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庆龄的故事
供稿：hz-xin.com 日期：2024-04-20
宋庆龄的简短故事
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诞生在上海一个牧师兼实业家的家庭。她的父亲作为孙中山的朋友和同志，是她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少年时代，她即负笈异域，在美国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受到民主主义的洗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使她对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满怀憧憬。父亲源源寄来的书信与剪报资料，在她的心中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架起了桥梁。然而，共和国在摇篮中被扼杀，革命的大潮已经消退，宋庆龄学成归国改革和建设祖国的抱负无由施展。她径直到流亡的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不久即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开始了她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定与流亡中的孙中山结婚，以坚定的步伐毫不犹豫地跟随孙中山踏上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历程。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他把“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嘱托交给了宋庆龄和他的同志。
1927年8月，宋庆龄出访苏联，以后旅居欧洲4年，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与流亡欧洲的许多中国革命者一起研究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土地和农民问题，思想上有了质的飞跃。
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扩大，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宋庆龄迅速作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认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她关于全国团结抗战的思想，与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是相一致的。她并且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搭桥铺路，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长期承担了大量的国务活动。与此同时，她把许多精力投入妇女与儿童的文化、教育、卫生与福利事业中。之后她一直担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1950年，她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52年，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联络委员会主席。
1954年9月宋庆龄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9年4月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她再次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75年1月，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再次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78年2月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任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80年8月3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担任大会执行主席。
1981年5月14日，宋庆龄患的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病情恶化。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病逝于北京。
宋庆龄1893年生于上海，1907年①去美国求学，那时还不到15岁。她先在新泽西州萨米特市一所高中上学，不久就到南方，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学院。她在学校里还有一个名字“洛士文②·宋”，她的亲密朋友则称她“苏西”——对她的姓氏英文拼法简化而来的昵称。那个带点浪漫色彩的名字“洛士文”后来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消失了，但另一个朴素的名字“苏西”，她却继续经常用于给新老好友们英文信的署名，直到生命的终结。 ①她赴美求学的年份常被写作1908年。这是她进威斯里安学院的年份，在此之前她在萨米特市上过一段时间学。 ②此名英文为Rosamonde，现音译为“罗莎蒙德”，但过去译作“洛士文”，各种史料中均用此译法，故仍其旧。——译者 前面所说的那张照片，就是她20岁在威斯里安毕业时的照片。它同她后来的许多照片不一样，那些照片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娴雅——有时显得柔弱——美丽的女性。但如果仔细看，人们也能感觉到那种内在的力量。这种坚强的力量在那张毕业照里表现得最早、也最明显，所以它被选来作为向读者介绍宋庆龄的第一张照片。 当然，年轻时的面容，不论如何显示本性，不能说明一个人的一生。性格可能改变，有时会改变得很厉害。但宋庆龄性格中的力量却是始终不变的核心。 力量有各式各样，特别从后果来看是如此。她的妹妹宋美龄和姐姐宋霭龄，她们的坚决不下于她——前者后来嫁给了国民党的独裁者蒋介石，后者则成为蒋的财政部长、聚敛自肥的孔祥熙的妻子。但正如30年代在她们的同胞们中间所流传的那句话说的那样：宋氏三姊妹中，一个爱权、一个爱钱、一个爱国——这最后一个指的是宋庆龄，她爱国爱人民。她的声望来自她在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始终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战斗经历。至于说到财富，她是一无所有的。 在拍摄毕业照那个时候，宋庆龄已经显示出她未来的品质和人格。从校刊中不难看到有关她的兴趣和才能的线索。校刊里一般都会写明每个毕业生的课外活动和所得奖励。关于宋庆龄是这样写的：“1912—1913年，校刊《威斯里安》文学编辑；舞蹈戏剧社社员；哈里斯文学社通讯干事”。更引人注目的是照片旁的题词：“从她的两眼和额头流溢出内心的光彩”。①一个人能从同学中引发出如此富有诗意的文辞一定是很不寻常的——不只是给人印象深刻，而且热诚、受人喜爱。她确实是这样，而且将始终是这样。 ①关于采自威斯里安学院出版物和档案的材料，本书作者首先要感谢他的朋友、《中国建设》老同事张彦，张在1981年担任《人民日报》驻美记者期间曾赴梅肯市收集有关宋庆龄的史料。还要感谢纽约州立思派亚学院的A．汤姆·格伦斯菲尔德教授、西佐治亚学院的乔纳森·戈尔茨坦教授以及北京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的傅伍仪和张爱荣女士，她们去访问了威斯里安学院和新泽西州萨米特市，带回了更多材料。 她在校刊《威斯里安》上发表的文章反映了许多她当时的看法。其中最突出的是爱国主义。 在1911年发表的《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①一文中，她写道，中国人出国留学的目的应该是“把一切有价值的、好的东西学到手”，以便带回国去“解决中国当前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确实，她还幻想现存的君主政府——它直到这时才装出一副赞同现代化的样子——会实行某些积极的改变。而且她认为，国家的复兴和进步只要增加受过西方教育的“较好阶级”出身的青年的人数并让他们有所作为就可以达到。他们将成为行政和技术进步的传送者和教育者。他们将带头废除妇女缠足、男子留辫等陋习、消除最恶劣的贫民窟式的居住条件，作为前进的起步。 ①见《威斯里安》（英文），1911年11月出版，第42—44页。这是她在校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显然是在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前写的。她署名宋庆龄（“庆”字的英文拼法稍有不同），可见她的父母虽给她取了“洛士文”这个英文名字，她的同学也这样称呼她，她自己在正式的场合（如载入学校纪录的正式发表的文章）却不用。 这是她写的第一篇政治评论，那时才18岁。她是在西方受的教育，对西方的一些体制和方式是称赞的。即使如此，宋庆龄坚定地立足于本国。她深信，中国的革新只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他们用自己的才智和努力是能够完成的。她对中国的落后状态感到愤慨，但她没有丝毫民族自卑感；她非常赞成向别人学习，但她一点也不认为有必要请外国人来当指导或者监督。她也从没有——不管是当时或以后——表示过任何想要移居国外的念头。她回国后近70年的生涯中，除非是在政治上被迫或者是为了实行她的政治信念，她从未离开过中国，不得已或有必要出国也都尽快回来。1949年前，曾有几次出国的计划，由于蒋介石政权的阻挠而未实现。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她担任了高层公职，多次出国正式访问。但她从未为消遣或游览出过国。直到最后，到了暮年，她才说想再去少女时代生活过的一些地方看看，同仅存的几位当时的好朋友见见面，但这时她的年纪已经太大了，身体也不行了。 尽管民族自尊心在宋庆龄身上是如此根深蒂固，她始终没有一点排外思想。她在一生中都广泛阅读英文及其他外文出版物，并且同许多外国友人联系或通讯。 她的父亲宋耀如（英文名字是查理·琼斯·宋）很早就倾心于孙中山的共和思想。从这一点看来，她毫无根据地期望清朝政府会进行改良似乎有点奇怪。但可能当时她的父亲没有把他的思想以及同孙中山的关系告诉她，因为这是很危险的。另一种可能是，她的文章同她的姨父温秉忠的地位和观点有关系。正是这位在清朝政府驻美留学生监督处任职的姨父把她带到美国来的。 不管什么原因，在那一年的辛亥革命骤然胜利之后，改良主义色彩在宋庆龄的文章里就从此消失了。她对辛亥革命胜利的反应是热情爆发。“她的同学们谈到她在收到父亲寄来的共和国新国旗①后就站在椅子上扯掉墙上那面清朝的龙旗，把它扔到地上，用脚去踩，兴奋地大喊‘打倒龙！高举共和国的旗帜！’”② ①《来威斯里安上学的中国姊妹》（回忆录摘要），载《威斯里安校友通讯》（英文），17卷1期（1941年2月出版），第4—8页。 ②指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初成立时的国旗。——译者 在几个月之后写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①一文中，充满了她的欢乐的声音：“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的革命……” ①载《威斯里安》1912年4月号，第206页。中译文曾载《中国建设》杂志中文版1983年5月号，张珏翻译。 男人头上的辫子是令人厌恶的、屈服于清朝统治的明显标志，也是中国落后于现代世界的象征。现在，这些辫子正在革命的剪刀下如秋风扫落叶似地纷纷落下。亟待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要比剪辫子复杂得多。但宋庆龄满怀信心：“我们坚信，中国人能够明智地、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在这里又一次流露出她对国家和人民的自傲感。 她不无夸张地写道，“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但她看到更远的目标，“博爱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理想……”、“缺少了兄名情谊，自由就没有牢靠的基础；在人们还没有彼此以兄弟相待之前，真正的平等也只不过是梦想”。 这个姑娘高兴地默想，她自己的国家将首先达到这样一种境地：“指出通向博爱之路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家身上……拿破仑·波拿巴说过，‘一旦中国动了起来，她将推动整个世界。’……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以它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热爱……必将推动那个人道主义运动，即实现世界和平，使权利无需依靠军队和‘无畏’战舰作后盾”。在国际事务上，她还没有用革命变革的眼光去分析问题。她天真地写道，“一切政治分歧都将最后由海牙法庭来裁决。” 世界和平以及中国在实现这一目标中的作用后来一直是她漫长的一生中所最关心的事情，此外就是国家复兴和社会公正。怎样才能达到这些目标、为此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斗争，她当时还不清楚。这对于一个如此年轻和缺乏生活经验的人来说，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重要的是，她以后逐步建立起一个个信念，并且一旦树立，就永不后退。正是在这些信念的激励下，在中国和世界历史后来的艰危进程中，她挺身进入无数艰苦的战斗。 对妇女和劳动人民的关心是她终生不渝的另外两大特征，在大学时期也已表露出来。 在《现代中国女性》①一文中，她说妇女教育在旧中国只是为少数出身高贵的妇女办的，而现在则正在普及。取得学校毕业文凭的女性正在开始考虑她们有责任去为公共福利而工作。她们追求在知识界的地位不是为了进入脱离社会的“上层圈子”，或者成为“被人供奉起来”的精神贵族。年轻的宋庆龄接着写道，妇女们正在要求普选的权利，因为“要使人类的一半提高起来是不可能的，除非同时把另外一半也提高起来。”她预言，“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女性将“在各方面都比得上男性”。 ①载《威斯里安》1913年4月号，第160页。据查证，此文是在辛亥革命前写成的，但因某种原因压了很长时间。 在这篇文章里也有一些陈旧的东西，比如，她说中国妇女“天性驯顺胆小”。她对基督教精神、甚至对旧的封建政府立意维新，说了不少称赞的话。这个年轻作者在希望中国也会产生一批像英美的“潘克赫斯特①和贝尔蒙特②”那样坚定的女权运动者时，提出了一个调和的附加条件；中国女权运动者所用的方法应该同那些西方的斗争派不同，她们应该实行这样一个口号：“要妇女的权利，但不要男人那种好勇斗狠。” ①潘克赫斯特夫人（1858-1928）是有战斗精神的英国女权运动者，斗争40年，多次入狱，至去世时终使英国妇女获得完全平等的选举权。其女哈里特·洛克赫斯特（1880-1958）亦为女权运动之佼佼者，主张用激烈手段争取英国妇女参政权，1903年与其母共建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1905年曾被捕入狱。A.E.S.v. ②贝尔蒙特（1853-1933)为美国女社会名流，积极参与女权运动，曾创建纽约妇女参政机构“政治公平联盟”。——译者 但在宋庆龄思想中，有一种看法是已经明确的，那就是：中国妇女的解放是整个民族解放的不可分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过来，中国的民族解放也离不开妇女的解放。后来，她不再期望在老的政府形态下妇女或整个国家会获得有效的进步，转而支持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并把它作为革命斗争的一部分，这一革命斗争是她的被欺凌的祖国和人民中占大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不分男女——所进行的。 在《阿妈》①一文中，她怀着敬爱之情叙述一位社会地位低下以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的女仆。虽然目不识丁，这个女仆却熟悉自己民族的传统，有头脑，很能干——“她很会说话，随便什么事都做得很成功”。年轻的宋庆龄是在富裕人家出生的，迄至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劳动妇女只有女仆，但她已能把她们看成同自己平等的人，认为她们的品格是值得钦佩的，她们的潜力是不可限量的。 ①载《威斯里安》1913年4月号，第164页。 60年以后，宋庆龄多年的贴身女侍李姐（李燕娥，她的身世同《阿妈》中所写相似）比她先4个月去世。