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剑文化
其实不只是剑，古代很多的东西现在都在慢慢淡出中国文化。大概的感觉就是一个事物的产生是因为它被需要，那么当它不被需要或者可以被替代的时候，其实就会慢慢淡出我们的视线的。
就好像清代的服饰，又好像古代的绣花鞋，这些其实都是同样的产生与消亡机制。
现在社会各种平和，一些比较危险的工具都是不能加以使用的，更何况是在古代作为战斗工具的“剑”。现在是没有人会在比较公众的场合使用这种危险的工具的，更何况这也是不被允许的。
两外就是，剑这个东西的实用价值已经不高了。古代人习武，剑是他们保护自己保护别人的一个工具。而对于现代人来说，估计觉得拿剑去砍柴都不愿意。所以，都没有实用价值了，存在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了。
不排除现在还有一些人是这方面比较钟情的粉丝，热爱剑文化。但是很明显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多，也就是说你热爱，但是你找不到同行与你分享这种热爱。你的欣赏与喜悦，是找不到人与你共享的。
所以这也导致对剑文化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少，这样一来，本来知道的人就不多，现在感兴趣的人还在减少，这不淡出中国文化才怪嘞~
不过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要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大家对这种传统文化的了解会比较好一点~
剑，古代兵器之一，素有“百兵之君”的美称。 产生在商代，较短，呈柳叶或锐三角形，初为铜制。 春秋战国，为步战主要兵器，不断加长。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中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全长有 55.7厘米。 汉武帝时，有超过3尺，剑刃由两度弧曲而伸，成平直，剑锋的夹角由锐加大。 东汉，逐渐退出了战争舞台，为佩带仪仗或习武强身自卫。 汉代后铜剑渐被钢铁剑替代，并趋于定型，即剑身中有脊，两侧有刃，前有剑尖，中有剑首，后有茎，茎端设环处称镡，此外尚有剑鞘、剑穗等附属饰物。 隋唐，佩剑盛行。《隋书·礼仪志》载：“一品，玉器剑，佩山玄玉。二品，金装剑，佩水苍玉。三品及开国子男，五等散（散）品名号侯虽四、五品，并银装剑，佩水苍玉，侍中已下，通直郎已上，陪位则象剑。带直剑者，入宗庙及升殿，若在仗内，皆解剑。一品及散（散）郡公，开国公侯伯，皆双佩。二品、三品及开国子男，五等散（散）品号侯，皆只佩。绶亦如之。” 唐代最盛，被文人墨客视为饰物，抒以凌云壮志或表现尚武英姿。 后剑与道教接上不解之缘，成了道士们手中的法器之一。 剑，古之圣品也，至尊至贵，人神咸崇。乃短兵之祖，近搏之器，以道艺精深，遂入玄传奇。实则因其携之轻便，佩之神采，用之迅捷，故历朝王公帝候，文士侠客，商贾庶民，莫不以持之为荣。剑与艺，自古常纵横沙场，称霸武林，立身立国，行仁仗义，故流传至今，仍为世人喜爱，亦以其光荣历史，深植人心，斯可历传不衰。 剑创始自轩辕黄帝时代。据黄帝本纪云：「帝采首山之铜铸剑，以天文古字铭之」；又据管子地数篇云：「昔葛天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以上两说，似黄帝与蚩尤，均己制剑为兵。 据以上所述，无论剑之创始人为谁，其出生于黄帝时代，可无置疑。黄帝于民元前四六一五年﹝公元前二七０四年﹞建庙，国号有熊氏，当时尚系初入青铜器时期，但由此推知，剑之出世极为古远，历史悠久，故后人称之「短兵之袓」，确可当之无愧。 自黄帝至东周，大多以铜铸剑，剑质颇佳，炼制技术亦逐渐进步。春秋战国之时，并定剑制，详言制剑之法。周礼考工记云：「 周官桃氏为剑，腊广二寸有半，两从半之，以其腊广为之。茎圆长倍之。中其茎，役其后，身甚五其茎，重九锵﹝按：周礼六两半为一锵﹞，谓之上制，上土服之。身长四其茎，重七锵，谓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长三其茎，重五锵，下士服之 」。又考古记云：「剑，古器名，两刃而有脊，自背至刃，谓之腊，或谓之锷﹝即剑身﹞。背刃以下，与柄分隔青，谓之首﹝即剑盘﹞，首以下把握之处曰茎﹝即剑柄﹞，茎端旋环曰铎」。 由上文可知，剑为具有锋刃之尖长兵器，而其大小长短，端视人体为标准，是以须量人而定。郑锷更于剑有所详解，谓「人之形貌大小长短不一也，制剑以供其服，非直以观美，要使各适其用而已。