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宗教报刊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近代中国报纸的发展
摘
要：在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过程中，维新派通过创办报刊的方式同封建守旧思想展开了一场争斗，通过这场争斗，不仅推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变法的实现，并向国民传播了爱国主义思想，进行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教育。在这一过程中，维新派还开创了政治家办报的先河，创造了报刊新文体，对近代中国报刊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关键词：维新派；报刊；历史作用；贡献
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初步发展，是戊戌时期的成果之一。西方近代报刊在鸦片战争前已经通过传教士进入中国大地，伴随着出国留学、考察的国人日渐增多，报纸的作用越来越得到国人的认可。1858年伍廷芳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和1864年陈霭亭在香港创办的《华字日报》以及1874年王韬主编的《循环日报》可以说是中国人自己办报的鼻祖。而到了甲午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发觉办报比著书更加便利于传播新法，从而开始跻身报业，创办了一系列具有时代意义的报刊，包括《中外纪闻》《国闻报》《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报》和《湘报》等，这是中国近代报业思想的一种延续和极大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主要报刊有30多家[1]。这一时期维新派创办的报刊具有一定的历史作用，对中国报业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一、维新派办报的三个阶段及其主要刊物
1895年，中日甲午战败，在内忧外患以及中西文化碰撞之下，当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逐渐形成一个共识：唯有进行维新，学习国外，方能救中国。维新派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的代表，开始在政坛上崭露头角。随着康有为、梁启超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拉开序幕，在变法的不断推动下，国人开始纷纷办报，掀起了创办报刊的高潮。
1895至1896年，是维新派办报的第一个阶段。该阶段主要代表报刊是《万国公报》和《强学报》。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双日刊，由梁启超等人撰稿，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和当时的“邸报”（专门刊载诏书、奏章的报纸—引者注）分送给在京的官员。随着变法思想的不断传播，加上《万国公报》和上海的《万国公报》重名，不久即改名为《中外纪闻》，印数也迅速增长到3000份。作为维新变法的宣传媒介和舆论工具，该刊物在北京的一部分官员和士大夫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1895年，康有为离京南下，成立了上海强学会，1896年1月，《强学报》应运而生。《强学报》的诞生，对上海，特别是东南地区维新运动的开展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不幸的是，正当维新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时，由于封建士大夫的弹劾发难，反动的封建势力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扑。《强学报》刊出三期即夭折，强学会也被迫解散。这无疑是封建势力向维新派宣传新法的一次强有声的抗议，但维新派并没有因为受挫而止步不前，而是在康有为、翁同酥、李鸿藻等人的努力下，继续在全国各地进行维新思想的宣传。
1896年至1898年，以《时务报》《湘学新报》《湘报》《知新报》《女学报》《算学报》等报为代表，是维新派办报的第二个阶段。本文仅列举前三种报纸做一说明。上海强学会被迫解散后，张之洞的亲信汪康年在1896年8月创办了《时务报》（旬刊），由梁启超任主笔，共发行了96册，为期两年后停刊。《时务报》有其独到的特点：言论大胆、文笔流畅、思想新颖，在当时风靡海内外，对维新运动的开展起了推动作用，影响十分深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的一系列批判封建残余、鼓吹新法、变法图强的政论文章，如著名的《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说群》等，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报的建立不仅加强了维新变法的声势，而且梁启超本人的名声也迅速提升，“康梁”之称就是从那时来的。洋务派代表张之洞一度也对该报大加赞赏，称其“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随着维新变法思潮的日益高涨，以湖南巡抚陈宝箴、谭嗣同的密友唐才常、老师欧阳中鹄、经学家皮锡瑞的对变法的支持、宣传最为积极。1897年，江标、唐才常等人在长沙创办《湘学新报》（后改名为《湘学报》），对变法进行了强有力的宣传。1893年3月，谭嗣同与唐才常又创办了《湘报》（日报）。该报的建立，不仅卓有成效的对变法进行了宣传，而且进一步推动了湖南的维新运动，并对南方其他各省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00年以后，维新派在近代办报的第三个阶段是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开展的。主要报刊有革命派的《民报》和维新派的《新民丛报》。该阶段维新派报纸的特点是主要以抨击、驳斥革命派的民主言论为中心。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后，公开宣布以“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政体”和“土地国有”为“主义”。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理论武装的《民报》，迅速占领了进步舆论的中心领导地位，大受海内外进步知识分子的欢迎。而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这时已经从时代的进步者逐渐走向时代的阻碍者，开始担心其在思想界的权威地位，通过在报刊上发表言论欲以驳斥革命派的民主革命思想，阻碍其传播。一场论战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和改良派的喉舌《新民丛报》中激烈的展开了，1905年至1907年，两派在政治思想领域的论战达到了顶峰，论战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斗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为中国近代史中之少见。
