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军事思想对现代战争的影响

1、《孙子兵法》重战与慎战相统一的战争观启发现代战争思维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孙子兵法》从揭示战争中“利”和“害”的矛盾运动规律出发来确立自已对战争的根本态度，从而决定其军事思想中功利主义的主导倾向。
在这种形势下，孙子的重战和慎战思想，更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它为人们认识多极形势下的军事斗争，驾驭局部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2、《孙子兵法》对西方现代军事思想的影响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情地暴露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军事理论和军事学术的缺陷和弱点，推动西方军事家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反思。
3、《孙子兵法》认识到战争是关乎国家存亡、人民生死的大事，因此强调必须对战争高度重视。“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4、总体上看，《孙子兵法》所总结和揭示的战争普遍规律和基本的战略战术原则，具有超越时代的思想性和创造精神，仍然对现代战争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扩展资料：
公元前21世纪（一说公元前22世纪），中国建立了奴隶制的夏王朝，从此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此时，尽管人们对于战争的认识处于低级阶段，还是产生了以靠天命观指导战争为中心内容的军事思想。
奴隶主对外族发动掠夺战争，或用武力镇压本族奴隶的反抗，都是以征讨“违天命者”、“吊民伐罪”、“敬天保民”相号召，并用占卜手段，假借神的旨意和严刑厚赏驱使士卒作战。作战方式是集团列阵正面冲杀。到商代以后，作战逐渐以车兵为主。
对军队指挥，要求行动统一，严厉管理。这种思想，指导着夏、商、西周几个王朝的军事斗争。通过这一时期的战争实践，人们已初步认识到审势而动，量力而行，众可以胜寡，强可以胜弱，反映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念。
传在西周时期，已出现《军志》、《军政》等军事著作，虽早失传，但在后来问世的《左传》、《孙子兵法》等书中，还保留着一些片断的引文。

《孙子兵法》号称“武经冠冕”，公元前512年在吴国问世，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古老的军事理论著作。其作者孙子，名武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被尊为兵学鼻祖。《孙子兵法》“伐谋”“伐交”的“全胜”思想在20世纪被重新发现　　进入20世纪之后，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核武器出现之后，将西方军事思想的缺陷暴露无遗。以西方人对克劳塞维茨以来的军事理论进行反思为契机，中国传统兵学的价值，又一次表现了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国军事学家利德尔·哈特对拿破仑战争以来的西方军事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感，他确信，“在战争中发生无益的大规模屠杀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战争的指导者固执于错误的军事教条，即克劳塞维茨式的对拿破仑战争的解释”。一战结束不久，利德尔·哈特即发表文章，呼吁对“从克劳塞维茨那里继承下来的、流行相当广泛的关于战争目的的观点”“加以重新审查”。正是在对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清算过程中，利德尔·哈特发现了《孙子兵法》在战略思维、战略价值观上的重要启发意义，并由此提出了“间接路线战略”。　　利德尔·哈特是第一个对西方现代军事理论进行反思的人，但并非最后一个。二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接连陷入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失败，西方军事理论的问题进一步暴露了出来。尤其是越南战争的失败，给了西方人以极大的触动。越南战争，美国人是严格按照西方军事理论来打的，然而在这场历时11年的战争中，美国几乎打赢了每一场战斗，然而却输掉了整个战争。这不但使美军的战场指挥官感到迷惑不解，而且连战争的最高决策者也不得不反思，这场怎么说似乎也该赢的战争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这种大背景下，更多的西方人将眼光投向了《孙子兵法》，希望能从东方古老的智慧中得到启示。结果是不少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西方世界的失败，正是因为违背了孙子的教训。美军侵越作战部队司令威斯特摩兰在《一个军人的报告》中回顾越南战争时，引用了孙子“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的名言，说“进入越南是我国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前总统尼克松在《真正的战争》中也说：“正如2500年前中国战略学家孙子所说的那样：‘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兵贵胜，不贵久。’美国在越南中的失败正应了孙子的话。”另一位美国著名的战略思想家柯林斯在他的《大战略》一书中也指出：“孙子说：‘上兵伐谋’。……美国忽视了孙子的这一英明忠告，愚蠢地投入了战斗。我们过高地估计了己方的能力，过低地估计了敌人的能力。我们热衷于使用武装力量，其结果很快产生了一个不起决定性作用的目标：战场上的军事胜利。”　　上世纪70年代末，当西方战略体系面临着严重的“崩溃性危机”的时候，美国人又想到了孙子，并受孙子的“全胜”战略的启示而制定出了所谓的“孙子的核战略”。美军的作战指挥理论，也从《孙子兵法》中吸取了很多东西，以至于澳洲军事作家小莫汉·马利在展望21世纪的军事理论发展时这样预言：“正如19世纪的战争受约米尼、20世纪受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影响一样，21世纪的战争，也许将受孙子和利德尔·哈特的战略思想的影响。”　　与近代中国人是被迫接受西方军事理论不同，以利德尔·哈特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人，却是主动地来引进中国传统兵学的。如果说对于近代中国来说，西学东渐的结果，是一个传统的兵学体系的解体，对于现代西方人来说却并非如此。现代西方的军事理论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体系，中国传统兵学的西渐，并没有形成对西方军事理论体系的全面冲击，相反，它更多地表现为对以克劳塞维茨为代表的西方军事理论体系的修正。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军事理论对中国传统兵学的吸取，从一开始就不是在低层次上进行的，而是借鉴了中国传统兵学中所包含的思维方式。

