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目标的中国演变
我国货币中介目标演变历史1979 年以前，我国实行的是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的是“钱随物走”，资源分配主要通过国家行政命令决定，人民银行的职责是根据国民经济计划供应资金，即“守计划，把口子”，货币政策的目标则是便利计划的贯彻，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与计划要求非常接近。货币政策的传导几乎是在人为地进行控制，中间经济变量简单而且变动很小。也就是说，这一阶段，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作用并不大，人民银行并不重视中介目标的控制。1979 年之后，在我国经济体制发生深刻变革之后，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作用正在逐步上升，特别是 1984 年人民银行行使了中央银行职能，1985 年信贷管理体制改为“实贷实存”以后，货币政策传导中，又有许多新的经济变量发挥着重要作用，设置中介目标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而且，选择哪种经济变量作为中介目标也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在改革之初，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主要是控制现金量，之后，转向控制广义货币供应量，但当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吞吐不能自主操作时，为了货币、金融的稳定，就不得不又将贷款规模也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这之后的十几年里，贷款规模对于抑制信贷需求，控制货币供应量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贷款规模的作用在逐步削弱，其弊端也逐步日渐暴露出来。（1）贷款规模不利于地区间资金的合理调整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由于受信贷限额的影响，经常会出现有资金无规模，或规模无资金的现象，银行绕规模放贷、非法拆借、资金投向证券、房地产等违规现象也陆续出现。资金一反改革之初西北及内陆地区存差、沿海地区借差的状况，沿海地区成了存差、西北及内陆地区形成了借差，差距越来越大。（2）贷款规模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加剧了企业吃“大锅饭”现象。受季节性因素影响，一个地区即使效益好的企业急需资金，因受贷款限额的制约，也不能从银行取得贷款。另一方面，银行为了争规模、占指标，不管企业是否需要资金，不管是好企业还是差企业，到年底就大规模突击放贷，造成众多恶性影响。（3）贷款规模缺乏严肃性和科学性，已不能真实反映经济运行状况。我国在每年年初都要制定贷款规模计划，而且都力争不突破计划，而到年中，几乎每年都要调整计划，有时到年底还要调整。比较典型的是 1990 年，年初计划信贷规模1700亿元，结果年中三次调整规模达 2700 亿元，实际完成亿元。可见，贷款规模在特定时期，把它作为货币政策的一个手段还有其可行性，而作为中介目标与我国经济运行的现实不甚相符。于是 1998 年，中央银行取消了实行近五十年的贷款规模限制。这一传统调控手段的寿终正寝，标志着我国货币政策当局认识到“信用总量”这一中介目标现实意义的局限性，并已淡化其在货币政策中的调控地位。1993 年，央行首次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指标。1994 年 9 月，中国人民银行首次根据流动性的高低定义并公布了中国的 M0，M1 和 M2 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指标。M0 即流通中现金；M1，包括 M0、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活期存款，农村活期存款以及个人持有信用卡类存款；，M2、包括 M1 及城市居民储蓄存款、各种单位和个人的定期存款以及各类信托存款。1996 年，央行采用货币供应量M1 和 M2 作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标志着我国开始引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1998 年，随着信贷规模控制遭到放弃，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地位更是无可争议。目前，我国的货币供应量指标已受到政府的重视，被看作是货币政策取向的风向标。在 1994 年国务院 《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 1995 年通过的 《中央银行法》中，货币政策的目标被表述为“保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决定》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是货币供应量、信用总量、同业拆借利率和银行备付金率。”同美联储相比较，我国货币政策也有“中性”货币政策和“泰勒”规则的影响。比如“保持币值稳定规则”目标和中介目标中的“两量”“两率”。国内学者今年来对我国货币中介目标的理论研究我国学者对我国货币中介目标的研究始终保持着非常活跃的状态，这其实是与我国转轨时期经济体制的复杂多变性密切联系的。在我国以信贷限额为中介目标的时期，国内的经济学者已对此做出很多广泛而深刻的研究，认为信贷限额在很多方面都存在问题。有代表性的例如卞志村（1995）vi对信贷规模作为货币中介目标的影响做了实证性的分析，认为信贷规模不宜再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文章提出三点证据，一是信贷规模并不是我国近年来导致资金扩张的主要原因。二是信贷规模对资金调控严重失真，对货币供求的干预乏力。三是政策性因素弱化了信贷规模作为调控手段的有效性。同时也对可供选择的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做了分析，认为应采用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中介目标。同时，这个时期理论界里，学者们已经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我国在今后若干年内的货币中介目标应该趋向货币总量或是利率。而在我国货币中介目标转变为货币供应量后，对此的争论依然没有停止，而是在最近几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焦点主要集中在利率和货币供应量上。