二、维新派报刊的历史作用及其贡献
维新派创办报刊对当时历史进步做出了十分有益的贡献。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首先，冲破封建言禁，赢得了报刊合法地位。维新派上书光绪帝，要求设报馆，广开言路。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发布“上谕”，准许报刊“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并对办报给予“免税”奖励，促进了各地报刊飞速发展。“康梁”创办的《万国公报》和《时务报》是民间创办报刊的先例，打破了几千年来封建统治对舆论的控制，开创了中国历史言论的新时代。而时人则把维新变法运动期间的国人办报活动，史称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
其次，涌现出一批近代著名报人，并开创了政治家办报的先河。“政治家办报”这一观念是毛泽东最早明确提出的，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办报传统。“政治家办报”和“喉舌论”、“党性原则”一起成为新闻工作的“金科玉律”[3]。在鸦片战争前后，我国新闻界主要是以西方传教士传播宗教教义和商业信息盈利为主要目的，所以，报业发展十分缓慢。维新变法前，中国的办报者多为落魄的文人，报纸内容空洞、乏味、低级无聊。直到以“康梁”为首的改良派的出现，一扫过去陈旧腐朽的气息，报业的宗旨和命运开始和政治紧密相连。而这一时期涌现出的著名报人主要有：梁启超、严复、唐才常、汪康年、麦孟华、徐勤等，不得不说，这些名噪一时的报人成为近代中国报刊业的主导力量。康、梁的政党报刊思想对后来的党报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康有为、梁启超把创办报纸作为开展政治活动的必要准备，同时把报纸看做政府的耳目喉舌，让报纸成为宣传政党纲领、同革命派势力进行斗争的阵地。“康梁”的办报思想实际上承认了报纸的党派性[4]。维新改良派在创刊宗旨和目的，创办过程中和政府之间关系的处理方式上，以及思想传播和政策宣传等方面，对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等人的办报思想和理念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并对后来的政党报刊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再次，在亡国灭种的19世纪末，通过报刊强有力地向广大国民发出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声音。维新派办报是在中日甲午海战惨败之后。这时的中国已是各帝国主义国家眼中都想据为己有的一块肥肉，列强们的铁蹄进一步践踏入中国内地，沉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民族觉醒。这一沉痛现状使全中国上上下下震惊、悲愤，也首先引起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他们通过创办报刊这一形式，在报纸上强烈地呈现出当时中国危机四伏的紧迫局势，愤恨地谴责着各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种种恶劣行径，并发出了建设一个独立、强盛的新中国的号召，这极大地激发了上到士大夫，知识分子，下到平民百姓“抵御外辱、兴中华”的爱国情怀。
第四，启迪国人，进行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教育。梁启超主办《时务报》期间，著有《变法通议》一文，指出：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者已，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5]”
这段话明确指出中国要变法图强，必须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他还大胆的宣扬“民权论”，否定、批判“为天子论”的封建论调，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至弱之根源”[6]。梁启超还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改变科举制度等。1895年，严复在《直报》上相继发表了《原强》《辟寒》《救亡决论》等重要政论，大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和政治观点，沉痛批判封建传统观念，这些文章成为宣传变法的有力佐证。当时维新派主办的报刊上刊登了相当多介绍西学和西方情况的文章，热情宣扬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使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头脑为之一震，国民的思想逐步得到提高。
第五，推动维新变法的发展，使变法成为可能。各地维新派团体的报刊活动在全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影响，当时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仁人志士都纷纷表示支持，对变法起到了很大帮助。
第六，重视政论，创造了新型的报刊新文体——时务文体，推动了政论写作的发展。维新变法之前，报刊上流行的是八股文和桐城派古文结合的混合文体。为了变法的需要，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文章开始改革，并发展了王韬的报刊政论文体，逐渐形成了以时务文体（政论文体）为特征的独特的行文风格。他也曾这样描述过自己当时的工作状态：“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这样的努力使他被称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笔到之处，情感充沛，略不检束，打破旧文体的清规戒律，风靡戊戌前后，开启了一代文体的新形象，对日后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时期及以后的报刊文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启 示
