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铜雀女的历史背景 和所要表达的 人物 情节 与寓意 ！！！求高人指点 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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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与希腊悲（喜）剧、印度之梵剧并列的中国戏曲，被世界公认为三大古老戏剧形态文化之一，中国戏曲形成于12世纪，虽较希腊悲（喜）剧和印度梵剧晚出，但希腊戏剧和印度梵剧都早已在戏剧文化的流变中销声匿迹，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唯只中国戏曲却与时俱进，呈现出勃勃生机。究其原因，当与戏曲特殊的表现形态——戏曲的写意性有着根本的关系。
戏曲的写意性集中体现为重神轻形，就是说戏曲的表达方式上十分重视情感真实的传达而对客观存在的生活原形（外形）则予忽略不计。自然，中国戏曲的写意性与西方艺术在总体上的写实性是大相径庭的，这种反差毫无疑问是中、西艺术产生的人文背景不同之使然。
不同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所创造的文化，便构成了那个民族的文化观念，文化观念即决定或影响到那个民族的文化艺术形态。换句话谈，中国戏曲艺术写意性的生成与发展，是与中华民族久远的历史文化的积淀相关联，也就是说，是民族审美哲学、思想的结果。
那么，我们民族审美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这与我国古代关于对“形”与“神”的认识所形成的思辨形神观有关系，其时间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道家代表人物的老子就曾说“重道轻器”。道是指思想、观念形态的东西，器则指的是外在的物，如同《周易》上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稍后的庄子更明确提出：“形残而神全”，强调“神”的重要。“神”也就逐渐指从远古来的神秘的东西，而逐渐引伸为表达人的主观意志的“意”。庄子在其著作《秋水篇》，关于“意”有着生动而形象的描述：“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在意，得意而忘言……”，“意”由此演化开去，被推崇到十分重要位置，有所谓“得意忘象”（魏晋时期王弼），“得意忘形”，三国时荀或据此更提出“象外之意”，晚唐时司空图又提出“象外之象，味外之首”，发展到近代，提出“不似之似”、“离形得似”。明代大戏剧汤显祖更主张：“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极力反对“步趋形似”。近代的齐白石也就说“艺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凡此，无不都在强调意的重要，形的次要。这种强调意的重要的重神轻形哲学思想，就是在儒家和佛家也能共通，儒家重义轻利、佛家重精神轻物质，所以在儒释道三家合一中，重神轻形也自然融合一。因此，强调“意”的重要的重神轻形观，也便一以贯之到中国各门类艺术始终。自不待言，重神轻形的形神观也直接左右和影响着中国戏曲艺术，并孕育出写意性戏剧形态的生成与发展。
然而，作为以视听感受的戏曲艺术，主要是以“形”示人，那么，在重神轻形支配下，其写意性的表现形态又是怎样在戏曲中得以贯彻落实呢？中国戏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经由着若干代戏曲伶人的创造实践，对“形”不是弃之不用，而是在形“意”为中轴的情况下，对“形”采取了大胆而合理的抽象或半抽象处理，产生出更具视觉冲击的“形”以期达到最佳状态的“立象以尽意”效果。
