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的唱词有什么特点？
京剧的唱词，除昆腔等一些曲牌唱腔，如：〔泣颜回〕“羽檄会诸侯”、〔出队子〕“连营分队”等，为长短句的结构外，其他多为规则、整齐的上下句对应结构。如《洪羊洞》“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上句），“我也曾平服了塞北西东”（下句）；《红灯记》“提篮小卖拾煤渣”（上句），“担水劈柴也靠她”（下句）唱词即是。这种对应句形式的唱词，尤以“七字句”和“十字句”居多（如上两例）。这些唱词，每一句又可分成几个小段落或称词组，加之音乐的因素，从而形成演唱上的分明层次感。在京剧唱腔中，除了〔高拨子原板〕常常有两个小段落（词组）组成，如麒派名剧《徐策跑城》中“湛湛青天不可欺，是非善恶人尽知”等，其他则多为三个小段落（词组）。这些小段落（或称词组）在音乐结构中就叫做“分句”。
“分句”是唱腔中的最小单位，它只能演唱一个小段落（词组），而不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
京剧唱腔是由分句、乐句（一个上句或一个下句）、乐段（一组上下句）、唱段（完整唱腔）所组成，每一个小“分句”无疑在唱腔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传统京剧剧目《苏三起解》，又名《女起解》、《洪洞县》。是根据真实发生的故事改编的。因话本和戏剧闻名的苏三，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而苏三蒙难，逢夫遇救的故事，也确实发生在山西洪洞县。直到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洪洞县司法科还保存着苏三的案卷。苏三，原名周玉洁，明代山西大同府周家庄人。五岁时父母双亡，后被拐卖到南京苏淮妓院，遂改姓为苏，其时妓院已有两妓女，她排行第三，遂改名为苏三，“玉堂春”是她的花名， 苏三天生丽质，聪慧好学，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官宦子弟王景隆相遇苏三，一见钟情，过往甚密，并立下山盟海誓。在那里不到一年， 王景隆床头金尽， 被老鸨赶了出门。苏三要王景隆发奋上进，誓言不再从人。王景隆发奋读书，二次进京应试，考中第八名进士。老鸨偷偷以1,200两银子为身价把苏三卖给山西马贩子沈洪为妾。沈洪就准备带苏三回故里。 沈洪长期经商在外，其妻皮氏与邻里赵昂私通，与赵昂合谋毒死沈洪，诬陷苏三。并以一千两银子行贿，知县贪赃枉法，对苏三严刑逼供，苏三受刑不过，只得屈忍画押，被判死刑，禁于死牢之中，适值王景隆出任山西巡按，得知苏三已犯死罪，便密访洪洞县，探知苏三冤情，即令火速押解苏三案全部人员到太原。王景隆为避嫌疑，遂托刘推官代为审理。刘氏公正判决，苏三奇冤得以昭雪，真正罪犯伏法，贪官知县被撤职查办，苏三和王景隆终成眷属。苏三有幸，传奇般地同王景隆团聚。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写了《玉堂春落难逢夫》，收入《警世通言》，流传后世；京剧和许多地方戏曲又编为苏三起解、玉堂春等，广为演出。戏剧一开始，就是解差崇公道提点苏三。苏三当时已经被屈打成招，判了死刑，正等着问斩，突然听到狱卒叫唤，吓得半死。于是唱道：
忽听得唤苏三我的魂飞魄散，吓得我战兢兢不敢向前。
悲惨的唱词，再配上悲惨的音乐，使观众一下子就进入了“状态”，并对苏三的处境产生了极大的同情。
苏三出了监牢，见了崇公道，一边行礼，一边唱道：
无奈何我只得把礼来见，问老伯您唤我所为哪般？
即使在这种处境之下，苏三仍然记得“见礼”，这就越发地突出了苏三的知书达礼和处变不惊。同时，苏三把解差崇公道叫做“老伯”，也体现出了苏三的乖巧。
崇公道告诉苏三，要把她解送太原复审，她的案子有可能要改判。苏三闻言大喜，但却按耐住自己的喜悦心情，跟崇公道仔细商量行程。等崇公道走后，苏三才终于忍不住冲口而出：
