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外交改革的意义是什么
清朝外交体制的改革，原因是为了学习外国的。
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是处于满清殖民政权之下,这时候的中国,本来主是亡国奴的性质,哪有奴隶主为奴隶们去打仗的叱,
不要将罪恶推到封建制的头上去,封建制没有那么罪大恶极,封建制还是资本主义他妈呢,小日本一样是封建制,不要认为小日本就比中国优秀.更不能怪中国文化,中华文明能在过去二千年里,基本领先于世界,靠的是中国人的智慧,更重要更本质的一点,汉族世居中原,一向就有放眼世界的眼光,敢于开放,善于包容,正如此,才能创造出灿烂的文明.没有道理到了,清朝那么死板的.原因是什么呢,正是因为当时的满清非中国啊,而满汉一家只是满清政权麻鄙汉人的口号而已罢了,与中日亲善有区别么.
那一百年,是中国人的耻辱和血泪史.对外来列强的侵略和蹂躏,国人片刻都不应该忘怀.然则透过历史,却要看透背后的原因,
其实,从满清入关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中华民族逃不过这场浩劫,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这一百年的耻辱,中国还会不会是满清的天下.
西方国家的入侵在客观上是促进而不是阻碍中国的发展,当然我们付出了代价,人民的苦难和牺牲,但这种牺牲在那样的时代,在西方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当中,却是不可避免的,到今天,我们还在付出牺牲,不同的是今天奉行主动开放的国策,而清庭是武力打开国门.今天我们牺牲的只是血汗工厂,环境的破坏,和外资的合法盛行.
日本有过类似的遭遇,却没有落得象中国这样的命运,日本也有类似的鸦片战争,但对他们来说,却不是耻辱,打开日本国门的佩里将军还成了日本的英雄,至今日本人还在纪念着他.可中国呢,鸦片战争,成了耻辱,地主阶级的林则徐则成了民族英雄.
这里面是可以说明问题的.
究其因,中国的耻辱的本质问题,还不在于西方列强,而在于清王朝本身.
清王朝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政权,更通俗的说,中国是被满族这个少数民族殖民的,中国人本来就是亡国奴.满族人口不过百万,汉族人口数亿,保持大清的统治的唯一办法就是奴化愚化汉人,所以,毁掉汉文化的书籍,销毁明朝的大量科学技术成果,武器上也改火炮火枪为弓箭.对后续发展影响最大的则是闭关锁国,目的都是为了完全切断汉人与外界的交流,达到永久奴隶汉人的目的.
所以,当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来的时候,清王朝不会尽全力去打的,满族自己的军队,八旗在优欲的生活下,完全腐化了,满清又不敢起用汉族军队和汉人将领,因为汉族军队一旦崛起,满清的统治就岌岌可危,这才是满清之所以连败连退,虽胜犹败的真正原因.
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无非是寻找原料提供地和商品倾销地,因此,必定要求种种特权和满清全面开放,满清本来是不愿意,外国人的涌入,必会激起民族意识.又不能起用汉人发动大规模战争,因此,到最后,国策就成了保大清不保中国,量中华物力而结与各国之欢心,终其因,在于大清非中国,汉族在满清的眼里,不过是奴隶和殖民地而已,实在打不过列强,就将就一点,在不危及大清政权的前提之下,与各国友好开发,就成了大清的后来的作法.
日本甲午战争,慈禧一点都不着急,还挪用军费,但庚子年,却对八个国家宣战,因为日本人只要一点钱和土地,而辛丑年,连西方列强都看不过慈禧不把汉人当人看,到处胡作非为,要求光绪亲政,慈禧这才上心.
既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什么中国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要搞洋务运动呢,戊戌变法,为什么失败呢,因为光绪不明白,保大清则不保中国,而保中国则不保大清,
一旦变法成功,民族觉醒,满清就得滚蛋,满清贵族能支持他吗,正因为他不明白,所以,他就做不成皇帝,他就是皇帝的料啊,即使是独裁者,权利也是有基础的,真正的实权只能来自利益集团的支持.因此,如同日本只有在推翻幕府之后才能搞明治维新,而中国也只有推翻满清,重新复国之后,才能真正图强.