故为三等之制，以待三等之士，俾随宜而自便焉。剑之茎其长五寸，剑身若五倍长其茎，则三尺也，重九锵，则重三斤十二两也，其长之极，重之至也，故谓上制。唯士之长而有力者，然后能胜之，故上士服之。剑身四其茎，茎之长则二尺五寸也，重七锵，则二斤十四两也，长短轻重得中焉，故谓之中制。唯人之得中者所宜服，故中士服之。若剑身止三其茎，则二尺耳，重止五锵，则二斤一两三分之中耳，轻而且短，故谓之下制。士之形短而力微者，可以服焉」。 上述剑制，大抵沿用于远古，历代仍多变更，自秦至宋，改易尤钜。郑锷云：「若以秦汉之剑与宋时之剑比较，则宋时长剑有二十一寸三分，汉时长剑仅十七寸九分。宋时短剑十五寸二分，汉时短剑仅十寸五分，故宋时之剑较汉时之剑长，且品质更优」。言虽如此，当有所据，然亦未便苟同。盖以剑之用途，虽非专供杀戮，亦为文士之饰品，然究仍以防身拒敌为主，如剑长则运用不便，剑短则难期致远，短者轻而不易击坚，长者重而挥动迟缓，二者均非剑制所宜。证以古籍有言：「汉高祖仗三尺剑而得天下」，则汉代剑长不及两尺之说谅有所误。若综合剑史所记，大抵古剑之长，由一尺三寸至四尺多不等，其重量则为二至三斤，正符因人设制，应属可信。 剑既亦为仕宦书生所同好，于是流为艺品，始则于剑身之上雕铭刻画，继则于剑柄上美化其型，附加蕙饰，进而于剑鞘上镀金嵌玉，各其匠心，历代相傅，靡有不然。 剑是短兵的一种，脱胎於矛形刺兵及短匕首，始原於殷商以前，形极为短小，仅有短平茎，而无管筒。古人用此剑插腰，可割可刺，抵御匪寇与野兽。到了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已成为主要短兵器，士类必有之佩备。连冯谖与汉初的韩信，虽然贫至无食，也仍然随身携带。著名的有干将、莫邪、龙泉、太阿、纯钧、湛卢、鱼肠、巨阙等。春秋时的龙泉剑，仍有一只藏於故宫，至今仍很锋利，证明我国在剑的制造和使用上，有著很悠久的历史。 《初学记·武部·剑》：「其後楚有龙泉，秦有太阿、工 ，吴有干将、镆耶、属镂，越有纯钩、湛卢、豪曹、鱼肠、巨阙诸剑。」 《管子》曰：「昔葛天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此剑之始也。」 《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越王乃使使聘之，问以剑戟之术。处女将北见於王，道逢一翁，自称袁公，问於处女：『吾闻子善剑，愿一见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隐，惟公试之。』於是袁公即执林于竹，竹枝上颉桥未堕地，女即捷末，袁公则飞上树，变为白猿，遂别去。见越王，越王问曰：『夫剑之道则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长於无人之野，无道不习。不达诸侯，窃好击之道，诵之不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腾兔，追形逐影，光若彷佛。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王欲试之，其验即见。』越王即加女号，号曰『越女』。」（其言妙契精微，深得剑术之要。所谓「门户阴阳」，即斗剑时进退纵横之法。而「内实精神，外示安仪」，则是描述斗剑时精神贯注，从容不迫，观变进招的形态。） 金庸更将此段传奇，写进了他的武侠小说《越女剑》中，将剑道的至高境界，作了非常深入的刻划与探讨。 在剑的演练中，一般分为「站剑」和「行剑」两种。「站剑」一般指动作迅速敏捷，静止动作沉稳，富雕塑性。而「行剑」则相对显得停顿较少，动作连续不断，均匀而有轫性。同时剑还有长穗、短穗之刀，穗又称穗袍，它的作用是舞动以惑敌，演练时显得龙飞凤舞，形象优美。尤其长穗，随剑飘舞，更显神妙。 练剑要求身与剑合，剑与神合。《绿水亭杂识四》中说：剑「锋锷如槊刃，而以身为之柄，微州目连猷人之身法，轻如猿鸟，即剑法也。」这里说的「以身为柄」，就是说以身领剑，这是练剑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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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的来历要追溯到轩辕黄帝时代。据《黄帝本纪》记载：“帝采首山之铜铸剑，以天文古字铭之”；又有“昔葛天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之说。剑之出世极为古远，历史悠久，故后人称之“短兵之袓”，确可当之无愧。