崇———老伯————他———说是————京剧中经常是唱之前要先来一段音乐，但这里却是冲口而出一个“崇”字，以体现苏三惊闻喜讯之后又憋了很久，恨不得马上释放的那种心情。而且唱“他”这个字时，调子非常的高，体现出了苏三欣喜若狂的激动心情。 苏三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所以唱完“说是”之后，就只有音乐在响，没有苏三在唱了。音乐响了好久之后，苏三的心情才终于平缓了一点，可以继续说话了，于是苏三接着唱到：
冤枉能辨————
唱完之后这四个字后，苏三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剧中则以大段的音乐来反映苏三的这种心情。
接下来就要打点行装，苏三一边打点行装，一边唱：
想起了王金龙负义儿男。
想当初在院中何等眷恋，
到如今恩爱情又在哪边。
我这里将状纸暗藏里面，
到按院见大人也好伸冤。
这一段以王金龙的“负心”以及凄婉的音乐来反映苏三的无依无靠。但即使在这种无依无靠的情形下，苏三也没有向命运屈服，而是选择了跟命运抗争，“将状纸暗藏里面”，准备自行伸冤，这就衬越发托出苏三外表柔弱，内心坚强的形象。
苏三的状纸是早就准备好了的，而唱到状纸和伸冤这两句时，音乐也显得异常沉稳，显得苏三非常沉着、冷静、机智。
出了洪洞县的监狱，来到大街上，苏三便唱起了那段脍炙人口的“西皮流水”（京剧中的一种曲调）：
苏三离了洪洞县，
将身来在大街前。
未曾开言我心内惨，
过往的君子听我言：
哪一位去往南京转，
与我那三郎把信传。
就说苏三把命断，
来生变犬马我当报还。
苏三口中的“三郎”就是王金龙。苏三的案子虽然有改判的可能，但不一定就会改判，所以苏三欢喜过后，不免忧从中来。看到大街上人来人往，于是便想给心上人捎上一句生离死别的话。这一段的戏文很好，曲调也好，李维康老师的唱腔更好，堪称“三绝”，把苏三面临生离死别时那种“一了百了”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生离死别之时，把什么都看得开了，反而没有那么悲痛。所以这一段的曲调不仅不悲痛，反而还带有一种“快感”。
一路走一路想，苏三越想越感到这个世界对自己太不公平，于是用既悲且愤的唱腔唱道：
人言洛阳花似锦，偏我到来不是春！
“不是春”这三个字是苏三咬着牙关唱出来的，把苏三对那个吃人的社会的愤恨之情表露无遗。
这场戏演到这里，观众已经看到了一个美丽善良、知书达礼苏三，一个有情有义的苏三，一个沉着冷静、外柔内刚的苏三，一个本应无比幸福却又受尽磨难的苏三……苏三这个艺术形象就这样被塑造成功了。
小说和戏剧都是以塑造人物的艺术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的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通过塑造苏三这个人物的艺术形象，通过苏三这个人物的悲惨遭遇，就反映了当时无比黑暗的社会生活和无比低下的妇女地位。
苏三的遭遇太悲惨，再不出现个好人让她依靠一下，观众简直要看不下去了。所以戏里面紧接着就安排了一个好人来陪着苏三：解差崇公道将苏三身上的深重枷锁取了下来，自己拿着，却叫苏三柱着自己的“水火棍”慢慢走。苏三在路上又认崇公道为义父，使苏三终于有了一点点依靠了。
崇公道在戏里是个丑角，也是个乐观派，通过崇公道的插科打诨，才使得观众的心情不至于那么沉重。 一路上苏三都在向崇公道倾诉着自己的不幸遭遇。作为一个“世事洞明”的长者，崇公道则不断地开导苏三，这其实是把苏三为什么遭遇不幸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巧妙的剖析，进一步反映了当时无比黑暗的社会生活和无比低下的妇女地位。
