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曾国藩的九弟，湘军主要将领之一。他军事指挥才能卓越，打起仗来不怕死，比较对当兵的胃口，所以当时人称“九帅”，因善于挖壕围城、打攻坚战，又外号“曾铁桶”，在湘军中威望较高，在曾国藩绝对的左膀右臂。　　

一、无湘不成军。

晚清历史上，有“中兴将相十九湖湘”之说。咸丰二年（1852年），清代中兴之臣曾国藩奉命帮办湖南团练，抛开清代八旗、绿营的旧制陋习，模仿明代戚继光的练兵制度，招募乡民，编练成了一支新型的地方武装。1854年初，已编练陆军十三营6500人、水师十营5000人，加上兵勇、夫役工匠等，共17000千人，人称“湘勇”或“湘军”。

这种书生加山农的独特体制，兵随将转，兵为将有，一改自北宋以来“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军事准则，形成了地方武装势力。湘兵吃苦耐劳，骁勇善战，从此湘军取代绿营成为清军主力。后来，经过不断扩充队伍，到了1859年，湘军集团兵力约有十四万人，鼎盛时兵力达五十多万人，以后军中战将骨干多是三湘子弟，因此出现了“无湘不成军”的民谚。

纵观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史不难发现，我军高级将领中湘籍将领颇多，例如，在新中国首次举行的授衔中，名列共和国将帅榜的十大元帅中有3位是湖南籍、十名大将中有6位是湖南籍，这两项共20名高级军衔中湖南人占了9位，几占半数，这是我军历史上的一个独特地域文化现象。

二、安庆之战，扬名立万。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最容易让人想到的就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四人，他们先后因功被授予巡抚、总督。然而，当我们重新审视那段历史，便会发现，最擅长以少胜多、打恶仗、打硬仗的曾国荃，却总被曾国藩的光芒掩盖，他得到的回报和付出极不成比例。 曾国荃自从攻打吉安后，便一直是湘军中的主力。咸丰十年（1860）攻克安庆，是湘军东征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仗，他凭借一万兵力，死死咬住安庆，任凭太平军花样玩玩尽，坚守不撤围，此战奠定了金陵攻坚战的基石。

安庆之战中，曾国荃出的力、吃的苦，曾国藩和湘军将领都心知肚明。在此战胜利后，清廷出奇的小气，只给了他一个布政使衔，以按察使记名题奏，赏穿黄马褂。直到咸丰十一年（1861）年，才赏一品顶戴。 自咸丰六年开始，曾国荃历时六年之久，大小阵仗不下数百场。多次胜仗后，曾国藩都给其他湘军有功将领请赏，不少人已官至巡抚、提督，唯独对曾国荃不敢保举。

曾老九的敢打硬仗恶仗的能力，在安庆之战得到了充分体现，也表现了出他的一种顽固的思想。但凡，喜欢硬磕的人，思想都是极其顽固的，忍耐力、战斗力也是极强的。他们往往认准了一个目标之后，就是一门心思地拿下，不罢不休。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于蛇，蛇咬东西也有这个特点，咬住了就不松口。

三、执意攻打天京，首功未得到首赏。

湘军平定太平军时，朝廷几乎是不给军费的，多是靠自己筹措。1861年秋，曾国藩意识到，必须从太平军手中夺取江苏浙江，保全这个财富重地，才能解决军费问题。他知道，仅上海一地，每月就可筹措饷银20万两。这是一个立功良机，曾国藩首先想到让九弟曾国荃去办，恰好他刚攻克安庆，有兵力前往上海一带。

然而，让曾国藩失望的是，曾国荃非常不满，毅然决然地拒绝。他认为：要攻打太平天国的心脏南京，占领南京，就能成为战争中第一功臣，扬名立万！他鬼迷心窍，曾国藩也没办法，只好让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也脱不开身。这时，曾国藩想到手下还有个不得志的李鸿章，虽然二人关系有点不好，也只好让他担此大任。

原本坐冷板凳的李鸿章，抓住机会，连忙回安徽老家募兵，建立了淮军，迅速奔赴上海。李鸿章稳扎稳打，与洋人合作，把淮军做大做强，迅速升任江苏巡抚，在战争中成就自己，建立了赫赫威名。曾国荃没看明白一点：谁能掌握上海，谁就能财大气粗；谁能与上海的洋人打交道，谁就能睁眼看世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曾国荃放弃的机会，正是李鸿章成就“宏伟事业”的起点。与太平军作战的最后两年，曾国荃所有的精力都集中于围困南京。