远古时期的武器的设计和制造尚处于初始阶段，《淮南子·汜论》所述：“古之兵，弓剑而已矣，槽矛无击，侑戟无刺。” 为利于在山地丛林中奔跃和近战，那时人们普遍习惯使用短兵器。剑是短兵的一种，脱胎于矛形刺兵及短匕首，始原于殷商以前，形极为短小，仅有短平茎，而无管筒。古人用此剑插腰，轻便易使，直刺旁击都能运用自如，抵御匪寇与野兽都是必不可少。到了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构造简单容易制造的剑已成为主要短兵器，成为社会各阶层必有之佩备。连冯谖与汉初的韩信，虽然贫至无食，也仍然随身携带。著名的有干将、莫邪、龙泉、太阿、纯钧、湛卢、鱼肠、巨阙等。春秋时的龙泉剑，仍有一只藏于故宫，至今仍很锋利，证明我国在剑的制造和使用上，有著很悠久的历史。]
至东周时期，西方大陆此时仍处在蛮荒时期，但是中土的冶铜工业已经非常发达。工匠大多以铜铸剑，造就出一大批剑质颇佳的精品，制剑技术亦逐渐进步。 依据《考工记》的记载，战国时期的工匠以累积了足够的经验，能充分的掌握冶炼青铜的技术，按照器具不同的用途，合金中的铜与铅、锡比例也有所不同。这样的冶炼技术领先西方国家近千年。
早期的青铜剑约在商朝即已大致成形，最初仅长十余公分，直脊双刃，剑身扁阔，柄以木片夹束，亦无剑格，而后发展出固定的形制，主要由剑身与剑茎两部分组成，每一部位都有名称。剑身前端称“锋”，剑体中线凸起称“脊”，脊两侧成坡状称“从”，从外的刃称“锷”，合脊与两从为“腊”。剑把称“茎”。茎主要有扁形与圆形的两种。茎和身之间有的有护手的“格”，又称为“卫”。茎的末端常有圆形的“首”或“镡”。茎上有的有圆形的“箍”。茎上常以绳缠绕，绳称为“缑”，剑柄尾端旋环称做铎。剑鞘也谓之“室”。短剑也称“匕”。考究的青铜剑的首与格等常以玉质作成，这种剑，一般则称为“玉具剑”。在未来的千年间，这种剑的造型逐步迈向成熟，并作为步兵的基本武器而活跃于战场上。
郑锷更于剑有所详解，他这样说到：人之形貌大小长短不一，选择不同的剑，不是为了美观，而是要使之各适其用而己。因此分为为三等剑制，以适合三等带剑之士，什么人用什么剑则自取其便。剑柄长五寸，剑身若是剑柄的五倍，那么就该有三尺，重九锵，也就是三斤十二两，长之极，重之至，故谓上制。只有高大有力的剑士可以佩带，所以称为上士之制。剑身是剑柄的四倍，那么剑之长则有二尺五寸，重七锵，也就是二斤十四两，长短轻重取其中，谓之中制。适合普通身材和力量大小的人使用，故称为中士之制。若剑身只有三倍剑柄长短，则只有二尺，重量只有五锵，则只重二斤一两三分，轻而且短，称为下制，矮小羸弱者适用。
上述剑制，大抵沿用于远古，历代仍有频繁变更，自秦至宋，其中的变化最多。郑锷云：“若以秦汉之剑与宋时之剑比较，则宋时长剑有二十一寸三分，汉时长剑仅十七寸九分。宋时短剑十五寸二分，汉时短剑仅十寸五分，故宋时之剑较汉时之剑长，且品质更优”。
剑之用途，不只是专供杀戮之用，也用做文士饰品，不过终究是以防身拒敌为主，如剑过长则运用不便，剑短则难以及远，过短的剑轻而没有打击力度，长剑重而挥动迟缓，二者均不适合实用。另外古籍有言：“汉高祖仗三尺剑而得天下”，由此可见汉代剑长不及两尺之说应当有误。若综合剑史所记，大抵古剑之长，由一尺三寸至四尺多不等，其重量则为二至三斤。
春秋时期，互为世仇的吴越两国却同以铸剑精良闻名于当世，其技术之精湛、工艺之华美，可称举世无匹，尤其是剑身的表面处理，不但具有神秘华丽的花纹，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寒光四射、锋锐如新，这种处理技术至今仍然是个谜。
1994年秦始皇兵马俑二号俑坑正式开始挖掘，考古工作者发现一把青铜剑被一尊重达150千克的陶俑压弯了，其弯曲的程度超过45度，当人们移开陶俑之后，令人惊诧的奇迹出现了：那又窄又薄的青铜剑，竟在一瞬间反弹平直，自然恢复。当代冶金学家梦想的“形态记忆合金”，竟然出现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墓葬里！这柄古剑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为什么没有生锈呢？为什么依然寒光四射、锋利无比呢？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越王勾践剑”千年不锈的原因在于剑身上被镀上了一层含铬的金属。铬是一种极耐腐蚀的稀有金属，提取十分不易，但是此时的铸剑工艺水平成为一个迷。其中还发现了一批青铜剑，这批青铜剑内部组织致密，剑身光亮平滑，刃部磨纹细腻，纹理来去无交错，它们在黄土下沉睡了2000多年，出土时然光亮如新，锋利无比。科研人员测试后发现，剑的表面有一层10微米厚的铬盐化合物。这一发现立刻轰动了世界，因为这种铬盐氧化处理方法，只是近代才出现的先进工艺，德国在1937年，美国在1950年先后发明并申请了专利。
