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坏的人是谁?大神们帮帮忙
顾客有抗拒,是很正常的嘛! 你先说:先生想不到你还是这方面的行家,然后再问那您认为怎么样才算好呢? 先要肯定一下客户,然后在提问。如果对方回答不出来,说明他不太懂嘛,旁边的人不太会信吧! 要是能回答出来,你只要解决他的问题,那应该就没问题啦! 打人千万使不得,因为他也是你的潜在客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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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只是人生活中的一个很小的娱乐部分 不要太去重视 网上没有好人和坏人之分 只有聊不聊得来而已 但是在网上不要去相信别人 如果想认识可以到现实中来 可以见面 在现实中来相处就知道了 但是是有些时候现实中都分不出还人和坏人 更不要说是网络啦 自己小心就好 害人之心不可有 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冯道(882-954),是中国大规模官刻儒家经籍的创始人。字可道,自号“长乐老”。五代瀛州景城(今中国中部河北交河东北)人。后唐(公元923年~公元934年)、后晋(公元936年~公元940年)时任宰相。契丹灭后晋,到契丹任太傅。后汉(公元947年~公元948年)时任太师。后周(公元951年~公元959年)时任太师、中书令。曾著《长乐老自叙》。 个人成就 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冯道为印行经籍标准文本,经皇帝批准由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等人任详勘官,李鹗、朱延熙等书写,依唐刻《开成石经》,并和经注合刊,开雕“九经”:《易》、《书》、《诗》、《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周礼》、《仪礼》和《礼记》,以端楷书写,能匠刊刻。 到了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五月雕印完成,历时22年。同时刻成的有唐代张参撰《五经文字》、玄度撰《九经字样》等书。因刻书事业由国子监主持,故史称“五代监本九经”,创官刻书籍之始。当时流传甚广,影响深远。对此,元王祯评为“因是天下书籍遂广”。印本后来失传。 六个皇帝的宰相——冯道 冯道(八八二——九五四年),瀛州景城(今河北交河东北)人,唐末投刘守光作参军,刘败后投河东监军张承业当巡官。张承业重视他的“文章履行”,推荐给晋王李克用,任河东节度掌书记。后唐庄宗时任户部尚书、翰林学士,明宗时出任宰相。后晋高祖、出帝时均连任宰相,契丹灭晋后,被任为太傅,后汉代晋后任太师,后周代汉后依然任太师。周世宗征北汉前,冯道极力劝阻,激怒了周世宗,因而不让他随军,令他监修周太祖陵墓。当时冯道已患病,葬礼完成后就去世了,被周世宗追封为瀛王。就是这位冯道,竟引起了千古毁誉。 尽管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的《冯道传》对他有不同的评价,但相当大一部分内容是一致的。冯道的不少好事,就是连称他为“无廉耻者”的欧阳修也没有否定,例如:他“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在随军当书记时,住在草棚中,连床和卧具都不用,睡在草上;发到的俸禄与随从、仆人一起花,与他们吃一样的伙食,毫不在意;将士抢来美女送给他,实在推却不了,就另外找间屋子养着,找到她家长后再送回去。在丧父后辞去翰林学士回到景城故乡时,正逢大饥荒,他倾家财救济乡民,自己却住在茅屋里,还亲自耕田背柴;有人田地荒废又没有能力耕种,他在夜里悄悄地去耕种,主人得知后登门致谢,他却感到没有什么值得别人感谢的地方;地方官的馈赠也一概不受。 后唐天成、长兴年间,连年丰收,中原比较安定,冯道却告诫明宗:“我以前出使中山,在经过井陉天险时,怕马有个闪失,小心翼翼地紧握着缰绳,但到了平地就认为没有什么值得顾虑了,结果突然给从马上颠下受伤。在危险的地方因考虑周到而获得安全,处于太平的环境却因放松警惕而产生祸患,这是人之常情。我希望你不要因为现在丰收了,又没有战事,便纵情享乐。”明宗问他:“丰收后百姓的生活是不是有保障了?”冯道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历来如此。