那时宋庆龄已是世界上地位最高、最受尊崇的女性之一，但她却亲自安排，要把李姐葬在她自己将来的墓地上，位置一样，连墓碑大小也一样。事情后来就是这样办了的。今天，她们一同长眠在上海的宋庆龄纪念公园里。 宋庆龄在美国的居留到1913年8月结束，这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启程回国。 在太平洋邮船公司的“高丽”号上，她曾给教过她的老师哈泽德夫人写过一封信，原信保存至今。①这信是从8月14日在船上开始写的，直到9月12日才在加了一段附言之后在日本神户寄出。 ①这封信的笔迹清楚有力，她一生中的字迹都是如此。张彦在访问威斯里安学院时得到了一个复印件，并热心地提供给本书作者使用。 这封信的两个部分（主体和附言）很不一样，其不同的程度有如她已离开的那个环境同她正要进入的那个环境之间的差别——前者是安静的梅肯校园，后者是动荡的中国革命。从孙中山在日本的流亡地，也就是中国革命的临时指挥部看来，革命正进入第二阶段。 信的头六页是在旅途中写的，是一个生气勃勃、交游广阔的大学生一口气写下来的旅行随笔：“现在我正航行在太平洋上，过得非常快活。……我在6月22日离开波士顿去加利福尼亚……我在伯克利〔中国）代理公使夫人（我家的朋友）家里度过了愉快的两周。驻旧金山的总领事正巧是我温姨父在大学里的好朋友，他们一起为我安排了一个很有趣的日程。 “我游览了所有有趣的景点，成天不是宴会就是看戏，直到我习惯于这种高级的生活——和简单的头脑（？）。在中国留学生招待会上，我又是‘贵宾’……我上船时，发现船舱里装饰着鲜花，堆满了各种报刊和水果。我真觉得自己成了要人了。” 这番自我嘲讽的话表现了她在当时及以后都能客观地、自得其乐地看待自己。她的这种有点调皮的幽默还可以从她对旅伴们和船上活动的评述中看到。比如她写到由一个夏威夷乐队伴奏的舞会：“就连传教士也来参加了一呵！一当然只是作为观众。”这个来自威斯里安的姑娘是严肃的，但不古板、也不显得道貌岸然。 她对家庭的感情是浓重的。“再过五天，我就要在横滨见到父亲——也许是全家人了！时光怎么过得这样慢呀！” 接着，语言转得严肃一些。“我带着一封给孙逸仙博士的信……在中国，局势正在变得严重起来，我猜想我们大概将不得不在日本呆一段时间，因为即使在‘不许插手’的上海①，也不安宁。” ①上海的外国租界在中国时局发生混乱时往往可以免于波及，所以这里这么说。 但她觉得她回家乡的时间不会延误太久，所以她写下了复信的地址：“上海东余杭路628号”。她还说，想重访美国。“如果不是更早一些，那末我希望在1915年的巴拿马博览会上①会见到你。” ①指191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中国参加了这次博览会。 在9月12日写的那段附言里，她主要谈的是她在日本上岸后所听到的日趋黑暗的中国政治风云。“战事还在中国进行，我们因为是南方领袖孙先生的亲密伙伴，所以目前在中国是不安全的。” 在宋庆龄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中那种万事大吉的幸福感已经烟消云散了。不到两年前，她曾为中华民国国旗的升起自傲地欢呼。现在，在这面旗帜下正在进行内战。在旧势力的压迫和欺骗下，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军阀袁世凯。这个前清王朝的总督是在眼看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刻，怀抱野心，投机共和的。 宋庆龄在这里所说的战事是指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因为袁世凯违背了他所作出的保证，并对一些革命派实行暗杀。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下令逮捕孙中山本人。孙中山被迫流亡。 正是在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命运看来处于最低点的时候，宋庆龄在回归祖国途中、在走向她自己未来目标的路上，在日本上了岸。
宋庆龄1893年生于上海，1907年①去美国求学，那时还不到15岁。她先在新泽西州萨米特市一所高中上学，不久就到南方，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学院。她在学校里还有一个名字“洛士文②·宋”，她的亲密朋友则称她“苏西”——对她的姓氏英文拼法简化而来的昵称。那个带点浪漫色彩的名字“洛士文”后来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消失了，但另一个朴素的名字“苏西”，她却继续经常用于给新老好友们英文信的署名，直到生命的终结。 ①她赴美求学的年份常被写作1908年。这是她进威斯里安学院的年份，在此之前她在萨米特市上过一段时间学。 ②此名英文为Rosamonde，现音译为“罗莎蒙德”，但过去译作“洛士文”，各种史料中均用此译法，故仍其旧。——译者 前面所说的那张照片，就是她20岁在威斯里安毕业时的照片。它同她后来的许多照片不一样，那些照片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娴雅——有时显得柔弱——美丽的女性。但如果仔细看，人们也能感觉到那种内在的力量。这种坚强的力量在那张毕业照里表现得最早、也最明显，所以它被选来作为向读者介绍宋庆龄的第一张照片。 当然，年轻时的面容，不论如何显示本性，不能说明一个人的一生。性格可能改变，有时会改变得很厉害。但宋庆龄性格中的力量却是始终不变的核心。 力量有各式各样，特别从后果来看是如此。她的妹妹宋美龄和姐姐宋霭龄，她们的坚决不下于她——前者后来嫁给了国民党的独裁者蒋介石，后者则成为蒋的财政部长、聚敛自肥的孔祥熙的妻子。但正如30年代在她们的同胞们中间所流传的那句话说的那样：宋氏三姊妹中，一个爱权、一个爱钱、一个爱国——这最后一个指的是宋庆龄，她爱国爱人民。她的声望来自她在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始终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战斗经历。至于说到财富，她是一无所有的。 在拍摄毕业照那个时候，宋庆龄已经显示出她未来的品质和人格。从校刊中不难看到有关她的兴趣和才能的线索。校刊里一般都会写明每个毕业生的课外活动和所得奖励。关于宋庆龄是这样写的：“1912—1913年，校刊《威斯里安》文学编辑；舞蹈戏剧社社员；哈里斯文学社通讯干事”。更引人注目的是照片旁的题词：“从她的两眼和额头流溢出内心的光彩”。①一个人能从同学中引发出如此富有诗意的文辞一定是很不寻常的——不只是给人印象深刻，而且热诚、受人喜爱。她确实是这样，而且将始终是这样。 ①关于采自威斯里安学院出版物和档案的材料，本书作者首先要感谢他的朋友、《中国建设》老同事张彦，张在1981年担任《人民日报》驻美记者期间曾赴梅肯市收集有关宋庆龄的史料。还要感谢纽约州立思派亚学院的A．汤姆·格伦斯菲尔德教授、西佐治亚学院的乔纳森·戈尔茨坦教授以及北京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的傅伍仪和张爱荣女士，她们去访问了威斯里安学院和新泽西州萨米特市，带回了更多材料。 她在校刊《威斯里安》上发表的文章反映了许多她当时的看法。其中最突出的是爱国主义。 在1911年发表的《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①一文中，她写道，中国人出国留学的目的应该是“把一切有价值的、好的东西学到手”，以便带回国去“解决中国当前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确实，她还幻想现存的君主政府——它直到这时才装出一副赞同现代化的样子——会实行某些积极的改变。而且她认为，国家的复兴和进步只要增加受过西方教育的“较好阶级”出身的青年的人数并让他们有所作为就可以达到。他们将成为行政和技术进步的传送者和教育者。他们将带头废除妇女缠足、男子留辫等陋习、消除最恶劣的贫民窟式的居住条件，作为前进的起步。 ①见《威斯里安》（英文），1911年11月出版，第42—44页。这是她在校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显然是在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前写的。她署名宋庆龄（“庆”字的英文拼法稍有不同），可见她的父母虽给她取了“洛士文”这个英文名字，她的同学也这样称呼她，她自己在正式的场合（如载入学校纪录的正式发表的文章）却不用。 这是她写的第一篇政治评论，那时才18岁。她是在西方受的教育，对西方的一些体制和方式是称赞的。即使如此，宋庆龄坚定地立足于本国。她深信，中国的革新只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他们用自己的才智和努力是能够完成的。她对中国的落后状态感到愤慨，但她没有丝毫民族自卑感；她非常赞成向别人学习，但她一点也不认为有必要请外国人来当指导或者监督。她也从没有——不管是当时或以后——表示过任何想要移居国外的念头。她回国后近70年的生涯中，除非是在政治上被迫或者是为了实行她的政治信念，她从未离开过中国，不得已或有必要出国也都尽快回来。1949年前，曾有几次出国的计划，由于蒋介石政权的阻挠而未实现。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她担任了高层公职，多次出国正式访问。但她从未为消遣或游览出过国。直到最后，到了暮年，她才说想再去少女时代生活过的一些地方看看，同仅存的几位当时的好朋友见见面，但这时她的年纪已经太大了，身体也不行了。 尽管民族自尊心在宋庆龄身上是如此根深蒂固，她始终没有一点排外思想。她在一生中都广泛阅读英文及其他外文出版物，并且同许多外国友人联系或通讯。 她的父亲宋耀如（英文名字是查理·琼斯·宋）很早就倾心于孙中山的共和思想。从这一点看来，她毫无根据地期望清朝政府会进行改良似乎有点奇怪。但可能当时她的父亲没有把他的思想以及同孙中山的关系告诉她，因为这是很危险的。另一种可能是，她的文章同她的姨父温秉忠的地位和观点有关系。正是这位在清朝政府驻美留学生监督处任职的姨父把她带到美国来的。 不管什么原因，在那一年的辛亥革命骤然胜利之后，改良主义色彩在宋庆龄的文章里就从此消失了。她对辛亥革命胜利的反应是热情爆发。“她的同学们谈到她在收到父亲寄来的共和国新国旗①后就站在椅子上扯掉墙上那面清朝的龙旗，把它扔到地上，用脚去踩，兴奋地大喊‘打倒龙！高举共和国的旗帜！’”② ①《来威斯里安上学的中国姊妹》（回忆录摘要），载《威斯里安校友通讯》（英文），17卷1期（1941年2月出版），第4—8页。 ②指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初成立时的国旗。——译者 在几个月之后写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①一文中，充满了她的欢乐的声音：“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的革命……” ①载《威斯里安》1912年4月号，第206页。中译文曾载《中国建设》杂志中文版1983年5月号，张珏翻译。 男人头上的辫子是令人厌恶的、屈服于清朝统治的明显标志，也是中国落后于现代世界的象征。现在，这些辫子正在革命的剪刀下如秋风扫落叶似地纷纷落下。亟待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要比剪辫子复杂得多。但宋庆龄满怀信心：“我们坚信，中国人能够明智地、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在这里又一次流露出她对国家和人民的自傲感。 她不无夸张地写道，“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但她看到更远的目标，“博爱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理想……”、“缺少了兄名情谊，自由就没有牢靠的基础；在人们还没有彼此以兄弟相待之前，真正的平等也只不过是梦想”。 这个姑娘高兴地默想，她自己的国家将首先达到这样一种境地：“指出通向博爱之路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家身上……拿破仑·波拿巴说过，‘一旦中国动了起来，她将推动整个世界。’……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以它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热爱……必将推动那个人道主义运动，即实现世界和平，使权利无需依靠军队和‘无畏’战舰作后盾”。在国际事务上，她还没有用革命变革的眼光去分析问题。她天真地写道，“一切政治分歧都将最后由海牙法庭来裁决。” 世界和平以及中国在实现这一目标中的作用后来一直是她漫长的一生中所最关心的事情，此外就是国家复兴和社会公正。怎样才能达到这些目标、为此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斗争，她当时还不清楚。这对于一个如此年轻和缺乏生活经验的人来说，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重要的是，她以后逐步建立起一个个信念，并且一旦树立，就永不后退。正是在这些信念的激励下，在中国和世界历史后来的艰危进程中，她挺身进入无数艰苦的战斗。 对妇女和劳动人民的关心是她终生不渝的另外两大特征，在大学时期也已表露出来。 在《现代中国女性》①一文中，她说妇女教育在旧中国只是为少数出身高贵的妇女办的，而现在则正在普及。取得学校毕业文凭的女性正在开始考虑她们有责任去为公共福利而工作。她们追求在知识界的地位不是为了进入脱离社会的“上层圈子”，或者成为“被人供奉起来”的精神贵族。年轻的宋庆龄接着写道，妇女们正在要求普选的权利，因为“要使人类的一半提高起来是不可能的，除非同时把另外一半也提高起来。”她预言，“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女性将“在各方面都比得上男性”。 ①载《威斯里安》1913年4月号，第160页。据查证，此文是在辛亥革命前写成的，但因某种原因压了很长时间。 在这篇文章里也有一些陈旧的东西，比如，她说中国妇女“天性驯顺胆小”。她对基督教精神、甚至对旧的封建政府立意维新，说了不少称赞的话。这个年轻作者在希望中国也会产生一批像英美的“潘克赫斯特①和贝尔蒙特②”那样坚定的女权运动者时，提出了一个调和的附加条件；中国女权运动者所用的方法应该同那些西方的斗争派不同，她们应该实行这样一个口号：“要妇女的权利，但不要男人那种好勇斗狠。” ①潘克赫斯特夫人（1858-1928）是有战斗精神的英国女权运动者，斗争40年，多次入狱，至去世时终使英国妇女获得完全平等的选举权。其女哈里特·洛克赫斯特（1880-1958）亦为女权运动之佼佼者，主张用激烈手段争取英国妇女参政权，1903年与其母共建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1905年曾被捕入狱。A.E.S.v. ②贝尔蒙特（1853-1933)为美国女社会名流，积极参与女权运动，曾创建纽约妇女参政机构“政治公平联盟”。——译者 但在宋庆龄思想中，有一种看法是已经明确的，那就是：中国妇女的解放是整个民族解放的不可分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过来，中国的民族解放也离不开妇女的解放。后来，她不再期望在老的政府形态下妇女或整个国家会获得有效的进步，转而支持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并把它作为革命斗争的一部分，这一革命斗争是她的被欺凌的祖国和人民中占大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不分男女——所进行的。 在《阿妈》①一文中，她怀着敬爱之情叙述一位社会地位低下以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的女仆。虽然目不识丁，这个女仆却熟悉自己民族的传统，有头脑，很能干——“她很会说话，随便什么事都做得很成功”。年轻的宋庆龄是在富裕人家出生的，迄至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劳动妇女只有女仆，但她已能把她们看成同自己平等的人，认为她们的品格是值得钦佩的，她们的潜力是不可限量的。 ①载《威斯里安》1913年4月号，第164页。 60年以后，宋庆龄多年的贴身女侍李姐（李燕娥，她的身世同《阿妈》中所写相似）比她先4个月去世。那时宋庆龄已是世界上地位最高、最受尊崇的女性之一，但她却亲自安排，要把李姐葬在她自己将来的墓地上，位置一样，连墓碑大小也一样。事情后来就是这样办了的。今天，她们一同长眠在上海的宋庆龄纪念公园里。 宋庆龄在美国的居留到1913年8月结束，这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启程回国。 在太平洋邮船公司的“高丽”号上，她曾给教过她的老师哈泽德夫人写过一封信，原信保存至今。①这信是从8月14日在船上开始写的，直到9月12日才在加了一段附言之后在日本神户寄出。 ①这封信的笔迹清楚有力，她一生中的字迹都是如此。张彦在访问威斯里安学院时得到了一个复印件，并热心地提供给本书作者使用。 这封信的两个部分（主体和附言）很不一样，其不同的程度有如她已离开的那个环境同她正要进入的那个环境之间的差别——前者是安静的梅肯校园，后者是动荡的中国革命。从孙中山在日本的流亡地，也就是中国革命的临时指挥部看来，革命正进入第二阶段。 信的头六页是在旅途中写的，是一个生气勃勃、交游广阔的大学生一口气写下来的旅行随笔：“现在我正航行在太平洋上，过得非常快活。……我在6月22日离开波士顿去加利福尼亚……我在伯克利〔中国）代理公使夫人（我家的朋友）家里度过了愉快的两周。