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宋朝,为何知否中嫁衣是绿色而《清平乐》中嫁衣是红色?

供稿:hz-xin.com     日期:2025-01-08
宋代社会历史对当时文学的影响

  宋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即处在中国文学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所谓“雅”,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中上层的文人文学,指诗、文、词;所谓“俗”,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下层的小说、戏曲。传统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戏曲”的说法,指明了各个朝代文学样式发达繁荣的侧重点。我们应该充分评价元明清诗文词的成就,但其未能超宋越唐,则可断言。如果说,宋代诗文词(特别是文和词)是元明清作家们不断追怀、仰慕的昨天,那么,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大发展就是宋代刚刚发展起来的白话小说和戏曲的灿烂明天了。

  宋代继唐代以后出现了又一个诗歌高潮。虽然至今还没有一部《全宋诗》,但其总量超出《全唐诗》好几倍则是无疑的。宋代诗人大都一生勤奋写作,作品众多,如现存苏轼诗二千七百多首,杨万里四千多首,陆游近万首,远比唐代李、杜为多(李诗近千首,杜诗一千四百多首),充分说明宋诗繁荣的盛况。


  巨大的数量
  往往体现为一定的质量。作为一代诗歌,宋诗在继承唐诗的基础上,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从思想内容看,宋诗在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暗和反映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方面都有所扩展,但又缺乏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歌中追求远大理想的积极昂扬的精神;而在抒发民族斗争中的爱国忧国的情绪上,又比唐诗炽热和深切。这是由时代的条件决定的。宋朝比之以往的几个统一王朝来,是中央集权最为集中的朝代。这一方面对巩固宋朝统一、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和抵御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扰,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军权集中带来了宋朝军队训练不良,战斗力削弱,政权集中带来了官僚机构庞大臃肿,腐败无能,财权集中又刺激了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挥霍享乐。所以开国不过三十多年,宋太宗时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的农民起义,人数达数十万。正是在积贫积弱局势逐渐形成、社会危机急剧发展的情况下,地主阶级中的有些改革家就出来倡导“变法”,改革弊政,形成了变法运动。王安石就是杰出的代表。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诗歌中反映民生疾苦、社会黑暗和统治阶级政治斗争的现实主义倾向,都和这种社会政治情况有关,跟变法运动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如梅尧臣《汝坟贫女》、《田家语》;欧阳修《食糟民》、《边户》;王安石《兼并》、《省兵》;苏轼《荔支叹》等一批作品。但是如同变法运动只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缺乏远大的政治前途一样,在宋诗中也缺乏唐诗中积极昂扬的政治进取精神,往往悲慨多于壮歌。这是一。其次,宋朝从开国之初直到灭亡,一直处于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不断侵扰和威胁之中,是中国历史上统一朝代中最缺乏抵御力量的软弱王朝。宋王朝对他们一再割地求和、输币纳绢、称臣称侄。但是,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爱国将领和官员,尤其是广大汉族人民群众,是不能忍受这种受侮辱、被奴役的处境的,他们表现了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因此宋代诗歌中(包括词)所反映的爱国思想也就越来越显得突出。宋初路振《伐棘篇》对国耻国难的慨叹,苏舜钦《庆州败》对败于西夏的“羞辱中国堪伤悲”,苏轼《祭常山回小猎》、《和子由苦寒见寄》等所表达的“与虏试周旋”的决心,都是例证。而在北宋灭亡以后,更成为南宋诗歌的基调。伟大诗人陆游正是在南郑戎马生活中找到了创作的生命,为苦难的祖国歌唱了一生;在南宋灭亡前后,文天祥、谢翱、林景熙、郑思肖、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为宋代诗坛增添了最后的光彩。这是唐诗中所没有的。