我记得近来聂夷中写过一首《伤田家诗》道:‘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明宗让左右抄下这首诗,经常自己诵读。 另一次临河县献上一只玉杯,上面刻着“传国宝万岁杯”,明宗很喜爱,拿出来给冯道看,冯道说:“这不过是前世留下来的有形的宝,而皇帝应该有的却是无形的宝。”明宗问是什么,冯道说仁义才是帝王之宝,并说了一通仁义的道理。明宗是没有文化的武夫,不懂他说些什么,就找来文臣解释,听后表示要采纳。 冯道担任宰相后,“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即贫穷的、无背景的读书人和有真才实学、有事业心的人,都得到提拔重用,而唐末的世家显贵、品行不正、办事浮躁的人必定被抑制或冷遇。无论如何,这是值得称道的措施。 明宗年间,冯道还与李愚等委派官员,将原来刻在石上的儒家经典用雕版印刷。这是见于记载的首次以雕版印刷《九经》,是中国印刷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竟然发生在战乱不绝的五代时期,与冯道个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冯道最受诟病的是他的政治道德,欧阳修自不必说,司马光也称他为“奸臣之尤”,就是对他持肯定态度的《旧五代史》,在盛赞“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之后,也不得不对他的“忠”提出了疑问:“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直到范文澜作《中国通史》,还花了不小的篇幅对冯道大加挞伐,主要也是针对他的政治道德。这些批判看来都是大义凛然,但联系冯道所处社会和环境的实际来分析,结论却不是如此简单。 像欧阳修这样生在承平之世的人,又遇到一个优容士大夫的宋朝,实在是三生有幸的。所以他尽管也不时受到谗言的攻击,在宦海中几经沉浮,却能位致宰辅,死后获得“文忠”的美谥。他不必像生在乱世或改朝换代时的士人那样,必须在不止一个的君主或朝代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还可以从容地用“春秋遗旨”(见《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来审判冯道一类不忠之臣。 相比之下,冯道可谓不幸之极,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频繁的时期,他一生所事四朝(唐、晋、汉、周)加上契丹、十帝(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辽太宗耶律德光)合计不过三十一年,平均每朝(含契丹)仅六年余,每帝仅三年余,最长的唐明宗和晋高祖也只有八年。如果冯道生在康熙、乾隆时,他的一生仕途刚刚超过皇帝享国时间之半,不用说换代,还等不到易君。而且这四个朝代都是靠阴谋与武力夺取政权的,契丹又是趁乱入侵的;除了个别皇帝还像个样,其余都有各种劣迹暴政,晋高祖石敬瑭更是靠出卖领土、引狼入室才当上儿皇帝的卖国贼。即使按照儒家的标准,这些帝王大多也够得上是“乱臣贼子”或昏君暴君。但事实上他们又都是统治了中原地区的君主,连欧阳修也承认他们的正统地位,一一为之作本纪。因此冯道除非住进桃花源,或者优游林下,“苟全性命于乱世”,否则总得为这些皇帝效劳,总得忠于这些皇帝或其中的某一人。逃避现实自然要容易得多,但如果当时的士人都是如此,难道真的要靠那些“乱臣贼子”和以杀戮为乐事的军阀刽子手治天下吗? 欧阳修在严厉批判冯道的“无耻”时,提供了一个懂“廉耻”的正面典型: 五代时山东人王凝任虢州(今河南灵宝县)司户参军,病故在任上。王凝一向没有积蓄,一个儿子年纪还小,妻子李氏带着儿子送其遗骸回故乡。东行过开封时,到旅馆投宿,店主见她单身带一个孩子,心里有疑问,就不许她留宿。李氏见天色已晚,不肯离店,店主就拉住她的手拖了出去。李氏仰天大哭,说:“我作为一个女人,不能守节,这只手难道能随便让人拉吗?不能让这只手玷污了我全身!”拿起斧头自己砍断了手臂。过路人见了都围观叹息,有的弹指警戒,有的流下了眼泪。开封府尹得知后,向朝廷报告,官府赐给李氏药品治伤,还给予优厚的抚恤,将店主打了一顿板子。 欧阳修明知此事不过是一篇“小说”,却认为“以一妇人犹能如此,则知世固尝有其人而不得见也”,然后教训冯道们:“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言下之意,从李氏的例子说明即使在五代这样的乱世,连一个女人都还是有廉耻之心的;不仅李氏,围观的人、开封府尹、朝廷也都是是非分明的;只是流传下来的事例太少了。