驻旧金山的总领事正巧是我温姨父在大学里的好朋友，他们一起为我安排了一个很有趣的日程。 “我游览了所有有趣的景点，成天不是宴会就是看戏，直到我习惯于这种高级的生活——和简单的头脑（？）。在中国留学生招待会上，我又是‘贵宾’……我上船时，发现船舱里装饰着鲜花，堆满了各种报刊和水果。我真觉得自己成了要人了。” 这番自我嘲讽的话表现了她在当时及以后都能客观地、自得其乐地看待自己。她的这种有点调皮的幽默还可以从她对旅伴们和船上活动的评述中看到。比如她写到由一个夏威夷乐队伴奏的舞会：“就连传教士也来参加了一呵！一当然只是作为观众。”这个来自威斯里安的姑娘是严肃的，但不古板、也不显得道貌岸然。 她对家庭的感情是浓重的。“再过五天，我就要在横滨见到父亲——也许是全家人了！时光怎么过得这样慢呀！” 接着，语言转得严肃一些。“我带着一封给孙逸仙博士的信……在中国，局势正在变得严重起来，我猜想我们大概将不得不在日本呆一段时间，因为即使在‘不许插手’的上海①，也不安宁。” ①上海的外国租界在中国时局发生混乱时往往可以免于波及，所以这里这么说。 但她觉得她回家乡的时间不会延误太久，所以她写下了复信的地址：“上海东余杭路628号”。她还说，想重访美国。“如果不是更早一些，那末我希望在1915年的巴拿马博览会上①会见到你。” ①指191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中国参加了这次博览会。 在9月12日写的那段附言里，她主要谈的是她在日本上岸后所听到的日趋黑暗的中国政治风云。“战事还在中国进行，我们因为是南方领袖孙先生的亲密伙伴，所以目前在中国是不安全的。” 在宋庆龄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中那种万事大吉的幸福感已经烟消云散了。不到两年前，她曾为中华民国国旗的升起自傲地欢呼。现在，在这面旗帜下正在进行内战。在旧势力的压迫和欺骗下，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军阀袁世凯。这个前清王朝的总督是在眼看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刻，怀抱野心，投机共和的。 宋庆龄在这里所说的战事是指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因为袁世凯违背了他所作出的保证，并对一些革命派实行暗杀。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下令逮捕孙中山本人。孙中山被迫流亡。 正是在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命运看来处于最低点的时候，宋庆龄在回归祖国途中、在走向她自己未来目标的路上，在日本上了岸。
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诞生在上海一个牧师兼实业家的家庭。她的父亲作为孙中山的朋友和同志，是她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少年时代，她即负笈异域，在美国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受到民主主义的洗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使她对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满怀憧憬。父亲源源寄来的书信与剪报资料，在她的心中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架起了桥梁。然而，共和国在摇篮中被扼杀，革命的大潮已经消退，宋庆龄学成归国改革和建设祖国的抱负无由施展。她径直到流亡的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不久即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开始了她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定与流亡中的孙中山结婚，以坚定的步伐毫不犹豫地跟随孙中山踏上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历程。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他把“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嘱托交给了宋庆龄和他的同志。
1927年8月，宋庆龄出访苏联，以后旅居欧洲4年，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与流亡欧洲的许多中国革命者一起研究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土地和农民问题，思想上有了质的飞跃。
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扩大，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宋庆龄迅速作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认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她关于全国团结抗战的思想，与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是相一致的。她并且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搭桥铺路，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长期承担了大量的国务活动。与此同时，她把许多精力投入妇女与儿童的文化、教育、卫生与福利事业中。之后她一直担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1950年，她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52年，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联络委员会主席。
1954年9月宋庆龄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9年4月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她再次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75年1月，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再次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78年2月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任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80年8月3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担任大会执行主席。
1981年5月14日，宋庆龄患的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病情恶化。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病逝于北京。宋庆龄，海南文昌县人。1893年1月27日生于上海。宋庆龄青年时代追随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1915年与孙中山结婚。她七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宋庆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久经考验的前驱，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
宋庆龄大事年表 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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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17 13:43 洛月1234 | 一级
宋庆龄，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举世闻名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她青年时代追随孙中山，献身革命，在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坚强不屈，矢志不移，英勇奋斗，始终坚定地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妇女儿童的卫生保健和文化教育福利事业，为祖国统一以及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而殚精竭力，鞠躬尽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到中国人民、海外华人华侨的景仰和爱戴，也赢得国际友人的赞誉和热爱，并享有崇高的威望。 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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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19 18:59 葛万泽123 | 一级
宋庆龄1893年生于上海，1907年①去美国求学，那时还不到15岁。她先在新泽西州萨米特市一所高中上学，不久就到南方，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学院。她在学校里还有一个名字“洛士文②·宋”，她的亲密朋友则称她“苏西”——对她的姓氏英文拼法简化而来的昵称。那个带点浪漫色彩的名字“洛士文”后来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消失了，但另一个朴素的名字“苏西”，她却继续经常用于给新老好友们英文信的署名，直到生命的终结。 ①她赴美求学的年份常被写作1908年。这是她进威斯里安学院的年份，在此之前她在萨米特市上过一段时间学。 ②此名英文为Rosamonde，现音译为“罗莎蒙德”，但过去译作“洛士文”，各种史料中均用此译法，故仍其旧。——译者 前面所说的那张照片，就是她20岁在威斯里安毕业时的照片。它同她后来的许多照片不一样，那些照片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娴雅——有时显得柔弱——美丽的女性。但如果仔细看，人们也能感觉到那种内在的力量。这种坚强的力量在那张毕业照里表现得最早、也最明显，所以它被选来作为向读者介绍宋庆龄的第一张照片。 当然，年轻时的面容，不论如何显示本性，不能说明一个人的一生。性格可能改变，有时会改变得很厉害。但宋庆龄性格中的力量却是始终不变的核心。 力量有各式各样，特别从后果来看是如此。她的妹妹宋美龄和姐姐宋霭龄，她们的坚决不下于她——前者后来嫁给了国民党的独裁者蒋介石，后者则成为蒋的财政部长、聚敛自肥的孔祥熙的妻子。但正如30年代在她们的同胞们中间所流传的那句话说的那样：宋氏三姊妹中，一个爱权、一个爱钱、一个爱国——这最后一个指的是宋庆龄，她爱国爱人民。她的声望来自她在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始终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战斗经历。至于说到财富，她是一无所有的。 在拍摄毕业照那个时候，宋庆龄已经显示出她未来的品质和人格。从校刊中不难看到有关她的兴趣和才能的线索。校刊里一般都会写明每个毕业生的课外活动和所得奖励。关于宋庆龄是这样写的：“1912—1913年，校刊《威斯里安》文学编辑；舞蹈戏剧社社员；哈里斯文学社通讯干事”。更引人注目的是照片旁的题词：“从她的两眼和额头流溢出内心的光彩”。①一个人能从同学中引发出如此富有诗意的文辞一定是很不寻常的——不只是给人印象深刻，而且热诚、受人喜爱。她确实是这样，而且将始终是这样。 ①关于采自威斯里安学院出版物和档案的材料，本书作者首先要感谢他的朋友、《中国建设》老同事张彦，张在1981年担任《人民日报》驻美记者期间曾赴梅肯市收集有关宋庆龄的史料。还要感谢纽约州立思派亚学院的A．汤姆·格伦斯菲尔德教授、西佐治亚学院的乔纳森·戈尔茨坦教授以及北京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的傅伍仪和张爱荣女士，她们去访问了威斯里安学院和新泽西州萨米特市，带回了更多材料。 她在校刊《威斯里安》上发表的文章反映了许多她当时的看法。其中最突出的是爱国主义。 在1911年发表的《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①一文中，她写道，中国人出国留学的目的应该是“把一切有价值的、好的东西学到手”，以便带回国去“解决中国当前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确实，她还幻想现存的君主政府——它直到这时才装出一副赞同现代化的样子——会实行某些积极的改变。而且她认为，国家的复兴和进步只要增加受过西方教育的“较好阶级”出身的青年的人数并让他们有所作为就可以达到。他们将成为行政和技术进步的传送者和教育者。他们将带头废除妇女缠足、男子留辫等陋习、消除最恶劣的贫民窟式的居住条件，作为前进的起步。 ①见《威斯里安》（英文），1911年11月出版，第42—44页。这是她在校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显然是在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前写的。她署名宋庆龄（“庆”字的英文拼法稍有不同），可见她的父母虽给她取了“洛士文”这个英文名字，她的同学也这样称呼她，她自己在正式的场合（如载入学校纪录的正式发表的文章）却不用。 这是她写的第一篇政治评论，那时才18岁。她是在西方受的教育，对西方的一些体制和方式是称赞的。即使如此，宋庆龄坚定地立足于本国。她深信，中国的革新只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他们用自己的才智和努力是能够完成的。她对中国的落后状态感到愤慨，但她没有丝毫民族自卑感；她非常赞成向别人学习，但她一点也不认为有必要请外国人来当指导或者监督。她也从没有——不管是当时或以后——表示过任何想要移居国外的念头。她回国后近70年的生涯中，除非是在政治上被迫或者是为了实行她的政治信念，她从未离开过中国，不得已或有必要出国也都尽快回来。1949年前，曾有几次出国的计划，由于蒋介石政权的阻挠而未实现。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她担任了高层公职，多次出国正式访问。但她从未为消遣或游览出过国。直到最后，到了暮年，她才说想再去少女时代生活过的一些地方看看，同仅存的几位当时的好朋友见见面，但这时她的年纪已经太大了，身体也不行了。 尽管民族自尊心在宋庆龄身上是如此根深蒂固，她始终没有一点排外思想。她在一生中都广泛阅读英文及其他外文出版物，并且同许多外国友人联系或通讯。 她的父亲宋耀如（英文名字是查理·琼斯·宋）很早就倾心于孙中山的共和思想。从这一点看来，她毫无根据地期望清朝政府会进行改良似乎有点奇怪。但可能当时她的父亲没有把他的思想以及同孙中山的关系告诉她，因为这是很危险的。另一种可能是，她的文章同她的姨父温秉忠的地位和观点有关系。正是这位在清朝政府驻美留学生监督处任职的姨父把她带到美国来的。 不管什么原因，在那一年的辛亥革命骤然胜利之后，改良主义色彩在宋庆龄的文章里就从此消失了。她对辛亥革命胜利的反应是热情爆发。“她的同学们谈到她在收到父亲寄来的共和国新国旗①后就站在椅子上扯掉墙上那面清朝的龙旗，把它扔到地上，用脚去踩，兴奋地大喊‘打倒龙！高举共和国的旗帜！’”② ①《来威斯里安上学的中国姊妹》（回忆录摘要），载《威斯里安校友通讯》（英文），17卷1期（1941年2月出版），第4—8页。 ②指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初成立时的国旗。——译者 在几个月之后写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①一文中，充满了她的欢乐的声音：“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的革命……” ①载《威斯里安》1912年4月号，第206页。中译文曾载《中国建设》杂志中文版1983年5月号，张珏翻译。 男人头上的辫子是令人厌恶的、屈服于清朝统治的明显标志，也是中国落后于现代世界的象征。现在，这些辫子正在革命的剪刀下如秋风扫落叶似地纷纷落下。亟待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要比剪辫子复杂得多。但宋庆龄满怀信心：“我们坚信，中国人能够明智地、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在这里又一次流露出她对国家和人民的自傲感。 