形成与传播：京剧前身是清初流行于江南地区，以唱吹腔、高拨子、二黄为主的徽班。徽班流动性强，与其他剧种接触频繁，在声腔上互有交流渗透，因此在发展过程中也搬演了不少昆腔戏，还吸收了啰啰腔和其他一些杂曲。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以高朗亭（名月官）为首的第一个徽班（三庆班）进入北京，参加乾隆帝八十寿辰庆祝演出。《扬州画舫录》载："高朗亭入京师，以安庆花部，合京秦二腔，名其班曰三庆。"刊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杨懋建《梦华琐簿》也说："而三庆又在四喜之先，乾隆五十五年庚戌，高宗八旬万寿入都祝匣时，称'三庆徽'，是为徽班鼻祖。"伍子舒在《随园诗话》批注中则更具体指出是"闽浙总督伍纳拉命浙江盐商偕安庆徽人都祝厘"。随后还有不少徽班陆续进京。著名的为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班，虽然和春成立于嘉庆八年（1803），迟于三庆十三年，但后世仍并称之为"四大徽班进京"。
乾隆、嘉庆年间，北京文物荟萃，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各剧种艺人麇集。北京舞台昆腔、京腔、秦腔三足鼎立、相互对峙。徽班到京，首先致力于"合京秦二腔"。当时秦腔、京腔基本上同台演出，"京秦不分"（《扬州画舫录》），徽班发扬其博采众长的传统，广泛吸收秦腔（包括部分京腔）的剧目和表演方法，同时继承了众多的昆腔剧目（还排演了昆腔大戏《桃花扇》）及其舞台艺术体制，因而在艺术上得到迅速提高。
徽班本身的艺术特色，是它能够在争衡中取胜的主要原因。在声腔方面，除了所唱二黄调以新声夺人而外，它"联络五方之音，合为一致"（《日下看花记》）；在剧目方面，题材广阔，形式多样；在表演方面，纯朴真切，行当齐全文武兼重，因此适合广大观众的欣赏要求。
在演出安排上，据《梦华琐簿》载，四大徽班"各擅胜场"。三庆以"轴子"取胜（连日接演新戏），四喜以"曲子"取胜（善唱昆曲），和春以"把子"取胜（善演武戏），春台以"孩子"取胜（以童伶为号召）。在艺术和经营上备有侧重点，能够发挥专长，取得较快进展。至道光后期，徽班已在北京占据优势。《梦华琐簿》说："今乐部皖人最多，吴人亚之，蜀人绝无知名者矣。"又说："戏庄演剧必徽班。戏园之大者，如广德楼、广和楼、三庆园、庆乐园，亦必以徽班为主。"徽班成长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它向京剧擅变的过程。这一嬗变的完成，主要标志为徽汉合流和皮黄交融，形成了以西皮、二黄两种腔调为主的板腔体唱腔音乐体系，使唱念做打表演体系逐步完善。最早随同徽班进京的汉调演员是米应先（又名米喜子），湖北崇阳人（一说安徽人），生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约于嘉庆年间加入春台徽班进京演唱，演正生，擅红生戏，声望极隆（见《梦华琐簿》及李登齐《常谈丛录》）。被视为著名汉调演员余三胜的先驱（当时曲艺唱词有"亚赛当年米应先"之句）。道光年间（1821-1849），汉调演员至京加入徽班演唱的逐渐增多，著名的有王洪贵、李六。粟海庵居士《燕台鸿爪集》（约作于道光十二年以前）说："京师尚楚调。乐工中如王洪贵、李六善为新声称于时。"楚调即汉调，也就是西皮调。可见当时北京已流行西皮调，王洪贵、李六"善为新声"，又推动了西皮调的革新发展。在徽、汉演员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实现了西皮与二黄两种腔调的交融。开始不同的剧目，根据不同的来源，分别唱西皮或二黄；后来，有些戏就兼唱西皮和二黄，甚至在同一唱段中先唱二黄，后转西皮，并能相互协调，浑然一体。《罗成叫关》（源出徽调《淤泥河》）就是一个例子。声韵方面，形成"中州韵、湖广音"的格律，字声间杂京音、鄂音，兼用北京、湖北两种四声调值，分别尖团字音，按照"十三辙"押韵。二黄的伴奏乐器，几经反复，终于在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废笛,而与西皮统一使用胡琴（定弦不同），但唱吹腔时仍按徽班传统用笛伴奏。