什么是军事思想？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军队和国防等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是人们长期从事军事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不同队级、国家或政治集团有不同的军事思想。同一阶级、国家或政治集团的军事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或发展阶段也有区别。军事思想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既受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也影响和作用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
在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便是一支绚烂的奇葩。中国古代战争之多，兵书和论兵要著之多，军事群星之多，军事典章之多，堪为世界之最，其军事思想发展水平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在现代军事领域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其代表作为以《孙子》为首的所谓武经七书）已经完全过时了，在以精确制导，全球快速机动，GPS和C4ISH为特点的世界新军事革命面前完全是故纸一堆；另一种观点则恰恰相反，认为美军就是在孙子兵法指导下打赢了海湾战争和最近的伊拉克战争，甚至煞有其事地宣称，美军指挥官给每个美军大兵都发了孙子兵法，让他们临阵好好学习，书就装在大兵们鼓鼓囊囊的大背囊里。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早、发展快、内容博大精深
1.西周时期的《尚书》、《军志》、《军政》是中国最早的兵书，它们虽然早已消亡，或仅存只言片语，但已高度概括和抽象出了一些有关战争和战争指导的理性原则。例如：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等。
2.春秋末期出现的《孙子》兵法，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立意高远、深邃独到、哲理性强，素有“兵家圣典”“世界第一兵书”之称，为历代谈兵者所推崇，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共十三篇5900字。
3.战国时期，又诞生了《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孙膑兵法》等一大批兵书巨著，达到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一个高峰。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不仅历史悠久，且著述丰厚，浩如烟海，史书注录的有3000多部，为世界之最。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革，争霸、兼并战争频繁、激烈，加之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学术思想上的百家争鸣，有力地促进了军事思想的发展，使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不仅懦、道、法、墨等诸子百家典籍中有大量深邃的军事思想，而且涌现了孙武、吴起、孙膑等一批兵学家，产生了《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等一大批兵学著作。孙武是先秦军事理论家的杰出代表，其著作《孙子兵法》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先秦军事思想主要有十个观点：
一是明确提出战争“必取于人”的朴素唯物论观点。
二是指出战争有“义”与“不义”的性质之分，以“义兵”讨“不义之兵”是可取的。
三是认为战争是国之大事，应当“慎战”，否则穷兵者亡。
四是认为应综合比较敌对双方的国家政治、将帅才能、天时地利、军事制度和军队的数量、训练及法度纪律等各项要素的优劣，据以预测战争胜负。
五是认为属于政治范畴的“道”、“德”、“仁”等因素对战争具有重大影响。
六是总结出知彼知己、践墨随敌、因形用权、战胜不复、以众击寡、避实击虚、致人而不致于人等军事规律。
七是概括出奇正、迂直、强弱、攻守、主客、进退、虚实、众寡、分合等军事领域特有的范畴，并且辩证地阐释了它们的关系。
八是主张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
九是主张耕战结合，富国强兵，居安思危。
十是强调教戒为先，严明法度，“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兵权高度集中于最高统治者
秦王朝后军事思想。
自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2 000多年间，中国军事思想虽没有出现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兴盛景象，但仍然时缓时快地向前发展。秦统一六国时的远交近攻，各个击灭；东汉统一战争中的西和东攻，由近及远，各个击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广结联盟；隋末李渊统一全国时的因势借力，乘虚入关，居险养威；蒙元初期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远程迂回，假道南宋灭金；明初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清初努尔哈赤的“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等方略、策略，使中国古代战略思想有了一定发展。宋代统治者提出并实行的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的统军思想；明代戚继光提出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军队训练原则和方法，使中国古代治军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秦代修筑万里长城体现的“用险制塞”思想；汉代推行军屯戍边措施；隋至唐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军事战略区，采取强干弱技、居中驭外、中外相维的兵力部署原则；明代提出的哨于远洋、击于近海、巩固海岸、严守要城的海防思想，使中国古代国防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后代李世民的“持久”防守和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战法；《卫公兵法》提出的速决和持久不可偏废的观点；火器出现后，明代有人提出火器在先、各兵种配合作战的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作战指导思想。