她不无夸张地写道，“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但她看到更远的目标，“博爱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理想……”、“缺少了兄名情谊，自由就没有牢靠的基础；在人们还没有彼此以兄弟相待之前，真正的平等也只不过是梦想”。 这个姑娘高兴地默想，她自己的国家将首先达到这样一种境地：“指出通向博爱之路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家身上……拿破仑·波拿巴说过，‘一旦中国动了起来，她将推动整个世界。’……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以它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热爱……必将推动那个人道主义运动，即实现世界和平，使权利无需依靠军队和‘无畏’战舰作后盾”。在国际事务上，她还没有用革命变革的眼光去分析问题。她天真地写道，“一切政治分歧都将最后由海牙法庭来裁决。” 世界和平以及中国在实现这一目标中的作用后来一直是她漫长的一生中所最关心的事情，此外就是国家复兴和社会公正。怎样才能达到这些目标、为此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斗争，她当时还不清楚。这对于一个如此年轻和缺乏生活经验的人来说，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重要的是，她以后逐步建立起一个个信念，并且一旦树立，就永不后退。正是在这些信念的激励下，在中国和世界历史后来的艰危进程中，她挺身进入无数艰苦的战斗。 对妇女和劳动人民的关心是她终生不渝的另外两大特征，在大学时期也已表露出来。 在《现代中国女性》①一文中，她说妇女教育在旧中国只是为少数出身高贵的妇女办的，而现在则正在普及。取得学校毕业文凭的女性正在开始考虑她们有责任去为公共福利而工作。她们追求在知识界的地位不是为了进入脱离社会的“上层圈子”，或者成为“被人供奉起来”的精神贵族。年轻的宋庆龄接着写道，妇女们正在要求普选的权利，因为“要使人类的一半提高起来是不可能的，除非同时把另外一半也提高起来。”她预言，“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女性将“在各方面都比得上男性”。 ①载《威斯里安》1913年4月号，第160页。据查证，此文是在辛亥革命前写成的，但因某种原因压了很长时间。 在这篇文章里也有一些陈旧的东西，比如，她说中国妇女“天性驯顺胆小”。她对基督教精神、甚至对旧的封建政府立意维新，说了不少称赞的话。这个年轻作者在希望中国也会产生一批像英美的“潘克赫斯特①和贝尔蒙特②”那样坚定的女权运动者时，提出了一个调和的附加条件；中国女权运动者所用的方法应该同那些西方的斗争派不同，她们应该实行这样一个口号：“要妇女的权利，但不要男人那种好勇斗狠。” ①潘克赫斯特夫人（1858-1928）是有战斗精神的英国女权运动者，斗争40年，多次入狱，至去世时终使英国妇女获得完全平等的选举权。其女哈里特·洛克赫斯特（1880-1958）亦为女权运动之佼佼者，主张用激烈手段争取英国妇女参政权，1903年与其母共建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1905年曾被捕入狱。A.E.S.v. ②贝尔蒙特（1853-1933)为美国女社会名流，积极参与女权运动，曾创建纽约妇女参政机构“政治公平联盟”。——译者 但在宋庆龄思想中，有一种看法是已经明确的，那就是：中国妇女的解放是整个民族解放的不可分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过来，中国的民族解放也离不开妇女的解放。后来，她不再期望在老的政府形态下妇女或整个国家会获得有效的进步，转而支持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并把它作为革命斗争的一部分，这一革命斗争是她的被欺凌的祖国和人民中占大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不分男女——所进行的。 在《阿妈》①一文中，她怀着敬爱之情叙述一位社会地位低下以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的女仆。虽然目不识丁，这个女仆却熟悉自己民族的传统，有头脑，很能干——“她很会说话，随便什么事都做得很成功”。年轻的宋庆龄是在富裕人家出生的，迄至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劳动妇女只有女仆，但她已能把她们看成同自己平等的人，认为她们的品格是值得钦佩的，她们的潜力是不可限量的。 ①载《威斯里安》1913年4月号，第164页。 60年以后，宋庆龄多年的贴身女侍李姐（李燕娥，她的身世同《阿妈》中所写相似）比她先4个月去世。那时宋庆龄已是世界上地位最高、最受尊崇的女性之一，但她却亲自安排，要把李姐葬在她自己将来的墓地上，位置一样，连墓碑大小也一样。事情后来就是这样办了的。今天，她们一同长眠在上海的宋庆龄纪念公园里。 宋庆龄在美国的居留到1913年8月结束，这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启程回国。 在太平洋邮船公司的“高丽”号上，她曾给教过她的老师哈泽德夫人写过一封信，原信保存至今。①这信是从8月14日在船上开始写的，直到9月12日才在加了一段附言之后在日本神户寄出。 ①这封信的笔迹清楚有力，她一生中的字迹都是如此。张彦在访问威斯里安学院时得到了一个复印件，并热心地提供给本书作者使用。 这封信的两个部分（主体和附言）很不一样，其不同的程度有如她已离开的那个环境同她正要进入的那个环境之间的差别——前者是安静的梅肯校园，后者是动荡的中国革命。从孙中山在日本的流亡地，也就是中国革命的临时指挥部看来，革命正进入第二阶段。 信的头六页是在旅途中写的，是一个生气勃勃、交游广阔的大学生一口气写下来的旅行随笔：“现在我正航行在太平洋上，过得非常快活。……我在6月22日离开波士顿去加利福尼亚……我在伯克利〔中国）代理公使夫人（我家的朋友）家里度过了愉快的两周。驻旧金山的总领事正巧是我温姨父在大学里的好朋友，他们一起为我安排了一个很有趣的日程。 “我游览了所有有趣的景点，成天不是宴会就是看戏，直到我习惯于这种高级的生活——和简单的头脑（？）。在中国留学生招待会上，我又是‘贵宾’……我上船时，发现船舱里装饰着鲜花，堆满了各种报刊和水果。我真觉得自己成了要人了。” 这番自我嘲讽的话表现了她在当时及以后都能客观地、自得其乐地看待自己。她的这种有点调皮的幽默还可以从她对旅伴们和船上活动的评述中看到。比如她写到由一个夏威夷乐队伴奏的舞会：“就连传教士也来参加了一呵！一当然只是作为观众。”这个来自威斯里安的姑娘是严肃的，但不古板、也不显得道貌岸然。 她对家庭的感情是浓重的。“再过五天，我就要在横滨见到父亲——也许是全家人了！时光怎么过得这样慢呀！” 接着，语言转得严肃一些。“我带着一封给孙逸仙博士的信……在中国，局势正在变得严重起来，我猜想我们大概将不得不在日本呆一段时间，因为即使在‘不许插手’的上海①，也不安宁。” ①上海的外国租界在中国时局发生混乱时往往可以免于波及，所以这里这么说。 但她觉得她回家乡的时间不会延误太久，所以她写下了复信的地址：“上海东余杭路628号”。她还说，想重访美国。“如果不是更早一些，那末我希望在1915年的巴拿马博览会上①会见到你。” ①指191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中国参加了这次博览会。 在9月12日写的那段附言里，她主要谈的是她在日本上岸后所听到的日趋黑暗的中国政治风云。“战事还在中国进行，我们因为是南方领袖孙先生的亲密伙伴，所以目前在中国是不安全的。” 在宋庆龄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中那种万事大吉的幸福感已经烟消云散了。不到两年前，她曾为中华民国国旗的升起自傲地欢呼。现在，在这面旗帜下正在进行内战。在旧势力的压迫和欺骗下，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军阀袁世凯。这个前清王朝的总督是在眼看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刻，怀抱野心，投机共和的。 宋庆龄在这里所说的战事是指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因为袁世凯违背了他所作出的保证，并对一些革命派实行暗杀。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下令逮捕孙中山本人。孙中山被迫流亡。
1、诚实守信
宋庆龄小时侯，全家要到伯伯家做客，走到大门时，宋庆龄突然停下脚步。因为已经答应过小珍今天上午教她叠花篮。小珍是宋庆龄的同学。父亲让以后再教她吧，宋庆龄说不行，跟她约的今天，因为她你说过，做人要守信用。要是我忘记了约会，明天向她道歉是可以的。
可是，她并没有忘记，她认为不能言而无信，于是便独自一个人留在了家里。
2、爱国之情
宋庆龄15岁，她被父母送到美国留学,宋庆龄是个文静而爱沉思的女孩子。她学习非常勤奋,尤其是想到将来要为穷苦的祖国人民做事时,她就更加刻苦地学习。
有一次,班里要讨论历史方面的问题,她认真地收集资料,认真地思索,做了充分准备。 在讨论会上,一位美国学生站起来发言。他说：“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难以估计的,你们看,那些所谓文明古国,譬如亚洲的中国,已经被历史淘汰了。人民的希望在欧洲、在美洲。在我们这里。”
这时,坐在前排的宋庆龄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她紧缩双眉,耐心地听者美国同学的发言。那位同学刚讲完,宋庆龄就站了起来。教室里立刻静下来了,宋庆龄显得有些激动,但她仍然用柔和的声调说：“历史确实是在不断变化的,但它永远属于亿万大众。
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没有被淘汰,也不可能被淘汰。有人说中国像一头沉睡的狮子,但它决不会永远的沉睡下去。总会有一天,东亚睡狮的吼声将震动全世界!因为它有广阔的土地,勤劳的人民,悠久的历史,富饶的物产,有无数革命志士,为了它的振兴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大家交口称赞：“说得好,以理服人。”“这些话多么有力量!” 宋庆龄虽然身在国外,但她时时刻刻关心着国内的情况,她常对同学说：“我不能忘掉中国,我对祖国充满了理想和希望!”
3、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爱情故事
宋庆龄从美国毕业后，第二天就由父亲和姐姐陪着去拜访孙中山，。宋庆龄见到孙中山，极为兴奋，她也加入了父亲与姐姐的行列，协助孙中山处理英文信件。1914年9月做了孙中山的秘书。
她帮助孙中山所做的工作，完全是争取平民的自由和幸福，她充分了解孙中山内心所怀的热忱。 宋庆龄凝视着孙中山：“有一件事我要晓得，你愿不愿和我永远在一起?我知道你结过婚，但那已经过去，与目前的事情不发生关系。
记得我小时候听你讲过：‘要是我不为一件伟大的事业而生存，那么我的生命便毫无意义’。现在我要知道的只有一件事：你要不要我做你的妻子，永远帮你做革命工作。 1915年6月，宋庆龄特地为她和孙中山的婚事返回上海征求父母的同意，但是找到父母的强烈反对，于是被父亲软禁在家。
好在看管宋庆龄的女仆心疼她，趁买菜的机会秘密给孙中山发了一封信，孙中山才得知宋庆龄被软禁的情况，派朱卓文到上海营救宋庆龄。 宋庆龄给父母写好了留言条。去了东京。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逃到日本的第二天，49岁的孙中山与22岁的宋庆龄在律师和田瑞家举行了婚礼，签订了婚姻誓约书。
4、聪明机智
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要逮捕孙中山。一天晚上，他派出部队包围了总统府。 凌晨两点钟，孙中山接到秘密报告，叛变的部队要攻打孙中山住的越秀楼了。
孙中山要宋庆龄跟他一起撤离，宋庆龄想：如果和孙中山同时撤离，目标太大，很容易被敌军发现，于是她坚持自己留下，使敌军误以为孙中山还在，不会过早冲进府来．这样就能掩护孙中山秘密撒离。孙中山坚持要宋庆龄一起走，宋庆龄却坚定地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先生。为了中国，你先走。”
孙中山只得忍痛和宋庆龄道别。他身穿长衫，头戴礼帽，肩背药箱，化装成去急诊的医生，由护卫带着出了总统府，避过叛军，平安地登上了永丰兵舰。按照和宋庆龄事先约好的信号，鸣炮三声，表示平安到达。
这时，叛军杀进了总统府，府内士兵向外冲，一片混乱。宋庆龄化装成士兵由卫士护卫冲出大门。遇到叛军阻拦，宋庆龄急中生智，打开手里的包袱，把钱物撒在地上，叛军立刻哄抢起来，宋庆龄和卫士乘机逃了出来。
他们刚走不多远，忽然发现前面街道拐弯处过来几个敌兵，宋庆龄和卫士们立刻躺在街上的死尸中间，骗过了敌兵。等敌兵走远后，他们连忙爬起来，藏到一户人家去，才躲过了这次危险。 最后，宋庆龄和卫士们也终于安全到达了永丰舰，和孙中山会合了。在场的人无不佩服宋庆龄的机智勇敢。
5、捐献房屋、汽车和稿费
192宋庆龄8年，宋蔼龄出资在庐山兴建一幢别墅，赠送给大妹宋庆龄，供她来山休息之用。宋庆龄在解放前曾三上庐山，都是住在这幢别墅里。
1953年7月，她到江西视察工作，特地来到阔别18年的庐山旧居――河西路51A号私墅，看了后，满意地说：“我这幢房子保护得很好。现决定从今天起，将此房交给国家，由庐山管理局统管。”
翌日又叫秘书向管理局补缴了从1949年至1953年的房地产税，并补发了看房工人的工资。接着，宋庆龄又在省、地为她举行的茶会上表示：“登山公路通车了，庐山管理局没有小车，我这次带来的一部黑色福特小轿车，也赠送给管理局使用，作为我在建国后首次来山留下的纪念。”
“宋庆龄守信用的故事”一次，妈妈给小庆龄讲了“自食其言”的故事。春秋战国时，鲁哀公的身边有一个重臣叫孟武伯，他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说话不算数。因此，鲁哀公对他很不满。一天，哀公举行宴会招待群臣，孟武伯和哀公的宠臣郑重也参加这次宴会。孟武伯向来不喜欢郑重，在宴会上借机出郑重的洋相，便问道：“郑先生怎麼长得越来越胖了？”哀公听到后，便插嘴道：“一个人常常吃掉自己的诺言，当然会长肥呀！”在座的大臣一听就知道哀公并不是批评郑重，是在暗中指责孟武伯说话不算数。
妈妈的故事是教育她说话要算数，要谨守诺言。对此小庆龄铭记心间。
一个星期天，宋耀如准备带著全家去朋友家作客，孩子们大都穿好了礼服就要出发了，只有宋庆龄仍在钢琴前弹奏著那动听的旋律。
母亲喊道：“孩子们快走吧，伯伯正等著我们呢！”
听到妈妈的喊声，宋庆龄立即合上琴盖，跑出房间，拉著妈妈的手就走，刚迈出大门，突然又停住了脚步。
“怎麼呀？”一旁的宋耀如看到庆龄停住了脚步，不解地问道。
“今天我不能去伯伯家了！”庆龄有些著急地说。
“为什麼不能去，孩子？”倪桂芝望著女儿说。
“妈妈，爸爸，我昨天答应小珍，今天她来我家，我教她叠花。”庆龄说。
“我原以为有什麼非常重要的事情呢？这好办，以后再教她吧！”父亲说完，便拉著庆龄的手就走。
“不行！不行！小珍来了会扑空的，那多不好呀！”庆龄边说边把手从父亲的大手裏抽回来。
“那也不要紧呀！回来后你就到小珍家去解释一下，并表示歉意。明天再教她叠花不也可以吗？”妈妈说。
“不！妈妈，您不是常说要信守诺言，我答应了别人的事，怎麼可以随意改变呢？”宋庆龄不停地摇著头说。
“我明白了，我们的罗莎蒙黛是一个守信用的孩子，不能自食其言是吗？”妈妈望著庆龄笑了笑，接著说：“好吧，那就让我们的罗莎蒙黛留下吧！”
宋耀如夫妇放心不下家中的小庆龄，在客人家吃过中午饭，就提前匆匆地回到家中。一进门，宋耀如高声喊道：“亲爱的罗莎蒙黛，你的朋友小珍呢？”
宋庆龄回答说：“小珍没有来，可能是她临时有什麼急事吧！”
“没有来，那我的小罗莎蒙黛一个人在家该多寂寞呀！”倪桂芝心疼地对女儿说。
“不，小珍没有来，家中虽然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我仍然很快活，因为我信守了诺言。”宋庆龄辩解道。
听了小庆龄的话，宋耀如夫妇满意地点了点头
宋庆龄15岁，她被父母送到美国留学,宋庆龄是个文静而爱沉思的女孩子。她学习非常勤奋,尤其是想到将来要为穷苦的祖国人民做事时,她就更加刻苦地学习。
有一次,班里要讨论历史方面的问题,她认真地收集资料,认真地思索,做了充分准备。 在讨论会上,一位美国学生站起来发言。他说：“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难以估计的,你们看,那些所谓文明古国,譬如亚洲的中国,已经被历史淘汰了。人民的希望在欧洲、在美洲。在我们这里。”
这时,坐在前排的宋庆龄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她紧缩双眉,耐心地听者美国同学的发言。那位同学刚讲完,宋庆龄就站了起来。教室里立刻静下来了,宋庆龄显得有些激动,但她仍然用柔和的声调说：“历史确实是在不断变化的,但它永远属于亿万大众。
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没有被淘汰,也不可能被淘汰。有人说中国像一头沉睡的狮子,但它决不会永远的沉睡下去。总会有一天,东亚睡狮的吼声将震动全世界!因为它有广阔的土地,勤劳的人民,悠久的历史,富饶的物产,有无数革命志士,为了它的振兴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大家交口称赞：“说得好,以理服人。”“这些话多么有力量!” 宋庆龄虽然身在国外,但她时时刻刻关心着国内的情况,她常对同学说：“我不能忘掉中国,我对祖国充满了理想和希望!”