李氏能断臂,冯道们为什么不能用自杀来避免“忍耻偷生”呢?读完这令人毛骨悚然的“节妇”事例,我非但不为欧阳修的良苦用心所感动,反而要为古人担忧了。从公元九○七年朱温代唐至九六○年赵匡胤黄袍加体,五十余年间换了六个朝代,皇帝有十个姓,如果大臣、士人都要为本朝守节尽忠,那就会出现六次集体大自杀;如果要忠于一姓,就得自杀十次;欧阳修效忠的这个宋朝在开国时就会面对一个没有文人为之效劳的局面,或许就永远不会有“宋太祖”和“欧阳文忠公”的称号。 相反,与冯道同时代的人对他就赞誉备至。冯道死时七十三岁,正好与孔子同寿,“时人皆共称叹”。宋初的名臣范质对冯道的评价是:“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引)显然这是由于范质等人至少都有历二朝、事二主的亲身体会,理解冯氏的苦衷,不像欧阳修只要说现成话那么方便。其实,欧阳修遇事也未必都效法李氏。治平二年英宗要追封自己的生父濮王为皇,当时任参知政事的欧阳修与宰相韩琦赞成,天章阁侍制司马光、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反对,结果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都被贬黜,而赞同欧阳修意见的蒋之奇被他推荐为御史,被众人目为奸邪。欧阳修的小舅子薛宗孺和他有怨,捏造他生活作风不正派。蒋之奇为了摆脱窘境,就上奏章要求对欧阳修进行查办。欧阳修闭门接受审查,因得到故宫臣孙思恭的辨释,蒋之奇等被黜逐,欧阳修也力求辞职,降任亳州知州。这一事件说明欧阳修并不那么光明正大,也不见得有李氏那样的廉耻之心。引经据典迎合皇帝的心愿,贬斥持反对意见的人,早已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围。蒋之奇的行为说明此人完全是一个无耻小人,但因为赞同自己的意见,就加以引荐提拔,显然已不是一般的用人不当。受人污蔑后并没有像他要求别人那样以死明志,只是老老实实接受审查,以降职为台阶,看来事到临头就不像议论别人那么轻而易举了。《宋史·欧阳修传》说他“数被汗衅”,但他的反应至多只是要求退职,说明他从来就没有李氏断臂的勇气。有人喝着参汤作发扬艰苦朴素光荣传统的报告,带着浩荡的豪华车队去访贫问苦,儿子拿了绿卡后再提议限制出国,挪用公款后却要公教人员体谅国家的困难;或者跑到海外去指责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独立人格,入了外籍后来教导我们应如何爱国;大概都深得欧阳文忠公的真传,继承了假道学的传统。 冯道另一个污点是对契丹的态度。范文澜写道:“他(晋高祖石敬瑭)要冯道出使辽国行礼,表示对父皇帝的尊敬。冯道毫不犹豫,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好个奴才的奴才!”(《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重印本,第400页)此事明见史籍,自然不能为冯氏讳,但全面分析冯道与契丹的关系就不难看出,他采取的是实用态度,与卖国贼石敬瑭还是有根本区别的。 冯道并没有参预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的卖国勾当,他说这样的话,只是他“滑稽多智,浮沉取容”(《资治通鉴》卷二九一)的一贯本色。因为石敬瑭为了取悦于契丹,认为只有冯道才能充当使者,已经说了“此行非卿不可”的话,再说“卿官崇德重,不可深入沙漠”,只是假惺惺表示关怀。老于世故的冯道自然明白自己的处境,索性表示得心甘情愿。据《旧五代史》所引《谈苑》,契丹主曾派人劝冯道留下,他回答:“南朝为子,北朝为父,两朝皆为臣,岂有分别哉!”话说得很漂亮,实际还是不愿留在契丹。他把契丹的赏赐全部卖掉,得来的钱都用来买柴炭,对人说:“北方严寒,老年人受不了,只能备着。”似乎作了在北方长住的打算。契丹主同意他返回时,他又三次上表要求留下,被拒绝后还拖了一个多月才上路,路上边行边歇,两个月才出契丹境。左右不理解,问他:“别人能够活着回去,恨不得长上翅膀,你为什么要慢慢走。”冯道说:“你走得再快,对方的快马一个晚上就追上了,逃得了吗?慢慢走倒可以让他们不了解我的真意。”可见他表面上的恭顺只是一种韬晦的手段。 契丹灭晋,辽太宗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冯道应召到达,辽主问他为何入朝,答复倒也直率:“无城无兵,怎么敢不来?”辽主又责问他:“你是什么老子(老东西)?”冯道答:“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辽主听后欢喜,任他为太傅。