其中支持货币供应量的主要观点如下：蒋万进，李文君（2002）vii重点分析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放弃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背景，认为与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目前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尚未对放弃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提出客观要求，金融市场远没有那么发达，间接融资仍是社会融资的主要方式，人民币资本项下尚未开放，金融创新处于起步阶段，选择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必要的。我国货币供应量具备作为中介目标的“三性”。而吴晶妹（2002）viii重点从分析货币供应量M0、M1、M2 和基础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关系入手，以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作为主要分析方法。M0、M1、M2和GDP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而与RPI相关性较弱。虽然从相对增长量的角度来看，M2 导致GDP的增长量最小，M1 导致GDP的增长量最大；从绝对数的角度来看，M0 对GDP的增加贡献最大，M2 对GDP的增加贡献最小。但与此同时，文章也对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提出置疑。而相对来说，近年来抵制货币总量作为货币中介目标的文章较多，主要从一下几个方面对此进行的分析。夏斌，廖强（2001）ix撰文直接指出，利率或货币供应量哪个更适宜作为中介目标取决于一国经济波动的特定结构，并对货币供应量目标失效进行了结构分析以及对当前我国主要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了效果分析，认为货币供应量已不宜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除了货币总量的可控性之外，文章提出货币的流通速度在下降，也是导致中介目标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认为我国近期比较适宜的措施是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后，暂不宣布新的中介目标，在实际操作中模拟通货膨胀目标，努力使物价恢复并稳定在一个合理范围内。彭芸（2003）x认为“货币供应量”是块平稳跳板，利率才是最恰当的货币中介目标，同时对利率的相关性、可控性、可测性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要加强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李健，苏武俊（2001）xi在较详细分析了美国近期的货币政策之后，认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两量”、“两率”的作用都没有充分发挥，然而与“三大法宝”中的最后一项“公开市场操作”紧密联系的国债利率却未列入中介目标。国债利率风险低，国债发行主流动性高，有准货币之称，应成为金融市场中的基准利率。此外，众多学者还在更为细致的方向上对现阶段我国金融体系进行了分析，例如在《电子货币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影响》一文中，作者认为电子货币的产生与发展，使传统的货币理论出现新的变化，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面临挑战，给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带来影响。认为需要优化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外部环境，如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投资等体制改革。特别是在我国入世之后，金融体制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内学者的纷纷出谋划策，认为现行的货币中介目标需要进行很大调整。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西方主要国家货币当局一般采用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对宏观经济实施积极调控。然而随着西方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普遍出现经济滞胀现象，主张宏观干预政策无效的货币主义理论逐渐兴起，货币供应量目标开始受到货币政策制定者的青睐。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一批货币主义者就正确预见了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崩溃，提出了凯恩斯主义宏观微调管理政策无效的观点。随着这些预见逐渐得到 70 年代的经济滞胀现象验证，以及货币主义者通过对长期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趋于稳定的结论，再加上整个 70 年代频繁发生石油危机这类实质性冲击，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自然成为西方各国货币当局的必然选择。在当时的政策制定者看来，货币供应量指标无论是在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上似乎都要比利率指标略胜一筹，货币当局只要盯住货币。然而，虽然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在抑制通货膨胀上一举成功，但由此造成的利率剧烈波动进一步加剧了当时美国等的经济的困难。不仅如此，在引入货币供应量目标后，美联储等很快发现货币流通速度大幅偏离原有的趋势，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和相关性都迅速下降，最后不得不放弃该中介目标，当然，虽然近年来这些西方国家的货币中介目标基本已经稳定下来，但经济学界对此的争论缺从未停息，学者仍在运用各类方法，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Edward Nelson(2003)iii从新凯恩斯现代整体经济框架出发，去考虑货币总供给变量的地位，认为货币总供给也应该受到持有货币通胀目标的央行的足够关注——尽管他们一直在以利率作为操作工具。