归纳起来，其写意性戏剧形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夸张变形的写意处理。夸张变形的写意处理，主要是将外化的“形”，以抽象或半抽象进行造象，使新造的象处于“似与不似之间”。夸张变形的写意，大致有以下四种，即变形、略形、忘形、幻形。
变形，即在原形上的夸张变化。如男角戴的髯口（胡须），不仅依人的想象有黑、灰、白、红等色彩的胡须，其形状且长而多。双更根据角色行为不同还分有三绺、互绺、一字、四喜等各种形状的胡须，更有某类丑角戴的“吊搭”，胡须是吊在下巴上的，这些长、大、多、奇并且有色彩的各类胡须，完全是人为夸张变形出来的，在生活原型中几乎没有，然而观众非但不予反感，还欣然接受，其根本原因在于这咱夸张变形的写意处理，是符合情理的，就是说只是在原形上的夸张变化，没太离谱，同时，髯口在仍挂在咀上，倘若挂在后脑勺上就有悖情理了。
略形，就是略去“形”的某些部分，保留某些部分的写意处理，如有鞭无马，有桨无船。在观众眼里却对这种写意处理忽略不计，仍写有马有船。川剧《秋江》中艄公仅凭一桨舞蹈仿佛舟行碧波荡漾中，京剧《悦来店》十三妹的骑马出场，仅凭马鞭挥动，同样也似骑马疾行。
忘形（也作离形），即全部舍去现实中的“形”，而以新的“形”代之的写意处理，这种“忘形”是以剧中人物情感为依托，精心设计、提炼出新的形象以烘托人物，如京剧《李慧娘》，则是以一个现实中完全没有的美丽的复仇女鬼出现的，十分感人，而这个女鬼形象是以离开真实的李慧娘幻化而来。这样的写意处理，恰较好地达到了“离形得似”的艺术境界。
所谓幻形，乃指现实中纯然没有的极尽夸张抽象出来的形象，如《花田错》中刘玉燕与书生卞现偶然相遇，四目刹那间的偷视到愣视的特殊时刻，丫鬟春兰特以“挑视线”（即从刘、卞二人眼中仿佛抽出了眼线样）的写意性表演，不但取得类似影视中特写镜头的强化效果，更将三人的内心独白明白晓畅揭示出来，观众无不感到畅快、快意。
二是时空上的写意性。这主要表现为在时间处理上的随意性和空间处理上的假定性。众所周知，作为舞台戏曲的表演最大的限制就是时空的限制。在时间上，一是不能超长演出，超长会使观众产生疲劳，而更重要的是戏剧情节的时间跨度的长短处理，若按真实的时间表现，则会让许多无关宏长的历时情节挤占有效而特殊的历时情节，作为叙事性的戏剧则会浪费时间作平庸的叙事，为解决这一矛盾，中国戏曲在时间的处理上，采取了随意性的写意处理，让有限的时间达到无限的运用，如《武家坡》、《坐宫》中薛平贵、杨延辉离别18年的历程均用说唱交待清楚。又如演员在台上虚作打盹的片刻经抬头、操眼、伸腰表示天已大亮，甚或以鼓点示意天交三更或五鼓等，《伍子胥过韶关》，剧中伍子胥因愁不能过关，表演时即由原先的黑须发突变成白须发，即表明了一昼夜的时间跨度，也强化了伍的焦虑心境，在空间上的假定性写意处理，戏曲中更是比比皆是，《梁祝》中的“十八相送”，舞台上除梁山伯与祝英台外，别无一山一水的环境陈设，但梁祝二人仅通过在台上圆场的行动和说唱台词的交待，观众感到的是他二人依依不舍，相送了十八里，且这十八里路程中，真仿佛有山有水，有树有桥。《武家坡》王宝钏仅在台上躬身、伸腰举动即表现出了破窑的内外环境，《春草闯堂》四轿夫抬春草进京一场，轿夫完全以舞蹈表现出了上坡、下坎、涉水、过桥等不同环境，又如《徐策跑城》、《追韩信》等都是通过剧中人徐策提袍来回在舞台上的跑，肖何策马拼命地在台上“追”，仿佛就跑了追了若干地方，这些景随人转、景随情生的假定性写意处理，竟使方丈之间的舞台空间变成了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
三是表演上角色化、程式化的虚拟性写意。