  艺术旨趣
  和风格
  宋诗主要向思理、显露和精细方面发展。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诗有词、理、意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明杨慎《升庵诗话》卷四说:“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今人钱钟书先生《谈艺录》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他们所持的褒贬态度不同,但都共同认为“理”、“思理”为宋诗特点。重情韵者往往含蓄,重思理者则较显露。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说:“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吴乔《围炉诗话》卷一也指出唐诗多比兴,因而“其词婉而微”;宋诗多赋,“其词径以直”。他们都指明了这种特点。此外,宋诗又追求精细。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说:“诗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所谓“细密”、“刻抉入里”,一方面指宋诗对客观事物的描摹,趋于求新、求细,形容尽致,纤微毕现,与唐诗的浑成淳滀(tingxù)各异其趣;另一方面指宋诗对用典、对仗、句法、用韵、声调等用工更深,日臻周详密致。与上述几点相联系,宋诗又呈现出议论化、散文化和以才学为诗的倾向,则对诗歌艺术的发展造成好坏兼具的影响。如同写水势湍急,李白《早发白帝城》在骏发豪爽中蕴含着欢快舒畅的情绪,而苏轼《百步洪》却说:“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一连用七个比喻,穷妍极态,炫人眼目,后半首又以议论出之。黄庭坚《题竹石牧牛》在句法上仿效李白《独漉篇》,但李诗浑然而意在言外,黄诗刻露而见新意,情趣有别。南宋以来诗歌史上发生过尊唐或尊宋的长期论争,这在客观上承认宋诗在唐诗高峰之后另辟蹊径,自立门户,具有某种典范性。诗歌的历史也表明,后世作品在总体上未能超出唐宋诗艺术境界的范围。


  宋代散文

  宋代散文是我国散文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在三百多年间出现了人数众多的散文作家。所谓“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宋人就占了六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写作了不少文学散文和带有文学性的散文,也有许多议论文的名作。

  宋代散文的重要成就之一,在于建立了一种稳定而成熟的散文风格:平易自然,流畅婉转。唐代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在他的古文理论和古文实践中,都遇到过作文“难”和“易”或“奇”和“平”的问题。韩愈虽然企图把两者统一起来,所谓文“无难易,唯其是尔”(《答刘正夫书》),但他的艺术个性却崇尚“难”、“奇”一路。宋代古文家却着重发展平易风格。我们读韩愈《上兵部李侍郎书》和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两信都是“干谒”之文,对象都是掌管全国军事的高级长官。但韩文一开头便自称“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lóng同礲)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俨然以经纶奇才自居;然后说到对方身为“朝廷大臣”,正当“天子新即位”之际,提拔人才义不容辞。要求延引之意,咄咄逼人。用语新颖,戛戛独创,符合他提出的“词必己出”的标准。苏文却从写文章要养“气”说起;再说到气应从增加阅历、扩大交游中去获得;然后讲他离蜀来京,访古都,游名山,会名流,但所会名人还不多,这才把希望对方引见的意思委婉曲折地表露出来。行文纡馀徐缓而无急言竭论之态,语言明白浅易而绝少色泽尖新之词。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评韩、欧文风一“难”一“易”的不同,可以看作对唐宋散文的概评。宋代散文的平易风格比之唐文更宜于说理、叙事和抒情,成为后世散文家学习的主要楷模。宋文比唐文的影响更大。

  宋代散文的高度成就给其它文体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宋代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散文化倾向。宋诗从梅(尧臣)、欧开始,发展了杜、韩“以文为诗”的倾向,进一步用散文的笔法、章法、句法、字法入诗,逐渐显露出宋诗的自家面目。词也在苏、辛手中加重了散文成分。赋从《楚辞》、汉赋、魏晋时的抒情小赋到唐代应举用的“律赋”,创作已趋衰微,缺乏艺术创造性;宋代却从散文中得到启示而重获艺术生命,形成一种类似散文诗的赋体,欧阳修《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等都是历久传诵的名篇。宋代的骈文也不太追求辞藻和用典,采用散文的气势和笔调,带来一些新面貌。欧阳修《采桑子·西湖念语》、苏轼《乞常州居住表》、南宋汪藻《隆佑太后告天下手书》、方岳《两易邵武军谢庙堂启》等都是相当出色的骈文。这种普遍的散文化倾向是宋代散文繁荣的结果,构成宋代文学的一大特色。


  宋词

  词作为新兴的诗歌形式,从隋唐发轫,至宋代进入鼎盛时期。唐圭璋先生所编《全宋词》收词人千家以上,词作二万首。最近还陆续有所增补(如孔凡礼先生《全宋词补辑》等)。虽因词在开始时还未被承认为“正统”文学,亡佚很多,但目前搜集的成果就足以反映出宋词的繁荣兴盛和丰富多彩了。

