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为什么没有成功？
一是变法直接损害了士大夫们的利益，导致众人反对（当然所有变法都有这个问题，动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是要玩命的）；二是变法超越时代（官方搞金融这种事实在不是农业经济能够想象的），有些措施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经过官僚体系的扭曲后反而危害民众（如青苗法变成官办高利贷），引发一定反弹；三是力量不足，神宗的支持（后来也是半心半意的支持）不足以让变法阵营打垮整个旧党。而新旧党争尖锐化并反复拉锯后，最后留在台上从君主到大臣都是徽宗、蔡京之流，失败就成必然的了。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其最根本原因在于新法变法只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针对北宋统治危机的制度改良，没有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矛盾。
1、变法的超前性与社会现实的落后性差距过大，变法没有适应的土壤
王安石变法主要是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对这次变法的经济内容，黄仁宇评论道：“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时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而宋朝的封建政体是其面临的难以逾越的困境，结论不言而喻，变法的走样与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2、新法的“敛财”实质导致社会基础的丧失
变法的真正兴奋点是富国，而不是富民。王安石的“理财”，实际上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内损下益上，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国家财政，做到的不过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这使他几乎把整个社会作为“取财”的对象，因而在新法推行时，它损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导致变法的社会基础丧失。变法中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发展生产，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赋”的结果。
3、变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王安石明知改革“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却在变法中操之过急。他只认定一个目标，却忽略了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必然会连带产生一系列问题。在短短数年间将十几项改革全面铺开，恐怕当时的社会各阶级都不见得有这种精神和物质承受能力，于是变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
4、政策执行不力。
动机与效果的背离，条文与执行的偏差，使一系列变法措施从安民走向扰民。如政府把青苗法利率规定为百分之二十，官员擅自提到百分之三十；政府要抑制私商，官员用更坏的官商代替私商；政府要用交钱代替差役，官员就拼命敛钱。无论哪种措施当初的动机有多好，执行的地方官员都可以把自己的私货塞进去，都完全违背了变法初衷。
5、用人不当
变法派中，除王安石个人操守尚无非议，而他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个人品质多有问题，有的当时就被视为小人。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于是应该由行政技术层面解决的议题便转化为道德层面的问题。变法派在后一层面上与保守派相比，立即陷于劣势。
6、变法派内部分裂
首先是变法核心人物宋神宗和王安石不能协调一致。当王安石再次担任宰相后，宋神宗对他的态度已经有所变化，即所谓“意颇厌之，事多不从”。王安石看到变法停滞不前，被迫再次辞职。其次是变法派内部出现反对派。许多变法派只从自己利益考虑，而不以改革大局为重，结果使参与变法的人员闹得四分五裂。
7、保守派强烈反对
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之争本质上并不是权力之争，而是政策性的争议；并不是要不要改革的争论，而是怎样改革的争论。保守派人才济济，如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等。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几乎全被废掉。