对清王朝产生致命影响的还是缘于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导致了汉族地主武装的全面崛起,强大的封建意识和封建统治秩序虽使曾国藩等汉族地主放弃军权,但汉族实力派却开始大规模进入清朝中央,其中的代表是李鸿章,而最后真正颠复清王朝的是李鸿章的学生,袁世凯,这个北洋军阀系头子.
至于日本,与西方列强侵华是稍有不同的,在二千年历史里,日本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的大陆梦,其野心是不可想象的,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所以,马关条约,是最沉重的,而日本侵华战争,也是近代最血腥的.
一、“外交”及“外交思想”的含义。
“外交“一词在中国使用要比西方早得多，但其意义与今天外交的意思完全不同。古语“外交”是指为人臣者私见诸侯或者个人之间的交往。《国语.晋语》讲：“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报其德。”中国古代把国与过之间的交往叫做“邦交”.“外事”，清末则称为“外务”或是“夷务”。
1796年，爱德蒙.伯克使用”displomacy”一词，意思是指处理国际交往和谈判的技巧和谈吐。从此，近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概念才流行开来。
牛津字典中对外交的定义：“外交就是用谈判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是大使和使节用来调整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是外交官的业务或技术。”在辞海中为：“国家为实行其对外政策，有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外交代表.机关等进行的诸如访问.谈判.交涉发出外文件，缔结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对外活动。外交是国家实现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
英国著名外交家萨道义指出：“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有时也推广到独立国家和附庸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简单地说，是指以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
综上所述，纯粹意义的外交实际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任何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和平方式，对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处理；二是指一种维护国家利益，执行国家外交政策的工具。但是，外交作为主权国家的行为及维护国家利益和执行国家外交政策的工具的性质，它的实质是始终不会变的。
一个国家制定并实施的对外政策，不仅反映了整个民族的利益和愿望，而且代表了国家对外部世界所持的态度。而外交思想，就其内涵来说，是指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在对外交涉中，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以积极的态度去了解所遇对手，并自觉地运用国际上公认的法律和准则，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对外斗争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和方针。当中国的历史进入近代后，伴随着对传统夷夏观的反思与批判，世界意识及国家主权观念的萌发，外交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突破传统外交观念的艰难过渡历程。
二、中国近代外交思想及其演进。
1840年之前，中国历代统治者均以“天朝上国”自居，视所有外国人为夷蛮戎狄，除了朝贡和宗藩关系外，不承认其他形式的中外关系，外交因此成为王朝政治的附属物，成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对外宣扬国威的手段。到了近代，西方列强侵入中国，打破了东亚地区存在了近2000年的封建宗藩体系，中外关系出现了新的割据。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中国堕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国外交因此开始与丧权辱国相联系，并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因素。