春秋晚期至战国可说是铜剑最发达的时期，除个别地区的剑反映了地域或民族风格外，形制上一般都开始定型。春秋晚期的铜剑，绝大部分都有剑首，并普遍出现了剑格，但具剑箍的还较少。长度一般都要在40-50厘米以上。有名的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剑、吴王光剑等等，都是这时期的重要作品。这些宝剑制作精美，表现了卓越的制作工艺。东周青铜剑，以吴国、越国的最为上乘，《周礼·考工记》载：“吴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湖北江陵古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通长55．7厘米，身满饰菱形纹，剑格两面以蓝色琉璃镶嵌花纹。
此时，钢铁制的兵器也登上了舞台，或许对于青铜兵器的锻冶技术已累积了足够的知识，又或许摺叠钢的技术本来就承袭自打造青铜兵器的经验，无论如何，这个时期的钢铁兵器，其水准的确领先了全世界一大截，著名的铸剑大师如：欧冶子、干将等人，链就一批千古名剑：干将、莫邪、湛卢、巨阙、纯钩、龙渊、太阿、工布、鱼肠等，即使实物不存，它们的赫赫威名仍令我们心驰神往；《吴越春秋》中记载薛烛评纯钩剑：“光乎如屈阳之华，沉沉如如芙蓉始生于湖，其文如列星之行，其光如水之溢塘，”此外，太阿剑“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工布剑“文若流水不绝”，以及：龟文、缦理、列星、溢水、冰释、高山、深渊、水波、珠衽、流泉等等形容，均是指剑身上的摺叠花纹而言，当我们看到古代刀剑上的花纹时，才能体会古人所言实非虚语。
战国后期的秦国已经是青铜剑、铁剑并用，同时剑的型制也有变化，长度曾加到一百公分左右，剑身狭长，表面经过仔细地研磨，并有一层铬盐氧化物，显现著乌黑的光泽，能防蚀防锈，陕西秦墓出土的诸多长剑几乎有如新制。
直到9世纪末，意大利青铜剑工艺仍然在这个水平上。
钢铁兵器正式装备部队后，因为硬度和韧度都明显地优于青铜，也由于骑兵的大量使用，配合其冲锋陷阵、马上接战的战术需要，对兵器的强度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在西汉末年时，钢铁兵器几已完全取代了青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数百年的交替期间，同时也是青铜兵器的发展巅峰，无论长度、硬度、韧度，在历史舞台上展现其最后的灿烂风华。
骑兵成为军队的功击主力后，伴随而来的是战术的改变与装备的革新，由于骑兵冲锋的速度极快，单手施力的长剑固然仍能直刺敌人，予以重创，但冲力之大也足可把骑兵拉下马来，陷入挨打的困境，因此，马上的短兵显然要特重其切削的性能，加上强韧的铁器也已相当成熟，长剑于是渐渐为长刀所取代，并在汉代末期完全退出战场。这个时期的长剑常以玉石为装具，千年之后，长剑已朽，玉剑饰却已其精美的质地与纹饰为人珍爱，成为玉器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品目，我们可以说：剑虽然在战场上没落了，但在民间它始终保有王者的地位。
中国刀剑工艺最高水准，在史料上有详细记录的，应该是东汉时代出现的“百炼钢”。百炼，则是反覆加热、折叠锻打一百次，使得杂质尽出，最后锻造出最精纯的钢。可惜这样的技术太费工，动辄耗费数年，才得神兵三五把。到了唐末“安史之乱”，社会大乱，十室九空，百炼钢的技术就逐渐失传了。到了北宋，当时的大科学家沈括曾在《梦溪笔谈》一书中说到他造访磁州锻坊，观看炼铁，才认识所谓“真钢”。他还记述了当时的一把宝剑：有人将十支大钉钉入柱中，挥此宝剑一削，钉子全部截断，剑锋却纤毫无损；用力弯曲，剑身如勾，放开来铿然有声，又如箭弦一般平直。
到了明朝，更是每下愈况。戚继光在《练兵实纪·杂集》中指出，当时的工匠不肯好好磨刀，结果“砍入不深、刀芒一秃，即为顽铁矣。”
清朝的乾隆皇帝是非常重视文治武功的一位。他尤其喜爱刀剑，从乾隆十三年到二十二年，不惜人力物力，制作了一批款式精美的刀剑。由于“今上”的重视，当时冶炼刀剑的技术又大幅提升。有花纹钢就是百炼钢？根据中国自唐朝后就少有刀剑着作、墓葬出土来推测：百炼钢的技术，唐以后可能就失传了。清朝扣鸣刀上花纹钢的技术，很可能是从日本、东南亚、中东、印度学习的。世界上最好的花纹钢不在中国，我们古代刀剑的铸造技术，没有流传下来。
古代铸剑技术
制作铜剑的基本方法是铸造，铸造一件铜剑大体上有五道工序。
（一）制范
即制作供浇铸用的型范。剑范多用泥塑造，然后放入窑中经火烘干，再加修整，质地似陶，故称泥范或陶范。制范以铜剑的器形设计为依据，而铜剑器形是否能够达到设计要求，规整而谐调、匀称而美观，则决定于制范是否精细。制范还要为以后的装饰打下基础，如剑体上铸出的花纹和名文，都必须预先在剑范的内壁上刻镂出阴阳相反的纹路。实际上，铜剑装饰的第一步是范型上进行的。