道光末年，西皮戏大量涌现，徽班中皮黄并奏习以为常。据刊于道光二十五年的杨静亭《都门纪略》载，三庆班程长庚、四喜班张二奎、春台班余三胜和李六、和春班王洪贵等常演的剧目，如《文昭关》、《捉放曹》、《定军山》、《击鼓骂曹》、《扫雪打碗》等，与嗣后京剧舞台常见的传统剧目已大体相同，徽班向京剧的擅变到此已基本完成（虽然当时还不称京剧）。另一种说法，认为谭鑫培成名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京剧才算形成。理由是到那时皮黄戏从音乐、表演，到唱念的字音、声韵，才具备了严格的规范；而在此以前，即程长庚时代，仍属徽调范畴。
同治六年（1867），京剧传到上海。新建的满庭芳戏园从天津约来京班，受到观众欢迎。同年，丹桂茶园通过北京的三庆班，又约来大批著名京剧演员，其中有老生夏奎章（夏月润之父）、熊金桂（熊文通之父），花旦冯三喜（冯子和之父）等。他们都在上海落户，成为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派京剧世家。嗣后，更多的京角陆续南下，知名的有周春奎、孙菊仙、杨月楼、孙春恒、黄月山、李春来、刘永春以及梆子花旦田际云（想九霄）等，从而使上海成为与北京并立的另一个京剧中心。
在这之前，约在咸丰初年，上海已有昆班和徽班演出。京剧进上海后，也出现了京徽同台、京昆同台以及京梆（梆子）同台的局面。这对南方京剧特点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徽班杰出演员王鸿寿（三麻子）到沪后，经常参加京班演出，并把一些徽调剧目如《徐策跑城》、《扫松下书》、《雪拥蓝关》等带进了京班，把徽调的主要腔调之一"高拨子"纳入到京剧音乐里，还把徽班的某些红生戏及其表演方法吸收到京剧中。这对扩大京剧上演剧目和丰富舞台艺术起了一定作用。此外，梆子艺人田际云在上海的艺术活动，对南派京剧的发展也有所影响。他的"灯彩戏"《斗牛宫》等，实为后来"机关布景连台本戏"的滥筋。从光绪五年（1879）起，谭鑫培六次到沪，后来梅兰芳等名演员也经常到沪演出，促进了北派、南派京剧交流，加速了京剧艺术的发展。
京剧在进入上海之前，即咸丰十年（1860）之后，随商旅往来及戏班的流动演出，很快传播到全国各地。如天津及其周围的河北一带为京剧最早的传播地区之一。道光末年，余三胜即在天津活动（他和他父亲死后都葬在天津）；丑角演员刘赶三先在天津的票房活动，后来才到北京"下海"。老生演员孙菊仙也曾经是夭津的票友。山东是徽班进出北京的必经之地，山东帮商人又是北京经济活动的重要力量，因而山东很早就有京剧演出。曲阜孔府早在乾隆时就有安徽艺人入府演戏。京剧的较早流布地区还有安徽、湖北和东北三省。至20世纪初，南至闽、粤，东至浙江，北至黑龙江，西至云南，都有京剧活动。抗日战争期间，京剧在四川、陕西、贵州、广西等地也有了较大发展。
1919年，梅兰芳率剧团赴日本演出，京剧艺术首次向海外传播；1924年，他再度率剧团到日本演出，1930年，梅又率由二十人组成的剧组到美国访问演出，取得很大成功。1934年，他应邀去欧洲访问，在苏联演出，受到欧洲戏剧界的重视。此后，世界各地把京剧看成中国的演剧学派。
中国京剧是中国的"国粹"，已有200年历史。京剧之名始见于清光绪二年（1876）的《申报》，历史上曾有皮黄、二黄、黄腔、京调、京戏、平剧、国剧等称谓，清朝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大徽班进京后与北京剧坛的昆曲、汉剧、弋阳、乱弹等剧种经过五、六十年的融汇，衍变成为京剧，是中国最大戏曲剧种。其剧目之丰富、表演艺术家之多、剧团之多、观众之多、影响之深均为全国之冠。京剧是综合性表演艺术。集唱（歌唱）、念（念白）、做（表演）、打（武打）、舞(舞蹈)为一体、通过程式的表演手段叙演故事，刻划人物，表达"喜、怒、哀、乐、惊、恐、悲"思想感情。角色可分为：生（男人）、旦（女人）、净（男人）、丑（男、女人皆有）四大行当。人物有忠奸之分，美丑之分、善恶之分。各个形象鲜明、栩栩如生。