  前人论词,有“婉约”、“豪放”之说,历来聚讼纷纭。此说首见于明张綖所作《诗馀图谱》。其《凡例》后有按语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酝籍,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张綖关于婉约、豪放的界说,是从艺术风格着眼的,但又把它们看作词的两“体”,后人又引申为两“派”(如王士祯)。这就与宋词实际风格的多样性发生矛盾:宋词显然不止这两种风格,即以豪放派创始人苏轼的作品而言,真正豪放者也不过二三十首,争论即由此产生。其实,在许多词学家的具体评论中,豪放、婉约两派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也不是对艺术风格的单纯分类,更不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逐一鉴定,而是指宋词在内容题材、手法风格特别是体制声律方面的两大基本倾向,对传统词风或维护或革新的两种不同趋势。认识这种倾向和趋势对于宋词的深入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大致说来,苏辛豪放词派即革新词派,与传统婉约词派的不同在于:在内容题材上,婉约派坚守词为“艳科”、“诗壮词媚”的樊篱,抒情则男欢女爱,伤春伤别,状物则风花雪月,绮罗香泽,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苏轼手中,诸凡记游、怀古、赠答、送别,皆能入词,几乎达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艺概·词概》)的境地;南宋辛派词人,更把表现爱国精神作为词的主旨,标志着宋词的最高思想成就。在手法风格上,前者长于比兴,以清切婉丽为当行本色,后者善于直抒胸臆,以豪健奔放为主要特色。在体制声律上,前者强调合乐,如李清照《词论》要求词“协音律”、“可歌”,并批评苏轼“往往不协音律”,后者却重文不重声,不肯迁就声律而妨碍思想感情的自由表达,所谓“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这是宋词中实际存在的两大倾向和趋势。

  应该指出,北宋以来不少词评家把豪放、婉约说成“正格”、“别格”的观点,是错误的。署名陈师道的《后山诗话》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并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四库总目提要》卷198也说,词应“以清切婉丽为宗”,苏辛一派词“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他们虽然承认苏辛词“工”,但又囿于传统成见,把它视为“非本色”、“别格”,对苏辛词派的革新意义没有足够的认识。但解放以来有的论者又把两派说成“主流”、“逆流”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一般被认为婉约派的作家,情况复杂,但都取得不同程度的思想艺术成就,逆流说导致全盘否定,显然不符实际;豪放派作家不仅仍有一些婉约之作,而其豪放词往往吸收、融化婉约词的艺术手法,仍然保持词区别于诗的特性,并不被诗同化。我们为“大江东去”这种俯仰古今的巨大感慨所感动,也能体味“扬柳岸,晓风残月”的侧悱缠绵的羁旅者的心情;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岳飞《满江红》、张孝祥《六州歌头》、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乃至辛弃疾的许多佳篇,固然大声镗鞳(tangta,鼓鞞声),悲歌慷慨,充分体现了时代的精神,但周邦彦《兰陵王·柳》、史达祖《双双燕》、吴文英《莺啼序》、王沂孙《齐天乐·蝉》等体物精细的工笔之作中,也包蕴着回肠荡气的情操。春兰秋菊,各尽其妙,都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审美需要。在充分估计豪放词派革新意义的前提下,应该把两派统一起来。

  宋词是我国词史上的顶峰,其影响笼罩以后的整个词坛。宋词实际上是宋代成就最高的抒情诗,使它取得了与“唐诗”、“元曲”等并称的光荣。


  宋代小说戏曲
  宋代小说和戏曲为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大发展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宋代的小说主要是“话本”,它原是说话人说书的底本,实即白话短篇小说。现存宋话本约三四十篇,散见于《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三言”等书。宋话本具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市民文学的色彩。话本是当时“瓦舍技艺”的一种,是城市人民表现自己、教育和娱乐自己的文艺。下层市民人物,第一次作为正面人物成批地在话本中涌现,如《碾玉观音》中的碾玉匠崔宁、《志诚张主管》中的商店主管张胜、《错斩崔宁》中的卖丝村民崔宁,尤其是璩秀秀、周胜仙、小夫人、李翠莲等一群具有叛逆性格的下层妇女形象。小说的社会性、现实性都得到加强,为以后小说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二是白话文学的特点。话本的语言是白话,比之文言小说(如唐传奇)描写更细致生动、曲折有致,更富生活气息。特别是人物对话的个性化,取得很大的进展。后世虽仍有文言小说,但比起白话小说来,不得不退居第二位。至于长篇的“讲史”话本也为以后长篇历史小说提供故事的素材。

  宋代的民间戏曲还处在戏曲的萌芽阶段。如傀儡戏、影戏、歌舞戏等,前两种不是由人来扮演的,后一种由人扮演,但还是叙事体而非代言体。然而这些都已具备戏曲的一些条件。北宋杂剧、南宋戏文,今天虽无剧本流传(有人认为《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的《张协状元》是宋人作品),但它们已是相当完整的戏曲,具备我国戏曲艺术的基本特征,是以后戏曲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