有一次又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说:“现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契丹的残暴举措,使他能在暗中保护汉族士人。契丹北撤时,他与晋室大臣被随迁至常山,见有被掠的中原士女,就出钱赎出,寄居在尼姑庵中,以后为她们寻找家人领回。耶律德光死后,汉兵起来反抗契丹军队,驱逐了辽将麻答,冯道等到战地慰劳士卒,军心大振。失地收复后,冯道又选择将帅,使军民安定。 冯道出使契丹的目的或许能推测为贪恋后晋的爵禄,那么他应辽主之召以及以后的行动就不能说是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当时契丹军只占领了开封一带,他所在的南阳并无危险,要投奔其他割据政权也不难,以他的声望和政治手腕,博取荣华富贵易如反掌。但他却甘冒风险去开封,在复杂的形势下减少了契丹入侵造成的破坏。当时的文武大臣中,一心卖国求荣,争当儿皇帝、孙皇帝的;趁机烧杀抢掠,大发战乱财的;对辽主唯命是从,不敢稍有作为的;比比皆是。冯道的行为自然算不上大智大勇,但似乎也不应苛求了。 前些年有人要为石敬瑭卖国辩护,说什么契丹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民族,所以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不是卖国行为,而是促进了民族团结。这种谬论不值一驳,因为当时契丹与后唐、后晋还不是一个国家,无论石敬瑭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都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可言。但如果认为卖给契丹罪孽深重,而卖给其他汉人政权就无所谓,那也是不公正的。尤其是到了今天,我们绝不能再用“华夷之辨”作为评判历史是非的标准,对冯道与契丹的交往也应如此。 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在这一点上,司马光与欧阳修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才算得上忠(《资治通鉴》卷二九一臣光曰,以下同)。但他也知道在“自唐室之亡,群雄力争,帝王兴废,远者十余年,近者四三年”的情况下,不能要求大家都在国亡时殉葬,所以又提出了一个“智士”的标准:“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你冯道纵然不能作忠臣死节,当一个智士,不做官或只做小官总可以吧!这话其实也是欺人之谈。且不说在乱世中有几个人能自由自在地“灭迹山林”,就是在治世,要是皇帝看上了你能逃得了吗?自从朱元璋创造了“不为君用”就有灭族罪的法律以后,士人连不服从、不合作的自由也没有了,天地虽大,哪里还有山林可隐?再说,大官、下僚本无严格区别,更无本质不同;当大官是失节,当小官就可保住“智士”身份,岂不是笑话?如果司马光生在近代,看到曾国藩对“粤匪”斩草除根,蒋介石剿共时实行格杀勿论,或者在文革中连一般国民党员、保甲长都要被揪出打倒,那就会懂得当“下僚”是再愚不过的事了。话说回来,冯道并不是绝对没有选择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的自由,不过冯道大概不愿意如此了其一生;他真这样做了,欧阳修、司马光和我们今天就没有冯道其人可评论了。但还会有张道、李道,因为知识分子总是要扮演自己的角色,实现自己的价值的。 现在可以讨论文章开头的问题了,要是冯道生在前南斯拉夫,在国家分裂、民族仇杀、宗教冲突时,他能做些什么?最容易的自然是“灭迹山林”,国内找不到,可以到国外去找,有钱就做寓公,没有钱也可以当难民,先在外国爱国,等天下太平了再回去爱国。在国内“灭迹山林”就没有那么方便,且不说在纷飞的战火中难保不中流弹,激烈的国家、民族、宗教情绪大概也容不得你置身度外,不过却能避免后人说长道短。另一条路就是当忠臣,选择一方后就竭尽全力,这样无论生前生后都能博得一部分人的赞扬。但旁观者已经可以看出,冲突中似乎没有一方握有全部真理,忠于一方的代价必定是是非参半,或者是更多的生命财产损失。这样的忠臣越多,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人民蒙受的损失也越大。如果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这样做的人或许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他对人类的贡献无疑会得到整个文明社会的承认。 