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共和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虽然1918年后,随着政治发展,大学校门越来越向下层民众开放,但魏玛共和国的经济势头却很成问题,知识分子就业市场越来越萎缩,无法消化高校增长的学生人数。从1924年至1929年,知识分子失业率仍居高不下,“知识无产者”成为一个流行语,知识分子在莫名其妙地贬值。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导致了更严重的秩序混乱,德国高等教育阶层曾经期望的地位朝夕不保。在这种环境下,学术职位遥遥无期的等待和日益缩水的收入对他们产生了苛刻的压力,这些压力引起了大学生们的愤慨,他们将其发泄在这个跛脚的民主制共和国身上。
其次,德国高等教育的弊端在魏玛时期逐渐恶化。此时,中产阶级无法再通过传统的方式,将“教育”与“财产”结合在一起,成为社会的领导阶层。他们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财富部分或全部遭受损失,传统知识精英赖以生存的教育根基土崩瓦解了。如果将20世纪20年代的大学科研看作“资产阶级”教育长期畸形发展的副作用的话,那么魏玛共和国的大学生对于这个后果则是无法回避的。从本质上讲,接受教育就是一种资本的形式。其中包含了储蓄、投资和利润的最终收益。像任何投资者一样,受教育的德国人期望他们在学习上的资本投入能够带来合理的回报和保护。当倾囊投入但却零回报时,他们就会诉诸政治。在1918-1933年的德国,受教育者并没有安全感,教育财富受到的威胁正如其他私有财产的神圣性遭到侵犯一样。在既定的观念中,一个有学问的人在道德上也是具有优越性的,但“无产者化”似乎是高级思维和内在价值的一种失败——换而言之,传统的学术价值遭到毁灭,成为堕落的物质主义的牺牲品,“真正的智力生活”消失了。
最后,从魏玛共和国之初,大学生就有一种思想危机。从威廉时代继承而来的思想基础与现实生存状况之间的碰撞,使他们的精英意识不得不被迫改变,这也成为他们碎片化的原因。战后初期,新老大学生成了同窗好友,前线战士一代在心理上的成熟和经历上的丰富使他们在精神和政治导向更加理性。在1918至1923年的大学生的思想波动中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但到了20年代中期,随着前线大学生离开校园,大学生右倾激进主义失去了约束力量。他们的集体不安全感使他们与纳粹主义开始亲密起来,他们终于找到填补社会与精神真空的材料。30年代初,在经济大萧条的打击下,固有的政治矛盾更加无法调和。随着希特勒夺权,大学生感到他们的苦难的将要终结,因为一个新的、具有行动力的总理将是德意志民族未来的保证,将由他们来完成社会革新任务。这意味大学生能够像以前一样生活在精英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下。
从短时段历史而言,魏玛共和国为大学生政治意识的觉醒提供了社会环境,他们在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天空中叱咤风云,练就了娴熟的政治技能,也使纳粹找到了打开大学生政治大门的钥匙。大学生社团是社会首屈一指的政治力量,正是依靠了他们,纳粹党才最终走向政治霸权。
从长时段历史而言,魏玛时代的德国大学生走向纳粹的原因则深埋于德意志漫长的历史之中,正是德意志民族精神和文化特殊性使得从德意志民族主义在纳粹时代终于首先在年轻人身上像火山一样喷发了。
但是,不能断言,大学生早在20年代就已经做好走向纳粹的准备。造成这种结局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过程中也存在诸多变量。
原魏玛共和国的总统府和纳粹时期新旧总理府同位于威廉大街，纳粹上台之后总统府成为纳粹外交部。
在纳粹统治时期，德国外交部位于前帝国总统府，威廉大街73号，纳粹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将旧建筑改建为浮夸风格。
财政部设在威廉大街61号。
约瑟夫·戈培尔的宣传部设在更南面的威廉大街8-9号。
农业部设在威廉大街72号，这是今天仍然设在战前地址的唯一德国政府部门，虽然已经经过重建。
威廉大街上唯一幸存的纳粹时代主要公共建筑是81-85号（莱比锡大街以南）帝国空军部大楼，这是一座巨大的大厦，根据赫尔曼·戈林的命令，兴建于1933年和1936年之间。这座建筑逃脱了战争的破坏，为柏林中区为数不多的完整的政府建筑物，1949年用作新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也是1953年6月17日工人起义期间民众示威的中心。
英国大使馆设在威廉大街70号。原来的建筑毁于轰炸，新的使馆在德国统一后重建于原址。
有关纳粹德国的历史，请参看第三帝国。
授权法案最终获得通过，表示希特勒与他的政府得到最高权力，可以在没有议会的批准下通过任何法例，并可以独立制定外交政策和违反宪法的规定。故此，希特勒可以用如此权力清除任何阻止他建立独裁的任何力量。在往后的几个星期内，希特勒的内阁通过数项法令，令德国人失去自由、各退任何非纳粹党员的公务员，以及将所有其他政党与联盟列为非法。第三帝国的统治开始。
纳粹党开始架空了人民党部长控制国家的权力。在没有警察的监控下，冲锋队进行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共产党人、社民党人与中央党人可谓无处容身，被赶尽杀绝。纳粹党也开始以暴力手段镇压犹太人；1933年夏，它自以为所向无敌，取缔一切其他政党与工会，就连人民党也不例外。虽然纳粹党现在一党专政，但国防军完全不受影响。共和时期的军政分立之势仍然持续。同样地，大资本家与地主的私产不受影响；行政与立法部门所受影响甚小。