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注意列强纷纷打入中国，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政治领域内，中国的主权领土开始被割裂，主权完整开始遭到破坏，已经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经济上，外国商品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基础，使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中国近代外交开始出现。
（一）中国晚清时期的“和戎”、“自强”的外交思想：
晚清时期的中国政府，既不能像列强那样推行强权外交，也不能在国际舞台上有同等的发言权。当时面临的外交形势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打破闭关锁国的状态，积极开展国际交往。了解列强情况，运用国际惯例和外交手段，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维护国家的利益，反对列强侵略成为势须完成的外交任务。但是，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和戎”.“自强”成为人们主要的外交思想。这一思想体现了外交与内政的紧密结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外交视为内政的延续。其中和戎是自强的必要外部条件，而自强则是为培养外交实力，二者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当时的总体外交战略，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就“和戎”而言，“和”是中国传统外交思想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各朝各代历来奉行“和戎”政策，力求“协和万邦”。在具体策略上主张“既来之则安之”，“柔远人则四方归之”。当“蛮夷”向华夏发起挑战时，传统办法是剿（以战止战）或剿抚并用，有时甚至用“和亲”以达到“和”的目的，从而维护儒家礼仪规范下的和局。晚清政府主办外交的重要人物李鸿章等人的外交思想正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
1862年，李鸿章初到上海，发现这里与内地相比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这里“华洋混一，已成局势”。这当然是他不情愿看到的情形，但是他发现，这又是一个认识洋人，理解列强，寻求与之交往途径的好地方。他时时留心西洋时事，令人逐日翻译英文报纸供他阅读。李鸿章悉心体察中国同僚与洋人打交道的成功或失误，从比较中判断得失、利弊，逐渐形成自己的认识，摸索出一条与列强交往的合适途径。他认为，与洋人打交道的正确态度是“刚柔调剂”，该刚则刚，该柔则柔，不卑不亢，保住国体，不失面子，不丧主权 要达到这个境界，就必须以儒家思想倡导的忠、信、笃、敬四字为准则。李鸿章还接受了郭嵩焘等人积极鼓吹的“循礼外交”思想。在郭嵩焘等人看来，“循礼外交”是实施“和戎”外交战略的重大而具体的举措。郭嵩焘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处理外交事务，要把握三个字：理、势、情，而最重要的又是理和势。历史在变，形势也会变，热门要善于适应形势百年化而把握，据理办外交。李鸿章对“循礼外交”身体力行，在思想上多有发挥。并在其长达30多年的外交活动中基本奉行了这一战略，对近代中国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
应该指出的是，此时的和戎思想与传统的和戎观有两点不同。一是抛弃了华夏中心的宗主地位观。他们已经认识到中西关系不再是宗藩模式下的尊卑关系，因为西方列强不是蛮夷小邦，对他们“不特兼并难，即臣属亦不易”。二是在战略实施上否认了传统的剿抚并用的手法。就当时的情势，这种外交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从国情来看，在中西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中西与西方一味言战，后果不堪设想；而若一味“信守大义”以驯服外夷，那就昧于大势了。其次，从国际形势来讲，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中国建立起条约制度，为使清政府履行不平等条约的义务，他们暂不对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而且为了协调彼此间的矛盾，他们主张采取合作态度以求在华利权的实现。因此造成了19世纪60.70年代的“和局”。再次，从外交的功能而言，为了达到维护国家权益的目的，外交在很大程度是力求缓和冲突，谋求妥协。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和的战略并非是一味地消极地妥协，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它又是与自戕的外交战略紧密结合的。