一、变法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 变法实施过程中掀起了朝廷里面的“新旧党争”，遭受到以司马光为首的这些保守派势力的反对与攻击。这些保守派抓住变法出现的问题，攻击措施本身，也弹劾王安石，甚至连太皇太后也出面反对。
- 王安石变法，重在财政与军事，但他却忽视了变法稳健推进所需要的前提，那就是吏治。要想把制定的政策措施有效地实施下去，必须要有一个由上下层官员组织构成的监察管理系统。就拿变法中的青苗法来说，本意就是为了使农民度过天灾或欠收的难关，同时又可以盘活国家的资源，一举两得，利国利民，但由于缺乏监督与管理，底层的官吏最后为了私利，大幅提高利息，且把自愿借取变成了强制分配，最终导致贫农破产，一无所有，成为流民。
- 变法损害了各方面的利益，必然会遭到反对及阻碍。司马光说王安石的变法，是国与民争利。其实说对了一半，如果变法有效地执行下去，则争的不是百姓农民的利，而是地主集团的利益。由于缺乏监管，变法在基层实施时就出现了扭曲，结果导致国家同时争了地主集团与农民阶级的利。因此，最后上至朝中大臣，下至普通百姓，都在极力反对变法了。
二、变法的背景：
公元1067年宋神宗即位时，北宋表面上社会稳定、文化繁荣，实际上内部危机重重。历任君王坚持扬文抑武的国策，致使朝廷文官繁冗，与唐朝相比较，数量多达数倍。军事上实行募兵养兵制，导致需要用兵时，兵员众多，军费支出巨大，而实际上这些兵员战斗力十分有限，起不到应有作用，边境还是一直在遭受着北方契丹的侵扰。此外，朝廷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各项支出甚多，致使国库亏空。宋神宗年纪轻轻，一上任就面对“冗官、冗兵、冗费”这个现实，内心焦虑不已，心想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国家机器将难以运转，于是寻求着改变这一局面。
三、变法的意义：
- 促进国家财政收入增加；
- 租税负担趋于公平；
- 社会和谐安定、财政思想和理财观念的树立。
先简单说一下王安石变法怎么产生的。宋神宗即位后，北宋整体状况虽然谈不上内忧外患，但是也不是很好。
财政上，军队开支吃掉财政支出的七八成，但是部队战斗力不如人意，是为冗兵；
行政上，通过恩荫得官的数量越来越大，这其中包括功臣之后和宗室，是为冗官；
地方上，因为北方国防压力巨大，而当地财政（尤其是西北）不足以应付军事开支，不得不从他处抽调，那个时代又不是现在，物流的代价是很大的，钱粮运输本身就会产生很大一笔开销，是为冗费。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根子上就是因为西北边患，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西夏完蛋就行了。
可是西夏不是撮尔小国，国中带甲百万没有，三十万大军那也是能拉出来的，不是一句话就能灭的掉的。宋神宗年轻时就有志于西夏，奈何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国家财政困窘，军队战力拙计，要想完成目标很是需要一些努力。
于是就有了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本质也是政治交易的产物。概括起来就是：
宋神宗给予王安石足够的权力（以内降指挥开启变法，变法过程中清洗了御史台）和意识形态解释权（一道德，以王安石主张的新学为国学改革科举），王安石以此推行一系列财政政策来创造财政盈余，并以此为筹码拉拢官僚阶级（给公务员加薪）并改组军队（宋代是募兵制，改组军队不发福利你等着兵变吧），继而推行对西北的扩张战略（横山攻略和熙河攻略）。
这波交易算得上合情合理，各取所需。
首先，从宋神宗的角度，要想打破当时东亚三国鼎立的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击败辽宋夏中最弱小的一环：西夏。以缓解北宋河北、河东、陕西三线囤积重兵的军事财政双重压力。要实现这一点必须修改对西夏以守御为主的战略，也就是“改国是”，这必然需要一系列的人事调动和有效的财政、军事手段相配合，也需要一个有能力有担当的团队来实现这个目标。
而对王安石来说，长期在地方的治理经验让他改革措施很接地气（那些说王安石变法超越时代的我觉得你们还是有必要好好翻翻故纸堆），很多变法内容王安石在地方上也做过实践。但是北宋的官场规则里有这么一条：极少能有宰相长期居于中枢，在王安石之前，北宋名相如赵普、寇准、韩琦这种级别的宰相都是几进几出，连续为相时间很短，累计时间也通常不超过十年。因此即使是出于改革的延续性上，王安石都需要一个团队来支持自己的新法长期有效运作下去。以一道德把新学定为官学占据意识形态主流的方式可以实现这个目标，有点类似于后世“党校”的作用，顺便还能为王安石的学术主张张目，这是可能万古流芳的事。
宋神宗手里有权力可以定性王安石的学术主张，王安石有能力可以实现宋神宗的政治抱负。于是交易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拉开序幕。
而当新法逐步推行，北宋财政盈余逐渐增多；王韶开熙河，北宋对西北的布局逐步实现。新的交易就开始了。
古往今来，任何标准线以上的皇帝都不会吝于扩张手里的权力，所以宋神宗通过变法逐步稳固自己的权力，并对平衡各势力的政治手腕逐渐熟悉以后，很自然地选择踢开王安石，自己单干。他需要一个新的交易对象：总体要求就是听话，必须既能支持新法，又不能主导新法。
