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的多重主题
《长恨歌》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概,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象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且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
《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的私誓情节,明皇、贵妃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为色所迷。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此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诗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的宫廷生活营造出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进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当然,这也反映了男权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观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则是一个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同时又反映着男人们的复杂欲望心理的美妇形象。这一形象首先在描写方式上与传统和民间作品中的美妇形象接上了榫:与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琵琶女相反,贵妃的形象描写反而采取了极俗的方式,一直写到“温泉水滑洗凝脂”,如此处理,其实是在按照民间美妇作品的方式塑造杨贵纪这一形象,《长恨歌》的主题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女色祸国”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民间传说中缺少这样一种故事类型,例如妲己、褒姒的故事,便没有一种民间流传形式。相反,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祸水”,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民间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历来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能以自己的聪敏智慧战胜凌辱者,如《陌上桑》中的秦罗敷, 《羽林郎》中的酒家女,甚至《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等。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这样,但民间传说却让她成为蓬莱仙女,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责任。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评。而诗人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最大胆的创造,实难能可贵。
与西方的女性赞歌相比,中国人对女性美的赞叹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更多束缚,被制欲说教所抑制,被“祸水”的历史观所抵销,被母性形象或无盐之类的丑妇形象所遮盖。但尽管如此,从《神女赋》、《洛神赋》到才子佳人小说,女性美的描写仍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对女性美的崇拜,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与它相比,《神女赋》《洛神赋》的语言过深、过曲,而小说白描语言则过亵、过露。这个语言运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惧等多种心理因素所做的适当控制。《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纪形象世俗化,造成“近亵”的效果,但又通过马嵬之死使她的命运悲剧化,通过相思、寻仙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与宋词直至明清小说中更为世俗化、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尊重。
《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
诗的主题是“长恨”。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
杨贵妃死后唐玄宗的相思之苦,诗人并未直接描写,而是抓住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来抒发婉转凄凉的相思之情。从“君臣相顾尽沾衣”至“魂魄不曾来人梦”:写唐明皇在时局稳定后从蜀地回京城,路经马嵬坡勾引伤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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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其主题,便成为历来读者争论的焦点。观点也颇具分歧。大抵分三种:
其一为爱情主题。是颂扬李杨的爱情诗作。并肯定他们对爱情的真挚与执著;
其二为政治主题说。认为诗的重点在于讽喻,在于揭露“汉皇重色思倾国”必然带来的“绵绵长恨”,谴责唐明皇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以垂诫后世君主;
其三为双重主题说。认为它是揭露与歌颂统一,讽谕和同情交织,既洒一掬同情泪,又责失政遗恨。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长恨歌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的一生可划分为前期和后期,以其44岁贬江州司马为界。前期即从入仕到贬江州司马,这是他兼善天下时期。后期即自贬江州司马到死,这是他独善其身的时期。
今天要讲的是《长恨歌》。但不是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而是唐朝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
从小学到中学,我们一直在学白居易的诗。想必我们还记得他的《赋得古草原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记得他的《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我们记得的,可能还有很多。再譬如《钱塘湖春行》、《卖炭翁》等。我们为什么会记得白居易那么多首诗呢?除了其诗歌语言质朴通俗,便于读者接受外,我想,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与他诗歌表现的内容有关。白居易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少的讽喻诗都是从现实出发,以写实的笔法来针砭时弊,反映并同情人民的疾苦,有着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这样的诗歌自然会得以流传。
当然,在白居易所流传的诗歌当中,不全是讽喻诗,还有一些感伤和闲适诗,由于这些诗中流淌着感时伤世和淡泊悠闲的情调,与当下人们的心境有某种程度的契合,所以同样赢得了人们的喜爱。
在白居易的感伤诗中,有两首长诗特别著名,这就是《琵琶行》和《长恨歌》。我们今天讲《长恨歌》。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为什么要长恨,恨的又是什么?