冯道走的就是第三条道路,尽管他没有走得很好,也没有最终成功,就像他在《长乐老自叙》中所说“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但与“灭迹山林”或效愚忠于一姓一国的人相比,他无疑应该得到更多的肯定。 这位冯道有个有名的故事,他曾使人读《老子》,自己卧而听之。其人开卷,以第一句中“道”字犯相公讳,乃读曰:“不可说可不可说,非常不可说。”但冯道听后哈哈大笑,让他照原文读下去,可知冯道是如何看待名讳的 当然,这里不是来说这个故事如何的,而是看了茶壶那个关于袁世凯的帖子后,想到了冯道这个人,于是也转了这篇文章过来。从中国的传统儒家道德来看,这两个人都是应该为人所不齿的,但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他们个人的命运怎样能够超越那个环境加之于身的束缚呢?诚然,他们个人的性格在其中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是,后人和史书对他们的评价又将道德凌驾于历史现实之上。如何来看待历史,看待这些历史中确实曾经活生的人物,真的是一个问题。秦桧:(1090~1155) 中国南宋权奸,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登进士第,官至御史中丞。曾主张抗金,反对割地求和。金军攻占开封后,欲立张邦昌为帝,秦桧进议状,主张另立宋宗室为帝,遂被金军驱掳北去,旋即降敌在金廷大倡和议,故于建炎四年(1130)被放回南宋。秦桧得宋高宗信任,官至宰相,因提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主张,罢相闲居。绍兴七年(1137),秦桧任枢密使,与宰相张浚劝说宋高宗收回由岳飞并统淮西等军的成命,招致淮西军的哗变投敌,八年,秦桧重新拜相,力主和议,代表宋高宗向金使跪接诏书。十年,金朝都元帅完颜宗弼领兵南侵,岳飞等军大举北伐,屡破金军,进逼开封,秦桧却怂恿宋高宗迫令班师。十一年,宋高宗与秦桧解除岳飞、韩世忠等大将军权,诬构谋反罪状,杀害岳飞,与金朝再次签订屈辱的和约。宋向金称臣、纳贡、割地,金规定宋高宗不许以无罪去首相。秦桧再次任相18年,独揽朝政,排除异己,大兴文字狱,极力贬斥主张抗金的官员,压制抗金舆论,篡改官史。他还任用李椿年等推行经界法,丈量土地,重定两税等税额,又密令各地暗增民税十分之七八,使很多贫民下户因横征暴敛而家破人亡。 赵高:诬杀李斯,指鹿为马,后又杀秦二世,是中国刚统一又战乱的最大罪魁 安禄山:杀人无数,使中国人口锐减,从盛唐进入分裂战乱 秦桧:里通外国,陷害忠良,加速了异族入侵 魏忠贤:压制杀害社会精英,开历史倒车,导致封建社会后期中国最黑暗统治 慈禧:女人干政,扑灭改革,祸国殃民,使中国发展严重落后于世界
汉武帝 刘彻 首先讲讲宦官:事实上宦官也是被皇帝逼出来的,历史上除了开国皇帝之外,其余皇帝大多数时间在皇宫中度过,身上养成了纨绔子弟所特有的陋习——亲近家奴(对中国皇室就是宦官),疏远外臣,怕他们夺权……而宦官之间的打压也是异常残酷的(残疾心理可以理解)为了防止自己成为牺牲品 宦官们只有全力向皇帝邀宠,而最好的方式莫过于拔出皇帝的“心疾”——权臣(而我们总认为权臣是有能力的),这就造成了宦官多害良臣的现象(实际上是皇帝的意志加诸于宦官的表现)…… 你既然厌恶宦官 为何不厌恶宦官的真正意识——皇帝呢? 秦始皇诚然是第一个皇帝,但真正使皇权得到合理解释得以代代延续的是汉武帝时代的独尊儒术,与其说中国的落后是慈禧造成毋宁说是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这种社会形体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 “在中国” 封建社会离奇的迟迟未被推翻就源于,汉武帝将皇权的思想根植到了人民的意识中,同时给后代的君主一个很简单的奴化人民的方法,再通过科举对贵族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的缓和就达到了离奇的长时期的封建社会…… 归根结底最值得痛恨的还是 汉武帝 ps:赵高有生养子女的能力即他不是宦官
我也认为赵高为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人,他杀皇长子,诬杀李斯,指鹿为马,后又杀秦二世,是中国刚统一又战乱的最大罪魁
最坏的是每个国家的皇帝和大臣,应为社会太封建,太迷信。。。。。。还影响咯很多人,不管是当地的地主,还是忍气吞声的农民。所以呢。。。坏道咯低低的啦种!!!!!