形成与传播：京剧前身是清初流行于江南地区，以唱吹腔、高拨子、二黄为主的徽班。徽班流动性强，与其他剧种接触频繁，在声腔上互有交流渗透，因此在发展过程中也搬演了不少昆腔戏，还吸收了啰啰腔和其他一些杂曲。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以高朗亭（名月官）为首的第一个徽班（三庆班）进入北京，参加乾隆帝八十寿辰庆祝演出。《扬州画舫录》载："高朗亭入京师，以安庆花部，合京秦二腔，名其班曰三庆。"刊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杨懋建《梦华琐簿》也说："而三庆又在四喜之先，乾隆五十五年庚戌，高宗八旬万寿入都祝匣时，称'三庆徽'，是为徽班鼻祖。"伍子舒在《随园诗话》批注中则更具体指出是"闽浙总督伍纳拉命浙江盐商偕安庆徽人都祝厘"。随后还有不少徽班陆续进京。著名的为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班，虽然和春成立于嘉庆八年（1803），迟于三庆十三年，但后世仍并称之为"四大徽班进京"。
乾隆、嘉庆年间，北京文物荟萃，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各剧种艺人麇集。北京舞台昆腔、京腔、秦腔三足鼎立、相互对峙。徽班到京，首先致力于"合京秦二腔"。当时秦腔、京腔基本上同台演出，"京秦不分"（《扬州画舫录》），徽班发扬其博采众长的传统，广泛吸收秦腔（包括部分京腔）的剧目和表演方法，同时继承了众多的昆腔剧目（还排演了昆腔大戏《桃花扇》）及其舞台艺术体制，因而在艺术上得到迅速提高。
徽班本身的艺术特色，是它能够在争衡中取胜的主要原因。在声腔方面，除了所唱二黄调以新声夺人而外，它"联络五方之音，合为一致"（《日下看花记》）；在剧目方面，题材广阔，形式多样；在表演方面，纯朴真切，行当齐全文武兼重，因此适合广大观众的欣赏要求。
在演出安排上，据《梦华琐簿》载，四大徽班"各擅胜场"。三庆以"轴子"取胜（连日接演新戏），四喜以"曲子"取胜（善唱昆曲），和春以"把子"取胜（善演武戏），春台以"孩子"取胜（以童伶为号召）。在艺术和经营上备有侧重点，能够发挥专长，取得较快进展。至道光后期，徽班已在北京占据优势。《梦华琐簿》说："今乐部皖人最多，吴人亚之，蜀人绝无知名者矣。"又说："戏庄演剧必徽班。戏园之大者，如广德楼、广和楼、三庆园、庆乐园，亦必以徽班为主。"徽班成长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它向京剧擅变的过程。这一嬗变的完成，主要标志为徽汉合流和皮黄交融，形成了以西皮、二黄两种腔调为主的板腔体唱腔音乐体系，使唱念做打表演体系逐步完善。最早随同徽班进京的汉调演员是米应先（又名米喜子），湖北崇阳人（一说安徽人），生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约于嘉庆年间加入春台徽班进京演唱，演正生，擅红生戏，声望极隆（见《梦华琐簿》及李登齐《常谈丛录》）。被视为著名汉调演员余三胜的先驱（当时曲艺唱词有"亚赛当年米应先"之句）。道光年间（1821-1849），汉调演员至京加入徽班演唱的逐渐增多，著名的有王洪贵、李六。粟海庵居士《燕台鸿爪集》（约作于道光十二年以前）说："京师尚楚调。乐工中如王洪贵、李六善为新声称于时。"楚调即汉调，也就是西皮调。可见当时北京已流行西皮调，王洪贵、李六"善为新声"，又推动了西皮调的革新发展。在徽、汉演员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实现了西皮与二黄两种腔调的交融。开始不同的剧目，根据不同的来源，分别唱西皮或二黄；后来，有些戏就兼唱西皮和二黄，甚至在同一唱段中先唱二黄，后转西皮，并能相互协调，浑然一体。《罗成叫关》（源出徽调《淤泥河》）就是一个例子。声韵方面，形成"中州韵、湖广音"的格律，字声间杂京音、鄂音，兼用北京、湖北两种四声调值，分别尖团字音，按照"十三辙"押韵。二黄的伴奏乐器，几经反复，终于在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废笛,而与西皮统一使用胡琴（定弦不同），但唱吹腔时仍按徽班传统用笛伴奏。