面对当前新闻工作者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渐弱的现状，通过对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办报内容和作用的认识和了解，使我们深切认识到新闻工作者学习先辈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必要性和紧迫感，吸取前人在第一次办报高潮中的办报精髓，树立社会责任意识，培养自身的人格修养，做一个有责任的新闻工作者。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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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志钧.戊戌变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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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侃,李时岳,李德征,杨策,龚书铎.中国近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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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云泽,孙萍.中国新闻传播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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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默玉.浅议康有为和梁启超政党报刊思想[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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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变法通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以1815年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起点，其依据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1815年8月5日，英国基督教传教士威廉· 米怜（William Milne）在南洋马六甲发刊中文《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阐发基督教义为主旨。这份报刊虽然在南洋地区出版，但其创办意图并不是为了影响南洋人，也不是仅仅为了影响南洋地区的华人，而是为了影响所有的中国人，因而被新闻史学者认定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近代化报刊。戈公振认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为我国有正式报纸之始”（戈公振，1927）。此后，虽有学者曾提出过一些异议，提出应以1833年8月1日在广州发刊的中文《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或1822年9月12日在澳门出版的葡萄牙文《蜜蜂华报》为历史起点，但都只是一家之言而已。然而，自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至1839年禁烟运动发生前，外国传教士虽然视近代报刊为其传教的重要工具，但因当时的满清封建王朝在思想文化上实行言禁政策而始终难成气候，发展的步子极为缓慢，二十多年间仅出版过6份中文报刊。其中，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仅有《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各国消息》两份，前者出版5年但时断时续，后者创刊半年即因禁烟运动兴起而告终。这些外国传教士主办的中文报刊，在性质上都是宗教性的报刊，旨在向中国人传福音，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宣教工作，虽然有不少介绍西方文化与知识性的内容，但就报刊应以传递信息为首要功能而言，似不能予这些宗教性报刊以过高的历史评价。至于这一时期外国商人或传教士在澳门、广州两地出版的10多份葡文或英文报刊，基本上是在华外人之间沟通信息、交流意见的媒介，对中国人、中国社会乃至中国报业的发展影响甚微，因而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历史发展阶段。1839年后，禁烟运动、鸦片战争接踵而至，近代报业的发展因时势险恶而一度中辍，仅在澳门存有几份外文报刊以作为在华外人之间沟通信息的工具。1841年1月香港为英国侵略者强占后，香港报业开始兴起，其规模和影响立时超过澳门，但对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影响力还是极其微弱的。1845年，英文《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重回广州出版，但并未能带动广州报业的勃兴，其自身也在广州孤军奋战7年后悄然停刊。
直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在华外报才开始出现成规模、不间断地向内地扩展的势头，外国人在华办报活动的步子日趋加快。在华外报大发展的主要标志，一是中文报刊的复兴与发展、特别是商业性中文日报的迅速发展。中文报刊的复兴与发展，首先应归功于外国传教士知难而进的开拓精神，因为我国各地出现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绝大多数为外国传教士所首创。例如，在香港，《遐迩贯珍》创刊于1853年，成为我国在鸦片战争后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刊；在上海，《六合丛谈》创刊于1857年；在宁波，《中外新报》创刊于1858年；在福建，中文方言、拉丁文拼音报刊《教会使者》创刊于1860年在福州创刊；在汉口，《谈道新编》创刊于1872年；在北京，《中西闻见录》创刊于1872年；在台湾，中文方言、拉丁文拼音《教会新闻》创刊于1885年；在厦门，中文《厦门新报》创刊于1886年；……而且，这一时期外国传教士创办或主办的中文报刊，包括《遐迩贯珍》在内，虽然在性质上仍然属于宗教性报刊的范畴，但在宣传内容上大多转而以时事政治为主，包括著名的上海《万国公报》。