我觉得你这个提问太绝对了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么绝对的事情就算你问抗日战争中这短短8年最坏的人是谁,我看就算是历史学教授也不能做出能让人人信服的回答。举几个例子:就拿抗日来说吧。有人说汪精卫最坏,因为他是日本殖民伪政府的头头,彻彻底底的卖国贼,但是史学家研究都同意他的所谓曲线救国战略也是出自于真心的,只可惜他是个二百五,相信日本战胜后会吧中国的命运还给中国人主宰但也有人说是蒋介石,因为他在战争爆发初期为维持他国家元首位置而消极抗日,下令不抵抗,任由不到3万日军在不到1个月时间就占领中国东三省,要知道当时东北不撤兵是有驻扎近50万士兵啊。结果造成日军后续部队,物资能顺利进入中国,造成3700多万同胞死亡,近1000万同胞残疾,以及经济退后30年的8年抗战得以展开还有人说是中国早期的所谓中央特派员,这些人都是从苏联留学,通过共产国际进入中共中央的,他们主张像俄国革命一样,在中国革命也一定要以工人为主体,以攻占城市为成就的革命路线,可惜他们没想想,俄国革命时,俄国工人占到全国人口的40%,而中国那时候只有3%,要不是毛泽东领导转变以工农结合以农民做主力,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恐怕现在我们的国号还是·中华民国·而且,历史上有很多人也根本不能判断其倒底是好事坏,比如武则天。她为了成为皇后掐死自己的亲生女儿陷害当时的皇后,为了巩固他的治国权利,他默许酷吏残杀很多清官谏士,通常都是满门抄斩,很多人都说她是中国历代最无情最冷血的女人,可是当时如果没有武则天,就凭唐高宗李治的才智魄力,在那种各藩王蠢蠢欲动,四周外族个个想吞并中华的情况下,哪里来的国家安定,又怎么可能出现后来的盛唐,由于战乱而死伤的国民那怎么又能只以万千就能计算。至少,如果当时没有武则天,中国版图要比现在小得多。 25
历史上最坏的人是谁?大神们帮帮忙
冯道最受诟病的是他的政治道德,欧阳修自不必说,司马光也称他为“奸臣之尤”,就是对他持肯定态度的《旧五代史》,在盛赞“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之后,也不得不对他的“忠”提出了疑问:“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直到范文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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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世我觉得最坏。首先是残暴,残杀自己的兄弟手足,而且通过法律残害百姓。而且对政事装糊涂,不管事,一味的享乐。除了把卫国纳入版图外,没有任何武功,只见到他的江山被蚕食。最后被逼宫的时候,还妄图和杀他的人谈条件。可以说,残暴、愚蠢、懦弱这些缺点他都占全了,而且在文艺上也没有任何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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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让 张让(?—189年9月24日),东汉宦官,颍川(今河南禹县)人。桓帝、灵帝时,历为小黄门、中常侍等职,封列侯。在职时以搜刮暴敛、骄纵贪婪见称,灵帝极为宠信,常谓“张常侍是我父”。中平六年(189年),何进谋诛宦官,事泄,他和其余几个常侍设计伏杀何进。袁绍、袁术等人闻何进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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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是每个朝代最有权利的人,不管是什么朝代,那些坏皇帝的表现大都一样,就是滥用皇权,集中表现为“骄奢淫逸”。桀和帝辛,一个是周朝的末代帝王,一个商朝的亡国之君,他们生在奴隶社会,对奴隶的残忍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他们不修政事,导致很多人封国强大起来,而面对这些危险,他们还拒绝听从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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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深锁李薇薇的房门被人推开了,进来的却是赵富贵,赵富贵一脸疲态,在李薇薇身旁倒头就睡。 李薇薇对狗剩很失望,让李薇薇想不到的是,将来她对狗剩的恨,会超过赵富贵! 李薇薇等来了赵母的康复,也没等来狗剩的解救。一天中午,虎子又来找李薇薇玩,李薇薇说:“虎子,你能帮我找到狗剩吗?” 虎子说:“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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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神们帮帮忙 每个人有不同的理想和不同的个性,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标准的概念,女人,好女人,那你能告诉我什么是坏女人吗??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更好的生存,这个世界上的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坏也好,都是为了自己更好的生存,站在不同的角度看的问题也不一样,所以没有什么好坏的,做好...
世界上的好人坏人有分别吗大神们帮帮忙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好人和坏人是比较出来的.有了好人,我们才说某人不好。同样,有了坏人.我们又说某人好。好人的头衔是别人送给他们的,更多时候是由坏人来赠送。大家常常用“好人不吃亏”来安慰那些明显吃了亏的人。别人已经吃了亏,送一句现成的好话给他,事情也就两清了。有个小男孩...