（二）调剂
铸剑的材料是青铜，青铜是铜和锡或铜和锡、铅的合金。剂即剂量，指青铜合金中各成分的比例，古时写作“齐”。熔炼青铜之前，须根据合理的配比规律，对铜、锡或铜、锡、铅等原料进行调配，称作调剂。这是决定铜剑性能的关键环节。在一定范围内，青铜中含锡量提高，能够相应提高合金的硬度和强度；但含锡量超过合量的界限，就会使青铜合金变得非常脆弱，易于断折。在青铜合金中加入少量的铅，可调节金属的铸造和加工性能，但铅含量过高，也会降低合金的硬度和强度。因此，只有按照合理的比例对各成分进行调配，才能得到适于充作剑材的既坚且韧的青铜。
对于铜剑合金的成分配比，春秋战国之际已经认识到了其中的规律。《考工记·攻金之工》所记“金有六齐”，标明了六类铜器的成分比例，其中第四类为：大刃即剑；叁分其金而锡居一，指青铜合金作四等分，铜（金）占三分（百分之七十五），锡占一分（百分之二十五）。
近年来，冶金史研究者陆续分析检测了一些春秋晚期和战时期的中原铜剑实，发现其合金成分中，铜的含量与“大刃之齐”很接近，大致在百分之七十五上下；但锡的含量相差较多，实际含量只有百分之十六左右，较高的也只有百分之二十多一些。这种差别可能因为，《考工记》“六齐”只标明了青铜合金中最主要的两种万分——铜和锡，而铜实物中常含有少量铅及其他一些元素（铁、锌等），因之，六齐的铜锡配比法大概是一般性地代表了青铜合金中铜和其他非铜元素的比例，如此，则青铜剑实际成分中其他非铜元素的总量也就大致接近百分之二十五了。
撇开文献和实物的上述差别不管，有两点是明确的。一是《考工记》关于“大刃之齐”的记载说明在春秋战国之际，中原匠师对于铜剑合金万分的配比规律已经有所认识，有所总结，并以之指导铸剑；二是铜百分之七十五上下和锡百分之十六左右的实际合金比例是合理的，一些研究者对如此配比的铜剑作了机械性能和硬度试验，证明其具有很好的强度和硬度。
古人铸剑既无先进的熔炼设备、纯洁的原材料，又无精确的测试手段，匠师们在这种情况睛经过长期实践，摸索总结出了青铜合金的配比规律，并具有很强的规律，铸出的铜剑的合金比便也会不尽相同，而呈现在配比常数上下浮动的现象。
（三）熔炼
原料调配停当后，将之装入坩锅炼。熔炼的目的是将铜、锡、铅等原料熔液体，同时也进一步去除原料中含有的杂质，如附着于原料上的木炭，以及原料中含有的氧化物、硫化物和铁等其他金属元素，使合金精纯。
熔炼的关键是观察火候，判断是否熔炼成熟。《考工记》对此有较详记述：
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
黑浊气是原料上附着的木炭、树枝等碳氢化合物燃烧产生的。黄白气主要是熔点低的锡先熔化而产生的，同时，原料中含有的氧化物，、硫化物和其他元素挥发出来也形成不同颜色的烟气；
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
温度升高，铜熔化的青焰色有几分混入，故现青白气；
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
温度再高，铜全熔化，铜量大于锡量度，一进只有青气了。而且，焰色纯净，表明原料中的杂质太多气化跑掉了，剩下残渣可予以去除；
然后可铸也。
销炼成熟，可以浇铸了。
上述次序，也是古代匠师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后来人们用“炉火纯青”喻功夫纯熟，就源于这里。
为了提高青铜合金的质量，工匠们还对铜锡进行多次熔炼，以进一步去除杂质。《考工记·栗氏》所记“改煎金锡”，就是指更番，重复煎炼。
（四）浇铸
将熔炼成熟的青铜液体浇灌入剑范，俟其冷却、凝固，铜剑就成形了。
（五）铸后加工
范铸出来的铜剑仅是一个坯件，表面精糙，故卸去铸范后，还须进行如下的修治加工：
——刮削琢磨，使其表面平整光滑；
——装饰，如在铸成的花纹沟槽中镶嵌琉璃、绿松石，或嵌错红铜丝、金丝、银丝，甚至进一步在器表刻镂花纹。嵌错是当时很常见的装饰工艺，它是在铜器表面铸出或刻镂出花纹，再嵌以金、银、铜丝（或片），用错石将表面磨光，即显出色彩鲜明、线条清晰的生动形象；
——装置附件，配齐剑具；
——砥砺开刃。
这样，铜剑的制作就最终完成了。但在使用过程中，剑器还要时常修治砥砺，故当时可能有一类工匠专门从事这项工作。汉代称这类工匠为“削厉（砺）工”，其技艺又称“洒削”之技。削砺就是刮削砥砺的意思；洒削，指磨刀以水洒之，泛指修治刀剑。
西汉景帝时，大臣袁盎被刺，尸体上弃有凶器，是一柄新修治过的剑，官府就在长安的削砺工中访查，一工匠说：这把剑是梁王的某位郎官来修治的。由此便查出了主使人梁孝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用战国晚期大学者荀子的一段话来概括铸造铜剑的整个过程：