但是，发展势头最迅猛、并最终成为报业发展主流和报业市场主体的，则是外国商人创办的商业性中文日报。1857年11月3日，我国第一份中文报纸《香港船头货价纸》在香港创刊，初为英文孖剌报馆出版的中文版，后改名为《香港中外新报》，1873年后改版为日报并脱离英文孖剌报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一批独立创办与出版的商业性中文报纸在上海、广州、香港、天津等地先后问世，其中办得最成功并成为当时商业性中文日报典范的是上海的《申报》，创刊于1872年4月。《申报》成功的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人阅读的报纸必须由中国人来办。《申报》的创办人美查（Ernest Major）虽然是个英国商人，但他明白这一道理，因而把编撰工作全部交给了秀才等中国文人。这些中国文人将我国固有文化和表达形式与西方新闻纸的形式和格调相结合，开创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读者需要的近代中文报纸风格。此外，商业性中文报纸之所以成为中国报业发展的主流，还在于它们注重经营与管理，使广告数量与日俱增。
这一时期在华外报大发展的另一主要标志，则是在华外报网的建成及其对中国报业市场与新闻舆论阵地的不断蚕食并最终形成了全面垄断的局面。六七十年代后，随着外国商人、传教士以及其他人士的深入各地，在华外报由南向北、由东向西不断扩展，至九十年代维新运动兴起之前，一个以上海为中心，以广州、汉口、天津、香港、澳门等南北重要城市为基地，散布于8个省的14个城市的外报网络基本建成。上海报业的发展，始于1850年8月英文《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的创刊。上海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中国的报业中心，首先是由于外国人在上海的苦心经营。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将上海作为其侵华重心，使上海迅速发展成为我国的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的中心，为上海报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其次，五六十年代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太平军攻占了上海周边地区，导致大批有经济实力和文化素养的中国人为避战祸而进入上海租界地区，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上海报业发展的经济基础，还使上海中文报刊有了较大的读者群。正因为上海有读者群，因而上海出版的中文报刊才有可能发展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中文报刊，1872年4月创刊的中文《申报》成为当时中国商业性中文日报发展得最成熟的典型，成为所有中文报纸之楷模。
最后还必须提出来讨论的是七十年代后悄然出现的国人自办报刊。不少学者将这一现象的出现作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当时清政府实行“与己民则禁之，于他国则听之”（陈炽，1987：22）的新闻政策，使国人自办报刊在政府高压下缺乏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根本不可能成为中国改变报业发展历史进程的力量。最早出现的《羊城采新实录》和《昭文新报》，在中国报业史上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在上海出版的《汇报》（1874年创刊）和《新报》（1876年创刊）、在广州出版的《述报》（1884年创刊）和《广报》（1886年创刊）等国人自办报刊，也都旋起旋辄，对中国社会、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而且，其数量也少得可怜，自七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维新运动兴起前的20多年时间内仅出现过20种左右。（宁树藩，1996：p113）唯一的例外是在香港出版的《循环日报》。诚然，这份报纸在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主持下，开创了以“立言”为宗旨、以政论为灵魂的民族报业的特色，虽在香港地区能与外报相颉颃，但不可能改变当时外报逐渐垄断中国报业市场与新闻舆论阵地的局面。
近代宗教报刊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各类宗教报刊应运而生。这些报刊既是宗教团体宣传信仰、传统和文化的工具，也为社会带来了新鲜的文化和思想。首先，近代宗教报刊带来了新的文化和思想。这些报刊以信仰、宗教为主题，但不仅仅是讨论宗教问题。它们也涉及文化、政治、社会等问题，呈现了当时社会的多元化和变革。例如，清末的《天恩报》就刊载了许多关于社会进步、国家强盛等问题的文章，引发了不少反对声音，这也促进了中国新闻思想的多样化。其次，近代宗教报刊给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它们使新闻出版业得以迅速发展，成为了新生行业，进而带动了中国新闻业的发展。这些报刊可以说是中国新闻业的历史积淀，对于培养和提高新闻从业人才、推进新闻传播、宣传文化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近代宗教报刊也为中国社会开放带来了积极影响。在当时缺乏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下，这些报刊的出现为社会带来了另一种思想和文化的交流。它们达到了跨越宗教、地域、文化的目的，来自各个地方、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都在这里交流想法、相互探讨问题。总之，近代宗教报刊在中国新闻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的出现和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新闻业的进步，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文化的交流和熏陶。
近代宗教报刊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越来越多的宗教报纸应运而生。这些报纸包括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道德主义等宗教流派的代表性刊物。这些宗教报刊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宗教报刊扮演着宣传教义和信仰、倡导道德伦理等方面的重要角色。宗教报刊通过宣传教义和信仰，鼓励信徒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2.宗教报刊是社会信息的重要来源。宗教教义和信仰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密切相关，宗教报刊对于反映时代动态和社会现象具有特殊的价值。3.