  总之,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向文学提出新的要求,也由于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我国古典诗、词和散文逐渐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失去支配文坛的地位,小说戏曲等文学样式正在酝酿着更大的文学高潮,进而成为文坛的重心。宋代文学正是处在这样一个过渡的转变阶段。

朝是个群星汇粹的年代,寇准、包拯、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沈括、岳飞、朱熹、李清照、辛弃疾、文天祥等等一大批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中光彩夺目的人物。宋朝因为极其重视文教,学术文化的成就极高,中国文化至此更趋精深成熟,所以更方面的人才也就不断的涌现了。明人宋濂谓:“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唐宋八大家,宋朝占了六位,除“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外、还有王安石、曾巩、欧阳修。宋四大书法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理学家北宋二程:程颐、程颢。南宋东南三贤:朱熹、张拭、吕祖谦。南宋四大家: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重要的是宋朝许多名人文化大家,都是出身贫苦。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单身家庭出身,自幼贫寒。范仲淹一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谢氏带着尚在襁褓中的仲淹改嫁朱姓的人家。范仲淹从小生活极其艰苦,喝粥度日苦读。欧阳修年少时家里买不起笔纸,他母亲用芦秆画地教他识字。最终两人都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文化大家,朝廷重臣,国之栋梁。范仲淹、欧阳修或许命运相近,两人成为真正的朋友。王安石、苏洵、苏轼、曾巩都是欧阳修培养扶植起来的文化大家。苏轼又培养了著名的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陆游是曾巩的学生,陆游、辛弃疾是好朋友,他们在一起的交往聚会组成了文化沙龙、文学俱乐部。宋朝民间涌现了许多的文学社体,总之宋朝是文化人的天堂。

曹皇后结婚的礼仪自然和民间女子出嫁不一样,而且曹皇后也并不是没有穿绿色的嫁衣,只是因为皇后见皇帝多了一道礼仪,因此是必须穿红色衣服的,所以才会认为曹皇后的嫁衣是红色的。


一、男红女绿婚嫁礼仪,自唐朝开始就已经有了

在婚嫁的时候,男人穿上红色的礼服,而女人则需要穿上绿色的礼服。这是取义绿叶衬红花,是男尊女卑社会的典型事例。在《知否》中,明兰所穿的就是绿色的礼服。而其实根据记载,这种婚服最正统的颜色应该是青色。曹皇后在结婚的时候所遵循的一切都是皇后的礼制,因此她其实并没有穿婚服,而是穿的皇后的礼服。凤冠霞帔最初是只有皇后才能拥有的礼制,民间女子是只能用朱钗的。

之后曹皇后在婚房当中,一身红色,这其实也不是她的婚服,根据宋朝的礼法记载,曹皇后当时所穿的是一套袆衣。这是按照夫君的品阶而选择的衣服,曹皇后的夫君是皇帝,因此在见他的时候必须身着品阶最高的服制,以此表现对宋仁宗的尊重。

 

二、除了袆衣之外,宋朝还有礼衣、鞠衣、翟衣之分

礼衣,通俗点来说,礼衣就是朱红色的衣服,这种衣服是用大红色的布料制作而成的,和袆衣有大同小异之处,也是皇后面见天子的时候需要穿着的衣服。所以曹皇后在婚房当中的时候,是为了等待天子的到来,自然也就不能穿着青色的礼服了。

而其实关于红色和青色的礼服,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低嫁和高嫁之分。如果是高嫁的话,那么女子是需要身着绿色的礼服的,毕竟日后就需要依靠夫家了。而如果是低嫁的话,那么是可以身着红色的礼服的。这也是为什么在《知否》中,明兰和墨兰出嫁的时候,是身着绿色的礼服,而如兰出嫁的时候却能够穿着红色的婚服。明兰和墨兰一个嫁的是侯爵福,一个是伯爵府。虽然盛家也是书香门第,朝中为官,但是拼家世还是斗不赢他们的,所以都是高嫁。而如兰的夫君是一个读书人,虽有才华但是毕竟没有实打实的家业,所以身为嫡女的如兰就算是低嫁。

鞠衣,这种服饰是专门为了重要的祭祀活动而准备的,家家户户的女子都应该备上一套。因为宋朝是一个注重礼制的朝代,即使是穷人家的女儿也是必须需要这样一套衣服的。

 

翟衣,这种服制是因为在衣服上面绣有翟鸟花纹而命名的。这也是命妇们最高礼制的服装,所以在《知否》中明兰会穿着绿色的衣服去见皇后,她所穿的衣服就是翟衣。在一品命妇的翟衣上面会根据等级绣有花钗九株,如果是品级比较低的,那么花钗就会比较少。这种服饰一般都是在非常正式的场合,或者是面见重要的人才会穿的衣服。比如说明兰在结婚的时候也是穿的翟衣。