扩展资料
宋庆龄（1893年1月27日-1981年5月29日），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举世闻名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她青年时代追随孙中山，献身革命，在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坚强不屈，矢志不移，英勇奋斗，始终坚定地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妇女儿童的卫生保健和文化教育福利事业，为祖国统一以及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而殚精竭力，鞠躬尽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到中国人民、海外华人华侨的景仰和爱戴，也赢得国际友人的赞誉和热爱，并享有崇高的威望。
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诞生在上海一个牧师兼实业家的家庭。她的父亲作为孙中山的朋友和同志，是她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少年时代，她即负笈异域，在美国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受到民主主义的洗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使她对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满怀憧憬。父亲源源寄来的书信与剪报资料，在她的心中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架起了桥梁。然而，共和国在摇篮中被扼杀，革命的大潮已经消退，宋庆龄学成归国改革和建设祖国的抱负无由施展。她径直到流亡的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不久即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开始了她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定与流亡中的孙中山结婚，以坚定的步伐毫不犹豫地跟随孙中山踏上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历程。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他把“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嘱托交给了宋庆龄和他的同志。
1927年8月，宋庆龄出访苏联，以后旅居欧洲4年，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与流亡欧洲的许多中国革命者一起研究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土地和农民问题，思想上有了质的飞跃。
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扩大，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宋庆龄迅速作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认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她关于全国团结抗战的思想，与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是相一致的。她并且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搭桥铺路，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长期承担了大量的国务活动。与此同时，她把许多精力投入妇女与儿童的文化、教育、卫生与福利事业中。之后她一直担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1950年，她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52年，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联络委员会主席。
1954年9月宋庆龄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9年4月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她再次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75年1月，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再次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78年2月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任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80年8月3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担任大会执行主席。
1981年5月14日，宋庆龄患的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病情恶化。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病逝于北京。
宋庆龄1893年生于上海，1907年①去美国求学，那时还不到15岁。她先在新泽西州萨米特市一所高中上学，不久就到南方，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学院。她在学校里还有一个名字“洛士文②·宋”，她的亲密朋友则称她“苏西”——对她的姓氏英文拼法简化而来的昵称。那个带点浪漫色彩的名字“洛士文”后来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消失了，但另一个朴素的名字“苏西”，她却继续经常用于给新老好友们英文信的署名，直到生命的终结。 ①她赴美求学的年份常被写作1908年。这是她进威斯里安学院的年份，在此之前她在萨米特市上过一段时间学。 ②此名英文为Rosamonde，现音译为“罗莎蒙德”，但过去译作“洛士文”，各种史料中均用此译法，故仍其旧。——译者 前面所说的那张照片，就是她20岁在威斯里安毕业时的照片。它同她后来的许多照片不一样，那些照片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娴雅——有时显得柔弱——美丽的女性。但如果仔细看，人们也能感觉到那种内在的力量。这种坚强的力量在那张毕业照里表现得最早、也最明显，所以它被选来作为向读者介绍宋庆龄的第一张照片。 当然，年轻时的面容，不论如何显示本性，不能说明一个人的一生。性格可能改变，有时会改变得很厉害。但宋庆龄性格中的力量却是始终不变的核心。 力量有各式各样，特别从后果来看是如此。她的妹妹宋美龄和姐姐宋霭龄，她们的坚决不下于她——前者后来嫁给了国民党的独裁者蒋介石，后者则成为蒋的财政部长、聚敛自肥的孔祥熙的妻子。但正如30年代在她们的同胞们中间所流传的那句话说的那样：宋氏三姊妹中，一个爱权、一个爱钱、一个爱国——这最后一个指的是宋庆龄，她爱国爱人民。她的声望来自她在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始终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战斗经历。至于说到财富，她是一无所有的。 在拍摄毕业照那个时候，宋庆龄已经显示出她未来的品质和人格。从校刊中不难看到有关她的兴趣和才能的线索。校刊里一般都会写明每个毕业生的课外活动和所得奖励。关于宋庆龄是这样写的：“1912—1913年，校刊《威斯里安》文学编辑；舞蹈戏剧社社员；哈里斯文学社通讯干事”。更引人注目的是照片旁的题词：“从她的两眼和额头流溢出内心的光彩”。①一个人能从同学中引发出如此富有诗意的文辞一定是很不寻常的——不只是给人印象深刻，而且热诚、受人喜爱。她确实是这样，而且将始终是这样。 ①关于采自威斯里安学院出版物和档案的材料，本书作者首先要感谢他的朋友、《中国建设》老同事张彦，张在1981年担任《人民日报》驻美记者期间曾赴梅肯市收集有关宋庆龄的史料。还要感谢纽约州立思派亚学院的A．汤姆·格伦斯菲尔德教授、西佐治亚学院的乔纳森·戈尔茨坦教授以及北京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的傅伍仪和张爱荣女士，她们去访问了威斯里安学院和新泽西州萨米特市，带回了更多材料。 她在校刊《威斯里安》上发表的文章反映了许多她当时的看法。其中最突出的是爱国主义。 在1911年发表的《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①一文中，她写道，中国人出国留学的目的应该是“把一切有价值的、好的东西学到手”，以便带回国去“解决中国当前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确实，她还幻想现存的君主政府——它直到这时才装出一副赞同现代化的样子——会实行某些积极的改变。而且她认为，国家的复兴和进步只要增加受过西方教育的“较好阶级”出身的青年的人数并让他们有所作为就可以达到。他们将成为行政和技术进步的传送者和教育者。他们将带头废除妇女缠足、男子留辫等陋习、消除最恶劣的贫民窟式的居住条件，作为前进的起步。 ①见《威斯里安》（英文），1911年11月出版，第42—44页。这是她在校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显然是在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前写的。她署名宋庆龄（“庆”字的英文拼法稍有不同），可见她的父母虽给她取了“洛士文”这个英文名字，她的同学也这样称呼她，她自己在正式的场合（如载入学校纪录的正式发表的文章）却不用。 这是她写的第一篇政治评论，那时才18岁。她是在西方受的教育，对西方的一些体制和方式是称赞的。即使如此，宋庆龄坚定地立足于本国。她深信，中国的革新只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他们用自己的才智和努力是能够完成的。她对中国的落后状态感到愤慨，但她没有丝毫民族自卑感；她非常赞成向别人学习，但她一点也不认为有必要请外国人来当指导或者监督。她也从没有——不管是当时或以后——表示过任何想要移居国外的念头。她回国后近70年的生涯中，除非是在政治上被迫或者是为了实行她的政治信念，她从未离开过中国，不得已或有必要出国也都尽快回来。1949年前，曾有几次出国的计划，由于蒋介石政权的阻挠而未实现。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她担任了高层公职，多次出国正式访问。但她从未为消遣或游览出过国。直到最后，到了暮年，她才说想再去少女时代生活过的一些地方看看，同仅存的几位当时的好朋友见见面，但这时她的年纪已经太大了，身体也不行了。 尽管民族自尊心在宋庆龄身上是如此根深蒂固，她始终没有一点排外思想。她在一生中都广泛阅读英文及其他外文出版物，并且同许多外国友人联系或通讯。 她的父亲宋耀如（英文名字是查理·琼斯·宋）很早就倾心于孙中山的共和思想。从这一点看来，她毫无根据地期望清朝政府会进行改良似乎有点奇怪。但可能当时她的父亲没有把他的思想以及同孙中山的关系告诉她，因为这是很危险的。另一种可能是，她的文章同她的姨父温秉忠的地位和观点有关系。正是这位在清朝政府驻美留学生监督处任职的姨父把她带到美国来的。 不管什么原因，在那一年的辛亥革命骤然胜利之后，改良主义色彩在宋庆龄的文章里就从此消失了。她对辛亥革命胜利的反应是热情爆发。“她的同学们谈到她在收到父亲寄来的共和国新国旗①后就站在椅子上扯掉墙上那面清朝的龙旗，把它扔到地上，用脚去踩，兴奋地大喊‘打倒龙！高举共和国的旗帜！’”② ①《来威斯里安上学的中国姊妹》（回忆录摘要），载《威斯里安校友通讯》（英文），17卷1期（1941年2月出版），第4—8页。 ②指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初成立时的国旗。——译者 在几个月之后写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①一文中，充满了她的欢乐的声音：“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的革命……” ①载《威斯里安》1912年4月号，第206页。中译文曾载《中国建设》杂志中文版1983年5月号，张珏翻译。 男人头上的辫子是令人厌恶的、屈服于清朝统治的明显标志，也是中国落后于现代世界的象征。现在，这些辫子正在革命的剪刀下如秋风扫落叶似地纷纷落下。亟待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要比剪辫子复杂得多。但宋庆龄满怀信心：“我们坚信，中国人能够明智地、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在这里又一次流露出她对国家和人民的自傲感。 她不无夸张地写道，“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但她看到更远的目标，“博爱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理想……”、“缺少了兄名情谊，自由就没有牢靠的基础；在人们还没有彼此以兄弟相待之前，真正的平等也只不过是梦想”。 这个姑娘高兴地默想，她自己的国家将首先达到这样一种境地：“指出通向博爱之路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家身上……拿破仑·波拿巴说过，‘一旦中国动了起来，她将推动整个世界。’……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以它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热爱……必将推动那个人道主义运动，即实现世界和平，使权利无需依靠军队和‘无畏’战舰作后盾”。在国际事务上，她还没有用革命变革的眼光去分析问题。她天真地写道，“一切政治分歧都将最后由海牙法庭来裁决。” 世界和平以及中国在实现这一目标中的作用后来一直是她漫长的一生中所最关心的事情，此外就是国家复兴和社会公正。怎样才能达到这些目标、为此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斗争，她当时还不清楚。这对于一个如此年轻和缺乏生活经验的人来说，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重要的是，她以后逐步建立起一个个信念，并且一旦树立，就永不后退。正是在这些信念的激励下，在中国和世界历史后来的艰危进程中，她挺身进入无数艰苦的战斗。 对妇女和劳动人民的关心是她终生不渝的另外两大特征，在大学时期也已表露出来。 在《现代中国女性》①一文中，她说妇女教育在旧中国只是为少数出身高贵的妇女办的，而现在则正在普及。取得学校毕业文凭的女性正在开始考虑她们有责任去为公共福利而工作。她们追求在知识界的地位不是为了进入脱离社会的“上层圈子”，或者成为“被人供奉起来”的精神贵族。年轻的宋庆龄接着写道，妇女们正在要求普选的权利，因为“要使人类的一半提高起来是不可能的，除非同时把另外一半也提高起来。”她预言，“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女性将“在各方面都比得上男性”。 ①载《威斯里安》1913年4月号，第160页。据查证，此文是在辛亥革命前写成的，但因某种原因压了很长时间。 在这篇文章里也有一些陈旧的东西，比如，她说中国妇女“天性驯顺胆小”。她对基督教精神、甚至对旧的封建政府立意维新，说了不少称赞的话。这个年轻作者在希望中国也会产生一批像英美的“潘克赫斯特①和贝尔蒙特②”那样坚定的女权运动者时，提出了一个调和的附加条件；中国女权运动者所用的方法应该同那些西方的斗争派不同，她们应该实行这样一个口号：“要妇女的权利，但不要男人那种好勇斗狠。” ①潘克赫斯特夫人（1858-1928）是有战斗精神的英国女权运动者，斗争40年，多次入狱，至去世时终使英国妇女获得完全平等的选举权。