宗教报刊是新闻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报纸在规模、发行、编辑、新闻采集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新闻业特征，为新闻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总之，近代宗教报刊在中国新闻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和传承中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宗教报刊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触和传播，各种宗教报刊频繁涌现。首先，宗教报刊在推广宗教教义、传播宗教知识、弘扬宗教文化、动员信徒、发展教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宗教报刊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面鲜明的政治文化旗帜。宗教报刊通过对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宣传报道，推动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进程。此外，宗教报刊还为中国新闻史上的文字及新闻报道方式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通过使用各种文字和，将宗教知识传递给更广泛的读者，同时也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推进了中国新闻文字现代化。总之，近代宗教报刊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它们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社会变革和文化丰富多元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这个问题貌似 人大版的 中新史里有介绍到， 就是外国人在华所办报刊的历史作用里，大多数在华的近代宗教报刊都属于外国人在华所办报刊的范畴，所以其在中国新闻史上地位也应包含在内，你需要灵活变通你所学的知识。至于具体答案这里就不赘述了，大概就是书上讲的那些：其目的是要在中国传播宗教，但本质是要打开中国的大门，为其本国的政治势力，资本，商品进入中国铺路，是为了政治经济利益云云... 但同时又在中国新闻事业的近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促进作用，当然这种作用并不是他们的本意，外国人在中国办报纸当然就把国外先进的办报理念，办报经验引入到中国，同时各种印刷技术，等等，最重要的是这些报刊在中国发行，报纸上一些内容影响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其中某些先进的西方思想刺激了一些有着觉醒意识，忧国忧民的中国人，把中国人的眼光引向了外面的广阔世界，等等等，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些话，你看着自己的理解加以运用吧。
如何看待我国近代报业的产生
答：在清朝末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式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潮开始进入中国，这对于催生新的知识阶层、观念的更新和信息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压迫，中国逐渐觉醒，开始进行现代化的建设，而报纸就...
如何评价近代中国外报对我国的影响
答：4. 揭露西化思潮的重要角色。此外，一些外报对中国的影响也是消极的。比如，一些西方报纸曾经大肆渲染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经济剥削、地盘论等观念，使人们陷入信仰危机和思维混乱。他们试图在中国推广西方文化，使中国人的思想和...
新闻学的中国新闻
答：至19世纪70年代初,外国人在中国所办报刊处于全面垄断地位,直至19世纪末,其数量与中国人自办报刊相比,仍占有明显的优势。出版报刊成为他们进行文化渗透的一种手段。外国人在中国办报,是中国新闻史中的特殊现象。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激起...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笔记
答：(一)外国人在华办报活动的开始(1815-1839) 近代化报刊在中国的出现是和外国的入侵同时开始的,最早的用中文出版的近代化报刊和最先在我国用外文出版的近代化报刊,都是外国人首先创办的(中国新闻史上通称为外报)。外国人在中国办报的...
如何评价外报在中国现代报刊中的地位与影响
答：带来了西方的优秀文化，是从人民思想上的到了解放，推动了五四运动，推动了近代民主思想的传播，可以说外报在推到清朝和普及近代化思想中起到重要的传播和普及作用。也使得中国人第一次了解西方文化。
我国古代报纸的发展概况
答：中国古代报纸的发展是中国报纸发展史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阶段。因此,对中国古代报纸的发展的综述显得尤其重要。要综述中国古代报纸的发展,首先要知道中国古代报纸是什么,有何特征。中国古代报纸是指在唐代出现的有确证的专门用以传播新闻的...
我国报纸的发展历史
答：但中国现在意义上的报纸却是舶来品。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诸多机构出于方便传教的目的,在中国建立报馆,发行报印贸通商情2006.363期最终版.indd45 2006.4.17 9:31:19 AM 纸。 但当时的报纸多为宗教性质的。 并无太多新闻性质。
中国古代报纸在世界传播史上的作用与地位
答：印刷报纸,不仅是中国 新闻史上最早的印刷报纸, 也是世界新闻史上最早的印刷报纸. 中国新闻事业历史的悠久, 内 容的丰富,是任何西方国家都难以比肩的. 中国古代的报纸产生于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是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占...
综合分析外国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报业的作用与影响
答：2.传授了印刷技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播印刷技术，使得报纸能够更快速地传播，增加了人们获取信息和交流的渠道。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文化传承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3.拓展了社会视野：外国传教士经常将社会新闻和国际新闻...
中国新闻传播史笔记(人民大学出版社)
答：《中国新闻事业史》名词解释 1、黄远生 民国初年三大名记者之一,以写新闻通讯风长,曾主编过《少年中国》和《庸言》》杂志,后任上海《时事新报》和《申报》驻京特派记者,撰写大量揭露军阀政府黑暗统治的通讯,大受读者欢迎,黄远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