自强属于内政，通过自强可以取得强大的国力，而强大的国力是外交的坚实后盾。有识之士明确认识到在当时的和局下，能不能自强关系到国家“有事”.“无事”，即“自强”是有无国难外患的先决条件。而和局也是国家自强的好时机，正所谓“今者诸夷互市，聚于中土，适有此和好无事之间隙，殆天与我以自强之时矣，不于此急起乘之，只迓天休命，后悔晚矣“。这种自强的战略无疑是一长远的外交战略，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外交的实力原则。而外交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突破传统外交观念的艰难过渡演变历程。
1.地理观念的转换：促动外交思想观念演进的重要因子。
在古代，依据儒家经典，中国皇帝为“天子”，代表天来统治地上的一切。皇帝直接同志的地域，相对于周边的“蛮荒”之地，为“天朝上国”。诗经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下，治国以礼为首，礼险要定君臣尊卑名分。空子手：“天地尊卑，乾坤定矣。”所以”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中国历代王朝的这种治国的思想，制度，对于中国历代王朝同外国的关系有极大的影响。根据这种思想，中国是礼教之国，非中国臣民都是属于化外之民，都是蛮夷。《汉书.匈奴列传》中对外的政策，即“外而不内，疏而不戚，阵脚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这篇议论，成为历代统治王朝对待外国关系的总的指导思想。
1840——1842年鸦片战争的结果，清政府对外签订了一大批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在清政府的投降外交政策之下，开始受到了非常惨重而且具有延续发展性的损害。世界地理观念在鸦片战争的炮声中已经开始缓缓地演变了，关注“夷人夷情”的地理著作已有多部问世，中心王国理念在文人绅士的心目中逐渐消退，尽管这是一个极不情愿的缓慢过程。两次鸦片战争遭受的重创，不但是表面上的，更反映在心理上。经世派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倾向反映出那个时代观念变化的先导性，他们已比较实际地体会到一种新的变局的开始，并且认识到西方人对中华的重创与早先骚扰边地的外夷是根本不同色，“西风东渐”的强劲势头是难以遏制的，应因此势，晚清外交思想观念的演进即以此为重要的促进因子缓缓开始了。
2.外交理念：从夷务到洋务
长久以来，处理外部关系的基点在于如何“理藩”以及如何处理“朝贡”，这时间上是当时夷务的主要内容，它立足于制度和观念结构中的等级制：中国是崇高伟大的内部，“蛮夷”是渺小低贱的外部；中国的经济文化，礼仪道德是世界的中心，而“蛮夷”则处处低中国一筹。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晚清初年的清廷官吏通常将商务贸易大呢共同于外交事务，这是他们外交观念的全部内容，时人称之为夷务。“夷务”外交观念的演进，与19世纪以后重又出现的经世文风以及由其粗动的世界地理观念的转换是紧密相连的。“崇实黜虚”的务实学风推动士绅们反观自身所处的变局时代，唤起关注“夷人夷情”的奥秘，地理观念的转换即是其关注的初始行动。对世界地理的关注直接地促动了晚清外交思想观念由“夷务”状态缓慢地演成了“洋务”状。
如果说晚清初期“夷务”一词的外延仅仅是通商、贸易、朝贡”理藩“之类的活动，那么60年代以后“洋务”一词的外延便拥有了更广泛的内容，它实际上以一种“求师问学”的心理将西方某些器物层面的东西，诸如工业航运铸币等，以及远离政治道德的饿兵政商法等方面的东西，延纳进自己的内政外交结构中，在“洋务”理念的支配下，晚清外交已开始不如近代化轨道。1861年设立了处理各国事物的饿总理衙门，1864年翻译出版了有关国际法的教科书，1873年清帝接见外国外交官时准予免行叩拜礼，1876年以后向外国派驻了外交使团，藩属制度实际上已失去运行的条件，清廷的外交传统已让位于近代意义上的外交理论和实践。
3.外交战略：从商务羁縻到商战抗夷
历史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从通商开始的。就晚清初年的中西的通商现状而言，大多数官僚士子普遍认为，西夷诸国对中国的丝织.茶叶和大黄等商品有着须臾不可脱离的需求。因此导致清朝官员有一种看法就是可进行贸易制敌：以开放或关闭贸易市场的办法来控制远方的夷国。这就是许久以来历代王朝行之有效.百事不爽的一种对待蛮夷的方略。
其实这就是在朝贡制度下，长久以来即存在的商务羁縻战略。孔子说“柔远人，则四方归之。”而商务羁縻战略正是“怀柔远人”这种观念的一种并行不悖的选择。在清朝的对外观念中，对外关系等同于通商，通商即是“怀柔远人”的重要手段，是给予蛮夷的恩惠，而对于蛮夷的不恭不敬，最直接的对策就是取消这种恩惠。这种不用兵戎而是采取断绝贸易的对外战略，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经济制裁，起基本策略是以通商和利润作为驾御西方人的重要诱饵，实现安抚诸国以避免军事冲突的目标。商务羁縻观念所反映出来的外交意识根源于世界中心主义地理观念的局限性，它说明晚清初年中国社会对西方的默然无知以及对自身文化道德优越性的自负虚骄心态。这种对外战略观念在鸦片战争前后显得更为充分。针对中英两国在鸦片问题上的冲突，清廷大员基本上以“天朝”的逻辑来思考应对既已出现的冲突。