魏玛共和国悲惨的崩溃，到今天仍然颇受争议。虽然希特勒按照宪法的机制合法成为德国总理，而他的纳粹党也在1932年两次议会选举中得到大多数议席，纳粹党被认为在当时还没有足够力量上台。当一些历史学者尝试将某些意识形态合理化时，他们就在冷战所意味着上述事情的原因与历史分析上意见分歧。其中一种推测就是，如果当初希特勒因为没有当上总理而因此没有政治与逻辑上的优势，纳粹党在1933年选举中的表现会怎么样。
纳粹主义的崛起，从来没有单一原因。最常为人所断定的原因可以分为三方面：
6.1 经济问题
西方民主历史上，魏玛共和国所经历的经济问题是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高失业率与生活质素大幅下降都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1923至29年，德国经济略有复苏，但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引发西方经济严重受创。由于当时德国非常依赖美国的借贷，故此首当其冲。1932年，德国由大约五百万人失业。不少人将困境归咎于共和国。当政党在任何时候都想推翻共和，令议会无一政党能够取得大多数议席之时，情况就更加明显。
1929年华尔街黑色星期四引发的大萧条，令共和国深受其害。大萧条以及其后的经济不景加重德国对其债主美国的财政负担。对脆弱的共和国而言，经济大衰退无疑是大灾难，也是纳粹党能够当政的重要因素。
由于凡尔赛条约迫使德国交出资源丰富的国土和巨额赔款，大多数德国人认为其条款过于严苛与令他们的国家降格。虽然条约为德国经济带来的实际破坏难以估量，但惩罚性的赔款引起人们的惊慌与怨怼。纵然赔款金额巨大，德国最后只是付出了八分之一的金额。然而，赔款的确令德国所得市场贷款减少，迫使魏玛政府以大量印制钞票应付其赤字，结果引起恶性通货膨胀。而且，德国军队本来在去年有机会取胜，却突然失败，故此在1919年德国战败后，失望、恍然大悟的军队返国并间接引起政治大乱。如此的混乱深深影响德国人的心理，而且可能因此造成以希特勒为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之崛起。
大部分历史学家都同意，有很多德国的工业家将共和政府与工会和负责签署条约的社民党拉上关系。虽然有些学者认为希特勒被用作对付后者的工具，但在工业家愿意支持希特勒之前，共和国已经非常不稳定。就连一些支持希特勒就任总理的人，也并非完全接受纳粹主义；他们认为支持希特勒只是为了推翻共和国，但不是长远之计。由于纳粹党支持者众，当众更不乏原本拥护左派的工人，所以工业家的支持不是希特勒获得大众支持的唯一原因。
6.2 制度漏洞
很多人都相信，1919年定下的魏玛宪法含有数项弱点，令诸如纳粹党是势力容易建立独裁政权，但一个不同的宪法能否阻止纳粹党夺权确是未知之数。相反，1949年的西德宪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Grundgesetz）则被认为是力图消除这些弱点的法规。
国家总统（Reichspräsident）的职位被认为是“皇帝替代人”（Ersatzkaiser），意思就是总统用来代替已经逊位并逃走了的德国皇帝。总统拥有相当于皇帝一般的权力，于是弱化政党政治的角色。魏玛宪法第48条赋予总统在“公众秩序与安全受到严重骚扰或威胁”时候可以“采取任何必须的政策”。虽然第48条作为紧急法令，但在1933年前它常常被用来在没有议会的批准下通过法案，故此令纳粹党更容易完成一体化 (Gleichschaltung)，例如纳粹党就以第48条为基础通过了国会纵火法令。
完全比例代表制表示得到任何规模的支持之政党都可以得到议会议席。结果，很多包括极端政党的小政党都按照这制度建立政治势力。在战后的德国联邦议院（Bundestag）中，只有得到5%以上票数的政党才可以得到议席。不过，德意志帝国的帝国议会采取多数制，而议席的分配则与共和国的雷同。
国家议会（Reichstag）可以在未能决定总理继任人时把总理革退。这种不信任动议令总理更替频繁，令政治不稳定。故此，西德的基本法规定议会一定要预先选出继任人才可以投票令现任总理下台。
宪法也规定，当总统辞职或死亡后，国家总理会兼任总统，拥有总统的权力，直到选出新任总统为止。故此，1934年兴登堡逝世后，希特勒兼任总理与总统。不过，当时希特勒的独裁政权已经固若金汤，所以上述规定不应被视为引致纳粹党上台的单一原因。
6.3 个人影响
有些学者转而考虑个体及他们所作的决定。不过，这种看法带来的问题就是究竟他们当时有什么抉择，故此引来臆测与假设。
1930至33年期间，总理布吕宁的经济政策颇受争议。政策令很多德国人认为共和政府刻意减少福利开支和支持极度自由的经济体系。在经济大萧条的狂潮下，当时布吕宁有没有其他方案是未知之数。
1925年，保罗·冯·兴登堡元帅就任共和国第二任总统。这位支持帝制的将军代表了过去君主专制的德意志帝国，故此难以视他为支持共和国的民主派，但他从来不是纳粹分子。同时，1930年代时八十多岁的兴登堡已经老态龙钟。如果兴登堡坚持民主信念，他不会轻易以第48条架空议会权力，也不会签署国会纵火法案。其实，兴登堡经过一天半的考虑后才在1933年1月30日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代表他当时曾经怀疑后者的诚信。有人认为，如果希特勒未能当上总理，纳粹党可能失去很多支持者。
6.4 其他角色
作家约翰·康威尔（John Cornwell）与伊恩·科索（Ian Kershaw）是曾经研究路德维希·卡斯与庇护十二世关系的著名评论家。
纽伦堡审判曾经研究从1933年1月30日开始的德国历史。对于莱茵－威斯伐法利亚工业巨头与弗朗茨·冯·帕彭的角色，结论就是他们协助希特勒与纳粹党上台之事不构成“可检控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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