道光末年，西皮戏大量涌现，徽班中皮黄并奏习以为常。据刊于道光二十五年的杨静亭《都门纪略》载，三庆班程长庚、四喜班张二奎、春台班余三胜和李六、和春班王洪贵等常演的剧目，如《文昭关》、《捉放曹》、《定军山》、《击鼓骂曹》、《扫雪打碗》等，与嗣后京剧舞台常见的传统剧目已大体相同，徽班向京剧的擅变到此已基本完成（虽然当时还不称京剧）。另一种说法，认为谭鑫培成名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京剧才算形成。理由是到那时皮黄戏从音乐、表演，到唱念的字音、声韵，才具备了严格的规范；而在此以前，即程长庚时代，仍属徽调范畴。
同治六年（1867），京剧传到上海。新建的满庭芳戏园从天津约来京班，受到观众欢迎。同年，丹桂茶园通过北京的三庆班，又约来大批著名京剧演员，其中有老生夏奎章（夏月润之父）、熊金桂（熊文通之父），花旦冯三喜（冯子和之父）等。他们都在上海落户，成为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派京剧世家。嗣后，更多的京角陆续南下，知名的有周春奎、孙菊仙、杨月楼、孙春恒、黄月山、李春来、刘永春以及梆子花旦田际云（想九霄）等，从而使上海成为与北京并立的另一个京剧中心。
在这之前，约在咸丰初年，上海已有昆班和徽班演出。京剧进上海后，也出现了京徽同台、京昆同台以及京梆（梆子）同台的局面。这对南方京剧特点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徽班杰出演员王鸿寿（三麻子）到沪后，经常参加京班演出，并把一些徽调剧目如《徐策跑城》、《扫松下书》、《雪拥蓝关》等带进了京班，把徽调的主要腔调之一"高拨子"纳入到京剧音乐里，还把徽班的某些红生戏及其表演方法吸收到京剧中。这对扩大京剧上演剧目和丰富舞台艺术起了一定作用。此外，梆子艺人田际云在上海的艺术活动，对南派京剧的发展也有所影响。他的"灯彩戏"《斗牛宫》等，实为后来"机关布景连台本戏"的滥筋。从光绪五年（1879）起，谭鑫培六次到沪，后来梅兰芳等名演员也经常到沪演出，促进了北派、南派京剧交流，加速了京剧艺术的发展。
京剧在进入上海之前，即咸丰十年（1860）之后，随商旅往来及戏班的流动演出，很快传播到全国各地。如天津及其周围的河北一带为京剧最早的传播地区之一。道光末年，余三胜即在天津活动（他和他父亲死后都葬在天津）；丑角演员刘赶三先在天津的票房活动，后来才到北京"下海"。老生演员孙菊仙也曾经是夭津的票友。山东是徽班进出北京的必经之地，山东帮商人又是北京经济活动的重要力量，因而山东很早就有京剧演出。曲阜孔府早在乾隆时就有安徽艺人入府演戏。京剧的较早流布地区还有安徽、湖北和东北三省。至20世纪初，南至闽、粤，东至浙江，北至黑龙江，西至云南，都有京剧活动。抗日战争期间，京剧在四川、陕西、贵州、广西等地也有了较大发展。
1919年，梅兰芳率剧团赴日本演出，京剧艺术首次向海外传播；1924年，他再度率剧团到日本演出，1930年，梅又率由二十人组成的剧组到美国访问演出，取得很大成功。1934年，他应邀去欧洲访问，在苏联演出，受到欧洲戏剧界的重视。此后，世界各地把京剧看成中国的演剧学派。
集唱（歌唱）、念（念白）、做（表演）、打（武打）、舞(舞蹈)为一体、通过程式的表演手段叙演故事，刻划人物，表达"喜、怒、哀、乐、惊、恐、悲"思想感情。
平民化，大众化。
最不喜欢有些新编历史剧，戏词写的生僻难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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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的唱词有些什么特点?