其女哈里特·洛克赫斯特（1880-1958）亦为女权运动之佼佼者，主张用激烈手段争取英国妇女参政权，1903年与其母共建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1905年曾被捕入狱。A.E.S.v. ②贝尔蒙特（1853-1933)为美国女社会名流，积极参与女权运动，曾创建纽约妇女参政机构“政治公平联盟”。——译者 但在宋庆龄思想中，有一种看法是已经明确的，那就是：中国妇女的解放是整个民族解放的不可分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过来，中国的民族解放也离不开妇女的解放。后来，她不再期望在老的政府形态下妇女或整个国家会获得有效的进步，转而支持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并把它作为革命斗争的一部分，这一革命斗争是她的被欺凌的祖国和人民中占大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不分男女——所进行的。 在《阿妈》①一文中，她怀着敬爱之情叙述一位社会地位低下以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的女仆。虽然目不识丁，这个女仆却熟悉自己民族的传统，有头脑，很能干——“她很会说话，随便什么事都做得很成功”。年轻的宋庆龄是在富裕人家出生的，迄至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劳动妇女只有女仆，但她已能把她们看成同自己平等的人，认为她们的品格是值得钦佩的，她们的潜力是不可限量的。 ①载《威斯里安》1913年4月号，第164页。 60年以后，宋庆龄多年的贴身女侍李姐（李燕娥，她的身世同《阿妈》中所写相似）比她先4个月去世。那时宋庆龄已是世界上地位最高、最受尊崇的女性之一，但她却亲自安排，要把李姐葬在她自己将来的墓地上，位置一样，连墓碑大小也一样。事情后来就是这样办了的。今天，她们一同长眠在上海的宋庆龄纪念公园里。 宋庆龄在美国的居留到1913年8月结束，这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启程回国。 在太平洋邮船公司的“高丽”号上，她曾给教过她的老师哈泽德夫人写过一封信，原信保存至今。①这信是从8月14日在船上开始写的，直到9月12日才在加了一段附言之后在日本神户寄出。 ①这封信的笔迹清楚有力，她一生中的字迹都是如此。张彦在访问威斯里安学院时得到了一个复印件，并热心地提供给本书作者使用。 这封信的两个部分（主体和附言）很不一样，其不同的程度有如她已离开的那个环境同她正要进入的那个环境之间的差别——前者是安静的梅肯校园，后者是动荡的中国革命。从孙中山在日本的流亡地，也就是中国革命的临时指挥部看来，革命正进入第二阶段。 信的头六页是在旅途中写的，是一个生气勃勃、交游广阔的大学生一口气写下来的旅行随笔：“现在我正航行在太平洋上，过得非常快活。……我在6月22日离开波士顿去加利福尼亚……我在伯克利〔中国）代理公使夫人（我家的朋友）家里度过了愉快的两周。驻旧金山的总领事正巧是我温姨父在大学里的好朋友，他们一起为我安排了一个很有趣的日程。 “我游览了所有有趣的景点，成天不是宴会就是看戏，直到我习惯于这种高级的生活——和简单的头脑（？）。在中国留学生招待会上，我又是‘贵宾’……我上船时，发现船舱里装饰着鲜花，堆满了各种报刊和水果。我真觉得自己成了要人了。” 这番自我嘲讽的话表现了她在当时及以后都能客观地、自得其乐地看待自己。她的这种有点调皮的幽默还可以从她对旅伴们和船上活动的评述中看到。比如她写到由一个夏威夷乐队伴奏的舞会：“就连传教士也来参加了一呵！一当然只是作为观众。”这个来自威斯里安的姑娘是严肃的，但不古板、也不显得道貌岸然。 她对家庭的感情是浓重的。“再过五天，我就要在横滨见到父亲——也许是全家人了！时光怎么过得这样慢呀！” 接着，语言转得严肃一些。“我带着一封给孙逸仙博士的信……在中国，局势正在变得严重起来，我猜想我们大概将不得不在日本呆一段时间，因为即使在‘不许插手’的上海①，也不安宁。” ①上海的外国租界在中国时局发生混乱时往往可以免于波及，所以这里这么说。 但她觉得她回家乡的时间不会延误太久，所以她写下了复信的地址：“上海东余杭路628号”。她还说，想重访美国。“如果不是更早一些，那末我希望在1915年的巴拿马博览会上①会见到你。” ①指191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中国参加了这次博览会。 在9月12日写的那段附言里，她主要谈的是她在日本上岸后所听到的日趋黑暗的中国政治风云。“战事还在中国进行，我们因为是南方领袖孙先生的亲密伙伴，所以目前在中国是不安全的。” 在宋庆龄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中那种万事大吉的幸福感已经烟消云散了。不到两年前，她曾为中华民国国旗的升起自傲地欢呼。现在，在这面旗帜下正在进行内战。在旧势力的压迫和欺骗下，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军阀袁世凯。这个前清王朝的总督是在眼看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刻，怀抱野心，投机共和的。 宋庆龄在这里所说的战事是指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因为袁世凯违背了他所作出的保证，并对一些革命派实行暗杀。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下令逮捕孙中山本人。孙中山被迫流亡。 正是在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命运看来处于最低点的时候，宋庆龄在回归祖国途中、在走向她自己未来目标的路上，在日本上了岸。
宋庆龄1893年生于上海，1907年①去美国求学，那时还不到15岁。她先在新泽西州萨米特市一所高中上学，不久就到南方，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学院。她在学校里还有一个名字“洛士文②·宋”，她的亲密朋友则称她“苏西”——对她的姓氏英文拼法简化而来的昵称。那个带点浪漫色彩的名字“洛士文”后来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消失了，但另一个朴素的名字“苏西”，她却继续经常用于给新老好友们英文信的署名，直到生命的终结。 ①她赴美求学的年份常被写作1908年。这是她进威斯里安学院的年份，在此之前她在萨米特市上过一段时间学。 ②此名英文为Rosamonde，现音译为“罗莎蒙德”，但过去译作“洛士文”，各种史料中均用此译法，故仍其旧。——译者 前面所说的那张照片，就是她20岁在威斯里安毕业时的照片。它同她后来的许多照片不一样，那些照片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娴雅——有时显得柔弱——美丽的女性。但如果仔细看，人们也能感觉到那种内在的力量。这种坚强的力量在那张毕业照里表现得最早、也最明显，所以它被选来作为向读者介绍宋庆龄的第一张照片。 当然，年轻时的面容，不论如何显示本性，不能说明一个人的一生。性格可能改变，有时会改变得很厉害。但宋庆龄性格中的力量却是始终不变的核心。 力量有各式各样，特别从后果来看是如此。她的妹妹宋美龄和姐姐宋霭龄，她们的坚决不下于她——前者后来嫁给了国民党的独裁者蒋介石，后者则成为蒋的财政部长、聚敛自肥的孔祥熙的妻子。但正如30年代在她们的同胞们中间所流传的那句话说的那样：宋氏三姊妹中，一个爱权、一个爱钱、一个爱国——这最后一个指的是宋庆龄，她爱国爱人民。她的声望来自她在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始终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战斗经历。至于说到财富，她是一无所有的。 在拍摄毕业照那个时候，宋庆龄已经显示出她未来的品质和人格。从校刊中不难看到有关她的兴趣和才能的线索。校刊里一般都会写明每个毕业生的课外活动和所得奖励。关于宋庆龄是这样写的：“1912—1913年，校刊《威斯里安》文学编辑；舞蹈戏剧社社员；哈里斯文学社通讯干事”。更引人注目的是照片旁的题词：“从她的两眼和额头流溢出内心的光彩”。①一个人能从同学中引发出如此富有诗意的文辞一定是很不寻常的——不只是给人印象深刻，而且热诚、受人喜爱。她确实是这样，而且将始终是这样。 ①关于采自威斯里安学院出版物和档案的材料，本书作者首先要感谢他的朋友、《中国建设》老同事张彦，张在1981年担任《人民日报》驻美记者期间曾赴梅肯市收集有关宋庆龄的史料。还要感谢纽约州立思派亚学院的A．汤姆·格伦斯菲尔德教授、西佐治亚学院的乔纳森·戈尔茨坦教授以及北京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的傅伍仪和张爱荣女士，她们去访问了威斯里安学院和新泽西州萨米特市，带回了更多材料。 她在校刊《威斯里安》上发表的文章反映了许多她当时的看法。其中最突出的是爱国主义。 在1911年发表的《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①一文中，她写道，中国人出国留学的目的应该是“把一切有价值的、好的东西学到手”，以便带回国去“解决中国当前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确实，她还幻想现存的君主政府——它直到这时才装出一副赞同现代化的样子——会实行某些积极的改变。而且她认为，国家的复兴和进步只要增加受过西方教育的“较好阶级”出身的青年的人数并让他们有所作为就可以达到。他们将成为行政和技术进步的传送者和教育者。他们将带头废除妇女缠足、男子留辫等陋习、消除最恶劣的贫民窟式的居住条件，作为前进的起步。 ①见《威斯里安》（英文），1911年11月出版，第42—44页。这是她在校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显然是在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前写的。她署名宋庆龄（“庆”字的英文拼法稍有不同），可见她的父母虽给她取了“洛士文”这个英文名字，她的同学也这样称呼她，她自己在正式的场合（如载入学校纪录的正式发表的文章）却不用。 这是她写的第一篇政治评论，那时才18岁。她是在西方受的教育，对西方的一些体制和方式是称赞的。即使如此，宋庆龄坚定地立足于本国。她深信，中国的革新只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他们用自己的才智和努力是能够完成的。她对中国的落后状态感到愤慨，但她没有丝毫民族自卑感；她非常赞成向别人学习，但她一点也不认为有必要请外国人来当指导或者监督。她也从没有——不管是当时或以后——表示过任何想要移居国外的念头。她回国后近70年的生涯中，除非是在政治上被迫或者是为了实行她的政治信念，她从未离开过中国，不得已或有必要出国也都尽快回来。1949年前，曾有几次出国的计划，由于蒋介石政权的阻挠而未实现。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她担任了高层公职，多次出国正式访问。但她从未为消遣或游览出过国。直到最后，到了暮年，她才说想再去少女时代生活过的一些地方看看，同仅存的几位当时的好朋友见见面，但这时她的年纪已经太大了，身体也不行了。 尽管民族自尊心在宋庆龄身上是如此根深蒂固，她始终没有一点排外思想。她在一生中都广泛阅读英文及其他外文出版物，并且同许多外国友人联系或通讯。 她的父亲宋耀如（英文名字是查理·琼斯·宋）很早就倾心于孙中山的共和思想。从这一点看来，她毫无根据地期望清朝政府会进行改良似乎有点奇怪。但可能当时她的父亲没有把他的思想以及同孙中山的关系告诉她，因为这是很危险的。另一种可能是，她的文章同她的姨父温秉忠的地位和观点有关系。正是这位在清朝政府驻美留学生监督处任职的姨父把她带到美国来的。 不管什么原因，在那一年的辛亥革命骤然胜利之后，改良主义色彩在宋庆龄的文章里就从此消失了。她对辛亥革命胜利的反应是热情爆发。“她的同学们谈到她在收到父亲寄来的共和国新国旗①后就站在椅子上扯掉墙上那面清朝的龙旗，把它扔到地上，用脚去踩，兴奋地大喊‘打倒龙！高举共和国的旗帜！’”② ①《来威斯里安上学的中国姊妹》（回忆录摘要），载《威斯里安校友通讯》（英文），17卷1期（1941年2月出版），第4—8页。 ②指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初成立时的国旗。——译者 在几个月之后写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①一文中，充满了她的欢乐的声音：“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的革命……” ①载《威斯里安》1912年4月号，第206页。中译文曾载《中国建设》杂志中文版1983年5月号，张珏翻译。 男人头上的辫子是令人厌恶的、屈服于清朝统治的明显标志，也是中国落后于现代世界的象征。现在，这些辫子正在革命的剪刀下如秋风扫落叶似地纷纷落下。亟待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要比剪辫子复杂得多。但宋庆龄满怀信心：“我们坚信，中国人能够明智地、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在这里又一次流露出她对国家和人民的自傲感。 她不无夸张地写道，“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但她看到更远的目标，“博爱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理想……”、“缺少了兄名情谊，自由就没有牢靠的基础；在人们还没有彼此以兄弟相待之前，真正的平等也只不过是梦想”。 这个姑娘高兴地默想，她自己的国家将首先达到这样一种境地：“指出通向博爱之路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家身上……拿破仑·波拿巴说过，‘一旦中国动了起来，她将推动整个世界。’……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以它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热爱……必将推动那个人道主义运动，即实现世界和平，使权利无需依靠军队和‘无畏’战舰作后盾”。在国际事务上，她还没有用革命变革的眼光去分析问题。她天真地写道，“一切政治分歧都将最后由海牙法庭来裁决。” 世界和平以及中国在实现这一目标中的作用后来一直是她漫长的一生中所最关心的事情，此外就是国家复兴和社会公正。怎样才能达到这些目标、为此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斗争，她当时还不清楚。这对于一个如此年轻和缺乏生活经验的人来说，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重要的是，她以后逐步建立起一个个信念，并且一旦树立，就永不后退。正是在这些信念的激励下，在中国和世界历史后来的艰危进程中，她挺身进入无数艰苦的战斗。 对妇女和劳动人民的关心是她终生不渝的另外两大特征，在大学时期也已表露出来。 在《现代中国女性》①一文中，她说妇女教育在旧中国只是为少数出身高贵的妇女办的，而现在则正在普及。取得学校毕业文凭的女性正在开始考虑她们有责任去为公共福利而工作。她们追求在知识界的地位不是为了进入脱离社会的“上层圈子”，或者成为“被人供奉起来”的精神贵族。年轻的宋庆龄接着写道，妇女们正在要求普选的权利，因为“要使人类的一半提高起来是不可能的，除非同时把另外一半也提高起来。”她预言，“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女性将“在各方面都比得上男性”。 ①载《威斯里安》1913年4月号，第160页。据查证，此文是在辛亥革命前写成的，但因某种原因压了很长时间。 在这篇文章里也有一些陈旧的东西，比如，她说中国妇女“天性驯顺胆小”。她对基督教精神、甚至对旧的封建政府立意维新，说了不少称赞的话。这个年轻作者在希望中国也会产生一批像英美的“潘克赫斯特①和贝尔蒙特②”那样坚定的女权运动者时，提出了一个调和的附加条件；中国女权运动者所用的方法应该同那些西方的斗争派不同，她们应该实行这样一个口号：“要妇女的权利，但不要男人那种好勇斗狠。” ①潘克赫斯特夫人（1858-1928）是有战斗精神的英国女权运动者，斗争40年，多次入狱，至去世时终使英国妇女获得完全平等的选举权。