刑（型）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剂）得，剖刑而莫邪已。然而不剥脱，不砥厉，则不可以断绳；剥脱之，砥厉之，则劙盘盂，刎牛马忽然耳。
黄白杂则坚且牣
战国相剑术士曾说：
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牣（韧）也，黄白杂则坚且牣，良剑也。
这种精良之剑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复合剑。战国时期，铜剑应用臻于极盛。在此背景下，铸剑术不断发展进步，出现了一些科学先进的工艺，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其中尤以铸造复合剑的技术最为突出。
所谓复合剑，是指剑脊和剑刃用不同成分配比的青铜合金分别浇铸的青铜剑。其剑脊采用含锡量较低的青铜合金，韧性强，不易断折；剑刃采用含锡量较高的青铜合金，硬度高，特别锋利。因而刚柔相济，是古代铜剑的精品。其铸造方法也与普通铜剑有别。普通剑之剑身系一次浇铸完毕，复合剑则是二次浇铸：先以专门的剑脊范浇铸剑脊，在剑脊两侧预留出嵌合的沟槽；再把铸成的剑脊置于另一范中浇铸剑刃，剑刃和剑脊相嵌合构成整剑。
从冶金史研究者检测的一些复合剑实物得知，其剑脊的含铜量要高于一般铜剑，含锡量则低于一般铜剑；刃部的情况相反，含铜量低于一般铜剑，含锡量高于一般铜剑。如果单以脊部或刃部的材料制作整剑，势必过于柔软或过于刚脆，但以之分别制作剑脊和剑刃，就获得了超过一般铜剑的更为优秀的性能。这是创造性地运用青铜合金成分配比规律的高超工艺，体现了古代匠师对铜剑合金成分比例的控制达到了极高境界。
复合剑的脊部含铜多，故呈黄色；刃部含锡多，故泛白色。剑脊和剑刃判然异色，正如相剑术士所言，所以有人称之为“两色剑”。又由于这种剑表面看起来，剑脊像是镶嵌上去的，故也有人称之为“铜镶剑”或“插心剑”，这些都不是科学的名称。
总之一句，古代的铸剑技术是大冶铸金、巧夺神工。
关于相剑
所谓相剑，即通过观察器身外表（包括器形、文理、颜色、光泽、铭文、装饰等），来鉴别剑器的优劣和名剑的真伪。战国社会上专门有一类术士以此为务，被称为“相剑者”。《吕氏春秋·疑似》称：“使人大迷惑者，患剑似吴干者。”可见，即使是相剑术士，对于一般铜剑之貌似名剑也很头痛，要予以鉴别，就必须精通铸剑之术，能够识别优劣。故相剑术又以铸剑术为基础。《吕氏春秋·别类》记：“相剑者曰：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牣（韧）也，黄白杂则坚且牣，良剑也。”这句话大概出自相剑术士的相剑经，它就是以铸剑术为依据，结合铜剑的形貌特征和流传使用情况等，即今之所谓掌故，这样才能够最终鉴别名剑的真伪。《吴越春秋》记有薛烛为越王允常相剑的故事，他事先并不知情，仅凭观察，判明了各剑的名称、优劣，并历数其特征、来历和流传始末。这虽是后人编造的传说，但大致反映了相剑的情形。
《韩非子·说林上》也记有一则与相剑有关的故事：
曾从子是一位善相剑之人，客游卫国。卫君怨吴王，曾从子就说：吴王好剑，我是相剑者，请大王让我去为吴王相剑，乘机将他刺死。卫君却说：“你这样做并非缘于义，而是为了利。吴国富强，卫国贫弱，你如果真去了，恐怕反会为吴王用之于我。于是就将曾从子逐走了。
这个故事来看，春秋晚期似已有相剑术。尽管《说林》中的故事都是为游说而编集的事例，有些来源于传说，有些是韩非自己杜撰的，不一定真有其事；但说相剑术大约初起于春秋晚期，却完全有可能，因为古代铜剑正是在这个时期趋于成熟兴盛，并在战争和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相剑之所以能够流行而形成为了一门方术，与贵族中盛行的带剑、好剑之风有着密切关系。由于社会上有这么一个显赫阶层，不仅盛行佩剑，而且喜好精良华美的宝剑，于是就出现
了一些以相剑为务的术士，他们出入豪门，专为权贵鉴别刀剑。曾从子、薛烛之流，可谓典型。
剑为短兵之祖，是一种物质形态的文化存在；但它又被誉为“百兵之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丰富的人文内涵。择其要者，简介如下：
1．蚩尤造剑。
蚩尤（东夷族首领人物之一）是剑的发明者[1]。《管子·水地》：“葛庐之山发而出水，金（青铜）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据专家研究，葛庐之山在今微山湖以南至吴越故地一带。从传说的蚩尤时代，经春秋，直到战国晚期，兵器制造都是那里的传统产业，最初的金属剑就是在这一地域发明制造的[2]。