诗歌开篇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单刀直入,交代故事起因。紧接着,诗人用极其节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得到杨贵妃及之后终日沉缅于歌舞酒色的情状,并极力铺写了杨之美貌。在解析这一段时,人们多采取批判的角度。唐汝询说《长恨歌》的主题是“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其根据主要建立在这一段上;林庚、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也以“写玄宗荒淫误国”总结这一段的段意。从批判的角度来评介这段史实,是有道理的。但不能绝对化,“安史之乱”的发生与此事并没有必然的关联。不过,造成“长恨”的确实与此相关,它是悲剧故事的基础。
从“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始,诗人具体地描述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仓皇出逃、杨贵妃之死以及唐玄宗在杨贵妃死后的寂然内心。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它透视了各色人对杨贵妃的态度——痛恨与怜悯,讥讽与同情。不管人们态度如何,杨贵妃的死宣告了“长恨”这一爱情悲剧的到来。
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入梦”,不论在叙事方式上,还是在思想意义上都是一个完整的段落。所谓“长恨”,具体到长诗中就是这一大段的描写。诗人抓住人物内心世界的“恨”,用凄楚动人的语调,描绘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后的睹物思人。“长恨歌”的“长恨”恨的是什么呢?恨的不是唐玄宗的荒淫误国,而是马嵬坡缢死了杨贵妃。正是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了这种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末尾,写道士帮助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下地,后来在海上虚无飘渺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难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出现,殷勤迎接汉家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照应唐玄宗对其的思念,深化了长恨的主题。
诗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点明题旨,回应开头,给读者联想回味的余地。
上面是对这首诗内容的分析,那么这首诗的主导倾向是什么呢?我们觉得它是以同情的态度铺叙李杨的爱情悲剧。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
一、在艺术与历史之间
两个主人公是历史上本来就有的,有些人就拿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来代替对艺术人物的评价,认为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李杨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可实际上,《长恨歌》与历史的距离很大,李杨在作品中引出的爱情场面与他们实际生活中的场面很不一样。硬是要从历史出发就不免歪曲或曲解《长恨歌》。历史人物与艺术人物不同,评论应开明一点。要承认艺术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样就能按《长恨歌》自己的艺术形象去评论。把历史与艺术的关系拨开回到文本之中。
二、在同情与讽刺之间
从二者所占篇幅:在全诗中,讽刺小于同情,服从于同情。讽刺的成分最多不超过三分之一,讽刺部分在安史之乱前,有32句。
从艺术和历史的对照看,为了减少讽刺,诗中改动了某些史实。杨贵妃本是唐玄宗的儿子之妻,唐玄宗这样做从封建伦理上讲是乱伦。作者毫不犹豫地掩饰了这一点:“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显然不像从根本上损害两人的感情。
这首诗一方面充斥着讽刺,另一方面强调二人相爱之深。“春宵……早朝”讽刺裙带关系,写他们爱得太过分太荒唐,但并不否定他们爱的专一。
三、在怨恨与原谅之间
从唐玄宗给人的印象看,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对玄宗进行彻底否定,其前期有过很大的历史贡献。五十年太平盛世。玄宗多才多艺(诗人所喜欢),不能因为后期过错而否定其全人。
从马嵬事变给人的印象看,马嵬事变,绝代佳人丧命。杨妃结束,盛唐也结束,葬送的不只是一个绝代佳人,也是一个美好的时代。玄宗在叛军威胁下仓皇出逃,连一个妃子命都保不住。别人都不死,偏偏叫一个女子去死。杨妃不大干涉政治,而且她善解人意。把一个这样的弱女子送上政治祭坛,岂不太残忍?。
从玄宗晚年生活看,他被囚禁,生活凄凉,感情中的成分主要是对杨妃的思念。
四、在反省与惩劝之间
从题材及主人公的身份来看,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有其特殊性。它不同于梁祝、焦刘、林贾的爱情,梁祝等人的悲剧本身就是对封建的控诉,有民主性。而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悲剧不是由于封建压迫,其根源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其欢爱到了误国程度。另一方面,作者被悲剧所感动,在对其表现时,不由得有一种反省意识,对读者有一种惩劝作用。作者在回顾反映此悲剧时,感受到爱情在人生等方面有制约关系,认识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和长恨之间有因果关系。从人类生活看,爱情与生活、生命之间也还有矛盾。儿女情长会导致英雄气短,爱情只有奔放,危险即生。生活本身就是复杂的,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悲剧令人惋惜、同情,从而又对人有惩劝作用。这是《长恨歌》深刻方面,爱情作用于人生的多重性。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当这一部分膨胀太很,就会物极必反,毁掉自己的爱情。为了维护爱情的永生要把爱情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承认这一点,就把同情与讽刺沟通了。
总之,这首诗的讽刺成分并不是很多,作者是满怀同情的态度来铺叙李杨的爱情悲剧的。
(此讲主要来源于唐诗研究专家,我的大学老师余恕诚当初给我们上课的笔记,特致谢意)
你可以从上海弄堂叙事角度来谈
也可以考虑一个女子的一生折射了一个时代的投影
虽然王安忆在尽量淡化政治背景但大体上看得出那个时代的影响
虽然年轻时的三小姐 中年时游离在体制之外
最后王琦摇的死亡也可以当作是一个旧上海繁华梦的结束
世人总说唐明皇与杨玉环的爱情悲剧是由于李隆基疏于政务,任用奸佞小人,杨贵妃又专横跋扈,一人得到鸡犬升天,致使朝纲无到,民怨四起,才让安禄山有机可乘,发动叛变。在我看来,他们的爱情悲剧也有一方面是由于运气不好造成的。试想,古往今来,多少帝王没有后工佳丽的,哪个皇帝不是既爱江山又爱美人的。现在好了,一听说哪个皇帝时代有叛乱或被灭,有些人就一口咬定说是那个皇帝沉溺后宫,不管国事造成的。从历史观来看,人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从原始到奴隶到封建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都有其必然性,谁又能说王朝被灭不是一件好事呢,从另一侧面,它推动了历史地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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