文章也综合了许多其他学者的所持有的相同论点，认为货币总量仍然是货币政策的基础，尽管很多模型忽视了这一点。而更多的学者则是志力于对Taylor规则的实证分析和理论判断。例如在为纪念泰勒规则发表十周年，Athanasios Orphanides发表《Historical monetary policy analysis and the Taylor rule》iv，检验了Taylor规则对货币工具对美国经济的整体推动，再一次对Taylor规则基本原理，从宽窄两个口径进行了解释。虽然本文是主要为了证明Taylor规则的可靠性而发的，但是仍会明确指出，这种规则也决不是毫无缺陷的货币政策，正相反，它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缺陷以及局限性，货币政策的准确性验证仍然是不能确定的。此外， 美国和欧洲的数据对Taylor规则进行了佐证，论证了Taylor规则长时期的较好的符合欧美的货币政策发展。总之，相对国内来说，近年来西方学者对此的研究总体上已经成熟完善，基本上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
1979 年以前，我国实行的是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的是“钱随物走”，资源分配主要通过国家行政命令决定，人民银行的职责是根据国民经济计划供应资金，即“守计划，把口子”，货币政策的目标则是便利计划的贯彻，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与计划要求非常接近。货币政策的传导几乎是在人为地进行控制，中间经济变量简单而且变动很小。也就是说，这一阶段，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作用并不大，人民银行并不重视中介目标的控制。1979 年之后，在我国经济体制发生深刻变革之后，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作用正在逐步上升，特别是 1984 年人民银行行使了中央银行职能，1985 年信贷管理体制改为“实贷实存”以后，货币政策传导中，又有许多新的经济变量发挥着重要作用，设置中介目标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而且，选择哪种经济变量作为中介目标也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在改革之初，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主要是控制现金量，之后，转向控制广义货币供应量，但当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吞吐不能自主操作时，为了货币、金融的稳定，就不得不又将贷款规模也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这之后的十几年里，贷款规模对于抑制信贷需求，控制货币供应量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贷款规模的作用在逐步削弱，其弊端也逐步日渐暴露出来。1)贷款规模不利于地区间资金的合理调整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由于受信贷限额的影响，经常会出现有资金无规模，或规模无资金的现象，银行绕规模放贷、非法拆借、资金投向证券、房地产等违规现象也陆续出现。资金一反改革之初西北及内陆地区存差、沿海地区借差的状况，沿海地区成了存差、西北及内陆地区形成了借差，差距越来越大。2)贷款规模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加剧了企业吃“大锅饭”现象。受季节性因素影响，一个地区即使效益好的企业急需资金，因受贷款限额的制约，也不能从银行取得贷款。另一方面，银行为了争规模、占指标，不管企业是否需要资金，不管是好企业还是差企业，到年底就大规模突击放贷，造成众多恶性影响。3)贷款规模缺乏严肃性和科学性，已不能真实反映经济运行状况。我国在每年年初都要制定贷款规模计划，而且都力争不突破计划，而到年中，几乎每年都要调整计划，有时到年底还要调整。比较典型的是 1990 年，年初计划信贷规模 1700亿元，结果年中三次调整规模达 2700 亿元，实际完成亿元。可见，贷款规模在特定时期，把它作为货币政策的一个手段还有其可行性，而作为中介目标与我国经济运行的现实不甚相符。于是 1998 年，中央银行取消了实行近五十年的贷款规模限制。这一传统调控手段的寿终正寝，标志着我国货币政策当局认识到“信用总量”这一中介目标现实意义的局限性，并已淡化其在货币政策中的调控地位。1993 年，央行首次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指标。1994 年 9 月，中国人民银行首次根据流动性的高低定义并公布了中国的 M0，M1 和 M2 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指标。M0 即流通中现金；M1，包括 M0、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活期存款，农村活期存款以及个人持有信用卡类存款；，M2、包括 M1 及城市居民储蓄存款、各种单位和个人的定期存款以及各类信托存款。1996 年，央行采用货币供应量 M1 和 M2 作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标志着我国开始引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1998 年，随着信贷规模控制遭到放弃，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地位更是无可争议。目前，我国的货币供应量指标已受到政府的重视，被看作是货币政策取向的风向标。在 1994 年国务院 《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 1995 年通过的 《中央银行法》中，货币政策的目标被表述为“保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决定》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是货币供应量、信用总量、同业拆借利率和银行备付金率。”同美联储相比较，我国货币政策也有“中性”货币政策和“泰勒”规则的影响。比如“保持币值稳定规则”目标和中介目标中的“两量”“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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