其女哈里特·洛克赫斯特（1880-1958）亦为女权运动之佼佼者，主张用激烈手段争取英国妇女参政权，1903年与其母共建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1905年曾被捕入狱。A.E.S.v. ②贝尔蒙特（1853-1933)为美国女社会名流，积极参与女权运动，曾创建纽约妇女参政机构“政治公平联盟”。——译者 但在宋庆龄思想中，有一种看法是已经明确的，那就是：中国妇女的解放是整个民族解放的不可分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过来，中国的民族解放也离不开妇女的解放。后来，她不再期望在老的政府形态下妇女或整个国家会获得有效的进步，转而支持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并把它作为革命斗争的一部分，这一革命斗争是她的被欺凌的祖国和人民中占大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不分男女——所进行的。 在《阿妈》①一文中，她怀着敬爱之情叙述一位社会地位低下以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的女仆。虽然目不识丁，这个女仆却熟悉自己民族的传统，有头脑，很能干——“她很会说话，随便什么事都做得很成功”。年轻的宋庆龄是在富裕人家出生的，迄至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劳动妇女只有女仆，但她已能把她们看成同自己平等的人，认为她们的品格是值得钦佩的，她们的潜力是不可限量的。 ①载《威斯里安》1913年4月号，第164页。 60年以后，宋庆龄多年的贴身女侍李姐（李燕娥，她的身世同《阿妈》中所写相似）比她先4个月去世。那时宋庆龄已是世界上地位最高、最受尊崇的女性之一，但她却亲自安排，要把李姐葬在她自己将来的墓地上，位置一样，连墓碑大小也一样。事情后来就是这样办了的。今天，她们一同长眠在上海的宋庆龄纪念公园里。 宋庆龄在美国的居留到1913年8月结束，这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启程回国。 在太平洋邮船公司的“高丽”号上，她曾给教过她的老师哈泽德夫人写过一封信，原信保存至今。①这信是从8月14日在船上开始写的，直到9月12日才在加了一段附言之后在日本神户寄出。 ①这封信的笔迹清楚有力，她一生中的字迹都是如此。张彦在访问威斯里安学院时得到了一个复印件，并热心地提供给本书作者使用。 这封信的两个部分（主体和附言）很不一样，其不同的程度有如她已离开的那个环境同她正要进入的那个环境之间的差别——前者是安静的梅肯校园，后者是动荡的中国革命。从孙中山在日本的流亡地，也就是中国革命的临时指挥部看来，革命正进入第二阶段。 信的头六页是在旅途中写的，是一个生气勃勃、交游广阔的大学生一口气写下来的旅行随笔：“现在我正航行在太平洋上，过得非常快活。……我在6月22日离开波士顿去加利福尼亚……我在伯克利〔中国）代理公使夫人（我家的朋友）家里度过了愉快的两周。驻旧金山的总领事正巧是我温姨父在大学里的好朋友，他们一起为我安排了一个很有趣的日程。 “我游览了所有有趣的景点，成天不是宴会就是看戏，直到我习惯于这种高级的生活——和简单的头脑（？）。在中国留学生招待会上，我又是‘贵宾’……我上船时，发现船舱里装饰着鲜花，堆满了各种报刊和水果。我真觉得自己成了要人了。” 这番自我嘲讽的话表现了她在当时及以后都能客观地、自得其乐地看待自己。她的这种有点调皮的幽默还可以从她对旅伴们和船上活动的评述中看到。比如她写到由一个夏威夷乐队伴奏的舞会：“就连传教士也来参加了一呵！一当然只是作为观众。”这个来自威斯里安的姑娘是严肃的，但不古板、也不显得道貌岸然。 她对家庭的感情是浓重的。“再过五天，我就要在横滨见到父亲——也许是全家人了！时光怎么过得这样慢呀！” 接着，语言转得严肃一些。“我带着一封给孙逸仙博士的信……在中国，局势正在变得严重起来，我猜想我们大概将不得不在日本呆一段时间，因为即使在‘不许插手’的上海①，也不安宁。” ①上海的外国租界在中国时局发生混乱时往往可以免于波及，所以这里这么说。 但她觉得她回家乡的时间不会延误太久，所以她写下了复信的地址：“上海东余杭路628号”。她还说，想重访美国。“如果不是更早一些，那末我希望在1915年的巴拿马博览会上①会见到你。” ①指191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中国参加了这次博览会。 在9月12日写的那段附言里，她主要谈的是她在日本上岸后所听到的日趋黑暗的中国政治风云。“战事还在中国进行，我们因为是南方领袖孙先生的亲密伙伴，所以目前在中国是不安全的。” 在宋庆龄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中那种万事大吉的幸福感已经烟消云散了。不到两年前，她曾为中华民国国旗的升起自傲地欢呼。现在，在这面旗帜下正在进行内战。在旧势力的压迫和欺骗下，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军阀袁世凯。这个前清王朝的总督是在眼看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刻，怀抱野心，投机共和的。 宋庆龄在这里所说的战事是指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因为袁世凯违背了他所作出的保证，并对一些革命派实行暗杀。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下令逮捕孙中山本人。孙中山被迫流亡。 正是在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命运看来处于最低点的时候，宋庆龄在回归祖国途中、在走向她自己未来目标的路上，在日本上了岸。
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诞生在上海一个牧师兼实业家的家庭。她的父亲作为孙中山的朋友和同志，是她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少年时代，她即负笈异域，在美国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受到民主主义的洗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使她对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满怀憧憬。父亲源源寄来的书信与剪报资料，在她的心中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架起了桥梁。然而，共和国在摇篮中被扼杀，革命的大潮已经消退，宋庆龄学成归国改革和建设祖国的抱负无由施展。她径直到流亡的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不久即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开始了她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定与流亡中的孙中山结婚，以坚定的步伐毫不犹豫地跟随孙中山踏上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历程。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他把“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嘱托交给了宋庆龄和他的同志。
1927年8月，宋庆龄出访苏联，以后旅居欧洲4年，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与流亡欧洲的许多中国革命者一起研究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土地和农民问题，思想上有了质的飞跃。
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扩大，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宋庆龄迅速作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认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她关于全国团结抗战的思想，与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是相一致的。她并且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搭桥铺路，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长期承担了大量的国务活动。与此同时，她把许多精力投入妇女与儿童的文化、教育、卫生与福利事业中。之后她一直担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1950年，她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52年，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联络委员会主席。
1954年9月宋庆龄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9年4月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她再次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75年1月，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再次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78年2月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任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80年8月3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担任大会执行主席。
1981年5月14日，宋庆龄患的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病情恶化。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病逝于北京。宋庆龄，海南文昌县人。1893年1月27日生于上海。宋庆龄青年时代追随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1915年与孙中山结婚。她七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宋庆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久经考验的前驱，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
宋庆龄大事年表 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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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17 13:43 洛月1234 | 一级
宋庆龄，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举世闻名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她青年时代追随孙中山，献身革命，在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坚强不屈，矢志不移，英勇奋斗，始终坚定地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妇女儿童的卫生保健和文化教育福利事业，为祖国统一以及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而殚精竭力，鞠躬尽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到中国人民、海外华人华侨的景仰和爱戴，也赢得国际友人的赞誉和热爱，并享有崇高的威望。 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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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19 18:59 葛万泽123 | 一级
宋庆龄1893年生于上海，1907年①去美国求学，那时还不到15岁。她先在新泽西州萨米特市一所高中上学，不久就到南方，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学院。她在学校里还有一个名字“洛士文②·宋”，她的亲密朋友则称她“苏西”——对她的姓氏英文拼法简化而来的昵称。那个带点浪漫色彩的名字“洛士文”后来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消失了，但另一个朴素的名字“苏西”，她却继续经常用于给新老好友们英文信的署名，直到生命的终结。 ①她赴美求学的年份常被写作1908年。这是她进威斯里安学院的年份，在此之前她在萨米特市上过一段时间学。 ②此名英文为Rosamonde，现音译为“罗莎蒙德”，但过去译作“洛士文”，各种史料中均用此译法，故仍其旧。——译者 前面所说的那张照片，就是她20岁在威斯里安毕业时的照片。它同她后来的许多照片不一样，那些照片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娴雅——有时显得柔弱——美丽的女性。但如果仔细看，人们也能感觉到那种内在的力量。这种坚强的力量在那张毕业照里表现得最早、也最明显，所以它被选来作为向读者介绍宋庆龄的第一张照片。 当然，年轻时的面容，不论如何显示本性，不能说明一个人的一生。性格可能改变，有时会改变得很厉害。但宋庆龄性格中的力量却是始终不变的核心。 力量有各式各样，特别从后果来看是如此。她的妹妹宋美龄和姐姐宋霭龄，她们的坚决不下于她——前者后来嫁给了国民党的独裁者蒋介石，后者则成为蒋的财政部长、聚敛自肥的孔祥熙的妻子。但正如30年代在她们的同胞们中间所流传的那句话说的那样：宋氏三姊妹中，一个爱权、一个爱钱、一个爱国——这最后一个指的是宋庆龄，她爱国爱人民。她的声望来自她在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始终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战斗经历。至于说到财富，她是一无所有的。 在拍摄毕业照那个时候，宋庆龄已经显示出她未来的品质和人格。从校刊中不难看到有关她的兴趣和才能的线索。校刊里一般都会写明每个毕业生的课外活动和所得奖励。关于宋庆龄是这样写的：“1912—1913年，校刊《威斯里安》文学编辑；舞蹈戏剧社社员；哈里斯文学社通讯干事”。更引人注目的是照片旁的题词：“从她的两眼和额头流溢出内心的光彩”。①一个人能从同学中引发出如此富有诗意的文辞一定是很不寻常的——不只是给人印象深刻，而且热诚、受人喜爱。她确实是这样，而且将始终是这样。 ①关于采自威斯里安学院出版物和档案的材料，本书作者首先要感谢他的朋友、《中国建设》老同事张彦，张在1981年担任《人民日报》驻美记者期间曾赴梅肯市收集有关宋庆龄的史料。还要感谢纽约州立思派亚学院的A．汤姆·格伦斯菲尔德教授、西佐治亚学院的乔纳森·戈尔茨坦教授以及北京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的傅伍仪和张爱荣女士，她们去访问了威斯里安学院和新泽西州萨米特市，带回了更多材料。 她在校刊《威斯里安》上发表的文章反映了许多她当时的看法。