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经过悠久的历史考验和古代军事家们长期的战争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具有宝贵的价值。因此我认为，以《孙子》兵法十三篇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或称中国古代兵法），对于现代战争仍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这是因为只要人类还有战争，其中的众多政治军事原则就将是永远适用的。
有人可能认为中国古代兵法仅仅是“用兵之法”，之所以已经过时不再有用，是因为那时的战争与现代战争已有了根本的不同。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博大精深，浩如烟海，在许多方面论述的并不是单纯的用兵布阵，而大量涉及到政治与战争及经济与战争的关系，进而从政治及经济层面论述军事问题和战略问题，提出了许多至今仍然有用的政治军事经济观点，同时中国古代兵法还大量涉及到战略学，战术学，军制学，军事地理学，军事心理学，军事管理学，军事人才学，战争性质理论，战争指导理论等方面带有一般规律性的基本理论原则。这些基本理论原则对于正面临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中国军队和中国国防建设具有普遍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今天，我们谈到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兵法，不应拘泥于古代如何布阵，如何行军打仗，如何火攻等。历史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也已进入新军事变革年代，古代战争形式与现代战争形式已经大相径庭。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兵法的许多著名思想和论断，如“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谋伐，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等等，至今仍有着现实指导意义，换言之，这些军事原则是永恒不变的。
除了以上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军事原则，在战争指导理论，作战指导理论，军队建设理论，以及军队的组织纪律对于军队的教育等各方面，中国古代军事思想都提出了极其重要的正确主张。
在战争指导理论上，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认为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为人心向背，经济实力，将帅人才以及气象和地理，并认为这些是一个整体；提出了“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政治观点，以及“三宝全，则国安”的发展经济与增强国防力量的关系，并指出在具备以上基本条件的基础上，运用谋略指导战争，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胜利的主要途径。
在作战指导理论上，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智能取胜，要“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并力求取得战略上“全胜”的境界。为此，提出了几个主要原则：如： 要“先胜而求战”，不打无准备之战，“兵胜于朝庭”；要“能夺人而不夺于人”确保战争主动权；要“审敌虚实而趋其危”，也即要避实击虚，为此，必须运用“奇”“正”之法，“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而后再“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以及要“因形用权”，“因敌制胜”，在战术运用上要机动灵活，以变制变，对敌人要“多方以误之”。
在军队建设理论上，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着重提出了“寓兵于民”的“人民战争”思想，并提出了“兵贵精，不贵多”的正确主张。同时还提出了正确的人才观，尤其强调将帅的选择和任用。并提出“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一剑之任，非将事也”，同时还着重指出将帅的人格人品是选将的最重要条件。
关于军队的组织纪律，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主张健全各项法令制度，认为“制必先定”，同时强调“以赏为表，以罚为里”，并做到“杀贵大，赏贵小”。对于军队的教育，则主张“理之以义，动之以礼”，军队要有道德规范，要“以武为植，以文为种”，等等。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对现代战争的影响可以说无孔不入,不管现在的军事战略战术有多先进,都脱离不开古代军事思想的精髓,可以说如果没有古人先驱性的军事思想,现在的军事思想发展不会这么快，因此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对于现在战争起着绝对的指导作用。

中国军事专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认为，联合搜救演习显示了中美军事合作的空间日益拓展、层次更加广泛、方式越发务实的新趋势。
合作空间日益拓展。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李亚强大校认为，中美两国作为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在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方面承担着许多共同的责任，有许多共同利益交会点。这次演习以海上搜救为主要内容，显示了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正在朝非传统安全领域拓展。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拉夫黑德上将在访问湛江期间也表示，这样的演习，将提升中美两国联合应对海啸、地震、火山等自然灾害和进行人道主义救援的能力。他认为，人道主义救援已成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越来越重要的一项任务。中美之间在人道主义救援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空间非常广阔。美方将积极寻求并不断扩大双方在这些领域的合作。