戏曲中人物系由社会生活中人物进行归类提炼而来，带有较强的规定性，如京剧中的生旦净末丑五个行当，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社会角色，生指青年男子，旦指女性，净为有特殊性格和品性的男子，末为壮年类男子，丑一般代表善良、幽默、滑稽及奸刁小人等。在各类行为中双分为许多专行，不同专行分别有不同程式化的表演，这些表演集中表现为假定性的写意表演，如武将的“起霸”中整冠、束带、捋袖，表临陈前的整装厮杀。旦角的“整鬓”表女性恪守妇德的严装理容。还有些特殊性的写意表演，如“倒僵尸“，表示忧愤气绝。《上天台》中刘秀因酒醉错杀忠臣姚期及28功臣，悔恨交加，气绝休克，就以“倒僵尸”进行特技表演，川剧《白蛇传》“断桥”一折，小青见到许仙，怒不可遏，即以“变脸”（以几种着色的脸相出现）示意。除此还有许多程式化的虚拟性写意表演，如“圆场”“过场”表行动和时空转换“推磨”，表二人偶遇的交错审视（如（《乌龙院》宋江与阎惜姣的“推磨”表演）、“三笑”表特别的畅快，“甩发”表易性忧愤交加，频繁的“小翻”“翻出场”、“倒扎虎”表战场打斗激烈等，这些角色化、程式化的虚拟性表演，使戏曲表演写意性达到最大化。
四是舞台美术上象征性的写意。
戏曲的舞台美术主要包括有化妆、道具、服饰及舞台背景等，戏曲舞台美术的各个方面的设计与装置，也不是以写实为表现的，相反，它是以象征性为手段体现出写意性。如在人物造型设计的化妆上，虽人物有角色行为的规定，但这些规定性中的写意性却是以象征手法表现的，比如“脸谱和着装，以色彩的不同代表着善恶智勇贵贱等社会中人。”脸谱中，黑表刚毅，红表仁厚，白表奸诈，金表神仙，如包公、关羽、赵高及诸神仙等。在服饰上，皇帝贵为天子，则黄袍加身，五公卿相则衣金腰紫、蟒袍玉带以象征高贵富有，平民百姓多为青、兰、黑色，以象征其平凡、贫贱、低下。在道具上，如各类刀枪剑戟，都不完全生活化，而以装饰性的造型而象征之，另如火旗、水旗、令旗、车旗、云片等分别象征火、水、传令、车胄、云朵等传统戏曲的舞台不设置布景，主要以大、二、三幕的间隔以表示时空转换，或以蝴蝶幕象征公堂、绣房、殿堂等，在底幕处，多以麒麟、凤凰进行华美装饰，以象征吉祥福寿。这种象征性的写意处理，使观众仅凭直觉就能知道人物身份和戏剧敷衍的情节及其它气氛等。
五是戏曲的简性的写意处理。
中国戏曲夫论是剧情铺陈、人物及道具设置都作到十分简略，即所谓以少胜多、以一写十、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等，戏剧最大的弊端即以笨重复杂著称，而中国戏曲却以其简略性的写意处理则收到以少胜多的效果。如在剧情铺陈上，京剧《群英会》表现的是历史上曹操、孙权、刘备的赤壁之战，若大的时间、空间，若干人物竟相交织出没，但《群英会》略去了许多情节和人事，仅只用诸葛亮“一股风”、庞统“一条计”、周喻“一把火”就将赤壁之战敷演完毕，双如黄梅戏《夫妻观灯》出场只夫妻二人，但通过他二人在台上的唱、念、做，让观众感到的却是人山人海的观灯场面，戏曲舞台上的一桌二椅经挪移设置或表升堂、或表设宴、更还表山、表城等，不一而足，极其方便灵活又用途广泛。这种约简的写意处理，尤如柳宗元的诗《江雪》一样，仅一“雪”字让人感到“白茫茫的一片”，收到以少胜多的功效。
戏曲的写意性还包括“意识流”的写意处理及诗化语言的写意处理，几乎涉及到戏曲的各个方面，十分丰富，也正是因为这一古代写意性的美学原则，贯穿于戏曲始终，才使中国戏曲这一古老的民族戏剧形态独立于世界艺术之林而长盛不衰。
一、历史背景：
1、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整个社会已进入了封建社会，但是乐伎却仍然处于奴隶的地位，任人宰杀，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
2、东汉（公元25——公元220）末年，曹操在邺城（今河北临璋县西南）修建了一个高高的舞台，命名铜雀台，在这台上养有专供侍宴观赏的乐舞伎。曹操死后，这些伎人就遵照遗命，被幽锁在铜雀台上，每月的初一、十五还要向曹操的灵位呈歌献舞。风华正茂的妙龄少女被迫陪伴亡灵虚度一生，高台沉沉，悲风习习，其生不如死的苦况可想而知。