所以王安石下台后，长期盘踞相位的不是吕惠卿、章惇这样的新法干将，而是王珪这样的“三旨相公”，在此期间宋神宗推行了元丰改制，重新变革了官制。并主导了元丰西征这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简单梳理了一下变法的过程后，我们回到题主的问题：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失败？
考虑到王安石的新法有一部分（例如军事、科举、财政）长期被宋政府沿用至南宋，所以所谓的“失败”应该是指宋神宗死后旧党回归中枢，第一次中断变法。而这一事件的起因，本质也是宋神宗在临终托孤时没有选择新党而选择司马光。
那么为什么宋神宗会在临终时抛弃变法呢？其实还是交易。
前面提到，王安石去相位后，长期盘踞相位的是王珪，宰执中存在很高比例的“天子党”，这在皇帝身体健康的时候当然是利好，毕竟会迎合上意的人用的顺手。但在天子病危以后，“天子党”在政治大事件中没有主见的缺点就暴露无遗。宋神宗的儿子当时还远没有达到能亲政的能力和年龄，高太后性格上其实也颇为强势（关键词：十三团练），加上自己还有个（尤其是旧党中）名声不错的亲弟弟，真搞出什么兄终弟及的事也不是不可能。
在这个时候，保证自己亲儿子顺利即位并亲政才是首要目标，其他的都能凑合。这个时候我们做个简单的推演：
1、维持现有中枢阵容不变。
这是最糟的方案，等宋神宗一蹬腿，倾向旧党的高太后一定会启用旧党，而善于迎合上意的宰执团队很可能选择默认，自己人亡政息不说，如果自己的老妈随着这样的政治布局而野心膨胀，难保不会出什么意外。
2、招新党元老托孤。
这个选择一样不合适，结果是激化后党和相党的对立。纵使高太后不做吕后，谁能保证王安石们不做周勃？而且，宋神宗自己也因为杀宗室惹了一身骚，宋太宗和赵德昭的旧事不远，虽然新党能保着自己的儿子亲政（毕竟神宗不只一个儿子），但是心怀不满的旧党必然会选择依附在高太后和小皇帝他二叔身边。哲宗毕竟是晚辈，闹出不愉快来在孝道上是很吃亏的。不说阿齐那和塞思黑，郑庄公的旧事孔夫子也没有给好话。
3、招旧党元老托孤。
这个选择看起来天马行空，但是并非不合理。旧党多自诩君子，君子又多标榜忠孝为先。我给你托孤重臣这个大蛋糕，你们看着办吧。再谋逆把我儿子弄死了，你们一世英明也别要了。我也没别的要求，保着我儿子亲政就行。你们那几块料我还不清楚？抱残守缺可以，冲锋陷阵就歇歇吧，新党早晚能卷土重来。
于是最终结果，宋神宗临终托孤时抛弃了自己一贯的政治抱负，由旧党执政换取自己儿子的顺利即位。
从各项经济上改革内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规模甚大，其中理财方面最为重要，只可惜实行上反而成效一般，受到时人抨击。平情而论，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不能完全推到守旧派反对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检讨。下列可就五方面论之：
(一) 政策未能对症下药──王安石的变法所针对的只是皮毛，远未到核心问题──支出太多，而支出太多则是因为冗官。不针对到冗官，财政问题解决不了。但王安石的改革非但不是针对支出太多问题，反而是以增加国库收入为主，如此则不能解决财困。又如军事改革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非针对到宋朝的军事死穴──强干弱枝，重文轻武政策。
(二) 政策本身之缺点─—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实行，与理想相去悬绝。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盖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这还谈什么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 (三) 拘泥古制─—王安石说他的新法皆出于先王及孔子遗训，以塞反对新法之人的口，如将青苗法比之“周礼”之泉府；免役法本之于“周官”的府史胥徒，王制之庶民在官禄足以代其耕；保甲法比于先王之农为兵，市易法比于汉之平准。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时合宜。
(四) 刚愎自用─—王安石性刚，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神宗每为之改容听纳。创行变法之初，司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安石覆书抗议，深不以为然，二人本是极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从此画地绝交。
变法在推行过程中，不合时宜的部分举措和不当的执行方式在不同程度损害了百姓利益（如保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遇到了很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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