被告人的行为只是为开始实施卖淫行为做创造条件的准备工作，并非以组织者的身份开始卖淫的实施阶段，还处于犯罪准备阶段。被告人在这期间的组织行为是犯罪的先期准备中的组织行为，其在犯罪的准备阶段就被查获，应认定为犯罪预备。故本案被告人已经着手实施了组织他人卖淫行为，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其行为尚未终了，犯罪故意未得逞，应认定为未遂。

（二）析理

1.刑法分则规定的组织犯与共同犯罪中组织犯的组织行为有紧密联系，其是从实行犯之共犯的组织行为转化而来，即分则中规定的组织犯一般都有其原罪，如组织越狱罪有脱逃罪为其原罪，刑法分则将原罪共犯的组织行为规定为组织犯的实行行为。共同犯罪的组织行为区别于实行行为，它不是由刑法分则规定的，只能依据总则规定处罚。刑法分则中将某些严重危害社会性质恶劣的共犯组织行为作了专罪的规定，将其作为组织犯犯罪构成的实行行为之一部分，将认定该罪名的“着手”实施犯阶段提前，加大打击力度。组织卖淫罪即如此。组织卖淫罪实质上是将强迫他人卖淫、引诱、容留、介绍妇女卖淫罪的共犯组织行为规定为该罪的实行行为的一部分。包括招募、雇用、纠集、强迫、引诱、容留、介绍等行为。如果没有本罪名，则以强迫他人卖淫罪、引诱、容留、介绍妇女卖淫的组织行为即犯罪预备处罚。故被告人故意犯罪的形态不属于犯罪预备。

2.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犯罪既遂的标准，一直存在三种不同的学说，即构成要件齐备说、犯罪结果说、犯罪目的说，但该三种学说均不能完全简述犯罪刑态问题。倘若把三种学说结合起来判断犯罪形态，则更显合理。在目的犯的场合时，以犯罪目的是否实现作为判断犯罪既遂标准。在结果犯的场合，以特定危害结果是否发生作为判断犯罪既遂与否的标准。在行为犯的场合时，以特定的危害行为是否完成作为判断犯罪既遂与否的标准，行为犯还可以分为举动犯和程度犯，举动犯只要求行为人着手实施特定犯罪行为就构成犯罪既遂，如非法侵入住宅罪，只要行为人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就构成该罪的既遂；程度犯则要求行为人实施行为后，还必须经过一定的过程才能成立犯罪既遂。我国刑法中的行为犯大多数表现为程度犯。组织卖淫罪的客观方面由二部分组成，一是有招募、雇用、引诱、指挥等组织行为（即控制多名妇女的行为），这是原罪中共同犯组织行为，在这里已被规定为实行行为的部分。二是使多人从事卖淫行为（即容留、介绍、诱骗、纠集妇女卖淫的行为），这是原罪中共犯实行行为。以上两部分均为该罪的实行行为，该罪的实行行为在刑法理论上表现为双重的实行行为，对这类具有双重实行行为犯罪构成客观要件所要求的是在外部表现为前后相接、在内部表现为手段和目的联系的两个实行行为。手段与目的行为的结合，才组成了其犯罪完整的实行行为。故构成该罪既遂，二者缺一不可。这也是程度犯必须经过一定的过程才能成立既遂的要求。被告人实施了组织卖淫罪的招募等组织行为，且该行为尚未结束，更谈不上指挥妇女卖淫，就被抓获，因而其组织下招募行为还处于正在进行之中，妇女卖淫行为未发生，尚未达到程度的要求。所以该行为不属于犯罪既遂。

3.犯罪未遂的实质要件是“意志以外的原因”，即行为人由于意志以外的因素使犯罪停顿下来，而没有达到既遂状态。司法实践中“意志以外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本案从主观方面讲，组织卖淫行为表现为直接故意，故意的内容是希望完成组织他人卖淫，并非仅以招募、雇用卖淫妇女为故意的全部内容，当然还包括希望其招募、雇用卖淫妇女的卖淫活动得逞这一故意内容。被告人招募的卖淫女正在赶住目的地的途中，尚未开始卖淫前即因客观因素被查获，其希望的卖淫活动未发生，组织卖淫罪的故意内容尚未全部实现，符合我国刑法犯罪未遂规定的“未得逞”。

（三）结论

综上所述，被告人实施了招募、引诱妇女的行为，尚未使卖淫女卖淫之前就被公安机关抓获，未完成组成组织卖淫罪行为要件的全部，不构成组织卖淫罪的既遂。一、二审以组织卖淫罪的未遂定性，无疑是正确的。

【要点提示】

组织卖淫罪不仅表现为组织人以招募、雇用、引诱、指挥等手段的行为，而且还表现为控制多人从事卖淫的行为，其系由数个行为组成的复杂行为，并非只要实施了其中一种危害行为就构成犯罪既遂。行为人在招募、雇用、引诱、指挥的过程中被查处的，系犯罪尚未得逞，应认定为犯罪未遂。

案例：甲故意非法杀死乙。（甲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构成要件：犯罪主体：甲；主观方面：直接故意；犯罪客体：乙的生命权；客观方面：1.甲实施的杀人行为；2.乙死亡的结果；3.杀人行为直接导致了乙的死亡。
根据我国刑法第232条规定应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尤其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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