在1864年7月，天京被曾国荃拿下时，朝廷封了他太子少保、一等伯。同时，同治帝又痛斥他措施不当，致使太平军千余人逃逸，并指责他的部队军纪败坏，告诫他不要“骤胜而骄”。

这个时候的曾国荃，心里应该是非常不舒服的，在他的心里觉得拿下太平天国的首都，应该是首功一件，朝廷要大加封赏的。然而，朝廷却是赏了又打，说到底是自己在朝廷留了个不好的印象。还有，就是朝廷耍了一个手腕，你越是觉得自己功劳大，就越是不能骄纵你。在朝廷认为，打是你的任务和职责，怎么赏是自己决定的。

四、职务升职，与功劳无关的政治游戏。

同治元年（1862）正月初四，曾国荃正式补授浙江按察使，二月奉旨补授江苏布政使。这一年，左宗棠补授浙江巡抚，他并无多大战功，时间也不到一年，但升迁速度令人吃惊。仅过一年，左宗棠又被任命为闽浙总督，而此时的曾国荃才被提升为浙江巡抚。 

李鸿章也是常年在曾国藩的幕府工作，虽然他的升迁速度不如左宗棠那么迅速。但同治元年（1862）奉命赴上海，也升任为江苏巡抚，到了同治四年（1865）时又署理两江总督，与左宗棠平起平坐。这个速度也大大超过了曾国荃，直到光绪（1875），曾国荃才担任河道总督。 从后来的经历来看，曾国荃的确不如左宗棠、李鸿章那么优秀，然而至少在镇压太平天国这一期间，他们之间的差距并不大。

平定太平天国期间，以战功而言，曾国荃显然胜过左宗棠和李鸿章二人。不谈安庆之战，就是金陵之战，他以三万人马对太平军三十万大军，以弱胜强，打的是城市攻坚战，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仅凭这一战，也足可彪炳历史。 然而，不管是朝廷还是别人，都把左宗棠、李鸿章与曾国藩相提并论，很少想到曾国荃。

从当时实际情况看，曾国藩总管一切，曾国荃、李鸿章、左宗棠三人各领一支人马，地位基本相等。 曾国荃亏就亏在他是曾国藩的弟弟，无论官场也好，舆论也好，对他的压制，无非都是忌惮曾氏兄弟一家独大。假如没有这一层关系，那么曾国荃的光芒是不会被掩盖的，他的遭遇也不会如此。

事实上，正是由于曾国藩的缘故，为了避嫌，不敢提及曾国荃，致使他曾国荃得不到合理的晋升。 当然，曾国藩也不是不愿提携自己的弟弟，只是出于情面，不便给他请功。几乎每次曾国荃打了胜仗，都是胡林翼或其他督抚向朝廷保举，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也道出了“不敢仰邀议叙”的苦楚。

相比之下，左宗棠自从跟随曾国藩襄办军务后升迁就要迅速很多。左宗棠长期在湖南巡抚府中做募宾，虽然才能出众却一直是个编制外的人员。而在咸丰十年，他以四品京堂候补到曾国藩营中效力，次年即以三品京堂候补帮办两江总督军务，由襄办转为帮办，以四品升任三品，只有几个月时间，可见左宗棠的实力也非寻常。

朝廷对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施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就是担心他们功高盖主，对强大的湘军起了防范之心。曾国藩深明其中利害，逐渐裁汰湘军以自保。

结语：

论战功，安庆一战，曾国荃可与李鸿章攻克苏州、左宗棠攻克杭州并列，而他还有攻克天京的首功。论战果，曾国荃在两次战役中均全歼敌人，而李鸿章是靠收买，左宗棠也没有消灭太平军的有生力量。 客观说，曾国荃的战功是血拼出来的，只因他是曾国藩弟弟，才被朝廷压制，这就是他的不幸。

封建王朝，最大的弊端就是圈子政治。朝廷忌讳圈子政治，当官的喜欢圈子政治，这是一对矛盾体。所以，在可能出现强势圈子的时候，朝廷总会想办法采取分化势力的措施来应对。李鸿章原本是曾国藩手下，建立淮军，得到清廷重视和扶持，也就是朝廷平衡势力的手段，因此，曾国荃的升迁速度比不上李鸿章、左宗棠是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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