交流层次更加广泛。“联合搜救演习，是双方军事合作成果的体现，它背后所蕴涵的是双方在各个层次、多个渠道开展的深入交流。”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彭光谦少将说，一场演习，需要双方从最高军事领导人到最底层士兵之间的交流。此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是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关于加强领域交流共识的重要举措，也是今年中美两国军事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为了确保此次演习成功举行，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拉夫黑德上将率领“朱诺”号两栖船坞运输舰访问湛江，并与中国南海舰队司令员顾文根中将进行了会谈。双方的舰艇指挥员已经就第二阶段海上联合搜救演习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三轮会谈和磋商，确定了演习的预案和细节安排。双方士兵除了相互参观舰艇外，还举行了足球、篮球和拔河等体育比赛。来访的“朱诺”号两栖船坞运输舰，还举行甲板招待会，邀请中国海军官兵共叙友谊。
合作方式更加务实。军事关系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自中美两国建交以来，双方军事关系先后经历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的“蜜月期”、９０年代的“跌宕起伏期”和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调整期”。“在目前的情况下，中美两军之间还很难进行中俄之间那样大规模的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演习。”彭光谦表示，选择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海上联合搜救作为中美两军演习的课题，反映了两军合作更加务实的特征。“先在‘低端政治’领域的搜救演习方面取得突破，才能为下一步更深层次的合作与交流打下基础，才有可能一步步上升到‘高端政治’领域的武器装备技术合作、传统安全领域军事演习等。”　彭光谦说，中美军事合作方式更加务实，还表现在双方高层互访、人员往来、安全磋商等已经形成机制，用制度性的安排来保证两军关系排除外界干扰，稳步健康向前发展。此次演习在中美军事交流史上意义重大，至少有三大值得关注的看点
看点之一：救援能力体现中美两国海军参演部队协同程度。对于成熟的大国海军来说，执行以人道主义为目的的海上搜救，并不属于高难度的动作。但是，对于不同国家的海军联合执行搜救行动来说，最为关键的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双方如何协同。李亚强说，最终决定联合搜救演习效果的，并不是中美海军各自装备和实际作战能力，而是双方的协同程度。中美两国海军参演部队需要在通信、装备、指挥程序、战术行动等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密切协同，才能保证在最短时间内发现目标，并及时展开有效的救援和损害管制行动。
看点之二：实际使用兵力推动中美军事交流实现新突破。李亚强认为，近年来中美军事关系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双方在高层互访、人员交流、防务磋商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进展。虽然中美两国也都邀请过对方军事官员观摩过本国的军事演习，但双方军队实际使用兵力，共同执行演习任务在２００６年９月首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之前还是空白。“实际使用兵力，提高双方军队共同完成某项任务的能力，在军事交流中具有无法替代的独特地位。”我说，“从‘纸上谈兵’到实际使用兵力的这一突破，必将推动中美军事关系向更深层次发展。”
看点之三：高密度演习体现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从２０００年开始，中国军队开始有选择地逐步参与双边与多边联合军事演习。仅就海上联合搜救演习而言，中国海军就先后与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印度、澳大利亚等国海军举行过。“但是，像中美两国海军这样，在短短两个月之内，接连举行两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的高频率还是没有的。” 我认为，军事关系是两国关系的“晴雨表”，高密度演习体现了中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孙子兵法》重战与慎战相统一的战争观启发现代战争思维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孙子兵法》从揭示战争中“利”和“害”的矛盾运动规律出发来确立自已对战争的根本态度，从而决定其军事思想中功利主义的主导倾向。孙子正是用功利主义这把价值尺度考察春秋末期的战争，提出了重战与慎战相统一的战争观。《孙子兵法》所产生的春秋时期，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激烈的社会变革反映到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表现为频繁的战争。仅举鲁史《春秋》记载，在242年里，就发生过483次大的战争。在战争的旋涡中，大国胜败无常，小国安危不定，局势错综复杂。孙子从当时朝盟夕散、不宣而战的社会现实中认识到，战争只能暂时平息而不会从此废止。因此，他开宗明义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提醒人们要重视战争、研究战争和准备战争。　　当前，冷战已成为历史陈迹。两极战略格局的解体，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世界基本矛盾出现新的力量组合，逐步形成与孙子时代相似的“多极”战略格局。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在这种形势下，孙子的重战和慎战思想，更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它为人们认识多极形势下的军事斗争，驾驭局部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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