因为《清平乐》里面的根本就不是嫁衣,按照宋朝的规定,皇后面见皇帝必须身着礼衣朱服,所以衣服会是红色的,这个和知否里面明兰穿的嫁衣是不同的。

在宋朝有一种说法是绿色是高嫁,红色是低嫁,也有着“红男绿女”,男的红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女的绿是展示自己优雅的一面。

这是不同身份的地位的家庭的不同表现,普通人家嫁娶女子是穿绿色的,而皇亲国戚等女子出嫁就是穿红色的。

如今,很多姑娘出嫁时还是会为自己选择一套红色嫁衣的,因为红色代表着高贵和喜气。

最近正午阳光出品的热剧《清平乐》大火,里面各种场景都以最大的还原度还原了历史,展现的也是宋朝最鼎盛时期的服饰风貌,其风格是“风俗典礼,四方仰之为师”。剧中有人发现曹皇后的出嫁是穿着红色嫁衣的。而相对比一样是宋朝的历史剧,为何剧中曹皇后的嫁衣是红色的,而知否中嫁衣却是绿色的呢?

绿色嫁衣也不是第一次见了,就像我之前看过的《独孤天下》的三位独孤小姐,出嫁时穿的也都是绿色的。





都是同一个年代,为什么嫁衣有这样的差别呢?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很多人的印象里古代嫁衣都是彩绣龙凤的大红吉服,再盖上大红盖头,就是新娘子的模样了。而探寻华夏婚礼和婚服的源头,可以溯至三千多年前的周代,当时最初的婚礼服颜色是玄黑色和纁红色,而红色婚服是到了明代穿有规定的,古人的服饰制度非常严谨,比我们现在的服装复杂多了。

从唐朝时起,民间婚服就开始“红男绿女”的制式。也就是男穿红色女穿绿色,这意喻着绿叶衬红花,也用来显示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

宋太祖自从“陈桥兵变”建立了宋朝后,便建立了“贵贱有级,服位有等”的冠服之制,对不同身份,不同场合以及不同等级的人的服饰做了明确的规定。

《知否》中有大段的镜头来描绘明兰和顾廷烨婚礼,场面可以说是宏大无比,导演非常用心地还原当时的民间习俗,来展现北宋官眷内帷的风情。

△《知否》里面赵丽颖出嫁



而《清平乐》中,曹皇后出嫁时,并没有看到皇帝亲迎的宏大迎亲队伍,也没有拜堂形式。所以,婚礼当天,曹皇后直接穿皇后的礼服进宫,也就是凤冠霞帔,一切遵循着皇家的礼仪制度进行,也不存在婚服之说。


而我们看到独守空房的曹皇后,身上穿着的,是新婚之夜新人穿着的常服,也是日常的衣衫,是所有品阶的命妇都可以穿的。


绿色是唐宋时期流行的嫁衣颜色,严格来说应该是青色,有诗“花钗青质连裳,青衣革带韈履”,如果其夫君有官职者,就按夫君的官职规定的服饰进行穿着。

至于《清平乐》中网友看到的嫁衣,其实只是曹皇后的常服而已。大婚当天,我们看到的是皇后礼服,据《宋史.舆服志》记载宋朝皇后穿的衣服,主要有四种,分别是袆衣、鞠衣、礼衣及朱服。




宋朝杜太后鞠衣画像

礼衣

那么,曹皇后在洞房身着红色礼服就不难理解了,这正是皇后见皇帝的礼服,是朱服,可见《清平乐》确实在这些细节上下足了功夫。


那么,为何同样是正午阳光出品的《知否》,女主明兰大婚为何礼服会是绿色呢?

《知否》中的细节同样值得表扬的,上面我们提到“贵贱有级,服位有等”,皇后用的服饰,民间自然不能采用的,否则就是“大不敬”。《知否》中的女主也是贵族,她的服饰自然也有着严格的礼制,其礼服主要以大袖、鞠衣和翟衣为主。



从《知否》剧中我们可以看出,明兰所穿出嫁礼服实乃青色,并不是绿色,也就是“翟衣”。


结语:

《知否》也好,《清平乐》也罢,毕竟是影视剧,难免会有一部分和记载有出入的地方,只要不对历史进行过多的改造,我们也就没必要苛责太多。如果一部历史剧能够做到内容精彩而又比较贴近历史,这就应该是一部良心剧,是好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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