从商务羁縻到商战抗夷的战略转向，是伴随着中过果实趋向衰微以及民族主权日益遭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而出现的。因为商业贸易利润是促使西方人来到中国的重要原因，前已经述及，晚清士人认为喜人在华“图例而不图土”，所以他们便想到了“以牙还牙”，这既可以挽回民族既失权利，有可遏制西人膨胀起来的贪欲，上午机密在鸦片战争期间证明已失去价值，取而代之的便是采取“以贸易为武器”的新战略，这便是商战抗夷的由来。
晚清时代清王朝屡战屡败的耻辱，使得一大批新兴的官僚士子从“天朝上国”的逻辑结构中醒悟过来，睁眼向洋关注夷人夷务，终于不情愿地发现了中西之间的差距裂痕扩大的原因。与最初的船坚炮利演进到商务贸易，由华夷之辩向华洋并举，从观念嬗变的角度看，这已经开始从虚骄自负走向显示恭谦。经世之风沐浴之下的士大夫群体已挣脱了商务羁縻的陈旧框架，较早涉足中西事务的某些士子官僚已酝酿并提出了“商战”思想，它是“洋务”外交理念状态下的一种新式思想，作为晚清制夷外交实践中的重要阶段，“商战抗夷”理应视作同光新政时期最重要的外交战略思想。
4.外交原则：从以夷制夷到均势、结盟理论
晚清初年的外交事务主要运用的是“以夷制夷”的外交原则。“以夷制夷”是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与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直到1911年清廷灭亡，是清朝政府的一项重要的外交战略。它本质上讲是一种弱国政策，是弱国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一种手段。在自己的实力不足的情形下，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借用别国的一些力量，也就是大外国牌，有时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一外交原则在清朝官员中很流行,林则徐.阮元.魏源等都曾特别主张以此法对付外敌。而李鸿章尤甚，他曾断言:”倘遇一国有侵占无礼之事尽可邀集有约各国公议其非,鸣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无忌。”然则,他并没有认识到晚清日趋颓弱的国势并不能操纵列强纷争,而且对帝国主义的本质也未看清。因而它实际上并没有封建盛世时代那样的效果。
“以夷制夷”的外交原则的进一步发展边式均势和结盟原则的倡导。时至80年代前后，均势与结盟原则在封建士大夫阶层中开始流行。而均势理论原则的倡导和实行与李鸿章.张之洞.曾纪泽等人的身体力行是分不开的。李鸿章在70年代时即有此中见解，他将日本的崛起和对中国的利益要求看作是牵制和遏止西方诸国在华纷争和势力膨胀的一种力量，并处心积虑地欲使西方各派势力保持某种暂时的平衡，他所依据的就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理论和时间，也与西方关于力量均衡的观念暗合。曾纪泽也是这一外交原则的主张者。他完全同意李鸿章的主张。1883年他曾建议清廷在其所属的安南采取军事政策，坚持安南应向西方贸易势力开放门户，这种“门户”政策能够使得西方纷争的各派势力保持一种均衡，如此运作下去，不但安南能够高枕无忧，即便是中国边疆也得其益处。他曾形象地看待这种均势政策：犹如群虎争羊羔，孱弱的小羊羔完全可以在一群强大的老虎争斗下获得安生。
从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得益于工商而使国势陡增，并使得这个世界成为各国激烈竞争.弱肉强食的世界。各国相互隔绝变为互相“联属”。西方各国“动以智勇相倾，富强相尚”的残酷现实，迫使中过经世派士绅饭馆到本国的劣势，由此产生了结盟合作的想法。但无论是均势还是结盟理论在80年代的中法战争和90年代的中日战争期间曾被尝试过，尽管其实际命运并不乐观，但在晚清外交理论思想和实践中曾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无论是“以夷制夷”还是“以商制夷”或是其的演变理论，都是在时势变化中不断生成的。中英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战争对于清朝廷的冲击,使得中国近代外交思想观念和理论的更替速度加快了。源于天朝意识的陈腐外交思想理念、战略和原则渐渐让位于更务实的观念，经世致用的学风和对西方的加深了了解是外交观念嬗变的双重因子。从一定程度上也可认定，这种对外观念上的变化体现和印证了近代社会越来越强劲的观念走势：从儒家理想主义趋向经世务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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