《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引《龙鱼河图》：“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古人把蚩尤冶炼金属制造兵器一事加以拟人化的处理，创造出这位战神与金神合一的形象。
吴越之地的宝剑最为著名，先秦时期已经得到公认。《周礼·考工记》：“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越）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古人认为吴越两国的地理气候条件以及矿石金属元素含量（地气）适于铸剑，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如果换个地方造剑，就不能做好（弗能为良）。制造名剑几乎成为那里的专利。春秋时代的名剑也因此大多出于这些地区。如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中出土的“越王勾践剑”。
2．剑与龙
太昊氏以龙为图腾对象，由此而来，产生于东南沿海一带的早期宝剑传说，往往有龙形象伴随。
《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中提到欧冶子、干将为楚王铸造三把宝剑，其中一剑名为龙渊[4]。把剑和龙的藏身之处相联系，以此衬托剑的神出鬼没，高深莫测。欧冶子在谈到如何铸剑时说：“雨师洒扫，雷公出橐，蛟龙捧炉，天帝装炭。”这显然是神化之词，不足为信。然而，传说铸剑有蛟龙相助，却是太昊文化的折射，有着历史根源和文化背景。
早期的宝剑传说和龙形象相联系，到了后来的剑化故事中，人们索性把剑说成龙的化身，龙是剑的变形，因此也就有了剑气如虹（前篇博文以阐述龙与虹霓的关系）、气冲斗牛的观念和说法。
剑乃天地灵气化生而成，与天地之气相接，可以上冲斗牛。后世流传的剑化故事，更是直接把剑说成是龙的变形，二者可以互相转化。《晋书·张华传》记载这样一个故事：
张华见斗、牛之间常有紫气，请雷焕推断吉凶。雷焕告诉他，这是宝剑之气上彻于天，宝剑就在豫章丰城。张华就任雷焕为丰城令，掘狱屋果得双剑，一曰龙泉，一曰太阿。雷焕将一剑送张华，一剑自佩。后来张华遇害，宝剑不知去向。雷焕卒，以剑传其子，后来，雷焕之子持剑行经延平津，剑忽跃出，堕入水中。使人下水取之，见到两条长各数丈的龙，原来是双剑所化。
3．剑与阴阳观念
相传太昊伏羲是《易》的创制者，即历代相传的伏羲作八卦[5]。铸剑业也是在太昊氏故地产生发展起来的，因此，阴阳学说理所当然也凝结于剑文化。干将、莫邪铸剑的故事，体现的就是阴阳结合观念。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干将、莫邪夫妇二人铸剑，干将说：“吾师之作冶也，金铁之类不销，夫妇俱入冶炉之中。”于是干将夫妇也跳入炉中，铸出两把宝剑，“阳曰干将而作龟纹，阴曰莫邪而漫理。干将匿其阳，出其阴，而献之阖闾。”后来的眉间尺故事，就是以此为主要线索展开的。
在这个传说中，干将、莫邪既是一对夫妇，又是两把阴阳剑，剑是人的化身，具有阴阳属性。最初的阴阳本是男女两性的抽象，是以两性结合来解说宇宙万物的生成和变化。在干将、莫邪传说中，阴阳学说又恢复了它的原型，男和女分别作为阴阳的代表出现，阴阳渗透就是男女两性的结合。至于对阴阳剑具体形态的描绘，也是取象于男女两性生殖器官的特征，不过用语较为含蓄。
后代产生的许多雌雄剑、鸳鸯剑的故事，都是以干将、莫邪传说为原型而衍生出来的。东夷族太昊氏所创立的阴阳学说，成为早期剑文化重要的哲学内涵。
5．文武迭用
剑是兵器，是适应战争需要出现的，剑是战争、武力的象征。
凡是铸剑业发达的地方，都以武勇善战著称。蚩尤是剑的创制者，又是以征战闻名的原始部落首领，黄帝几经周折才最后战胜他。蚩尤后来成了战神，出兵作战都要祭祀他。
随着历史的发展，剑的内涵也不断扩大，它在继续作为武力象征的同时，还成为一种装饰品，对人起美化作用，具有温文尔雅的性质。《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东口之山，有君子之国，其人衣冠带剑。”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剑的文武兼备的性质进一步得到强化。如著名的“季札观乐”故事，吴国公子季札很有修养，身佩名剑出使列国，他不是在炫耀武力，而是从事和平外交活动。剑是构成季札文质彬彬形象的重要因素，是他文饰服饰的有机组成部分。