答：京剧的唱词，除昆腔等一些曲牌唱腔，如：〔泣颜回〕“羽檄会诸侯”、〔出队子〕“连营分队”等，为长短句的结构外，其他多为规则、整齐的上下句对应结构。如《洪羊洞》“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上句），“我也曾平服了...
评剧唱腔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答：评剧的艺术特点是：以唱工见长，吐字清楚，唱词浅显易懂，演唱明白如诉，表演生活气息浓厚，有亲切的民间味道。它的形式活泼、自由，最善于表现当代人民生活，因此城市和乡村都有大量观众。评剧唱腔是板腔体，有慢板，二六板，...
汉剧的唱腔有什么特点?
答：声腔中的二黄，也称“上把”，曲调柔和委婉，舒展流畅，节奏较平稳。板式有二黄慢板、二黄垛板、二流、二流垛子、夹板，以及属散板类的摇板、散板、滚板、导板等。其中，二流是主要板式，有快、慢之分。西皮、二黄在传统...
沪剧唱词的特点
答：乡土气息明显，唱词多用口语(白读)，剧目多现代戏（西装戏）。相比起来，越剧、锡剧等的唱词均用近古或者现代白话文，唱音几乎一致地使用文读音。但沪剧即使相对更加口语化，其口语化也是不彻底的，“他”这样的人称代词也是...
京剧的特点是什么,京剧唱腔的特点及作用
答：[原板]为基础（原形）板式，其它各板式是在[原板]的基础上演化而来，如[慢板]、[三眼]是将[原板]的旋律和节奏进行加倍扩充，再根据唱词、情绪和速度的需要来丰富旋律和节奏，使唱腔旋律更加丰满、华丽；而[流水]、[...
晋剧的唱腔有什么特征?
答：晋剧特点：晋剧特点是旋律巧妙、流畅、曲调优美、圆润、亲切、道路清晰，具有晋中地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独特风格，新剧仄出。 在发展过程中，晋剧既保留了蒲州梆子慷慨激昂的艺术特色，又形成了巧妙细腻的抒情风格。 晋剧特点是...
元杂剧的唱词有什么特点
答：其内容主要以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人民疾苦为主，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主线明确，人物鲜明。其结构上最显著的特色是，四折一楔子和“一人主唱”。
淮剧的唱词特点
答：淮剧，又名江淮戏、淮戏，是一种古老的地方戏曲剧种，现流行于江苏省、上海市以及安徽省部分地区。其特点主要体现在语言、唱腔、声调、行当等方面。
婺剧音乐唱腔有什么特点?
答：一句唱词中,拖腔用假嗓,其他用真嗓,唱起来忽高忽低,忽粗忽细,人称“雌雄音”或“阴阳嗓”。时间一长,便形成了一种传统的唱法,但也有不少演员是用真嗓演唱的。 婺剧唱腔颇具特色,技巧有两种,一是老生的高云滚翻腔,二是大花脸的...
西厢记唱词的艺术特色是什么
答：唱词情景并茂,意味深长,耐人咀嚼。《西厢记》是以部既有进步的思想内容,又有精湛的艺术特色的伟大作品。它在结构的严谨性、情节的生动性、精确细腻的人物心理描写、优美抒情的诗剧语言等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在古典戏剧中几乎是无与伦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