3、唐代(公元618——公元907)诗歌中有不少咏铜雀伎的篇章，其中有朱放的一首《铜雀伎》这样写道：“恨唱歌声咽，愁飞舞袖正；西陵日欲暮，是妾断肠时。”意思是歌声呜咽，唱不尽无限冤屈恨，舞袖沉沉，凝聚着满怀愁绪。暮色笼罩着西陵，那就是伎人们悲伤欲绝的时分。
二、所表达的人物情节为：舞伎郑飞蓬与鼓手卫斯奴从小相爱，但光彩照人的飞蓬遭魏王曹操、曹丕父子两代的霸占并倍受将官的欺凌，飞蓬因反抗被处死，已被挖去双目的卫斯奴击鼓相送，最后，飞蓬剪下一束青丝，轻轻放在恋人的身旁，踏着悲愤的鼓声，一步步地走向刑场。
三、寓意：汉代是我国乐舞发展的一个高峰，而鼓舞则是汉代舞蹈的一个典型的代表。该舞从历史文化的根源上，讲述一个中华儿女与中华舞蹈文化在历史夹缝中生存与传承。
扩展资料：
《铜雀伎》关于主人公的塑造 ：
1、郑飞蓬与卫斯奴。
舞剧中描述的是舞伎郑飞蓬和鼓手卫斯奴之间的一场传奇的爱情故事。郑飞蓬和卫斯奴都是三国时期豪阀曹操所蓄的家伎，供豪门贵族在宴会之上赏玩取乐之用。舞姿美艳的飞蓬与自小一起习艺长大的卫斯奴相恋，却无法摆脱被曹操等豪强霸占、被众将官的欺凌的悲惨命运。在惨遭百般凌辱之后，郑飞蓬反抗不成无奈赴死，恋人卫斯奴则被剜去双目，连郑飞蓬在自己面前被拉去刑场都不得而知。
舞蹈展示在我们面前的郑飞蓬是一个浪漫、坚强而又满怀悲情的艺术者，又不得不在强权面前作为一个供权贵取乐的玩物。郑飞蓬和卫斯奴这两个角色代表的并非炙热如火的阶级革命情怀，而是在历史的压迫下偷生的小人物，是在历史与社会对人性的摧残下古代乐伎人格中最为真实的一个侧面。
2、曹氏父子与铜雀台。
区别于两位主人公的艺术杜撰性，曹氏父子则是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他们本身也有着非凡的诗词与艺术成就。然而在这部舞剧中，曹操被塑造成为一个反面角色，是当时社会封建伦理与豪阀统治的典型代表。舞剧中描写的他对郑飞蓬舞姿的贪恋和亵玩的态度是推动故事发展与走向悲剧结尾的动力。曹操对待家中乐伎的态度可以说是残暴的，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曹操于建安十五年修建铜雀台，“妾与伎人，皆著铜雀台…每月朝十五，辄向帐前作妓”，以供其晚年宴乐之用。
《铜雀伎》中讲述的就是铜雀台上两位乐伎，舞伎郑飞蓬和鼓手卫斯奴之间的故事。在这场舞剧之中，曹操和他所建的铜雀台既是故事中的人物与场景的一部分，又是对压迫乐伎的社会和历史背景的具化体现，也是依托了汉末魏晋时期的社会史实对当时乐伎生活和艺术活动最为真实的描写。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铜雀伎
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整个社会已进入了封建社会，但是乐伎却仍然处于奴隶的地位，任人宰杀，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 东汉（公元25——公元220）末年，曹操在邺城（今河北临璋县西南）修建了一个高高的舞台，命名铜雀台，在这台上养有专供侍宴观赏的乐舞伎。曹操死后，这些伎人就遵照遗命，被幽锁在铜雀台上，每月的初一、十五还要向曹操的灵位呈歌献舞。风华正茂的妙龄少女被迫陪伴亡灵虚度一生，高台沉沉，悲风习习，其生不如死的苦况可想而知。 唐代(公元618——公元907)诗歌中有不少咏铜雀伎的篇章，其中有朱放的一首《铜雀伎》这样写道：“恨唱歌声咽，愁飞舞袖正；西陵日欲暮，是妾断肠时。”意思是歌声呜咽，唱不尽无限冤屈恨，舞袖沉沉，凝聚着满怀愁绪。暮色笼罩着西陵，那就是伎人们悲伤欲绝的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