屈原《九章·涉江》在描写本身的服饰时写道：“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长铗即长剑，陆离，美好之貌。屈原把长剑和切云之冠作为自己人格的寄托，依然是文士的打扮，长剑是美好品质和独立精神的象征，并不含有杀伐之意。
<p 后世文人墨客把剑视为饰物，抒以凌云壮志或表现尚武英姿，这种风气在唐代尤为盛行，仗剑远行是唐代文人的惯常行为（比如李白等）。
文与武，战争与和平，两种相互对立的因素都被剑文化所容纳，呈现出矛盾的统一。
6．剑与道家和道教
道家将剑文化融入自己的体系时，主要是以剑的变化无方衬托道的形而上性质和穷神入化的功能，并派生出相应的方术。
先秦道家思想对剑文化经历了一个由排斥到吸收的过程。老子对剑文化是抵触的，他猛烈抨击身佩利剑到处夸耀的人[6]。到了列子，剑不再是道家的对立物，而被视为道性的体现者。《列子·汤问》篇以剑喻道：“吾有三剑，唯子所择，皆不能杀人。”[7]三剑的共同特点是不伤害外物，以此象征道家退柔守弱、与世无争的人生哲学。另外，三剑在具体形态上若有若无，以此象征道的形而上性质。
《庄子》一书中也常常以剑喻道。《说剑》一文通篇以剑喻道。作者最推崇的是天子之剑，“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案之无下，运之无旁。上决浮云，下绝地纪。”剑的运动不受空间限制，它的运动范围是不确定的，也是没有界限的，这正是道的超时空属性的写照。文中还以剑术象征道术：“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意谓真正通晓剑术的人虚心忘己，开通利物，感而后应。这分明是道家虚己游世之术，是体悟了道性的人生哲学。
后来的道教信徒，不但佩剑云游，而且以剑术相传，这其中有对道家精神继承的一面。吕洞宾精通剑术，他的诗中多次提到剑，其中《得火龙真人剑法》：“昔年曾遇火龙君，一剑相传伴此身。”（《全唐诗》卷八五六）吕洞宾佩剑，学剑，舞剑，把两卷道书和三尺剑作为自己的人生寄托。《苕溪渔饮丛话后集》卷三八引吕洞宾自传语：“大世言吾卖墨、飞剑取人头，吾闻晒之。实有三剑：一断烦恼，二断贪嗔，三断色欲，是吾之剑。”他把道视为无形之剑，自己所佩的剑也成为道的化身。道教武当派祖师张三丰好道善剑，所创武当剑法为天下一绝。
剑与道教相结合还产生出另外一种现象，就是把剑文化中的巫术色彩更加强化，被诠释成为驱邪辟邪的工具。道士手执长剑，口念咒语，烧符贴录，就可以降妖除鬼，治病延年。剑文化的这种发展趋向，实际上是把剑文化引向巫术化、宗教化。
7．剑与侠
如果说把剑与道联系在一起的是道家，那么，把剑与侠联系起来的是墨家。墨家崇尚侠义，“死不旋踵”，在急人所难时，还以剑示人以武力。这就为剑与侠文化的沟通打下了基础。佩剑而行，仗剑远游，在先秦直到唐代都是一般士人的的装备，这期间也是侠文化大发展的时期。无论是谁，都可以凭着腰间三尺宝剑，达到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目的。这时，剑文化被赋予了正义之气，成为排除不平的象征。
8．剑与正义、正气
剑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渗透进入民间意识渗透，成为民间下层百姓渴望正义、惩恶扬善愿望的载体。
飞剑斩邪。剑不再是有形之物，而是某种异己力量的体现。剑可以不借助人，就可以实现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行为，剑光一山闪，妖魔既被斩灭或逃遁无形。
龙吟剑鸣。得天地正气的剑，只要感觉到人间有不平或妖魔存在，就会自“鸣”出鞘，以示正邪不两立，正气压倒邪气。秋瑾“夜夜龙泉壁上鸣”的诗句，正是基于剑文化的这些特征来抒发内心不平的。
慧剑斩情丝。剑不仅可以除暴安良，而且可以调节英雄内心，使人的道德境界得到升华。在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时候，“慧剑”会及时出现，助英雄一臂之力，所谓“慧剑斩情丝”，就是用剑的正气，来化解被柔情缠绕的英雄的内心，让英雄醒悟，“不畏浮云遮望眼”，将儿女私情抛于脑后，去做于国于家有益的大事业。
总之，剑文化在东夷文化原始内涵的基础上，不断变异和丰富发展，其中既有民间意识的渗透，也有巫术、宗教文化的浸染；既体现出“人化的自然”属性，也体现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不可分割的特征。
剑本来只是一种装饰，后来作为权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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