其中最突出的是爱国主义。 在1911年发表的《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①一文中，她写道，中国人出国留学的目的应该是“把一切有价值的、好的东西学到手”，以便带回国去“解决中国当前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确实，她还幻想现存的君主政府——它直到这时才装出一副赞同现代化的样子——会实行某些积极的改变。而且她认为，国家的复兴和进步只要增加受过西方教育的“较好阶级”出身的青年的人数并让他们有所作为就可以达到。他们将成为行政和技术进步的传送者和教育者。他们将带头废除妇女缠足、男子留辫等陋习、消除最恶劣的贫民窟式的居住条件，作为前进的起步。 ①见《威斯里安》（英文），1911年11月出版，第42—44页。这是她在校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显然是在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前写的。她署名宋庆龄（“庆”字的英文拼法稍有不同），可见她的父母虽给她取了“洛士文”这个英文名字，她的同学也这样称呼她，她自己在正式的场合（如载入学校纪录的正式发表的文章）却不用。 这是她写的第一篇政治评论，那时才18岁。她是在西方受的教育，对西方的一些体制和方式是称赞的。即使如此，宋庆龄坚定地立足于本国。她深信，中国的革新只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他们用自己的才智和努力是能够完成的。她对中国的落后状态感到愤慨，但她没有丝毫民族自卑感；她非常赞成向别人学习，但她一点也不认为有必要请外国人来当指导或者监督。她也从没有——不管是当时或以后——表示过任何想要移居国外的念头。她回国后近70年的生涯中，除非是在政治上被迫或者是为了实行她的政治信念，她从未离开过中国，不得已或有必要出国也都尽快回来。1949年前，曾有几次出国的计划，由于蒋介石政权的阻挠而未实现。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她担任了高层公职，多次出国正式访问。但她从未为消遣或游览出过国。直到最后，到了暮年，她才说想再去少女时代生活过的一些地方看看，同仅存的几位当时的好朋友见见面，但这时她的年纪已经太大了，身体也不行了。 尽管民族自尊心在宋庆龄身上是如此根深蒂固，她始终没有一点排外思想。她在一生中都广泛阅读英文及其他外文出版物，并且同许多外国友人联系或通讯。 她的父亲宋耀如（英文名字是查理·琼斯·宋）很早就倾心于孙中山的共和思想。从这一点看来，她毫无根据地期望清朝政府会进行改良似乎有点奇怪。但可能当时她的父亲没有把他的思想以及同孙中山的关系告诉她，因为这是很危险的。另一种可能是，她的文章同她的姨父温秉忠的地位和观点有关系。正是这位在清朝政府驻美留学生监督处任职的姨父把她带到美国来的。 不管什么原因，在那一年的辛亥革命骤然胜利之后，改良主义色彩在宋庆龄的文章里就从此消失了。她对辛亥革命胜利的反应是热情爆发。“她的同学们谈到她在收到父亲寄来的共和国新国旗①后就站在椅子上扯掉墙上那面清朝的龙旗，把它扔到地上，用脚去踩，兴奋地大喊‘打倒龙！高举共和国的旗帜！’”② ①《来威斯里安上学的中国姊妹》（回忆录摘要），载《威斯里安校友通讯》（英文），17卷1期（1941年2月出版），第4—8页。 ②指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初成立时的国旗。——译者 在几个月之后写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①一文中，充满了她的欢乐的声音：“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的革命……” ①载《威斯里安》1912年4月号，第206页。中译文曾载《中国建设》杂志中文版1983年5月号，张珏翻译。 男人头上的辫子是令人厌恶的、屈服于清朝统治的明显标志，也是中国落后于现代世界的象征。现在，这些辫子正在革命的剪刀下如秋风扫落叶似地纷纷落下。亟待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要比剪辫子复杂得多。但宋庆龄满怀信心：“我们坚信，中国人能够明智地、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在这里又一次流露出她对国家和人民的自傲感。 她不无夸张地写道，“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但她看到更远的目标，“博爱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理想……”、“缺少了兄名情谊，自由就没有牢靠的基础；在人们还没有彼此以兄弟相待之前，真正的平等也只不过是梦想”。 这个姑娘高兴地默想，她自己的国家将首先达到这样一种境地：“指出通向博爱之路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家身上……拿破仑·波拿巴说过，‘一旦中国动了起来，她将推动整个世界。’……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以它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热爱……必将推动那个人道主义运动，即实现世界和平，使权利无需依靠军队和‘无畏’战舰作后盾”。在国际事务上，她还没有用革命变革的眼光去分析问题。她天真地写道，“一切政治分歧都将最后由海牙法庭来裁决。” 世界和平以及中国在实现这一目标中的作用后来一直是她漫长的一生中所最关心的事情，此外就是国家复兴和社会公正。怎样才能达到这些目标、为此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斗争，她当时还不清楚。这对于一个如此年轻和缺乏生活经验的人来说，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重要的是，她以后逐步建立起一个个信念，并且一旦树立，就永不后退。正是在这些信念的激励下，在中国和世界历史后来的艰危进程中，她挺身进入无数艰苦的战斗。 对妇女和劳动人民的关心是她终生不渝的另外两大特征，在大学时期也已表露出来。 在《现代中国女性》①一文中，她说妇女教育在旧中国只是为少数出身高贵的妇女办的，而现在则正在普及。取得学校毕业文凭的女性正在开始考虑她们有责任去为公共福利而工作。她们追求在知识界的地位不是为了进入脱离社会的“上层圈子”，或者成为“被人供奉起来”的精神贵族。年轻的宋庆龄接着写道，妇女们正在要求普选的权利，因为“要使人类的一半提高起来是不可能的，除非同时把另外一半也提高起来。”她预言，“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女性将“在各方面都比得上男性”。 ①载《威斯里安》1913年4月号，第160页。据查证，此文是在辛亥革命前写成的，但因某种原因压了很长时间。 在这篇文章里也有一些陈旧的东西，比如，她说中国妇女“天性驯顺胆小”。她对基督教精神、甚至对旧的封建政府立意维新，说了不少称赞的话。这个年轻作者在希望中国也会产生一批像英美的“潘克赫斯特①和贝尔蒙特②”那样坚定的女权运动者时，提出了一个调和的附加条件；中国女权运动者所用的方法应该同那些西方的斗争派不同，她们应该实行这样一个口号：“要妇女的权利，但不要男人那种好勇斗狠。” ①潘克赫斯特夫人（1858-1928）是有战斗精神的英国女权运动者，斗争40年，多次入狱，至去世时终使英国妇女获得完全平等的选举权。其女哈里特·洛克赫斯特（1880-1958）亦为女权运动之佼佼者，主张用激烈手段争取英国妇女参政权，1903年与其母共建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1905年曾被捕入狱。A.E.S.v. ②贝尔蒙特（1853-1933)为美国女社会名流，积极参与女权运动，曾创建纽约妇女参政机构“政治公平联盟”。——译者 但在宋庆龄思想中，有一种看法是已经明确的，那就是：中国妇女的解放是整个民族解放的不可分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过来，中国的民族解放也离不开妇女的解放。后来，她不再期望在老的政府形态下妇女或整个国家会获得有效的进步，转而支持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并把它作为革命斗争的一部分，这一革命斗争是她的被欺凌的祖国和人民中占大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不分男女——所进行的。 在《阿妈》①一文中，她怀着敬爱之情叙述一位社会地位低下以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的女仆。虽然目不识丁，这个女仆却熟悉自己民族的传统，有头脑，很能干——“她很会说话，随便什么事都做得很成功”。年轻的宋庆龄是在富裕人家出生的，迄至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劳动妇女只有女仆，但她已能把她们看成同自己平等的人，认为她们的品格是值得钦佩的，她们的潜力是不可限量的。 ①载《威斯里安》1913年4月号，第164页。 60年以后，宋庆龄多年的贴身女侍李姐（李燕娥，她的身世同《阿妈》中所写相似）比她先4个月去世。那时宋庆龄已是世界上地位最高、最受尊崇的女性之一，但她却亲自安排，要把李姐葬在她自己将来的墓地上，位置一样，连墓碑大小也一样。事情后来就是这样办了的。今天，她们一同长眠在上海的宋庆龄纪念公园里。 宋庆龄在美国的居留到1913年8月结束，这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启程回国。 在太平洋邮船公司的“高丽”号上，她曾给教过她的老师哈泽德夫人写过一封信，原信保存至今。①这信是从8月14日在船上开始写的，直到9月12日才在加了一段附言之后在日本神户寄出。 ①这封信的笔迹清楚有力，她一生中的字迹都是如此。张彦在访问威斯里安学院时得到了一个复印件，并热心地提供给本书作者使用。 这封信的两个部分（主体和附言）很不一样，其不同的程度有如她已离开的那个环境同她正要进入的那个环境之间的差别——前者是安静的梅肯校园，后者是动荡的中国革命。从孙中山在日本的流亡地，也就是中国革命的临时指挥部看来，革命正进入第二阶段。 信的头六页是在旅途中写的，是一个生气勃勃、交游广阔的大学生一口气写下来的旅行随笔：“现在我正航行在太平洋上，过得非常快活。……我在6月22日离开波士顿去加利福尼亚……我在伯克利〔中国）代理公使夫人（我家的朋友）家里度过了愉快的两周。驻旧金山的总领事正巧是我温姨父在大学里的好朋友，他们一起为我安排了一个很有趣的日程。 “我游览了所有有趣的景点，成天不是宴会就是看戏，直到我习惯于这种高级的生活——和简单的头脑（？）。在中国留学生招待会上，我又是‘贵宾’……我上船时，发现船舱里装饰着鲜花，堆满了各种报刊和水果。我真觉得自己成了要人了。” 这番自我嘲讽的话表现了她在当时及以后都能客观地、自得其乐地看待自己。她的这种有点调皮的幽默还可以从她对旅伴们和船上活动的评述中看到。比如她写到由一个夏威夷乐队伴奏的舞会：“就连传教士也来参加了一呵！一当然只是作为观众。”这个来自威斯里安的姑娘是严肃的，但不古板、也不显得道貌岸然。 她对家庭的感情是浓重的。“再过五天，我就要在横滨见到父亲——也许是全家人了！时光怎么过得这样慢呀！” 接着，语言转得严肃一些。“我带着一封给孙逸仙博士的信……在中国，局势正在变得严重起来，我猜想我们大概将不得不在日本呆一段时间，因为即使在‘不许插手’的上海①，也不安宁。” ①上海的外国租界在中国时局发生混乱时往往可以免于波及，所以这里这么说。 但她觉得她回家乡的时间不会延误太久，所以她写下了复信的地址：“上海东余杭路628号”。她还说，想重访美国。“如果不是更早一些，那末我希望在1915年的巴拿马博览会上①会见到你。” ①指191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中国参加了这次博览会。 在9月12日写的那段附言里，她主要谈的是她在日本上岸后所听到的日趋黑暗的中国政治风云。“战事还在中国进行，我们因为是南方领袖孙先生的亲密伙伴，所以目前在中国是不安全的。” 在宋庆龄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中那种万事大吉的幸福感已经烟消云散了。不到两年前，她曾为中华民国国旗的升起自傲地欢呼。现在，在这面旗帜下正在进行内战。在旧势力的压迫和欺骗下，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军阀袁世凯。这个前清王朝的总督是在眼看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刻，怀抱野心，投机共和的。 宋庆龄在这里所说的战事是指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因为袁世凯违背了他所作出的保证，并对一些革命派实行暗杀。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下令逮捕孙中山本人。孙中山被迫流亡。
宋庆龄的故事有哪些?
答：孙中山要宋庆龄跟他一起撤离,宋庆龄想:如果和孙中山同时撤离,目标太大,很容易被敌军发现,于是她坚持自己留下,使敌军误以为孙中山还在,不会过早冲进府来。 这样就能掩护孙中山秘密撒离。孙中山坚持要宋庆龄一起走,宋庆龄却坚定地说:“...
关于宋庆龄的小故事(50-60字)
答：1、宋庆龄诚实守信的故事 在宋庆龄小的时候，一天早晨，一家人正准备去李伯伯家做客。突然，她告诉父母：“我和小珍约好，今天上午我要教她叠纸花，我不去李伯伯家了。”爸爸说：“以后再教吧！明天再和她解释一下，再说...
有关宋庆龄的小故事(少于200字)
答：1、宋庆龄与鸽子 宋庆龄养鸽子不只是因为他喜欢这种文雅的飞禽，还因为纪念孙中山——他喜欢鸽子，重要的是鸽子象征着和平。她爱鸽子，每天亲自喂它们、看着它们。她学会鸽子的叫声，鸽子一听到就都飞回来。她去世后，这群鸽子...
名人的故事 宋庆龄
答：”宋庆龄仰起脸回答道：“一个人在家，是很寂寞。可是，我还是觉得很快活，因为，我心中坦然。”宋庆龄信守诺言，宁可不去伯伯家看鸽子，也要等候小珍，而且空等一天也心中坦然，这是守信用的表现。2、宋庆龄遵守诺言的故事...
宋庆龄的小故事,越简单越好,谢谢!!!1!!!
答：马被驯服了，宋庆龄这才心满意足的跳下马来。教练赞道：“你胆大泼辣，勇敢顽强，世界上没有你降服不了的马。”宋庆龄的这两则小故事告诉我们，在紧张的学习、工作之余也不要忽视体育锻炼。锻炼身体不仅可以拥有健康的体魄，...
关于宋庆龄的,小故事,20个字。
答：宋庆龄的故事 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宋庆龄约了个同学到她家作客，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那个同学来。这时，她的家人要出去省亲，见宋庆龄没有要走的意思，就催宋庆龄和他们一道走。但是宋庆龄坚持要在家等她的同学，她说和...
概括宋庆龄的故事
答：宋庆龄7岁时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1907年，15岁时偕妹妹宋美龄赴美国留学。宋庆龄聪敏好学，思想活跃，经常参加学校的活动。听到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热情欢呼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1913年，宋庆龄大学毕业，获文学...
宋庆龄诚实守信的小故事
答：宋庆龄诚实守信的小故事 篇1 宋庆龄小时侯，一天，全家要到伯伯家做客，走到大门时，宋庆龄突然停下脚步。“怎么了，孩子?”爸爸奇怪地问。“我不能去了。我已经答应过小珍，今天上午教她叠花篮。”宋庆龄答道。小珍是...
宋庆龄小时候的故事
答：马车主人的善良帮助使宋耀如走出了窘境，这件事对宋耀如的影响很大，他经常用这个亲身经历的故事来教育自己的孩子：从小要养成诚实善良的品德，这样对人对己都有好处。二女儿宋庆龄牢牢地记住了父亲的话——做人要诚实、善良、...
关于宋庆龄的小故事
答：共同抗日，解放后，她心系妇女儿童，建立第一个少年宫，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为新中国的创立和发展呕心沥血，被开国总理周恩来称为“国之瑰宝”，留下数也数不清的佳话和感人肺腑的故事。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